吳國盛老師回答三個「為什麼」來澄清科學的起源
哈佛極簡中國史
《極簡人類史》
《哈佛極簡中國史》
《極簡科學史》
《極簡海洋文明史》
對批評的答覆
吳國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原載《哲學分析》2017年第2期
轉自吳國盛老師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dc0620102ww3f.html
拙著《什麼是科學》（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之後，引起了同行學者以及眾多讀者朋友的關注。《中華讀書報》先後發表了張祥龍、何光滬、劉鈍、羅嘉昌、孫小淳、江曉原、劉兵等7位知名學者的評論。本期的《哲學分析》又有吳彤和顏青南山兩位教授的長篇專題論文。我首先對學界朋友們的批評和評論表示感謝。愛因斯坦曾經在答謝批評時說過：「人們只會同他的兄弟或者親密的朋友發生真正的爭吵；至於別人，那就太疏遠了。」這也代表了我的想法。
引起爭論的有如下主題：
第一、希臘科學是科學的正宗來源；
第二、基督教作為現代科學的必要條件；
第三、中國古代缺乏數理科學傳統，但有發達的博物學傳統。
本文依次就相關質疑做一些回答。
一、為什麼要「言必稱希臘」
我在書中強調希臘科學精神才是正宗的科學精神，缺乏希臘人那種為科學而科學、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精神，我們中國的科學事業就原創乏力，行之不遠。這個說法直接針對當前中國全社會瀰漫著的實利主義傾向，學界缺乏純粹求知的熱情的現象，引起了不少著名科學家的共鳴。著名的神經生物學家饒毅教授在他為拙著寫的序中再次強調：「中國人對科學的誤解其實更多體現於一種功利主義取向。很多人不了解科學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是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物理學家張雙南在評論拙著的文章中也說：「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導致的實用性。但是實用性眼光不夠遠大，設定的發展空間極小，一旦現實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沒有了發展的動力。但是科學研究本質上不以實用為目的，為追求規律而追求規律，不受到發展空間的局限。」[1]應該說，「言必稱希臘」在科學家中反而容易取得共識。
批評主要來自科學哲學界同行，批評的基本思路是，在一個多元論的時代，為什麼要強調一種以希臘科學為旗幟的一元論的科學觀？吳彤教授對我關於希臘科學的解讀並無異議，有異議的是，以「希臘科學」為「科學」的唯一標準和唯一尺度，以「希臘理性」為「理性」的唯一標準和唯一尺度。顏青山教授也認為我犯了「本質主義」錯誤，因為我提出「科學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這被認為是試圖對「科學」做「統一說明」和「解釋」。
我想首先應該澄清一個誤解。我們主張多元主義是指言論自由意義上的多元主義：每個人都有權利提出自己的觀點，不因該觀點與所謂公認正確的觀點相左相異就被剝奪發表這種觀點的權利。多元主義不是說一個立論者可以同時持有多種不同的觀點，也不是說他對持有何種觀點根本不在乎、根本不論證。多元主義是說你有權發表任何觀點，但不是說每種觀點都有相同的說服力，也不是說根本不存在對錯之分。
我在自序里說過，《什麼是科學》並不是一本劃定科學與非科學之分別標準的科學哲學著作，而是一部描述西方科學之歷史實情的科學史著作。我不是在系統闡述「一種」科學觀，而是通過對西方科學史的有選擇陳述（並非一部系統的西方科學史），來澄清國人中廣泛流行的對科學的誤解。標題「什麼是科學」是疑問號，是發出疑問、喚起警醒，不是提供標準的哲學答案。
作為一種歷史敘事，我自然不會稟承一種過份僵硬的單一科學觀，但我也不會認為經歷了兩千多年流變的科學完全喪失其「同一性」。歷史學的「哲學」預設就是這樣：一方面，一件事情既然在歷史中發展，那它就絕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因而沒有辦法給出一個單一的定義，正如尼采所說：「歷史性概念沒有定義，只有歷史」；另一方面，它既然在歷史中發展，那它就始終保持了某種同一性，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是「什麼東西」在歷史中流變。
因此，我在書中提出了關於科學的「歷史類型學」，認為在歷史上出現過三種突出的「科學類型」：希臘理性科學、歐洲現代數理實驗科學、博物科學。其中數理實驗科學屬於理性科學的變種，因此嚴格說來，人類歷史上只有兩種科學類型：理性科學和博物科學。之所以把它們都稱為「科學」，是取「科學」的廣義即「知識」，即把「知識」作為它們的「同一性」。何謂知識？「從根本上講，『知識』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種與環境共處的存在者，而共處就需要對作為他者的環境有所關懷、有所了解。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知識（科學）是對於事物的熟悉和了解：它是人在與環境的交往過程中習得的，並且有助於這種交往，還具有可分享、可傳播的特徵。」（《什麼是科學》263頁）所有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博物科學傳統，但只有希臘-歐洲文明有理性科學傳統。取廣義的科學理解，人類各民族各文化有自己的科學；取狹義的科學理解，只有西方有科學。西方的科學也不是一成不變，從古代希臘到現代歐洲，西方的科學由求真的科學變成求力的科學。雖然有這樣的巨變，但它們都只是理性科學內部的變化，現代求力的科學仍然是理性科學。
雖然整個來說，拙著是一部科學史、特別是科學思想史的著作，但我在書中也有兩處頗有科學哲學風格的關於科學概念的界定。一處是第二章第一節「Science的辭源及其演變」，另一處是第五章的第四節「重建科學譜系」。如果吳、顏兩位認真關注一下這兩節，就知道我並不是一元主義的、本質主義的科學觀的持有者。
我之所以說希臘科學是「正宗科學」、希臘理性是「正宗理性」，這也是就歷史實情而言，而不是在做一個哲學判斷。古代中國人從沒有「科學」這個說法，「科學」是一個現代漢語的辭彙，是來自日本人對西文science的漢譯。西方的「科學傳統」源自古代希臘。這些都是歷史常識。有些中國學者和讀者認為，狹義的科學就是現代科學，在此意義上，不僅中國古代沒有科學，西方古代也沒有科學。我堅決反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說法，強調現代科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直接繼承者，哥白尼和托勒密之間、伽利略和阿基米德之間並無根本性的差別。我認為，這也是科學史的常識。著名物理學家（197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和科學作家斯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erg, 1933-）最近出版了一本科學史著作《解釋世界——現代科學的發現》（To Explain the World,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Science, 2015）。在前言里，他說：「當今世界，科學具有世界性，它或許是人類文明中最國際化的方面。然而，現代科學誕生於廣義上的西方。現代科學從歐洲的科學革命期間所做的研究中學習了方法論，歐洲科學革命又是由中世紀歐洲及阿拉伯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演變而來，而這些成就均可追溯到希臘的早期科學。」[2]我認為，他只是表達了科學界共同認可的歷史常識。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希臘科學精神，是因為中國科學界、知識界、文化界甚至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界對現代科學的這一源頭過於生疏。中國人被迫接受的「科學」首先是「現代科學」。19世紀以來，近代科學通過全方位的技術化開始兌現其「求力」的理想。掌握了近代科學及其技術的西方世界開始稱霸全球。19世紀中期西方列強與中華文明交鋒，立即打垮了中華文明的歷史悠久的自負和自傲。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從此不情不願但又無可奈何地走上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現代化道路。極少數人認識到希臘科學的「無用性」精神才是現代科學之大用的基礎，但多數人對此毫無概念。近半個多世紀，強調現代科學起源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成為主流論調，更多的人忽視現代科學的希臘源頭，甚至有不少中國科學史家認為現代科學完全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新東西，與希臘科學毫不相干。表面上看，「言必稱希臘」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如果就中國當下的文化語境而言，卻是絕對必要的一步。
二、為什麼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
這個話題其實也只是一個恢復歷史常識的話題，因此，學者們對此並無異議。專門研究基督教的何光滬教授還對此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異議主要來自普通讀者。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沒有……就沒有……」是一個關於必要條件的判斷，我這裡所說的不是充分條件，不是說只要有基督教就會有現代科學，因為很明顯這不是歷史事實。其次也需要澄清，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只是就現代科學的歷史起源而言的，並不是說任何一個後發展的民族要想掌握現代科學都要先信仰基督教。
即使就「沒有……就沒有……」這樣的必要條件斷言，嚴格地用於歷史敘事也要十分謹慎，因為歷史只有一次，不能重複，因而無法檢驗。不過，雖然無法對歷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繫進行檢驗，但歷史學家仍然要講述歷史事件的種種聯繫，以便形成連貫的歷史敘事。這種歷史關聯不是通過實證的方式被反覆證實，而是通過歷史文本釋讀出來的。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就在於，它不是實證科學，而是解釋學。當然，在確認基本事實方面，歷史學和自然科學一樣講證據、講邏輯，但超出事實層面談及歷史關聯，解釋學就發揮更大的作用。受一百年來方法論科學主義的影響，多數中國學者特別是理科背景的學者，對以歷史學為代表的人文學科的意義和價值是不甚理解的。這一點，在論及「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問題時，也表現得很突出。許多缺乏世界史知識的人會認為現代科學的出現與基督教毫無關係，只承認基督教出現得比現代科學早，不承認基督教塑造了現代科學的樣式。我想，基督教與現代科學的關係很像禪宗與道家的關係。禪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是印度佛教與中國道家相融合的產物。如果我們把這個意思表達成「沒有道家就沒有禪宗」似乎沒有什麼異議。之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還是因為歷史知識欠缺。正如單單印度佛教西來，不足以產生禪宗；同樣，單單希臘理性科學的復興，不足以產生現代科學。
在有些人看來，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是在美化基督教，因為在他們看來，現代科學是一個好東西，基督教居然是這個好東西的來源之一，與他們一直習慣中基督教的壞形象對不上。我提出這個問題，完全沒有美化基督教的意思，因為我根本就沒有「現代科學一定是一個好東西」的預設。當然，我也沒有「現代科學是個壞東西」的預設。我認為，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首先的任務是客觀地展示各種現象之間的關聯，而不是急於表達自己的立場和傾向。當然，在揭示某種歷史關聯的時候，立場和傾向自然會有所展露。
吳彤教授在文章中認為我「很理想主義地把希臘科學求真和自由的本性揭示出來，論證了這種求真才是科學的本質，而且論證了從理性自由轉變為意志自由的連續性和合理性，這是否會遮蔽了求力和求利科學的種種問題？」很顯然，論證「從理性自由轉變為意志自由的連續性」，這是思想史家的本份，但這並不會遮蔽現代科學作為求力科學和求利科學的種種問題，相反，倒是揭示了問題的深刻根源。因為如果不了解潛藏在「求力意志」背後基督教的動機，就沒有辦法解釋現代科學那種不顧一切的、全方位征服和控制自然的意圖。顏青山教授在文章中認為，「單就對自然的控制而言，實在沒有必要訴諸求力意志這樣的理念或隱喻。技術一直是人類與自然打交道的方式，而在其巫術的源頭那裡很早就包含了控制自然的成分，即使當時的人類沒有控制自然的意圖，也至今包含了利用神意改變自然狀態以達到欲求目標的意圖」。也就是說，在他看來，現代科學在控制自然方面沒有什麼新奇的，似乎自古以來，人類都在通過技術或巫術的方式實現這種控制自然的意圖。這恰恰從反面揭示了，如果不能關注現代科學的基督教來源，我們就很容易看輕現代科學，看不到它深遠的潛在後果。自古以來的巫術或技術都只是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從事對自然的控制，而現代科學對自然的征服和支配卻是無限度、無止境的。這種從有限到無限的飛躍，離開基督教的背景是無法解釋的。
今天，現代科學帶來的許多負面後果已經十分顯著，但是人類還沒有想出好的辦法來處理這些後果。通常的說法是，科學帶來的問題還得靠繼續發展科學來解決。這幾乎就是現代性賦予現代科學的自我辯解的邏輯，是上述「無限控制」邏輯的延續，也是現代性問題迄今無解的根源。我們如果忽視現代科學的宗教基礎，我們很容易喪失對現代科學帶來的蠻力的警惕，或者發現了問題也找不到問題解決的恰當方案。在這個意義上，揭示基督教與現代科學的內在關係，其實就是在為克服現代科學的問題創造條件。
三、為什麼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又為什麼說中國古代有科學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沒有科學的話題引起了最多的爭議，儘管我認為，我在形式上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在希臘理性科學意義上、在現代數理實驗科學意義上，中國古代均沒有科學；在博物學意義上，中國古代有科學。異議主要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雖然中國古代的理性科學、數理科學、實驗科學不發達，但不能說沒有，比如孫小淳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有非常豐富的科學經驗，包括數學、邏輯和實驗，因此「我們寧可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3]。第二、反對說中國古代在數理科學意義上沒有科學，主張中國古代有自己成熟獨到的數理科學，比如劉鈍教授認為「中國古算是一門自成體系的成熟學科」[4]，他雖然用的是「學科」而不是「科學」。第三、反對對科學的「理性科學-博物科學」的兩分框架，主張在現代數理實驗科學、希臘理性科學以及博物學之外，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科學體系，比如張祥龍教授認為中國的科學比如中醫「又是正經科學又不是西方的主流科學」[5]，吳彤教授也認為中國古代有自己的與西方不同的自然研究（不管是不是叫科學）。
第一方面的異議源自不同的編史學方法論。我比較偏重「思想史」，因此當我提到「科學」的時候，指的是擁有一套思想體系的「科學傳統」，而不是指孤立的發現、個別的概念、零星的成果。當我說中國古代沒有理性科學、數理實驗科學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沒有理性科學「傳統」、數理實驗科學「傳統」，我當然不否認那些過去半個多世紀來被中國科技史專家們發掘出來的「史料」的真實性，因此也部分認同孫小淳教授提出的「中國古代有科學的歷史經驗」，雖然我遠不認為這些科學的歷史經驗很豐富。但是，我強調的是，這些碎片式的歷史經驗並沒有構成一個「科學傳統」，並且由於缺乏這種「科學傳統」，這些歷史經驗嚴格意義上講根本就不能稱為「科學的歷史經驗」。過去半個多世紀里，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者們多半遵循李約瑟的研究範式，對歷史持有一種實證主義的、輝格式的態度，因此流行「說有容易說無難」（沒有找到不能說無，只要找到一個就可以說有）。可是「科學」首先是一套觀念體系，並不是一堆散亂的錢幣。如果按照我的蘋果樹和桃樹的比喻，在桃樹（中國文化）上找蘋果（科學）恰恰是「說無容易說有難」。當然，對於不同的編史方法和編史模式，應該取多元的態度，這一點上我和孫小淳教授是有高度共識的。
關於第二方面的異議，我同意劉鈍老師「中國古算是一門自成體系的成熟學科」的觀點，同意它們自成體系、綿延不絕、有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有共同術語和學術共同體，但我仍然堅持中國古算只是計算技術、只是算題志，不是數理科學。認為《幾何原本》代表著演繹推理的數學傳統，讓《九章算術》代表演算法化的數學傳統，並且把它們並列為世界數學的兩大傳統，我認為並不妥當。所有古老的偉大文明，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也包括希臘人，都有自己的計算術，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華文明在這方面「技」高一籌，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只有希臘人「發明」（或者「發現」——這取決於何種數學哲學）了超越於實際應用的數學「科學」。技高一籌的計算技術服務於實際社會生活的需要，因此缺乏超越的目標，行之不遠。事實上，現代數學與中國古算基本上沒有關係。誠然，「古希臘數學不是一切數學活動的源頭」，現代數學也不單純是希臘古典數學的復興和光大，而是與現代科學一樣經受了唯名論運動的洗禮，成為現代性思想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是中國古算並沒有參與現代數學的構造過程。
第三方面的異議認為無論是理性科學（希臘古典理性科學、近代數理實驗科學），還是博物學，都是西方的標準、西方的眼光，都不適合用來描述中國古代的「科學」。為什麼這種中國傳統中十分獨特的東西又要稱為「科學」——這個顯然屬於西方的稱謂呢？張祥龍教授認為這是在當今科學強勢時代挽救中華古文化必須採納的策略。我想，弱勢者向強勢者傳播自己的文化，採納依傍的策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當年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自稱「番僧」或「西儒」。可是策略總歸是策略，傳教士自己恐怕不會真的認為自己是「儒生」；同樣道理，如果說今天是西方科學強勢的時代，我們向西方人傳播中國文化時不妨採納這種依傍策略——事實上，西方人的確津津有味地聽我們說來自東方的科學故事，可是我們自己不能被這種策略所「欺騙」，誤認為我們中國古代真的有「科學」吧？祥龍老師或許認為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已經是某種意義上的西方人，忘記了自己祖先的文化，為了在我們這一代身上傳播中國的古文化，也要採取依傍「科學」的策略。如果是這樣，我認為他講得有道理，可是，現實的情況似乎並不是這樣。現代中國人只是表面上認可「科學」這個詞，實際上對來自西方的科學並無深刻認同，也不了解現代科學的巨大威力和潛在後果，而這恰恰是我寫作《什麼是科學》一書的出發點。對當前現實狀況的不同判斷，導致了我們的分歧。
因此，我和祥龍老師之間的分歧根本在於對當前「危局」性質的判斷。在他是中華古文化後繼無人、文化斷裂無法彌補，而在我，則是現代科技文明本身的不可持續。現代科技文明已經將地球上的一切民族都捲入人與自然的對抗之中，也將全人類捲入了加速發展但又不可持續的危機之中。科技文明的危機比起中華文化的危機更加全局、更加嚴峻、更加急迫，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如果對現代科學及其技術的本性一無所知，那麼既不能為消除現代性危機作出貢獻，最終也無法保住中華古文化。事實上，環境危機、生態危機在今天的中國，比任何一個西方發達國家都嚴重，這是單純工具主義地利用和掌握現代科技的必然後果。為了澄清「科學」之「本性」，就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之中，就必須自覺主動接受這些實際上已經為我們下意識接受了的「西方標準」。
之所以有對危局判斷的不同，我認為關鍵原因在於是否真的認識到了現代科學之強勢。我認為，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有許多先進的中國人是真的認識到了，因此才有了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道路。時至今日，現代科學之強勢應該是越來越明顯，特別是進入基因工程、人工智慧等高技術的今天，可是，很多中國人卻以為救亡問題已經解決，中國人似乎可以不借重西方的文化精神也能夠自己發展高科技。我想，在當下中國文化中盛行的科學工具論、實用論，實際上看輕了科學，完全沒有正視帶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現代科學之強勢。不能直面現代科學的強勢，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認清中華民族在現代的地位，就不能正確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說中國古代有非西方意義上的科學，而且很強大，這肯定不利於對「科學」概念進行正本清源式的澄清，也不利於直面現代科學及其技術的超級強勢。
我和張祥龍教授、劉鈍教授等批評者的另一個分歧是，他們都不看好博物學（自然志）。儘管我提出博物學作為理性科學之外的另一大類科學類型的用意，恰恰是要恢復多元科學觀，為非西方文化中的相關自然知識提供合法性，但他們認為那是西方人眼中低人一等的「科學」，是傲慢的西方人為非西方落後民族專門指派的低級科學類型。他們繼承並認可了西方某些有偏見的思想。的確，有些西方數理科學家貶低自然志，比如盧瑟福就說過「所有的科學，要麼是物理學，要麼是集郵」，但這種高低標準並不是定論，更沒有約定俗成，因此用不著稟承數理實驗科學為唯一正統科學的標準。我也承認，由於缺乏足夠的研究，博物學（自然志）傳統過去被簡化被漫畫化，需要我們開闢這個新的研究綱領，恢復自然志傳統的博大和豐富性，以為現代越來越強勢的數理實驗科學的平衡和糾偏。當然，這不只是提出一個口號就能夠解決問題的，有待今後艱苦而持久的努力。
總的來講，關於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異議可以概括為兩種：第一種主張中國古代有西方意義上的數理實驗科學，即使研究範式不同（比如演算法傾向而非演繹體系），也是科學（數學），所以可以研究「在中國的科學」（Science in China）。以劉鈍教授和孫小淳教授為代表的多數中國古代科技史家持有這類異議。第二種主張中國古代有自己獨特的非西方意義上的科學，所以稱之為「科學」，是基於有「權變」的「依傍」，可以研究「中國的科學」（Chinese Science），張祥龍教授持有這種異議。對前者，我的回答是，不能以「零星成就」來代表「科學傳統」，不能混淆「科學」與「技術」。對後者，我的回答是，將中國獨特的天人思想稱為「科學」不利於當代中國人正確認識「科學」，而現代性及現代科技的危機比中華文化的危機更加緊迫、更加具有現實的優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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