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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尊法師:讀虛大師《佛教革命失敗史》之後

偶然的關係,我與許多種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於佛教燃起了革命熱情,在辛亥革命的俠情朝氣中,提出了教理(那時叫學理)革命,僧制(那時叫組織)革命,寺產(那時叫財產)革命的口號——這三句口號,曾為當時佛學叢報所批駁,我又作「敢問佛學叢報」的反駁;與若干曾受新教育的僧青年為中心,設立了佛教協進會。

我雖為理論的啟導,而在鎮江金山寺等處的實行者,則另有一群。因實際的行動太輕率散亂了,未幾招來巨大的反擊,即歸夭折。然我的佛教革命名聲,從此被傳開,受著人們的或尊敬、或驚懼、或厭惡、或憐惜。

後來退藏潛修了幾年,對於教理,作了佛法導論,又批評了教育、哲學、進化論、一神教、周易、墨子、荀子等,成為「從佛教中心,以採擇古今東西學術文化而順應現代思想的新佛教」。對於僧制寺產,作了整理僧伽制度論,成為「從中國漢族的佛教本位,而適合時代需要的新佛教」。民七,偶然得若干信從者,遂組覺社,以著書講學的又一姿態出現;創辦佛學院,將以養成「僧教育師範人才」。僧教育則在訓練一般僧眾,改革僧制寺制而建立新佛教。然第二步未能順序進行,故亦終無第三步的效果。

民十五六七的大革命激變中,全國寺僧普遍搖動,佛徒都發生了整理僧寺的醒覺,又偶然導設了中國佛教會,欲將所有僧寺組織起來,訓練僧眾逐漸的改善制度,演進為適應時代的佛教。不幾年,乃因舊僧制寺制漸安定而失卻組織佛教會的原意。去年,忽然為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注意到,訂了一個「修正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 硬要牽我與「近年把持佛教會而作改進障礙的人」,攜手改革僧寺,卒亦失敗。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啟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度。

我失敗弱點的由來,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熱情,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中國佛教會,大抵皆出於偶然幸致,未經過熟謀深慮,勞力苦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態度,輕易散漫,不能堅牢強毅,抱持固執。

我現今雖仍儘力於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隨緣消舊業,再不能有何新貢獻。後起的人應知我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則我對於佛教的理論和啟導,或猶不失其相當作用,以我的失敗為來者的成功之母。(見《宇宙風》)

法尊法師:讀虛大師《佛教革命失敗史》之後

一事之成也難,即如種穀,其初創者必先懇辟荒野,除石斫荊壘坎閘水等,要經極長久之時間與勤勞,方能調伏其土性,播種種子。播種之後,又須灌溉鋤草守護管理。至秋熟時,始有收穫;然更有天災人禍等乘之,亦未可必也。

又如經商,初則學習行情,審察方物,次則集資經營矯詐變售,或稍獲利;然更有奸偷盜騙等乘之,亦未可必也。他若為利譽而學而軍而政,用盡無量心機,耗盡無量精力,能否達到權勢利譽之目的,皆不可為定論也。

吾人生此淺薄之時代,在人類中,欲由極短時間,而創造或改建一種出乎常情之偉大的佛教事業,豈不更為難之又難乎!

釋尊逝世二千五百餘年,依經論授記而觀,確至最後五百歲之時期,眾生之福慧日減,煩惱日熾,惡業日強,苦果日劇,終日汲汲於衣食淫怒而不暇,豈更能發生淡泊離欲清凈寂滅之心念乎?

佛法東流,大盛之期,厥惟隋唐,但自唐武宗滅法之後,偏缺不全者,千餘載矣。在此不振之期中,惟有不賴言教之禪宗,獨步迥出,盛行一時;亦正因此,遂將如來原有之僧團律制而變為叢林之封建制度;將可宏揚講演之教典而變為供置高閣之陳列品;博學深知之僧侶,而變為愚昧之大群。在此期間,雖亦有台賢凈律各宗大德之出現,但皆以種種環境與潮流之關係,其所提倡興建之事業,終歸隱消附和於禪林而後已。

入清初又因剃度之方便大開,雖與佛律相符,但另一方面因濫而不教,遂造成今日紊亂無紀不可收拾之局面也!

在此世道淺薄,煩惱日盛,寺產封建,僧侶愚鄙,正法隱隱西沉之際,任誰欲想出而整頓改革,大非易易!其受各方之反擊失敗,誠為意中必然之事,故諸有心之大德,雖皆知時代潮流之輪齒,必不使殘喘待斃之佛教苟存;兼之佛教擁有如是廣大之產業,更為學政各界所垂涎,故想整理組織,開發舊有產業宏揚新興教學,但亦因察見上述之種種困難,終致以潛心自修少事少業為歸,對於佛教前途,徒作無法可施之嘆息者,固大有其人也。

惟我親教太虛大師,具文殊之妙慧,懷觀音之大悲,更以金剛手無畏無怯之神力,在一切萬難環境之下二十年來,為法為眾,竟能不顧一切之一切,冒世人之大韙,而作佛教之革命,高唱整理組織之口號,以警世間,此誠為他人之所不及。

其最初發起之協進會,雖因進行太猛而遭各方勢力之打擊,以致夭折,但在當時環境中能給醉生夢死之舊勢力以警鐘,得到具有世界眼光者之同情,與其說是失敗,毋寧謂其成功也。

又民十一年在武昌創辦佛學院,教育僧才,時間雖短短二年,學僧不過數十名,但現在散於各處與環境掙扎,辦學講學,發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誰非直接或間接受我大師施教之影響而使然耶?故此雲失敗,更可謂為最大之成功也。

民國十五六年革命軍北伐,寺產僧侶,朝不保夕,佛教前途大有岌岌欲墮之勢,此又全仗吾大師廣發大願,深具無畏之精神,振臂急呼,力辟障礙,聯絡全國佛教徒組織佛教會籌設佛教會於首都,寺產藉以保障,僧侶賴以安固,佛教前途漸至坦道,事後因有惟利譽是求者作怪,故將福慶以讓人,患難以自任,此更非我大師其孰能與等耶?故雖自說是失敗,吾則覺其為成功也。

今依上述之史的觀察與大師最近之言論,略述感想三點:

一、吾人無始以來,純以趨福避禍為能事,其能在禍多福少困難萬端中,發心整理佛教以救世,竟敢不顧一切而作真實進行者,惟吾大師,吾儕亦當發心隨學其無畏之大力。

二、吾輩門弟子多以利譽是從,除己之外罔問他人之損益,在此劫運如此世界如此眾生類中,純以救世度人為前提,廣發大心宏持如來聖教,不顧一己之利譽得失者,惟吾大師,吾輩更當發心隨學其大悲心。

三、在此無明深重貪嗔毒熾之黑暗中,其能發心利他,而知實無一人之可利,雖發心維教,而知實無一法之可宏,教存教亡,皆看眾生之罪福,事成事敗,全待眾緣之聚散;事成也無喜無驕,事敗也無憂無餒;同在一真空大爐中,任他現起一切成敗增減福禍幻影而不著,此更非吾大師無人能及,則吾輩僧俗諸弟子更當依止而隨學不可暫忽者,為其大智。(原載《海潮音》1938年第十九卷第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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