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軾詩詞，觀其獨立人格（二）
二、人生沉浮中的精神升華
「心似已灰枯木，身似無系孤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這是蘇軾的自嘲，也是蘇軾的自我肯定。黃州惠州儋州雖然是他仕宦的低谷期和人生的痛苦期，卻也是他心智的成熟期和文學作品的多產期，以及克服痛苦走向超越和放曠的洒脫期，從精神的角度說，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功業」？在這三個貶謫地，蘇軾無法實現他身居廟堂、「致君堯舜」的雄心壯志，卻完成了屬於他自己的精神家園的建構，讓自己的人格和精神世界的與眾不同完完全全地顯示出來，形成一個豐富厚重的蘇軾。人生遭受挫折，任何人都會有所怨恨、產生隱退想法，但蘇軾沒有消沉，而融合儒釋道三教，取其精義，善於發現和尋求生活中的美，解脫自己的苦悶，以坦然、豁達的心胸對待挫折打擊，在逆境中保持朝氣，不被挫折擊垮，顯示出非凡的人生智慧。
（一）磨難中的歷練
經歷是最寶貴的財富。無論黃州還是惠州儋州，皆地處偏遠，物質條件落後，流放到這些地方，無疑是從朝廷的眼裡消失了。其中儋州根本就是蠻荒之地，以當時的眼光來衡量，被貶該地與被判了死罪無二，過著「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於潛僧綠筠軒》）的生活。在黃州雖然還是一個官，但是已領不到俸祿，經濟上很困難，先是寄居於定惠院僧舍，等家眷一到，只好遷居到臨皋亭，大有饑寒之憂，後來只好在東坡開荒種地。在紹聖元年（1094年），在貶謫途中，遭受了「三改謫命」的迫害，到了惠州，也仍受著無處不在壓力，數次搬家，何況年老多病，物質文化生活相對睏乏，再加上瘴癘流行，生存何其艱難。海南的生活更是艱苦：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
正是這樣的人生歷練，使蘇軾的詩文和思想日趨豐富、成熟。正如余秋雨在《蘇東坡突圍》所說「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窮鄉僻壤，成熟於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元豐五年春天，他到黃岡東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買的農田，路上遇雨，因為沒帶雨具，同行人都怨聲哀嘆，惟有蘇軾從容不迫，泰然視之。事後寫下了《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嘗不是這樣。這裡所寫的是詩人經歷風雨的感受，又何嘗不是他對自己經歷一切政治風雲的體驗與反省？使我們領悟到一種超然於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觀與處世態度。「誰怕」之反詰與「一蓑煙雨任平生」之宣言，決不是故作姿態，充分反映了作者經歷風雨後的胸襟和氣度，以及在逆境之中的樂觀情緒。
蘇軾練就了一顆平常心, 可以不因宦海沉浮而自暴自棄, 不因生活顛簸就怨天尤人。他永遠以一份靜心來面對世間的得失進退, 永遠以一份激情來化解人生的悲歡離合。這一切正如他的詞句所寫的那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樽前。」（《沁園春》）無論生活怎樣令他失望, 他從未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嚮往，表現出剛直、超脫、坦然、樂觀、無所謂懼的人格魅力。
（二）孤獨中的自救
貶居生涯初期，蘇軾的心情是痛苦的。這種心情除了來自自身，還來自往日的親友因為自己身份的關係而疏遠。黃州時期，「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自得罪後，雖平生善厚有不敢過問者。」（《答陳仲書》）嶺南時期，「窮困日甚，親友皆疏絕矣。」（《與陳全父書》）「自以罪廢之餘，當自屏遠。」（《與張景溫文》）他心頭飄浮的，是淡淡的失望，也有對朋友的理解。但對一向重視朋友的蘇軾來說，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打擊和折磨，對孤寂感的忍受使他幾乎「海州窮獨，見人即喜。」（《與周文之書》）
獨立人格之下，世俗的一切束縛，可能摧殘他的身體，卻不能拘囿他的思想。在人生沉浮中，蘇軾是孤獨的，也是自由的，自由讓他孤獨，孤獨也成就了他的自由。面對苦難，並非麻木不仁，對加諸自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他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道家任真適性齊物忘我的態度以及佛教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從而做到了蔑視醜惡，消解痛苦，以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態度對待漂浮不定的人生。
儒家的淑世精神與佛道化解人生苦難的虛幻意識互補，使他的人生觀未發展到對社會人生的厭惡和傷感，他在經以佛老虛無思想化解人生憂患的同時，也含有一種儒家士大夫在惡劣社會政治環境中追求道德人格完善的意味。他那種談笑於生死之際的曠達情懷，歷經磨難而始終樂觀向上的精神，任性逍遙、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正是這三種思想融合的結果。他援佛道入儒，又始終保持正直士大夫的人品氣節；儒家道德人格的浩然正氣，支撐著佛老的靜達曠放，成就其虛靜高潔的心態和淡泊超拔的性格，使其一生具有坦蕩堅貞的品格、隨緣自適的心態和風流瀟洒的氣度。
寫於元豐八年（1085年）十二月的《定風波》，雖是寫人，也是自表：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表現了身處逆境，隨遇而安、樂觀開朗的精神氣度。從廟堂之高轉向江湖之遠，而安之若素，「此心安處是吾鄉」成為蘇軾的精神支點。
（三）清靜中的哲思
放逐生涯給了蘇軾孤獨和痛苦，也使他獲得了在朝時不可能擁有的自在和閑適，忘卻自身的聲名之累，給了他一片心靈的空間去反思。正如余秋雨在《蘇東坡突圍》中所說：「蘇東坡的這種自省，不是一種走向乖巧的心理調整，而是一種極其誠懇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個真正的自己。他在無情地剝除自己身上每一點異己的成分，哪怕這些成分曾為他帶來過官職、榮譽和名聲。他漸漸回歸於清純和空靈，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幫了他大忙，使他習慣於淡泊和靜定。」蘇軾一方面放曠不羈，熱情奔放，一方面又保持冷靜，有著極強的理性精神，蘇軾將自由精神與理性精神統一於一身。
關於出世與入世的思考。蘇軾一生從政，卻又淡於功名；為官屢遭貶謫，卻又堅忍不拔。傷老憂時，追憶著人間夢幻，但是始終，不忘國家人民，正因為在他的人生觀中，既講究儒家的積極入世，又仰慕道家的順應自然，佛教的破除執著，從而形成他思想上入世與出世的矛盾，「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時心」。（《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正是他這種矛盾心情的寫照。但他的思想特點，卻能將矛盾通過對自我調節、消解而取得平衡，並引導到適時應物、隨遇而安的境地去，心靈得以平復，痛苦獲得超脫，而思想，也漸趨成熟和融通。「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次荊公韻》）「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海市》）這裡講世間靠的是人力，但整個宇宙還得順應自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豪言壯語，最能代表他對事功的嚮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無多，便漸漸傾向恬退：「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南鄉子》）「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行香子》)在經歷了宦海浮沉之後，詞人更體悟到仕途的曲折與險惡：「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煙浪雲帆。」（《滿庭芳》）其退隱的內在要求自然格外強烈。而一旦被朝廷「放歸」卻又想到功業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來：「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滿庭芳》）可見詞人仍在出入之間徘徊。但最終還是「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韻江晦叔二首》其二）的堅守。其晚年的惠州、儋州，「在世」則漸漸偏向了對人生和生活的熱愛和沉醉。他幾乎是貪婪地享受著在別人眼裡看來是如此艱難和悲哀的生活，從生活中發現自身價值和生命的真正意義。
對生死的思考。他對於忽起忽落、時榮時辱的人生顛簸、折磨，不免產生人生厭倦和感傷，不免發出人生短促的慨嘆：「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陽關曲》）「人生如夢」（《念奴嬌》）「我欲乘風歸去」《水調歌頭》「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這也促使他更深地體味和思索宇宙、社會、人生的本質，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在《前赤壁賦》中就從宏觀的角度提出了一種達觀的詮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執著於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態度，他仍能保持生命狀態的自在充滿，做自己運命的主人，從「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前赤壁賦》）「我生如寄良畸孤」（《鶴嘆》）到「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閒遊」（《郁孤台》），使他寄寓思想得到升華，表現出自我的主體性。初至嶺南，他無助自問「何時得出此島耶？」然而他最終唱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心安處是吾鄉」昂揚之音。對一切平凡的事物都產生了審美的關照，也使他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身心的自適。自然給了他力量，對美的發現使他獲得了對人生的熱愛和依戀，也使他有了超越痛苦的心理力量。讓心境和思想錘鍊得更為平和自然，更為成熟，有了一種天然的寬容的美，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蘇軾在困境中深入探索人生哲理，以靈魂的自由超越自我，變得淡定從容。
TAG:詩意光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