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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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臧恩鈺李春林王旭東

作者簡介：臧恩鈺，遼寧教育學院中學語文教育研訓部，遼寧瀋陽 110032 李春林，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遼寧瀋陽 110031 王旭東，瀋陽軍區裝備部，遼寧瀋陽 110021 臧恩鈺（1942—），男，遼寧寬甸人，遼寧教育學院中學語文教育研訓部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李春林（1942—），男，河北豐潤人，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研究。王旭東（1968—），男，遼寧瀋陽人，瀋陽軍區裝備部，碩士研究生在讀。

人大複印：《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0 年 10 期

原發期刊：《遼寧教育學院學報》2000 年第 01 期第 86-90 頁

關鍵詞：魯迅/ 比較文學/ 《摩羅詩力說》/

摘要：王國維於1904年發表的《尼采與叔本華》等文，業已帶有比較研究之性質，而魯迅於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才是典型的比較文學論文。《摩》文中已涉及到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等諸多比較文學領域。自覺的比較文學意識貫穿於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及許多雜文中，從而形成了魯迅自己的比較文學思想體系。魯迅以自己宏富精深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起著開闢與奠基的作用。他堪稱中國比較文學之父。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理論形成於西方。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在中國亦歷史悠久：孔子的「六藝」之分，已略帶跨學科比較的意味；司馬遷則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將安息傳聞與中國上古神話傳說作了最初的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比較。然而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在中國則起自本世紀初。王國維於1904年發表的《尼采與叔本華》、《〈紅樓夢〉研究》，業已帶有比較研究性質；而魯迅於1907年發表的《摩羅詩力說》，才是典型的比較文學論文。或者說，中國比較文學史，真正肇始於《摩羅詩力說》，王國維的有關著述，只不過是史前史。

一、《摩羅詩力說》——我國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

魯迅的比較文學研究起於日本留學時期。這與當時日本對於比較文學這門新興學科高度重視的整體學術氛圍密切相關。早在魯迅去日留學之前，日本比較文學界已有諸多成果。如《心海》雜誌1893年第4 期曾刊發《歐洲道德觀之二代表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列夫·托爾斯泰的意見的比較》。這類文章極易引起魯迅的興趣。而日本引進的為數不少的西方比較文學著述，尤其是比較文學大師勃蘭兌斯的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潮》，更激活了魯迅用比較文學方法研究文學現象的慾望。《摩羅詩力說》的誕生從撰寫主旨而言，基於魯迅的愛國主義與啟蒙主義思想；但從治學方法而言，卻是一次空前的、極具創造性意義的比較文學實踐。在《摩羅詩力說》中，已關涉到比較文學的諸多領域：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缺類研究，……魯迅均已作了嘗試，取得了重大成就。

《摩羅詩力說》在影響研究方面成績最豐。探討拜倫與歐洲各國文學的關係，魯迅運用了典型的影響研究方法。影響研究本系法國學派所極力倡導的方法。它所關注的是研究不同國家的作家之間在作品、靈感、乃至生活方面的事實性聯繫，找出其「來源」和「影響」，分析「相同」和「類似」的文學史實。法國學派的此種作法在20世紀中葉遭到了猛烈批評。例如韋勒克就針對法國學派這樣寫道：「真正的文學藝術研究關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實，而是價值和質量。」[1]令人頗感訝異的是，早在本世紀初，魯迅於《摩》文中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即對法國學派之具體作法有所悖離：不獨考察影響性聯繫之事實本身，更於比較中評判作家作品的「價值和質量」。例如，魯迅在論及普希金所受拜倫影響時寫道：「始讀拜倫詩，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轉化，小詩亦嘗摹拜倫；尤著者有《高加索纍囚行》，至與《哈洛爾特游草》相類。」很明顯，此處所談乃是表明影響存在的「事實性」聯繫，符合法國學派之要求。但魯迅並未止於此，而是深刻地分析了兩者之異：普希金「對於裴倫，僅摹外狀，迨放浪之生涯畢，乃驟返其本然，不能如來爾孟多夫，終執消極觀念而不舍也。故旋墨斯科後，立言益務平和，凡是與社會發生衝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讚頌，美其國之武功。」此則可視為「價值和質量」評判了。至於說「《阿內庚》，詩材至簡，而文特富麗」，則是一種美學批評。而在影響研究中用美學觀點闡釋作品，更是法國學派所堅決反對而為美國學派所主張者。於此可見，魯迅在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伊始，即突破法國學派之樊籬，使自己的影響研究涵有美國學派所倡導之平行研究質素，從而呈現出將兩者予以結合的態勢。

《摩》文中影響研究另有一突出特點：在探求作家作品之間的影響關係時，比較注重不同民族的歷史文化背景，由背景的關聯而進一步考察文學之關聯。在談及拜倫對俄國文學影響的第七節，魯迅首先這樣寫道：

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異於西歐，而裴倫之詩，亦疾進無所沮核。俄羅斯當十九世紀初葉，文事始新，漸乃獨立，日益昭明，今則已有齊驅先覺諸邦之概，令西歐人士，無不驚其美偉哉。……

此處之首句，易產生「誤讀」：儘管斯拉夫民族「思想殊異於西歐」，而拜倫之詩在那裡卻暢行無阻。倘若我們聯繫後文、聯繫拜倫創作的時代，就會發現，並非是拜倫的詩作在俄羅斯的「疾進」暢行，而促使俄羅斯「文事始新」，而是先有俄羅斯「文事始新」，才有了對拜倫的接受「場」：拜倫震動歐洲詩壇的長詩《恰爾德·哈羅德遊記》寫於1812—1818年，姑且算它同時傳入俄國。而此時活躍於俄國文壇的主要是十二月黨人，我們並未發現其詩作受有拜倫的明顯影響，但他們的詩作卻確實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之光輝起點，是「文事始新」之「始」。如是言之，並不意味著否定西歐文化對俄國「文事始新」之作用；但就俄國對拜倫的接受而言，的確是由於俄國歷史文化背景的演變，已使得這種接受——影響成為可能。魯迅這種重視歷史文化背景在不同民族文學發生影響作用的比較研究特點，對後來的研治比較文學的人極富啟迪，馮雪峰即為典型一例。

魯迅在《摩》文中所進行的影響研究，還有一特點：突破了法國學派「歐洲中心論」的拘囿，極富開創性地進行了東西方文學比較研究。魯迅高度評價印度古代文學藝術，雖對後來印度國家式微，「至大之聲，漸不生於彼國民之靈府」無限感慨，但仍指出印度古代文學經典流佈於歐洲並備受推崇這一事實；而對古代希伯來文化經典《舊約·創世紀》對英國文學的影響，分析得尤較具體：「英詩人彌耳敦，嘗取其事作《失樂園》……，有天神與撒但戰事，以喻光明與黑暗之爭」；「裴倫取其事作傳奇[按：指詩劇《該隱》]，於神多所詰難。」並對三作內容作了比較。魯迅以其比較文學實踐，昭示出將比較研究限於某一文化系統之內的不可取：它違背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歷史事實。世界性的魯迅剛踏入文學殿堂之時就具有世界性的眼光。

《摩》文還有平行研究的生動實踐。平行研究本系50年代由美國學者所提出，魯迅卻先此50餘年而為之。最為典型一例當是第五節關於拜倫與易卜生之間，並無明顯的影響性聯繫。但魯迅卻發現他們兩人對世俗社會的觀照與認識是相同的：拜倫曾言，「凡有事物，無不定以習俗至謬之衡，所謂輿論，實具大力，而輿論則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與近世諾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見合」。而這導致了兩人創作主題的相同：「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這正是平行比較中常用的「主題學」研究。主題常通過人物形象來昭示，魯迅於是又將兩者代表作中的人物形象進行比較，並探其同異。顯而易見，這是一種相當典型的平行研究。

《摩》文中還有「非本科範圍研究」（即「跨學科研究」）。它事實上乃平行研究之一種，是將文學同其他學科進行比較研究。在第六節中，魯迅將雪萊詩劇《欽契》同我國先秦儒家經典《春秋》進行比照：

粘希[按：即《欽契》]之篇，事出義大利，記女子煔希之父，酷虐無道，毒虐無所弗至，煔希終殺之，與其後母兄弟，同戮於市。論者或謂之不倫。顧失常之事，不能絕於人間，即中國《春秋》，修自聖人之手者，類此之事，且數數見，又多直書無所諱，吾人獨於修黎所作，乃和眾口而難之耶？

將文學與歷史作跨學科且跨國界的比較，並上升為倫理層面的認識，語雖甚寥，僅是嘗試，但亦符合跨學科研究之本意，足見魯迅作為比較文學大師之敏銳的比較眼光。

趙瑞蕻先生認為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進行了「關於『國情』和『文事』的比較研究」，並將此列為魯迅在該文中對比較文學研究所作出的貢獻的第一項。[2]所謂「國情」乃是中國之國情，所謂「文事」乃是外國之「文事」，「魯迅就把外國這些『文事』跟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當時的狀況作了比較而對『退讓畏葸』、『末世之澆漓』的『國情』進行了批判；最後得出『詩人絕跡，事若甚微，而蕭條之感，輒以襲來』這個結論」。因之中國也就沒有產生拜倫式的摩羅詩人。在魯迅看來，這是由中國的長期政治文化思想專制所造成的；並對此作了較詳盡的論述。其實，這亦可視為平行研究中的「缺類研究」。看來，魯迅所涉及到的平行研究中的領域，相當寬廣。

《摩》文不獨是魯迅卓越的比較文學實踐，也昭示出魯迅在比較文學理論方面一些精闢見解。

首先，魯迅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有明確目的性，不能為比較而比較。「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為了使得本民族（亦含其文學藝術）繁榮發展，必須要與外民族進行比較。他在同時期撰寫的《文化偏至論》也表達了只有將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進行比較，我們才能認識自己、才能「大其國於天下」的明確的比較研究目的。

其次，由上述的比較文學明確目的性所決定，魯迅不獨重視文學作品內容的比較，也重視文學作品形式方面的比較。在普希金與拜倫創作的比較中，在屈原與摩羅詩派的比較中，都蘊含這方面的內容。這篇「詩力說」，同時亦是「詩藝說」。

第三，既重視同中之異，又重視異中之同。同為摩羅詩派，萊蒙托夫與拜倫不單對待拿破崙的態度不同，甚至對待大自然的態度亦不同。密茨凱維支與普希金對待自由與理想的態度亦有差異。這既受制於作家個性的差異，更折射著不同民族的歷史與性格。但他們又確實同屬「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派：「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大拒俗，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魯迅既重視同中之異，又重視異中之同，乃是他對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關係的深刻理解的表徵。而這也正是比較文學理論的一個重大問題。

誠然，上述各項，有的並未在《摩》文中給予明確的理論分析；但在魯迅的具體比較中，卻清晰地昭示出他的理論見解。我們說《摩羅詩力說》是我國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不獨因為該文的實踐性品格（當然，這確為主要之方面），亦由於它的理論性品格。

二、自覺的比較文學意識——魯迅其他著述中的比較文學研究

魯迅作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並非僅在於他撰寫了我國第一篇比較文學論文，更在於散見於他全部著述中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

在《中國小說史略》及其附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魯迅對於中國比較文學事業又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通過各國神話的平行比較，探討了小說的起源問題。魯迅認為：「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離不開神話。印度、埃及、希臘都如此，中國亦然。」「『街談巷語』自生於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於神話與傳說。」[4] 這樣，就駁斥了「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的成說，恢復了文學發展史的真相。

其次，將中國小說的歷史發展，置於文化傳通的網路中加以考察。魯迅發現中國古代小說曾從其他國家的文化、文學中汲取滋養，而又以印度為最。魯迅指出，「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陽羨鵝籠」故事即為典型一例。同時，魯迅又考察了中國小說對於日本的輸出：張文成的《遊仙窟》和《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的惠及日本。魯迅還提到漢畫對日本的影響。明代又向歐洲輸出了《平山冷燕》、《好逑傳》、《玉嬌梨》。魯迅還認識到影響的雙向性：他後來曾提及《印度故事集》中的中國影響。魯迅還注意到《遊仙窟》與《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從日本的重歸故土，這又關涉到回返影響。要之，由於魯迅將中國古代小說置於當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審視，其淵源、流變及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就得到更為透闢的揭示。

第一，富於辯證思維的魯迅，在他的比較文學研究中，還充分注意到異質文化的負面影響。魯迅明確指出，中國小說中因果報應思想，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毒害。魯迅寫道：「《續金瓶梅》……乃是對於《金瓶梅》的因果報應之說，……這樣的講到後世的事情的小說，如果推演開去，三世四世，可以永遠做不完工，實在是一種奇怪而有趣的做法。但這在古代的印度卻是曾經有過的，如《鴦堀摩羅經》就是一例。」其實，這可視為《摩羅詩力說》中「比較既周，爰生自覺」的思想的延續和具體化。

中國新文學為西方文學、文化所催生。對此，魯迅多有論述。《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對於中國新文學社團所受外來文學、文化的影響研究，既言簡意賅，又具體而微：淺草社所汲取的乃是王爾德、尼采、波特萊爾、安特萊夫們「所安排的」「『世紀末』的果汁」；「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但它又僅止於「虛無的反抗」，所遺留的也不過是「半餒惠略夫……式的『憎惡』的前途。」若是說關於淺草社的論述主要的還是「探源」，那麼關於狂飆社的評論則不單是「探源」，更是「求異」了。於此又一次鮮明地昭示出魯迅比較文學研究的獨特個性。

關於具體作家所受外國文學的影響，文中也作了簡明而深刻的解說。關於魯迅對自己所受外國文學影響的論說，已為人們所熟知，此處不贅；關於王魯彥與愛羅先珂的比較，極形象、生動而又能一語破的：兩人的悲哀彷彿相像」，又「極其兩樣」。愛羅先珂有如「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魯彥則宛若「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魯迅於比較中批評了魯彥某些創作中「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的風貌。對於黎錦明，魯迅既指出他的《社交問題》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特林堡式的投搶，又說他以後的《破壘集》有時如顯克微支的警拔。這樣，魯迅就將黎錦明同三位不同國家的作家進行了比較：前者是說《社交問題》與鼓吹婦女解放的易卜生相異而與輕視婦女解放的斯特林堡相近；後者是說《破壘集》藝術風格受有顯克微支之影響。這就揭示了黎錦明創作的複雜性及外國文化淵源。

倘若說上述諸例尚屬影響研究（其實亦有平行研究的成分），那麼馮沅君創作風貌變化的解說，則完全是平行研究了：以裴多菲關於生活與藝術關係的論說來闡釋馮沅君，以裴多菲所論說的對象比照馮沅君。其實，這也是闡發研究。文中關於僑寓文學與勃蘭兌斯所產的「僑民文學」的比照，亦具此種色彩，儘管是著眼於兩者之異。

魯迅的比較文學思想還大量存在於上述三篇（部）以外的文獻中。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覺的比較意識。在魯迅看來，「比較」是認識事物本質、作出正確評判的根本方法。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一文中，他提出「多翻」才能比較，只有比較「硫化銅」與「真金」，才能「一識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識得了硫化銅」。在《且介亭雜文·關於新文字》中，對不同文字進行比較，一一揭示其各自特質。《集外集拾遺補編·致〈近代美術史潮論〉的讀者諸君》中，亦有相關論述。所有這些都匯入魯迅的比較文學思想體系中。

第二，魯迅對於文學的世界性有充分認識，認為在世界文學中有廣泛的可比性。在《而已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中，魯迅指出：「世界的時代思潮早已六面襲來，而自己還拘禁在三千年陳的桎梏里。於是覺醒，掙扎，反叛，要出而參與與世界的事業。——我要範圍說得小一點：文藝之業。」魯迅認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衝破民族的差異和地理的阻隔，「橫在捷克的讀者眼前」，乃是「因為我們都走過艱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面尋求著光明。」[8] 這裡所昭示出的正是世界文學的廣泛的可比性。此外，在《華蓋集·忽然想到（四）》、《墳·雜記》、《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集外集拾遺·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集外集拾遺·詩歌之敵》、《華蓋集續編·記談話》等文中，也都從不同角度闡釋了此種觀點。

第三，在魯迅看來，把握好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關係，乃是進行正確的比較文學研究關鍵之所在。中國是個歷史文明古國，又是個泱泱大國。跨入近代後，一方面政治上備受欺凌，一方面文化上極為仇外。當然也就對各國的文化交流視而不見，更不願承認中國文學、文化會受外國之影響。如是則比較文學亦毫無意義。魯迅對此則予以有力的駁斥。他說：「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國，則受點別國的影響，即自然難免，似乎倒也無須如此嬌嫩，因而臉紅。」[9] 魯迅充分論證了各國文學的相互影響性，在《摩羅詩力說》中曾論述了拜倫對俄國文學的影響；在《而已集·文學和出汗》中又指出了俄國文學對英國文學的影響。正是這種各國文學相互影響的存在，才使得世界文學得以形成和發展。所以，以本民族文化為中心、為唯一、為絕對的國粹主義，乃是比較文學的大敵。魯迅在《墳·看鏡有感》、《熱風·隨感錄三十八》等文中給予這種拒斥外來文化的國粹主義以猛烈的撻伐，認為它最阻礙中國民族文化、文學的發展。但魯迅又認為各國文學還應保持自己的民族性，應當像陶元慶的繪畫，達到「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10]的境界，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參與世界文學。後來，在致木刻家陳煙橋的信中，魯迅進一步明確提出：「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11]正是基於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辯證統一這一理論，魯迅始終在他的比較文學實踐中既注意同中求異，又注意異中求同。但從整個人類文學的發展趨勢來年，文學的世界性是本質，其民族性乃是實現其世界性的一種方式（引起別國文學的注意），各民族所最終接受的，仍是屬於全人類所共有的那些質素。「有些作品的民族性越是獨特越會造成審美隔膜和審美障礙，干擾異民族讀者對作品的正確理解和感悟。」[12]魯迅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也將不能懂得」[13]。這是魯迅對自己的關於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關係的認識的極為重要的補充，從中進一步透視出魯迅從事比較文學的根本目的，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

魯迅以自己宏富精深的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為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起著開闢與奠基的、且是別人無法替代的巨大作用。他還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這些譯作及譯者前、後記，也都屬於比較文學（媒介學）的重要內容。魯迅不愧為中國的比較文學之父。

參考文獻：

[1] 張隆溪.比較文學譯文集[A].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29.

[2] 趙瑞燕.魯迅＜摩羅詩力說＞注釋·今譯·解說[A].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3][7]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一講；第五講[A].

[4][5] 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第一篇[A].

[6] 書信·340531 致楊霽雲[Z].

[8] 且介亭雜文末編·捷克譯本[Z].

[9] 集外集·＜奔流＞編校後記（二）[Z].

[10] 而已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Z].

[11] 書信·340419 致陳煙橋[Z].

[12] 朱德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綱[A].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