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斯坦納與比較文學

文史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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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斯坦納與比較文學

李小均

作者簡介：李小均，深圳大學外語學院，廣東深圳 518060

人大複印：《外國文學研究》2014 年 03 期

原發期刊：《中國比較文學》2013 年第 4 期第 95-105 頁

關鍵詞：喬治·斯坦納/ 比較文學George Steine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摘要：喬治·斯坦納是當今在世的著名比較文學家。本文首先介紹了他關於「什麼是比較文學」的觀點，接下來回顧了他走向比較文學研究的機緣，最後總結了他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裡的貢獻。

1994年，牛津大學設立了韋登費爾德爵士比較文學客座教授講席一職。喬治·斯坦納應邀擔任首位客座教授，可謂實至名歸。在就職典禮上，斯坦納以「什麼是比較文學？」為題，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講。這篇文章後來收錄進了他的散文集《未耗盡的激情》[1：142-159]。

斯坦納開門見山指出，無論語言、藝術或音樂，任何重要的接受行為，都離不開比較。當我們接觸新鮮事物時，總是下意識地將其與熟悉的東西進行類比，找出異同，為其定位。即使是最為激進、革命的東西，也不可能無中生有、空穴來風，總能找到藍本或源泉。現代主義的口號「日日新」，就其邏輯和內涵而言，都包含了比較在內，因為它脫離不了這個簡單的問題：「比什麼更新？」俗話說，「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品味的偏好，說到底，還是因為比較所致。在人類的心理認知過程中，比較是最基本的手段。法語中的「理性」和「比較」共享一個詞根(raison)，足以說明，人類作為理性的動物，生來就具有比較意識。換言之，比較在人類生活中無處不在。

斯坦納話鋒一轉，把話題集中到文學上來。他指出，文學研究和藝術闡釋，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比較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雅典時期，人們就比較某個作者(如荷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或者比較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索福克里斯和歐里庇得斯對同一神話主題處理的異同。隨著拉丁文學的興起和發展，荷馬與維吉爾、希羅多德和李維，這種作家的相互比較是課堂教學和修辭練習的家常便飯。最具代表性的是普盧塔克，他用分門別類的比較方式寫下了《希臘羅馬名人傳》。中世紀，教士和學童都會用心比較西塞羅和狄摩西尼、維吉爾和忒俄克利托斯、塞涅卡和歐里庇得斯。文藝復興之後，比較的畛域不斷擴大。比如，約翰遜博士將德萊頓和蒲柏相提並論，布瓦洛令高乃依和拉辛比權量力，司湯達讓莎士比亞和拉辛同台較技。17、18世紀的「古今之爭」，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爭，加劇了文學研究中的比較意識。無論是華茲華斯還是雨果，都是文學比較里的行家。

斯坦納順勢拋出問題，既然文學研究與生俱來離不開比較，那麼，何謂比較文學？它與一般性的文學比較有何區別？斯坦納承認，這些問題很複雜，嘗試給出的簡短回答只是一己之見。他首先否認存在所謂的比較文學「理論」。他認為，「理論」只在科學領域有確鑿的意義和可證偽的標準。但在人文學科領域，使用「理論」一詞，純粹是盲目的自大。文學和美學的經驗與判斷，歸根結底，不過是主觀直覺或偏見。因此，他沒有為比較文學下一個全面的定義。在他看來，比較文學至多是「一門精緻而頗費工夫的閱讀藝術，一種聆聽口頭和書面語言行為的方式，只不過重點突出了語言行為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在任何文學研究模式中都沒有忽視，但在比較文學中獲得了重中之重的地位。」[1：150]

斯坦納認為，比較文學作為學科，重點關注三個領域。首先是翻譯研究。自然語言的千姿百態，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優遊其中的大花園。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存在著約兩萬種人類語言。巴別塔的崩塌，不是災難，而是福祉。它給了人類自由去透視、重繪、表達生存世界。每門語言建構了各自的生存世界，如同語言之屋的每扇窗子，朝向不同的景觀。每門語言都有獨特的時間意識、空間意識和夢幻意識。任何語言的滅絕，都意味著一種獨特世界觀的消亡，一種記憶、現實和未來的消亡。這種損失的代價難以彌補，關閉的是「可能性的傷口」；正如克爾愷郭爾所言，人類要進步，就必須向「可能性的傷口」敞開。作為跨越語言邊界的比較文學，面臨兩大任務：一是釐清語言內部的特性，尤其是其歷史和現實「世界觀」的自足性；二是儘可能澄清語言之間相互理解和誤解的前提、手段和局限。簡言之，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理解的藝術，聚焦於翻譯的成敗。斯坦納延續他在《巴別塔之後》的觀點：理解即翻譯。只不過跨越語言邊界的翻譯，將這過程的複雜性、困難性凸顯。因此，翻譯的各個方面，如翻譯史、語詞文法手段、嚴格的直譯或最隨意的改編，這些對於比較文學研究來說都十分重要。語言間的轉換、譯本的比較、翻譯策略的爭執，都是比較文學研究的題中之意。比如，研究《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100多個英語譯本，就相當於體驗英語的發展史，從中可管窺英語情感和對古代世界再現之間連續但不斷變化的關係。

斯坦納認為，比較文學第二個重心是文學文本在時空中的傳播與接受。這是將翻譯置為比較文學研究首要任務的自然邏輯。但他沒有使用語意曖昧的「影響研究」這個術語，因為這容易給人「穿鑿附會」之嫌。在此，他強調實證性的研究，比如認真調查某時期或某地的出版史、書刊銷量和譯介的數量、圖書館藏的情況，從中可能得出富有啟發的結論，回答誰在閱讀、閱讀什麼、在什麼情況下閱讀。斯坦納認為，與什麼在流通這個問題同樣重要的是，為什麼有的不流通？相比於某些作家、作品和文學流派在不斷地跨越邊界，有的卻只能泥足於本土。比如，莎士比亞的作品，辭彙繁富、語句複雜，但這絲毫沒有影響他走出英國，走向世界；相比之下，戲劇力量足以匹敵、語言簡潔老練更勝一籌的拉辛，其影響卻局限於法語世界。喬治·艾略特，堪稱是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但在域外卻很難顯山露水；愛倫·坡，作品因不斷受到譯介和模仿，在波德萊爾、馬拉美、瓦萊里眼中成了重要的詩人，乃至身價倍增，譽過於實。這些現象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仔細深入的研究。斯坦納最後說，「不可譯、可譯而未譯、譯而未被接受」，這三種現象，都是比較文學研究中棘手的難題和挑戰。

斯坦納認為，比較文學的第三個重心是主題研究。俄羅斯形式主義者和結構主義人類學家的研究都已表明，文學作品的母題是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神話、民間文學和口傳故事中，都有頻繁出現、受規則限制的敘述陳規。比如，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三」這個母題：《俄狄甫斯王》中的三岔路口、《李爾王》中的三個女兒、《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三個兒子……表面上看都是涉及三種誘惑和選擇的不同故事，但實際上都受同一深層結構的制約，「只有一個故事，唯一的故事」，那就是關於「追問」的故事。單就西方而言，20世紀的藝術、音樂、電影、文學，不斷地藉助古典神話中的意象，如俄狄甫斯、厄勒克托拉、美狄亞、奧德修斯、納喀索斯、赫拉克勒斯和海倫。在此，進入了比較文學的深水區域。這些母題為什麼有限？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學貢獻了怎樣重要的母題？它們在不同的藝術樣式中如何嬗變？這些構成了比較文學主題研究的重要課題。

斯坦納小結道，對語言和翻譯的持續關注、對文本接受和影響的考察、對主題異同和嬗變的研究，固然是一切文學研究的組成部分，但只有在比較文學中，這三個方面及其創造性的互動，才得到特別的重視，由此構成了比較文學作為學科的特性。

斯坦納的演講沒有就此結束，而是根據個人經驗，提出了四個方面，供比較文學研究者探索。前兩個與語言相關：一是阿拉伯語，二是拉丁語。眾所周知，西方文明的根源在於希臘文化和希伯萊文化。但文化傳遞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幾經波折。一度，古希臘和希伯萊文化的精髓，要靠伊斯蘭文化來延續。歷史上也曾出現過一個特別時期，在西班牙某些地方，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和平共處，希伯萊語、阿拉伯語和拉丁語互通有無。斯坦納感嘆，西方今日缺少精通阿拉伯語的學者、思想史家、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能夠閱讀和判斷滲透進拉丁語中的伊斯蘭文化因子。他猜測，阿拉伯人不僅傳承了古希臘的醫學知識，還傳承了更多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知識。這些知識通過翻譯又斷斷續續地滲透進了拉丁語中，從而傳遞進了中世紀人的耳朵。因此，探討伊斯蘭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迫不及待的課題。而拉丁文世界也同樣有待清理。自羅馬帝國覆滅到19世紀晚期，拉丁語一直是歐洲法律、政治、哲學、科學和文學的核心用語。從阿奎那到萊布尼茨，從培根到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他們在哲學和科學領域中的論說、討論和批評，使用的都是拉丁語。文學中亦然，彌爾頓、波德萊爾、丁尼生、霍普金斯，都是擅寫拉丁文的大家。若意識不到拉丁文的底蘊，就很難全面評估他們的文學成就。然而，今日西方亦缺乏精通拉丁文的大家，這給歐洲比較文學的核心地帶留下了一片空白。只有清理好歐洲各國世俗文學共享的文化遺產，才能使其比較文學更上層樓。

另外兩個值得探索的領域與跨學科有關：一是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跨越；二是詩與哲學的跨越。一首詩歌、一齣戲劇或一部小說，與激發它產生的圖像或其他藝術形式不可分，與為它配置的背景音樂不可分，與根據它改編的電影、廣播或電視不可分。雅各布森稱之為文本的「變形」，斯坦納認為這是比較文學研究中關涉理解和評價的重要成分。戲劇《哈姆雷特》生命常青，離不開其他諸多藝術形式的再現，如歌劇、電影、繪畫，甚至芭蕾。斯坦納透露，他在接下來的幾周的講座中，將圍繞「塞壬之歌」的主題展開：荷馬的史詩、畢達哥拉斯的音樂、喬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說、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的繪畫，這些都是他引證的題材。總之，比較文學不只是文學的比較，更是將文學和音樂、繪畫、雕塑、電影等領域組成交響樂章、彼此燭照的應許之地。關於詩與哲學的跨越，斯坦納坦言，這是他個人激情之所系。斯坦納抱持調和的態度，認為所有的哲學都是言語行為，離不開語言、風格、修辭、再現。再抽象的思想，也要付諸語言來表達。因此，哲學和詩的「互文性」，對於闡釋學而言，是最為迷人和有益的研究課題。

斯坦納走上比較文學道路，絕非偶然。在演講中，斯坦納附帶提到了比較文學的歷史與之和猶太人的瓜葛。他說，比較文學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草創階段，與法國的德雷弗斯事件所誘發的歷史危機和情感危機不無牽連。而20世紀的猶太人與比較文學具有天然的親和力。在無休止的流亡過程中，猶太人要跨越時空和語言的邊界，處處無家，處處為家。這種情形與比較文學的身份和內涵一脈相承。比較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奧爾巴赫的《摹仿論》，就是在流亡途中誕生。北美比較文學的興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猶太裔學者左右。隨著歐洲納粹的興起，一大批精通多語的猶太學者幸運地來到北美。由於受到大學院校中保守傳統的英語系的排斥，他們只有進入比較文學系。經過默默耕耘，將這塊北美學界中的邊緣地帶，帶到了學術舞台的聚光燈下。比較文學發展史上的艱難曲折，與猶太人的命運休戚與共，都充滿了某種流放或離散的哀傷。

斯坦納1929年出生於巴黎。父母都是奧地利的猶太裔。斯坦納的父親生性敏銳，很早就預感到在維也納繼續生活會大禍臨頭，因此與新婚妻子在1924年移居法國。15年後，同樣的預感再次改變了斯坦納一家人的命運，在德國納粹攻入巴黎的前夜，他們乘船離歐赴美。多年後，斯坦納以深情的筆觸寫下了他作為「一種倖存者」的感受。生活的動蕩帶來語言的漂流。對於常人而言，這可能是災難，但在斯坦納眼中，這卻是福祉。「我的母親是如此地維也納作風，她常常在講話時，以某種語言開頭，用另一種語言結束。她並未意識到，這種情況造成了令人目眩的揚抑頓挫及語意變化。語言在屋子裡流動，飯廳和客廳是英語、法語、德語。」[2：95]斯坦納在回憶錄《勘誤表》中寫道，他成年後試著找出最初的語言，但卻徒勞無功，「無論是日常用語或心算，閱讀理解或聽寫，法文、德文、英文對我而言同樣地『自然』」。因此，他總是驕傲地宣稱這三門語言都是他的「母語」[2：95]。加上後天習成的義大利語，斯坦納成了西方學人中罕見的精通多語的學者。這為他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做出卓越貢獻提供了語言的基石。

如果說，作為語言奇才是靠了天分，那麼，斯坦納的博學靠的是勤勉，正所謂「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文心雕龍·事類》)。斯坦納的父親對他期望甚高，從小課子極嚴，令其博涉西學典籍，尤其是荷馬史詩和莎士比亞戲劇。斯坦納在紐約上完法國古典中學，接受了法國教育強調文科訓練的洗禮，學會了希臘語和拉丁語。1947年，18歲的斯坦納通過中學的畢業會考，選擇入讀耶魯大學。但就在新生訪校日，接觸到一位學長，獲悉耶魯大學對猶太人只是出於「非常有限的禮貌」。恰逢其時，芝加哥大學在傳奇校長哈欽森的掌舵之下，力倡自由教育。斯坦納認為，這更接近他「理想大學的理念」。經過一場特殊的測驗，斯坦納轉投芝加哥大學。他只用了一年時間就獲得了學士學位。畢業後，他選擇進哈佛大學深造，專業是比較文學。但哈佛大學人文學科領域研究的寥落令他相當失望。1950年拿下學位後，斯坦納對前途非常絕望。就在心灰意冷之際，他給哈欽森校長寫信，希望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結果得償所願。依靠這筆獎學金，斯坦納回到歐洲，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文學博士學位[3：316-324]。

斯坦納在牛津大學的歲月不太如意。上個世紀50年代初，英國正經歷經濟危機。生活方面的困難倒好克服，難過的是心智追求少有知音。他對到牛津大學英文系來拿英語文學博士不以為然，認為這種學位制度本身就是美國和德國的「舶來品」。斯坦納的博士論文《悲劇之死》在答辯前一波三折，直到1955年才通過。1952年，斯坦納進入《經濟學人》雜誌社，撰寫英美關係和外交方面的文章。1956年，斯坦納受《經濟學人》的派遣，回到美國做關於原子能的報道，由此結識了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院的原子能專家奧本海默。經過一番簡短交談，奧本海默邀請斯坦納入駐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成為該機構第一個研究人文藝術的學人。1958年到1960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期間，曾經作為富布萊特學者訪學奧地利。1961年，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成立，急需招兵買馬，尤其需要一位有科學背景的人文學者。斯坦納得天獨厚的經歷，讓他把握住了這次良機。

來到劍橋大學的斯坦納很快成為明星教師。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托爾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學界聲名大震。兩年後，《悲劇之死》問世。此外，他還有意識地傳承為「普通讀者」寫作的傳統，在報刊上發表大量的文章。這些文章在1967年結集，以《語言與沉默》為題出版。在此期間，斯坦納最大的貢獻是將他所謂的「中歐人文主義」呈現給了英語學界。他最早向英美的讀者介紹本雅明、阿多諾、列維—斯特勞斯、盧卡奇、君特·格拉斯、海德格爾、策蘭等人，如今，這些人在英語世界已形成巨大的批評產業。在這本文集里，斯坦納還探討了大屠殺之後語言與沉默的關係。有些文章在學界引起激烈的批評和討論，如《夜語》(主題是色情文學與語言生命力)、《空洞的奇蹟》(主題是德語在納粹統治之後的敗壞)。然而，斯坦納的卓越表現卻引起了劍橋大學資深文學教授的嫉妒。在1969年的晉級答辯中，他們未讓斯坦納通過。斯坦納將自己的遭遇和利維斯博士相提並論。利維斯在劍橋掛鞭時只是講師；相比之下，劍橋對斯坦納更「大度」，他享受教授的薪資待遇，被聘為「傑出客座研究員」(這一頭銜一直保持到現在，畢竟他是丘吉爾學院的開山元老)。在劍橋升職受挫後，斯坦納決定離開學院，專心從事自由寫作。早在1967年，他就接替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的衣缽，開始為《紐約客》撰文。在主筆該刊文學批評的30年間(1967-1997)，他發表了130餘篇文章，就大量的社會問題和文學文化事件做出了精彩的評論。毫不誇張地說，他是威爾遜「最理想的傳人」[3：1]。

1974-1994年，斯坦納接受日內瓦大學的邀請，擔任英語及比較文學教授。1994-1995年，榮休後的斯坦納受邀擔任牛津大學比較文學客座教授。2001-2002年，斯坦納榮膺哈佛大學詩歌教授，在諾頓詩歌講座上開講，後來結集成書，即《大師與門徒》。

劉小楓先生曾感嘆，「喜歡念書的人無不企望從學時師從好老師，但天命並不安排每個時代都出現好老師；讀書人是否碰上一位好老師，只能靠運氣。像姜亮夫先生那樣，曾先後師從廖平、王國維、章太炎，讓人覺得，他把從學的福氣享盡了，令我們只有艷羨的份兒。」[4：288]斯坦納一生出入歐美知名學府，其運氣之好，讓人羨慕。在《勘誤表》中，他專章回憶了自己的師承。在中學時代，他就受惠於耶魯大學法國文學專家、古典學者吉恩·波爾什。在芝加哥大學時期的諸師中，有彌爾頓專家、歷史主義與倫理政治傾向的學者恩尼斯特·索爾拉克；有指引他走向海德格爾的大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有重視實踐倫理的政治家理查德·麥克基恩；有新批評派的泰斗、著名詩人艾倫·泰特。在牛津期間，他得到正義感極強的文學批評家亨利福·豪斯教授的指點。在普林斯頓任教期間，他得到詩人、評論家、散文家布來克默的青睞。在劍橋，他與神學大師唐諾德·麥金儂、皮耶·布當等人結為莫逆。在日內瓦大學，他結緣於猶太神秘主義宗師格爾修·朔勒姆和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亞列克西斯·費羅能柯[2：141-163]。

韓愈在《與於襄陽書》中寫道：「士之能享大名、盈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5：8]大師與門徒在學問的薪火相續中，休戚相關，如水波相繼。斯坦納的人生際遇和問學之路，當可為證。

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如果以此為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願景，那麼，斯坦納一定是最有心得、最有發言權的比較文學家之一。迄今為止，斯坦納已有20餘部著作問世。除了前述書目之外，另一些重要作品包括：《安提戈涅》、《論困難性及其他》、《疆界之外》、《藍鬍子的城堡》、《絕對性的鄉愁》、《海德格爾》、《造物的文法》、《我的未寫之書》、《真實的臨在》、《思之詩》等。這些作品除了關乎古典和現當代文學的本業，更涉及語言、翻譯、文化、哲學、神學等廣闊領域，體現出真正比較文學家的「圓照之象」。

斯坦納的作品中，有幾部與他在「什麼是比較文學？」演講中提到的研究重心和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領域聯繫非常緊密。它們是《巴別塔之後》、《安提戈涅》、《悲劇之死》和《思之詩》。

斯坦納強調比較文學的第一個重心是翻譯研究，這正好與《巴別塔》一書的主題對應。該書的副標題是「語言與翻譯面面觀」，足見斯坦納的雄心。他是想「繪製出一個全新的領域」[6：viiii]。書中開篇就提出了「理解即翻譯」的命題，接下來討論了兩類截然對立的語言觀以及歷史上對翻譯的各種見解。斯坦納認為翻譯是藝術，不是科學。他將翻譯活動視為闡釋的過程，其中包括了四個步驟：信賴、侵入、吸收和補償。四個步驟環環相扣，缺一不可。這部作品自1975年問世以來，已經成為斯坦納的經典[6]。斯坦納強調比較文學的第二個重心是文本的傳播和接受，這在其著作《安提戈涅》中得到詮釋。安提戈涅是古希臘神話中俄狄甫斯王的女兒。根據神話傳說，她違背了忒拜國王克瑞翁的旨意，將因叛國被戮而不準下葬的哥哥秘密入土為安。克瑞翁一怒之下，將她處死。在臨死之前，她預言克瑞翁也將自殺身亡。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衝突有多重寓意，象徵了國族與個體、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的衝突。兩千年來，這一神話一直籠罩在西方心靈之上，不斷地遭遇重寫。斯坦納透過這一神話的傳播和接受，從戲劇、詩歌、小說、哲學、政論、歌劇、芭蕾、電影甚至造型藝術材料中，揭示古典神話對20世紀文化的深遠影響[7]。斯坦納強調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三個重心是主題研究，《悲劇之死》一書是他在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斯坦納所謂的「悲劇」，不是指一種戲劇門類，也不是指人類共有的悲情經驗，而是指基於徹底虛無的人生觀之上衍生出的藝術作品。這種人生觀的前提就是，人生是致命的罪行，「最佳莫若不生，早死為次佳事。」[8：9]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是完全不受歡迎的客人；世界之於人，是完全邪惡的他者；人生除了受苦，就是受苦，沒有任何道理可言，沒有任何救贖的希望。自殺是人從此世解脫的唯一出路。按照這種人生觀所產生的「悲劇」自然是有限的。斯坦納清理了這一悲劇主題的譜系，包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安提戈涅》，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赫卡柏》、《特洛伊婦女》、《醉酒的女人》，馬洛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拉辛的《貝蕾妮絲》和《菲德拉》，雪萊的《欽契》，畢希納的《沃采克》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完全落選。斯坦納的理由是，它們在結尾都走向了喜劇，只能算是情節劇或悲喜劇。絕對的悲劇關閉了救贖和改良之門。斯坦納認為，現代性的線性時間觀念、神學的衰落和馬克思主義的彌賽亞本性，構成了「悲劇之死」的成因[8]。

顯然，斯坦納在1994年演講中談到的比較文學三個研究重點，是他多年來的經驗之談，正好可以找到三部代表性著作來驗證。在那篇演講中，他還提到四個值得繼續研究的領域，這不妨看成是他的願景。也許由於年歲已大，他對繼續學習阿拉伯語和拉丁語已力不從心，所以將這兩個方面留給了後來者。而第三個方面跨學科的研究，部分願望已經在《我的未寫之書》中有明示。該書分七章，談論他未來得及寫的7部作品，主題分別是：中國風、妒忌、愛欲之舌、猶太問題、教育制度比較、人與動物關係、政治觀念與宗教信仰[9]。對於第四個方面，也就是斯坦納本人最為著迷的詩歌與哲學的關係問題，我們終於有幸在他的新著《思之詩》中看到了結晶[10]。眾所周知，詩與哲學的爭執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挑明這種爭論的柏拉圖說過，這個論爭在他那個時代就已經是古老的話題了。「在柏拉圖看來，詩歌是欺騙，它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尋找永恆的真理；詩歌煽動難以駕馭的情感，向理性原則挑戰，使男人像個女人，而非追求精確。……詩歌對創造健全的靈魂或合理的國度沒有絲毫用武之地，在他設計的理想國的藍圖中，柏拉圖將詩人逐出門牆。」[11：1]自柏拉圖以降，這個爭論在哲學和詩學領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20世紀大哲施特勞斯曾以「隱微」的方式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將這一爭執挑起[12：326]。斯坦納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深受施特勞斯的影響，《海德格爾》一書是在其啟發下寫成，同樣，《思之詩》也是對施氏的「顯白」回應。通過梳理從古希臘到現代詩人策蘭為止的西方文化，斯坦納斷言：詩歌和哲學是一回事，二者水乳交融，難分彼此，思即詩。正如他在扉頁引用的薩特之言：「一切的哲學中都有一個潛藏的文學文本。」[10：1]這一結論是否站得住腳，是否能有效終止詩與哲學之爭，還需要歷史來檢驗。但無疑，他的觀點是值得認真聽取的。

斯坦納不但長於鴻篇，而且精於短制。甚至某種意義上說，後者也許更能體現其作為比較文學家的才華。在他發表在《紐約客》、《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文學增刊》等期刊的文章中，滲透了濃厚的比較意識。比如，在名文《中歐人文主義》中談到邁耶的原創性或深度時，他說，邁耶的許多作品中有一種灰色平淡的說理，就像不斷努力的沉思，因為辯證張力的平衡而模糊了感情的鋒芒，「邁耶評論克萊斯特的文章非常清晰，但缺乏托馬斯·曼評論的純粹內涵；他對海涅的評價不落俗套，但阿多諾對同一主題的把握更見火候；他對卡夫卡的評論客觀公正，但莫希格在《德國文學的毀滅》中的立論更為睥睨一切、牢固可靠；他談論歌德不如本雅明深刻；同題作文，難免互較短長，海勒就比他鞭辟入裡、發人深省。」斯坦納並沒有就此結束，為比較而比較，而是筆鋒一轉，展示出「同情的理解」：「鋒芒不那麼銳利，議論悄無聲息，這顯然是邁耶本人得以倖存下來的部分原因，在艱苦環境下，他能寫出那麼多東西，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更何況，他的風格中有真正的謹慎和節制等美德，從而有時恰如其分地避免了過激的言論。」[13：354-355]

照辭如鏡，知人論世，提倡「真正的謹慎和節制等美德」，應該成為有志於比較文學研究的學人的追求。即使是對於劍橋上一代文學批評的宗師利維斯博士，斯坦納在不吝溢美之詞後，依然要用「客觀對應物」來為其「定位」：「偉大的批評家比偉大的詩人或偉大的小說家還稀有。在英國，約翰遜、柯勒律治和阿諾德是第一流的批評家。德萊頓和塞恩斯伯里也很優秀，但偶爾焦點不穩，失之業餘。現代批評家中，艾略特和威爾遜卓然而立。利維斯呢？人們下意識就會同意他很優秀。他的批評中有一種說服力，超然隱現於周圍的激烈爭議和無情的傲慢之上。」如果對比就此結束，那也太平淡無奇。斯坦納的妙筆在於最後一句，有著千鈞之力：「如果對利維斯的批評地位仍有懷疑，那正是因為，批評必須是利維斯本人所言的人文核心；在他的成就中，作為核心的批評明顯無疑，但作為人文的批評經常是可悲地缺席。」[13：238]

斯坦納在比較方面的才華，最為淋漓盡致地展現於他那部研究俄羅斯文學的批評經典《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是史詩傳統的最佳繼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亞之後最具有戲劇大師氣質的藝術家。托爾斯泰醉心於理性和事實，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理性主義持蔑視態度，對悖論情有獨鍾。托爾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鄉村場景和田園氛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語言領域中建築現代大都市的大師。托爾斯泰渴求真理，這樣的過度追求甚至不惜毀滅自己和自己身邊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真理的敵視態度甚至超過了對基督的敵視，懷疑實現絕對理解的可能性，寧願讓自己站在神秘一邊。托爾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話來說——『在上層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進入非自然的迷宮之中，進入靈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爾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地球上，喚起真實的東西、有形的東西，表現可以感知的具體經驗的整體，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處在幽靈之物形成的幻覺邊緣，總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擊，所探索的東西最終可能證明僅僅是由夢魘支撐起來的薄紗而已。托爾斯泰體現了健康和奧林匹斯山神靈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著魔狀態形成的能量。托爾斯泰從歷史的角度，從時間的長河的角度，觀察人的命運；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同時代人的角度，從戲劇瞬間的充滿活力的靜止狀態，審視人的命運。托爾斯泰死後享受了俄羅斯歷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禮，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東正教的肅穆儀式，安息在聖彼得堡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爾斯泰躋身質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傑出的信徒。」在辯證的對立之後，斯坦納走向了統一。「假如托爾斯泰在將自己狂熱的天才轉為淡定的過程中，翻到了《隨筆集》第二部中間著名的第十二章，他也許會發現對自己、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非常貼切的評價：這是鼓舞人心的偉大奇蹟之作。」[14：310-311]

斯坦納的作品也是「鼓舞人心的偉大奇蹟之作」。正如特里·伊格爾頓說，斯坦納的作品「一望而知，博涉多種語言，精緻、高調的修辭手法，哀婉的情緒，大師般的口吻」[14：尾封]。我們應該向這位比較文學大師致敬；精研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致敬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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