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畫派」研究的瓶頸與新視野

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畫革新的背景中，趙望雲、石魯、何海霞、方濟眾、康師堯、李梓盛等六人的200餘幅美術作品在北京展出，隨即引來美術界長達兩年的熱烈討論。此後，「長安畫派」便伴隨著熱議、爭論登上了中國現代繪畫的歷史舞台。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個在新中國繪畫史上極具個性和代表性的繪畫流派，經歷了一系列藝術思潮的變化和政治風波的影響，其代表性藝術家均已作古，文獻資料所留甚少。關於「長安畫派」發展流變的歷史過程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代表畫家的藝術思想和生活細節還有許多未解開的謎團。

若要對「長安畫派」的成長曆程、命運起伏、藝術價值等重要問題進行全面考察和客觀評價，有限的文獻資料往往會顯得捉襟見肘。因此，「長安畫派」歷史元真面貌的還原和進一步深入的研究就很難有所突破。王朝聞曾撰文回憶石魯所作《轉戰陝北》的命運遭遇，他在文中深有感慨地說：「……石魯發表了有條有理的有關回顧。如果來得及把他這次發言錄下來，他的發言對於現代美術史的研究，應當說是一個重要的依據。」王朝聞的這句話啟發我們，在「長安畫派」研究中採錄一手資料的重要性。實際上，「長安畫派」的研究呼喚一種新的視野，急需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關於對「長安畫派」口述資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正逐漸進入相關研究者的視野。近幾年來，關於「長安畫派」的一些訪談錄和口述回憶性文章也偶見於報紙雜誌，如由趙振川口述、經李鴻照整理的《從束鹿趙望雲到長安畫派——趙振川談趙望雲》，由趙季平口述、李滿星執筆的《趙季平：父親趙望雲的藝術人生》，《中國梵高，鏗鏘石魯》一文中有廣州日報社的記者對石魯夫人閔力生的採訪記錄，石魯的女兒石丹和兒子石果以「口述」的形式發表了《狂狷石魯與他走過的時代——畫家兒女眼中的畫家父親》，方濟眾藝術研究院的吉武昌等人以《對話方濟眾》為主題對葉堅、崔振寬、趙季平等人的口述訪談等。

值得關注的是，以西北大學藝術學院的屈健、劉艷卿等為核心力量的研究團隊在對「長安畫派」的相關資料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搜集整理了大量關於「長安畫派」的口述資料。由劉艷卿和屈健主筆的《多元描述：口述史視野中的「長安畫派」——兼議口述史方法及其問題》一文，大量引入口述資料，並將側重點各不相同的口述記憶綜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和整理，再結合相關實物（作品）、自傳、回憶性資料和研究性文章等加以相互佐證和考察，在多元描述的基礎上對「長安畫派」的發展軌跡進行了更符合歷史本原的梳理。在綜合分析相關資料的基礎上，文章指出，「長安畫派」的發展軌跡呈現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即孕育誕生——合力發展——逆境流變。把深藏於見證者和知情人內心的記憶納入「長安畫派」研究的範疇，無疑為「長安畫派」的相關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引入對畫派的考察，確乎為「長安畫派」的進一步推進帶來了新的力量。因此，該文章在提供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也對「長安畫派」的研究方法做了有益的探索，為「長安畫派」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

「長安畫派」在中國現當代美術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對「長安畫派」的研究應該從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多維突破。對口述史方法的謹慎使用，或許會為「長安畫派」研究打開新的視野、帶來新的生機。（文/賈峰，寧夏社會研究院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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