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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君帶你讀傳記

各位好，又到了我們每周四的「局君帶你讀傳記」的時間了。今天局君要向大家介紹一部整理記錄德國納粹「焚書事件」中被焚書作家作品及生平的傳記作品《焚書之書》，由德國文學批評家、傳記作家福爾克爾·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 撰寫。

1933年5月10日，大約七萬人聚集在柏林歌劇院廣場。學生們早已將兩萬多冊書籍放在廣場上，納粹學生領袖激昂的演講未畢，書堆中已燃起熊熊大火。這位學生領袖隨即又向火堆中扔進一捧書籍。納粹唯恐天下不知，還用廣播向不在場的人們播送這一消息。類似的焚書運動當天在德國各地展開。

美國雜誌《新聞周刊》稱這次事件為「書籍大屠殺」。德國詩人海涅在1821年寫下的名句一語成讖：「他們在那裡燒書，最終也將在那裡焚人。」

1933 年，學生當街焚書

七十五年後的今天，這些作家和其作品早已被遺忘。福爾克爾·魏德曼以呈現戰後德語文學史聞名，試圖重新喚起社會的記憶，改變這些不該被遺忘的作者，已經被遺忘的命運。

「這本書則不再只是浮光掠影。我毫無遺漏的追蹤了所有作品被登錄在文學第一黑名單上的作家，而哪本書該被丟入火堆，所根據的就是這份名單。」

這份黑名單上有92個德國作家和35個外國作者。包括國際知名的有海明威、傑克倫敦、茨威格、雷馬克等。

《焚書之書》描述這些作家個人及作品的特色，以傳記和回憶錄的形式呈現給今日的讀者。目的是讓被遺忘的從遺忘中走出來，把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著作呈現給今日的讀者。重新光耀當時被焚毀的書，重現當時多數文人面臨公義道德勇氣的抉擇、流亡的生活，賦予他們悲劇性的生命一個現代的意義。

1995 年，以色列藝術家米夏·烏爾曼設計的「空書架」建成於德國倍倍爾廣場，為警示 1933 年 5 月 10 日發生的焚書事件。其中 32 個書架恰恰能放當年被焚的兩萬多本書。

空書架旁邊，刻有海涅名言：「Das war ein Vorspiel nur, 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man amEnde auch Menschen. Heinrich Heine 1820（他們在那裡燒書，最終也將在那裡焚人。海涅，1820）」

摘選Digest

《焚書之書》

作者: [德] 福爾克爾·魏德曼

譯者: 宋淑明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年：2017年7月

————

流亡者不識妥協之道：

恩斯特·格雷舍

他自己早就描寫過這一切。這一切，也就是為什麼他們憎恨其它人沒有像恨他那麼深的理由。

恩斯特·格雷舍(Ernst Glaeser, 1902-1963)在他造成轟動的小說《年次：1902》(Jahrgang 1902,1928)里，把這一切寫成像自傳和這一代的紀錄一般， 海明威稱這本書「他媽的好」，而且直到今天它仍被看成是理智的、不過份感傷的時代之書，非常值得一讀。

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在 1902 年誕生的這些人，被他描寫成是失去方向、失落的一代，沒有依靠和榜樣，生存在兩代中間的夾縫裡，戰爭開始時是 12 歲，結束時 16 歲。「我們埋怨我們的青春，因為它阻止我們成就英雄事業。」格雷舍如此寫道。

恩斯特·格雷舍

他們的父親們，剛剛還是小公務員，小小的社群組長，突然間變成英雄。孩子們歡欣鼓舞，熱衷模仿前線：「我們手牽著手歌唱。我們稱呼自己為『德國弟兄』。我們發誓永遠效忠對方。」

什麼可能性都有，什麼都美好無限，在這樣的青春中。只是不能上戰場，他們不被允許上戰場。忽然之間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被毀滅。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只知道，他們被欺騙了：「很快的，我們發覺，別人說的話，不再是他們心裡所想。」情緒，原本是內心深處的表達，現在要遵從每日一令：「之前我們必須歡呼，現在我們必須哀愁。」

信仰，格雷舍寫道，信仰已經離他而去，不只是他，還有其它與他同年紀的男人：「戰爭屬於大人。我們孤單的在其間迂迴。我們什麼都不相信，但是我們什麼都得做。」

格雷舍的書中最出色的是，令人信服的將極端的立場、埋怨的牢騷以及個人的自憐描繪成一個世代的現象。唯獨有時候，在很少的一些地方，在最孤獨、最真切的可能里，他說的是自己：「每個人都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他們為什麼受苦。而我不知道。」

如果這是一部作品的話，很偉大。是真實生活的話，就可笑復可憐，卡在明確的喪失立場與信仰之中。因為格雷捨生活在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代，一個與政治抗爭的時代。他和朋友熱心投入政治，又被政治殘酷的驅趕。在卡爾可夫革命作家大會上，在共產黨忠魂維斯克伯夫被誣衊反叛時，必須為自己辯護的大會上，格雷舍被譽為正義鬥士。一年後，他和維斯克伯夫共同合作，出版了這部之前提過，報導幸福的蘇聯人民的宣傳書《沒有失業者的城市》。兩年後，他的書全部被投入火炬。

活該，我們可能會如此認為，因為格雷舍被視為左派。他流亡逃入捷克，然後去瑞士，但是在那裡，獨自一人，他開始反省。

而且思鄉的愁緒來襲。疑問也接踵而至，真的那麼糟糕嗎？舊的祖國？格雷舍紆尊降貴，首度再越過邊界，為了參加「奧地利併入德國」 的投票。如果他欲投「反對」票，就不會越過邊界。他到處詢問，是不是有可能被好好引薦，重返「帝國」，昔日焚毀他的書的那一個國度。接著，他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再教育營」或者也稱「練習營」。格雷舍一定是個表現良好的學生，因此第三帝國重新接納了他。而流亡在外的人則憎恨他：一個「文學戰犯」，貝歇（Johannes R. Becher)如此稱呼他。

褚格麥雅（CarlZuckmayer)在他為美國情治機關所寫的精神分析報告中，自己對分析的對象同情不已，卻語氣強硬的寫道：「格雷舍又是一個必須涉及『相信』議題的例子，他投靠納粹的過程完全是這個模式的過程，只能被認為是巴結、自欺欺人和有意識的投機。」

由褚格麥雅所找到的這個來自萊因海森（Rheinhessen)的南海森人，原籍達姆城（Darmstadt）附近果思革饒（Groβ-Gerau）的格雷舍，是機會主義者的最佳例證，格雷舍曾寫道：「這裡說的是某種特定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家鄉的方言，製造內心的不安、不真實、引導錯覺和戴假面具。」

還有：「他在重新回歸之前，就已經在假裝是感傷的流亡人士，但是沒有人比差點死在流亡時期的他，更仇恨流亡。」克勞斯?曼和艾麗卡·曼(Klaus und Erika Mann)在他們的流亡者畫像之書《逃亡》(Escape to life,1939)中，也如此描寫格雷舍沒有當時流亡者所組同鄉會同仇敵愾的心。我這麼詳細的引述文獻，是因為一如其它流亡者所判斷，格雷舍這個人和他的個案清楚呈現了幾乎是所有流亡者的生活狀況，危險、辛苦、失去生存的意義，並且面臨威脅。

羅馬尼亞作家諾曼·馬內阿的回憶錄《流氓的歸來》講述馬內阿以自己兩次被迫離開羅馬尼亞，又兩次回歸為主線，敘述了一個時代的驅逐和流放、掙扎與迷茫。

從這個人的例子可以看到，如此想法的人，可以這麼容易就改變立場：「流亡生涯不是一個倶樂部，不像擁有倶樂部會員資格般代表什麼身分地位。流亡是一種生命義務和命運，是一項任務，而且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這些流亡者是一群特別的人。他們中間不需要一個惺惺作態、狡詐、多愁善感，但同時不忘向對手拋媚眼的人。這樣的人會被排擠出他們的圏子。這種人，如果他還找得到地方求饒，我們也不屑用指尖碰一碰他。」

格雷舍確實是他那一個世代典型的化身，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說中所描寫的一樣。自然而然，如果格雷舍在戰後，成為第一個向德國人民演說民主生活該如何，民主人的行為該如何的人，也不是令人驚訝的事。他又再一次前進、傳道、指導方向、要求別人，自己像個全知者般宣稱：「就是今天這個日子，我們要向德國人民呼籲：不要順從!要起來反對所有的愚蠢、所有的僵化，反對謠言以及搖擺不定的態度，反對告密，反對官僚，反對奴性，反對機會主義，反對不合理，反對暴力——起來反對吧！」這就是 1947 年的格雷舍，然而沒有人再聽從他。這個人， 1902 年的代表，最終只是一個悲劇的、滑稽的人物。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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