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里讀《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相關其它

文史 10-13

老里讀《史記●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相關其它（匯總）

作者老里

一、前言

前面之所以寫孔子，是因為孔子對中國的影響太大了。他的思想或為己出、或為他人延伸、借用、或篡改並作為正統主體思想體系，一直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到現在這些思想已經浸淫到了我們的方方面面，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思想，指導或是干擾著我們的生活。所以說看清楚一些東西的本質，分清楚好與壞、定下來取與舍，有計劃有目的地去學習、借鑒或者是摒棄與批駁是非常有必要的。時代發展變化了，有很多東西需要重新審視對待，盲目地、甚至是大張旗鼓地去搞一些東西，很有可能是不合時宜的、不符合發展需要的。

之所以要寫關於「大秦」的一些東西，是因為一直以來個人堅定地認為「秦」是中國最偉大的一個朝代或時代，沒有之一。回看歷史長河，恐怕只有大唐能與之相比一下。但大秦是一個標杆、是一個方向，而大唐卻不具備這些元素。

秦之所以偉大在於它比較徹底地實施了偉大的「商鞅變法」；在於它首先實施了廢井田、開阡陌，使奴隸主與奴隸的生產關係開始向封建地主與佃戶、農民的生產關係轉型；在於它首先確立了以法治國的理念；在於它首先標榜或昭示了取信於民的「徙木立信」；在於它首創了郡縣制；在於它確立了軍功制，使平民的上升成為可能，並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在於它實施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度量衡」等標準工程建設，使標準在繼法律之後成為另一項重要的國家建設內容。

那麼有些反對的人可能會問：既然如此偉大，為什麼轟然倒地了？言外之意就是：好的就必須是長久的，而不長久的肯定是壞的；那麼我想先問下：「為什麼雷鋒同志這麼好的戰士、戰友、同志，這麼好的一個人，為什麼早早地就離我們而去了？」對！是出了意外，有時候意外是無法抗拒的。難道你會認為雷鋒同志早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就不是一個好同志嗎？

雖然大秦的覆亡和它一刀切地以法治國，嚴重忽視了對民眾的教化、忽視了休養生息，有很大的關係；雖然和南伐百越、北拒匈奴，而耗費了巨大國力有很大關係；雖然和諸如國家剛剛統一，而各種矛盾又層出不窮等很多因素有很多很多的關係。但個人認為，秦的覆亡和一些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殘暴」，沒有一絲半點的關係。為什麼新加坡的鞭刑為很多人交口稱讚，而秦的「什一、連坐」卻會橫遭詬病呢？一項法律規章的實施是否「殘暴」，並不是看它具體規定了什麼，而應該看它是否只是針對某些人或者莫一群人的。如果一項法律規定是針對所有人的，也就是所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說做到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那麼所謂的殘暴不殘暴，還有什麼必要說嗎？（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史記●秦本紀》）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一邊誇讚著萬里長城是如何如何偉大、如何如何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一邊又讓孟姜女跳出來控訴著秦始皇的罪孽。不矛盾嗎？一個問題使用兩個標準，不自抽耳光嗎？一項非常必要的國家國防工程，只存在實施的時間、時機方面的問題，而不存在所謂的對錯，更不存在所謂的殘暴不殘暴這一問題。

不管潛伏的矛盾有多大、有多少、有多深，只要秦始皇活著他都是可以搞定的。也許也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他才去練所謂的仙丹，尋所謂的仙境。但事與願違啊！歷史並沒有多給他十年或者是二十年。早知道是這樣的結果，多踢幾次球，多鍛煉下身體該多好啊！意外並不止停留在了沙丘，更聚焦在了胡亥、趙高、李斯、扶蘇、蒙恬這些人的身上。歷史不可以用來假設，但歷史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答案。一個人期望中的二十年，可能影響了一個民族的兩千年。

籠統而言是無法具體說清楚的，還是一一道來吧！

標題中的其它是指和秦有重要關係的一些人的列傳，比如：商鞅、白起、呂不韋、李斯等人的列傳。

二、商鞅變法

個人認為商鞅變法，準確點應該叫做「大秦帝國之商鞅變法」、或者叫「秦之商鞅變法」，因為主語不同所表達的意思也不盡相同。

雖然「商鞅變法」這樣的陳述應該是省略了前面的主語，並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地方。但是這樣一來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個誤導：以為這次變法完全是由商鞅發起、主導、並最終實施以至完成的，會產生非商鞅而不能的誤解。這樣一來就會模糊了一個事實，大秦帝國一直是鐵打的帝國流水的將相。從商鞅到白起再到甘茂一直到呂不韋、李斯，沒有一個不是匆匆過客、歷史的走卒。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是順應歷史的發展，順應大秦的需求，而後才談的上所謂的施展自己的才華。

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三次覲見秦孝公的故事雖然有一些套路化，但這並不妨礙說明一個道理：是商鞅在用他的各種治國之策來迎合秦的需求。也就是說大方向大秦早就既定的，只是缺乏具體實施的辦法，或者是還需要一個更理想的方略，還需要一個在前面衝鋒陷陣大將。就好比一部龐大的國家機器正好需要一個能讓自己更好地加速運轉的零件，而商鞅所攜帶的零件中，正好就有這麼一個是大秦需要的，而且它也是商鞅所極力推崇的。所以在試驗了三次之後，商鞅確定了那個大秦最想要的零件並使之與大秦帝國的機器咬合在了一起。

整個變法過程中表面上看商鞅的出鏡率最高、出彩度最高，但真正的主導者和決策者卻是幕後的秦孝公。沒有秦孝公單單就甘龍和杜摯這兩個人他都難以擺平，因為他們的身後是龐大的利益集團，豈是一個初來乍到的「外來客」用一張嘴就能打敗的？至於後面的「法太子——刑公子虔、黥公孫賈」（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史記●商君列傳》

）更是商鞅靠自己不可能做到的。當然，秦孝公的背後肯定也有一大批堅定的支持者，而商鞅的存在恰恰為兩個集團提供了必要的緩衝地帶和需要時的政治犧牲品。

決定變法成敗的要素應該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變法集團的把控能力極其集團的實力，二是變法內容的可行性極其實用性。

當秦孝公死去，秦惠王搖身一變由舊勢力集團的代表變成新勢力代表的時候（事實上，秦惠王即位後的角色準確講應該是秦國利益的代表者。也就是說他由原來的舊勢力的代表變成了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調和者，以及新勢力集團的傾向者。）。商鞅的價值不但瞬間變成了零，還順理成章地成了緩和兩派勢力矛盾的犧牲品。當然這些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變法並沒有因為商鞅的死而停止，更沒有被廢止。所以說變法是大秦的變法而不是商鞅的變法！

個人認為商鞅變法大致有以下幾個階段或事件：一是徙木立信，二是「法太子」，三是具體的實施階段，四是商君法自己之法，五是商君裂而法度不更，六是「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統一度量衡」等等（這些雖然和商鞅的時代已經相去甚遠，但應該是變法思想的延續，同時它也是法家另一位重要人物李斯所主導的）。

三、徙木立信

商鞅把變法的具體章程準備好以後並沒有急於公布，因為他還必須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史記●商君列傳》

徙木立信看上去像一個簡單的獨幕劇，用現在的話說像是一場簡單的秀。然而，這肯定不是一個秀，它是大秦決心的體現，是公信力的昭示。

現在的人一提到「信」就會說：噢，做人要講誠信，做企業要講信譽、、、、、、然而，分析一下這些話的語氣、語境，自己覺得這裡好像有一點本末倒置的地方，或者說有避重就輕的地方。對於社會的個體以及小團體來講，最重要的是什麼？或者說是遵紀守法應該在前面，還是誠信和信譽在前面？是道德、忠孝在前面，還是法律應該在前面？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這個問題應該很重要，因為與之相對應的還有對於「大秦帝國」而言，法律和誠信哪個最重要的問題。大秦帝國（政府）是法令的制定者、主導者，而非具體的執行者和被執行者，也就是說它和遵紀守法沒有什麼關係。用現在的話說，它是一個法人，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法人代表或者個體，所以它不存在守不守法的問題。這裡必須說明一下可能產生的曲解，當大秦的商鞅、太子、公子虔、公孫賈等以個體出現的時候，他們代表的是自己而非帝國，這時候在秦法面前他們是和國人一樣的，遵紀守法也就成了他們必須做到的一件事（後面的「法太子」，「商鞅法自己之法」正好驗證了這樣一個道理）。所以說對於大秦來說，也就只剩下了「誠信」這件最重要的事情了。

反過來說，對於老百姓而言，他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紀守法。當然這裡的老百姓是廣義的，他包括國家裡的每一個人。至於誠信到底重不重要？應該也很重要，但它不佔主導地位。也就是說，對於國人來講必須做到遵紀守法，而誠信只是錦上添花的事情。

再反過來講對於大秦帝國而言做到誠信，讓老百姓相信帝國是說話算話的、是有公信力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切法令、制度得以執行的必要前提。

孔子云「君君臣臣」，意思是說君主要有當君主的樣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樣子。言外之意就是說：你君主像個樣子，當臣子的才會像個樣子。都說儒家和法家是死敵，老里倒覺得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非常一致的。

一條馬路這個看看說：哎不好太窄了。於是下令挑了拓寬。那個又看了看說：哎，寬是寬了，但那個下水道怎麼修的不好呢？於是又下令挑了再修；一個景區的山坡，早上這個來了說：弄個台階多好啊！於是下令花了一百萬快弄好了。結果晚上又換了個來了說：咦這中間開挖多壞風水啊！於是又下令花了兩百萬清除、填平再種上樹木；今天一個政策，明天一個口號，換一個人折騰一次，換一個人脫一層皮。朝令夕改，民且狼顧。朝秦暮楚，物力盡靡。

一個企業沒進大門就能看見幾個大字閃閃發光「質量第一，信譽至上」。老百姓有句話叫會咬的狗不叫，更何況對於一個企業來講，第一是遵紀守法，第二是賺取利潤。繞那麼遠，扯那些毛線有什麼用呢？自欺欺人罷了！保不齊背後都是些行賄、偷稅、造假、坑蒙拐騙。

該講信譽的，不知道玩什麼去了；該遵紀守法的不是在糟蹋法律，就是走錯了方向去專攻信譽去了。真所謂南轅北轍！

四、與庶民同罪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史記●商君列傳》

處罰太子表面上看只是處罰的兩三個人，但本質上是改革集團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打壓。為什麼會有守舊集團，因為他們是舊體制的獲利者。當他們只代表一小部分人的時候，當他們的存在嚴重妨礙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阻礙了社會發展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不滿的聲音發出來，自然就會慢慢地產生抵觸、求變的行為。而一旦這種情緒結成了勢力，自然就會導致「變法」的誕生。

「變法」不是誰認為應該做就可以做的事情，即便要做也要根據客觀情況來決定「變法」的規模、程度、步驟等等。關乎生死存亡的國家大事，一不小心不是勞民傷財，就是玉石俱焚。

在戰國時代大大小小的變法進行了很多，但真正有效而長期地推動了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取得了實質性成功的基本上也就是「商鞅變法」了。李悝、吳起在魏國的變法雖然在效果的持續程度上遠不及後來的商鞅變法，但他卻為後者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前者的探路和鋪墊，商鞅的變法應該要經歷一段很長時間的摸索。而吳起在楚國變法的失敗和身死，也從另外一個層面反應出了所謂的「變法」要面臨多麼大的阻力和反抗，要面對多少的兇險和危機。然而，吳起的死和商鞅的死雖然都是由於變法主導者「君主」的駕崩而直接引發的。但他們的意義卻截然不同，吳起是死於保守集團的反擊和泄憤，而商鞅則是為調和改革集團和守舊集團的矛盾而作為犧牲品死的。說白了就是「我幫你們殺了商鞅大家都消消氣，而後都老老實實地該做什麼做什麼，別添亂。」另外，這裡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太子即秦惠王由保守派自然地通過繼承而轉型為改革派這一事實，正是秦國改革派勢力穩穩地壓制住了保守派勢力的體現。

其他國家大大小小的變法，雖然有的也進行的有聲有色。但都由於種種原因不是進行的不徹底，就是半途而廢，或者是做成了夾生飯。總之都不如秦國的變法成功，沒有讓自己國家變的比秦國更強大。

大宋的「王安石變法」和戰國時期的變法相比，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在於：戰國屬於奴隸制向封建地主制轉型過度的時期，時代的變革和體制的崩塌轉換是昭然於世的；而大宋正處於封建制度的發展期，所以那個時代應該以改良或者是以逐步推進為宜。大宋的變法在改革派沒有取得絕對控制權的情況下，又大張旗鼓地推進所謂的變法。當新政策推行過程中發生的新問題不能及時解決的時候，當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保守派的猛烈反撲肯定是必然的。

當然，法辦太子另一方也正是秦孝公極其集團改革決心的體現。而利益集團不斷地反撲、挑戰，一方面說明了他們不情願束手就擒，另一方面也正是這挑戰為改革集團表決心提供了可能。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自古就是統治階級所標榜的一句口號，同時也是生活在最底層的老百姓在絕望之餘對於公平的一個奢望，也是大家的一劑很重要的心靈雞湯。然而，又有幾個王子不犯法，又有幾個王子被真正懲處了呢？

一說到公平執法，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傳說中的包公，而不是現實中的商鞅變法。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問題在哪裡呢？人們把對執法公正的渴望和訴求，從現實中自覺地轉移到了演繹和傳說中，心甘情願地從那些虛無縹緲的雞湯中汲取心靈的慰籍與平衡。老里不得不誇一下儒教這一思想工程的偉大！真的是太偉大了！能讓一大批人一代一代地，在飽受禁錮、壓迫之餘，不但麻木、冷漠而且還能時不時地從評書、演繹里得到所謂的公平。畫一個餅就能讓大家吃飽、吃好，這真的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秦香蓮的故事你信嗎？在那個三大權橫行的年代裡休幾個老婆算什麼事情？多娶幾個老婆算什麼事情？海瑞還有過兩三個老婆呢。這個故事到底反映的是百姓的渴望還是另一些人給予的雞湯？眾說紛紜，各持己見。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史記●商君列傳》

商鞅被自己的法令搞的露宿街頭，不免感嘆道：這推崇法制的副作用果然很大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史記●商君列傳》

老里對於太史公的話不敢苟同。既然做了想有作為的執法者就別妄想者再做一個能法外施恩者。用老百姓的話說，當了婊子就別想著立牌坊了！商鞅的偉大不僅僅在於他為變法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更在於他為變法犧牲了自己。試想他一開始就為自己拉關係、遍施恩澤、為自己找退路，這變法靠什麼能成功呢？趙良的話表面聽起來有道理，但卻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從法太子的那一刻起商鞅還有退路嗎？不法辦太子，變法能成功嗎？並不是說法外不可以有恩、有德，而是說這恩和德絕對不能以法的形式表現出來，絕對不能和法摻和在一起。當法律和私情、關係、面子等等交織在一起的時候，它還能叫做「法」嗎？

所以說「儒學讓人混亂，儒教讓人麻木」。今天說個這道理，明天又說個那哲理，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搞得大家就像沒頭蒼蠅一樣。哎，總有一句適合你，這不是成了算命的蒙人了嗎？算命先生最擅長的就是用一堆話來繞你、套你、懟你，直到有一句擊中了你，讓你頓感：哦，先生真是偉大，連我這心底都看清楚了。儒教呢，倒是不會讓你混亂。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了，還混亂什麼呢？有麻木就可以了，有奴性就足夠了。

法家和儒家自古為敵不可不察啊！

五、商君裂而秦法不更

商鞅為大秦傾盡了畢生的心血，得罪了大秦和天下所有能得罪的人，死後不但被五馬分屍，還落得個橫遭病詬。老里不得不說，在中國做一件事真的很難啊！要付出的代價不能說不巨大啊！國家的強大與個人的得失與恩怨孰輕孰重？這應該是婦孺皆知的道理。但就這樣還是有不少人喜歡從個人的主觀出發，用一個人所謂的得失來指責一批人的不是，進而抹殺一個時代的豐功偉績。不過靜心一想，筆是拿在儒者的手中，僅僅是被描寫成一個刻薄少恩、嚴酷無情的人，而兩千年來他沒有像以往的慣例那樣被橫加杜撰、演繹、抹黑，這應該算是筆下留情了吧？值得慶幸的是商鞅對於變法的貢獻，對於秦國強大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並沒有淹沒於歷史長河。至於有些人喜歡用人品、習慣於用黑白忠奸來品評一些為政者，老里只能說一句「風馬牛不相及」。為國家只有做事，做人只是生活中的事情。而用生活來套國家之事，甚至是用生活中的一些閑言碎語來攻擊、詆毀、妄議國家大事，這本身就是一種小人的心態，一種饒舌的心理。本末倒置、避重就輕，於國無利、為民貽害。

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忠臣，階段不同需求也不一樣。不必強求能臣到了亂世都能忠心耿耿，同樣忠臣到了真正有機會治理國家的時候未必就是一把好手。做事情講求的是目的和方法，做人講求的是德行。國家層面的事情自然有法律來做準繩，倘若用道德來充當，人心豈不惶惑、天下豈不大亂？看來法家與儒家之爭不過是法律與道德誰為先之爭！不過是國事與個體誰為重之爭！

偉大的時代成就了偉大的商鞅，而這個時代就是中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轉型的時代。只可惜到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中國卻再也沒有像商鞅這樣的一批人能站出來引領一個時代。中國的封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進化不完全，而分封制與郡縣制並存的時期，更何況儒者里怎麼可能會誕生一個商鞅呢？

偉大的時代誕生了偉大的大秦，而大秦去後有何堪比？大漢、大唐再強也不過是大秦封建制度的延續，而且還是郡縣制與分封制的混合體；大宋與大明就更不要提了，倘若非要說偉大的話，那也只能說它們兩個成功地抑制、扼殺了偉大的資本主義萌芽。

商鞅的死說好聽點，是他為大秦、為變法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充當了緩和劑與緩衝劑；說現實點，他自己未能逃出悲劇的宿命，沒有在恰當的時候多為自己謀划下將來；說偉大點，改革對於個體而言，就像是普羅米修斯一樣，犧牲了自己點亮了眾生。

商鞅的死對於他自己而言，意味著所有一切的結束。而對於法家和大秦而言，卻只是一個平淡的過往。「新法」雖然被後人打上了「商鞅」的烙印，卻沒有、也不可能因為他的死而戛然而止，大秦帝國的滾滾車輪依舊在一往無前，而法家也依舊活躍於政治舞台。

變法是大秦的變法，新政是大秦的新政，為國家所有，而非一己之念、一己之私。不以一人之起意而興法，不以一人之離去而廢法。這是對於現實最起碼的態度，這是對於法律最起碼的尊重。大秦的崛起並不僅僅在於它順應了歷史的發展、順應了歷史的需求，更在於它看清了歷史的方向，看清了自己該做什麼。

方向永遠都是第一位的，否則做的再好也只是南轅北轍！閉著眼睛在渾水裡摸索的太久了，就會慢慢地失去了探索方向的慾念和勇氣。

六、標準

大秦帝國一共做了三件最偉大的事情，一件是統一了全國並把華夏的版圖畫到了南海，第二件是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思想並且逐步貫徹到了政權治理之中，第三件是確定了標準化建設的發展方向。

統一全國這樣的豐功偉業自然不需多說；商鞅變法固然偉大但它從屬於「依法治國」，是一個階段性的事情，而依法治國則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準繩及方向；而標準則又是國家大方向之下的關乎軍事、經濟、文化等發展的帶有綱領性質的具體步驟。

第二、第三件事情就好比一個正確的方向配上了一輛好的馬車。那麼沒有方向只有好的馬車這叫什麼呢？大家都知道，這就是南轅北轍。沒有方向、也沒有好的馬車那怎麼辦呢？那就在混沌、昏暗中胡沖亂撞吧。所以不但項羽創立的政權是純奴隸制的分封政權，是歷史的倒退。大漢、大唐依舊是半封建半分封的國家，在經歷了大宋、大明之後雖然分封制基本絕跡，但奴性的思想依舊籠罩在每個人的頭頂上而熠熠生輝。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史記秦始皇本紀》）關於統一度量衡，有人撰文說在大秦的發展中期就做過這樣的事情。雖然本人沒有見過如是的記載，但個人認為這是有可能的。大秦的發展史同時也無時無刻不是一部兼并史，所以根據當時的需要不斷地統一貨幣、度量單位，這是極有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這也可以佐證很多思想和方法不是一拍腦袋就有的，而是都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

什麼是標準？標準就是統一。有了統一的思想才有統一的外形及適用，有了統一的適用才有了統一思想的延續和發展。

大漢建國之初，不管是迫於形勢（要對付異姓王），還是聽了某些人的蠱惑，但它最終還是重啟了同姓王的分封制。儘管此分封和西周的分封有一定的區別，但這和大秦在諸公子之亂後確立的「不再分封」的國策之初衷及本意是背道而馳的。說簡單點這就好比為了消滅一群狼，而又豢養了一群極有可能傷害自己的狼。

分封制從形式上看就好比一個完整的國家版圖上被戳出了好多支離破碎的洞，從內容上看貨幣、金融、稅收、礦藏歸屬權、度量以及軍隊歸屬權等等命脈性事物的不統一，嚴重地擾亂、分化了國民的思想，淡化了國家的一統的觀念，為動蕩、戰亂埋下了深深的根須。也正是基於此，雄才偉略的漢武帝面對尾大不掉的同姓王勢力、面對日漸衰弱的中央集權，才有了「獨尊儒術」的方略。然而此方略卻又好比用一種慢性毒藥給自己強身壯體一樣，眼前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國家的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直到一千多年後轟然倒地。哎，這身體原本竟然如此之強壯，需要千年才能被完全侵蝕、掏空。

大澤鄉之後，大秦被貼上了「暴秦」的標籤。大概除了萬里長城沒有被刻意去摧毀外，其它和大秦有關聯的不是被唾棄就是被打到。秦始皇成了堪比夏桀、商紂的暴君，法家成了臭名昭著的一幫人，法成了時有時無的東西，而用來治理和引導民眾的成了人們口中的倫理道德。而標準的思想在無數次的「七王之亂」、「八王之亂」中被沖刷、洗滌的基本絕跡了。取而代之的則是族規、家教、列祖列宗，以及門派、山頭、祖傳秘方。

統一的思想變成了思想的統一，統一的標準發展成了壓抑、至酷下形形色色的自我。

七、白起之死

白起並沒有反叛大秦的企圖，也沒有擁兵自重。然而他的牢騷發的太多了，又很不合時宜，況且他的離去在理論上必然存在著為他國所用的可能，而且在那個時代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說不被他國所用是偶然的，為他國所用是必然的。所以他被秦王毫不留情地殺掉了。當然了說點什麼、做點什麼裝下樣子對於一個有作為的君主來說是必須滴。即要讓活著的忌憚，又不能寒了大傢伙的心，這才是真正的帝王。

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絕對的，很多都會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白起一開始是在鬧情緒，這秦王和范雎都心知肚明。但在這二人給足了他面子的情況下，他還不肯妥協，這就是他的大錯特錯了。當然這時候白起所犯下的錯並不是致命的，秦王能讓他從武安君變成一名小卒，也能讓他再變回來。從秦王趕他出咸陽可以看出秦王並沒有非要殺他的意思，或許這只是一種試探，或者是一種最終通牒表達方式，也極有可能真的就是氣惱之後的決定；而白起一開始因病而拖延了數月也可以看出白起並沒有產生貳心，但是現實的問題是誰都不能保證他永無貳心。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就是，白起一旦離開了咸陽，變數就會陡然而生。不管趕白起離開是不是秦王在故意挖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自己沒有死皮賴臉地呆在咸陽就等於是在向死亡邁進。

對於白起的死法雖然有一點出入：《戰國策》雲「去咸陽十里絞而殺之」，《史記》里只是簡單地陳述了一下他是自殺的。但是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白起離開咸陽沒走多遠就被果斷地殺掉了。這時秦王的眼裡能看到的只有他的天下，什麼戰功赫赫、國家棟樑等等這些根本無法讓他動容。國家的利益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生命根本就象眼前的塵土一樣。也許秦王會傷感、甚至會傷心，但他絕對不會後悔——自己不再擁有的也決不讓別人獲得。他可以容忍國人對白起的祭奠，放縱他們的悲痛，暫留他們的嘆息，但他決不會讓他們停下隨他征戰的步伐。

於是楚國人開始了歡慶，趙國人得以暗自慶幸、、、、、、楚國似乎看到了收復失地的希望，趙國因之暫時留住了邯鄲、、、、、、

然而願望只是願望而已，沒有人能改變歷史，英雄永遠都是流星般的匆匆過客。白起為他的固執、為他在朝堂上的不知進退而付出了最大的代價——生命。也許對於軍事而言他是對的，而且邯鄲城下的失敗也佐證了這一點。但是他錯了，和王翦相比他少了一些必要的忍耐，多了一些無謂自我。他的矯情讓世間多了更多的死傷，多了更長久的撕殺。一個在戰場上縱橫捭闔的大將，居然在政治方面、在生活上柔弱得像個孩童一般。這不僅僅讓人匪夷所思，更讓人扼腕嘆息。秦國所遭受的挫折，不是緣自白起的死，而是源自他的抗令、他的拖延、他的不識時務。時間變成了資源、利刃，雖然只是短短的數月，但它足以使數以萬記的生命白白浪費。

雖然沒有了白起，秦國的鐵騎依然要去踏遍六國。新的英雄會不斷湧現，殺戮也會永不停息。邯鄲不會因暫時的喘息而永保平安，楚國也不會因他的離去再次復興。所有的一切都將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而白起要做的應該是演好他的過客，看清他的結局。

白起錯了。將軍的使命在於：進、攻城掠地，退、保境安民。將軍不論他有多大的功勞，他永遠都是君王手裡的工具。抗令在君王的眼裡就等於他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眼裡只看清了殺戮、血腥，而天下卻讓他無法企及。他的雙手無法曳住歷史的車輪，他在不經意間被無情地拋棄，在輪下化做了灰燼。

英雄可以不問出處，但是，英雄必須選擇他的歸宿！是悲劇締造了英雄，還是英雄選擇了悲劇？也許沒有烏江的自刎就沒有霸王的一世英名；也許沒有不見天、不見鐵、不見地，就沒有淮陰侯的完美結局；也許沒有十二道金牌，沒有勿須有的罪名，沒有風波亭的慷慨就死，就沒有岳武穆的精鍾傳奇。

白起選擇了謝幕，然而歷史的舞台並不會在意他的離去———演出依舊要繼續！

八、錯秦論

太史公、賈誼云：大秦之覆亡，亡於仁政不施。老里不敢苟同！

試想兩宋、大明儒教高度發達，所謂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無不浸淫於朝野。然，兩宋之亡，大明之亡又有何託詞？所謂「暴政」亡於內，「仁政」亡於外。所謂的「暴政」與「仁政」不過是眾多治理國家方略之一偏隅，只不過是經濟、軍事等國策之末端體現，只不過是某個階段臨時性、過渡性的策略，更多情況下只是後人賦予的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已，又何來根本二字。更何況何為暴政，何為仁政？有標準嗎，有定論嗎？以虛無縹緲之詞而論一國之興衰，謬以千里！

任何事情都沒有絕對性，什麼是絕對的仁政，什麼是絕對的暴政？大秦之亡亡於秦始皇的雄心壯志與其壽命發生了錯位，亡於其繼任者的能力與其相去甚遠；大隋之亡亡於楊廣的能力和雄心壯志發生了撞擊。兩宋、大明之亡亡於儒教高度發達，人民極端麻木、冷漠，而當政者一面在享受儒教帶來的安逸與暇意的時候，更在另一面連續不斷地干著自毀長城的事情。兩宋於大明都未能於仁政中永存，亦不是亡於暴政。而是亡於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畫皮下的荒淫與愚民，以及所謂仁政掩蓋之下的比暴政更加具備破壞力的蠶食民眾精神之策略。大秦、大隋亡後，水軍多有杜撰、詆毀。不實之詞化作評書、演繹流傳如鐵證；兩宋、大明之亡，後人多為託詞。或歸罪與人、或演繹忠烈，亦如史實滔滔不絕。

大秦奮起，一掃六合。擺在秦始皇面前的應該有兩個選擇：一是軟著陸：休養生息、安撫民眾，慎動刀兵、少興土木。逐步完善、加強郡縣制，從而鞏固、加強中央集權；二是硬著陸。也就是大家實際看到的，秦始皇一面繼續催動著帝國的滾滾車輪奮勇向前，一面做著完善體制、修補漏洞的工作。當然從事後的角度以及一般的常態看，軟著陸不失為上策。天下初定，秦國百姓適應的法律，六國的百姓應該一時難以適應。秦國百姓習慣了的事情，六國的百姓未必能夠很快適應。擺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一個嶄新的國家，一個嶄新環境。自然需要當政者用新的思維、新的辦法來解決新的問題。沒有選擇前者，並不意味著秦始皇沒有考慮過這一方案，更不是他沒有洞察到這些，而是他根據自己的實際把控能力以及自己的偉大志向而選擇了後者。當然，您也可以理解為這是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剛愎自用，甚至是窮兵黷武。但有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只要他活著，對於全局的把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不論是陳勝、吳廣還是劉邦、項羽，只要敢站出來，都無異於以卵擊石。但這並不意味著有些埋藏比較深的矛盾，他全部可以洞悉，並能很好地解決，他只是能做到暫時壓服以期待來日化解而已。另外，硬著陸並不是說就沒有可行性，是必敗的方略。而是說這樣做的話，對當政者的把控能力、統御能力以及魄力、威信等等要求極高。其次，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必須保持、保證這一階段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穩定性和延續性，這兩點缺一不可。少了前者，就不存在可行性。少了後者就會功敗垂成、毀於一旦。而這延續性卻恰恰體現在了秦始皇的當政時間，（他能活多久，能當政多久。）以及繼任者是否具備像他一樣的能力和魄力。

把扶蘇下放到邊境與蒙恬為伍，若是簡單地把這就當成下放或是流放，未免過於簡單了。蒙恬何許人也，當朝第一武將，文韜武略俱備。這裡一方面表現出秦始皇對於扶蘇當下能力的不滿，而另一方面更表達了他對於扶蘇通過歷練、成長的渴望。秦始皇臨終前的遺詔也恰恰印證了這一猜想；同樣的道理，把胡亥帶在身邊也應是出於考察和促其成長的目的。綜合起來就是說，秦始皇對這兩個候選人都不滿意。

當然歷史和大家開了個玩笑，秦始皇匆匆而去，而不論是胡亥還是扶蘇其統御能力、綜合能力與魄力都不及其父的十分之一。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假想：扶蘇當政的話，有蒙恬兄弟以及王氏家族的護佑，再加上李斯這一投機政客的才幹，度過危機還是極有把握的。其後就算是不能有什麼豐功偉業的建樹，但維持原狀、平穩過渡應該不難做到。

然而，不論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都與所謂的仁政沒有太大的關係。所謂的仁政只是大方略下的一個分支而已，在更多時候，它只是其它思路及政策的反映與體現。當政要做的是調和、調解、調節矛盾，解決矛盾，而不是要在對於錯、黑與白、仁政與暴政之間做選擇。仁政與暴政只是矛盾一個方面而已，屬於分支系統，並非根本。

老里認為：有些人不辭辛苦地勸誡所謂的「仁政」不僅僅是在與虎謀皮，更彷彿是在乞求憐憫、避重就輕。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發展經濟、強大國力才是根本。做到了這些，所謂的「仁政」自然就會以副產品的形式表現出來。捨本逐末、捨近求遠，方向錯了自然就會南轅北轍。

北拒匈奴這是形勢所迫沒有辦法，修萬里長城這是國防工程無可指摘，但南伐百越卻應該認真檢討一下。別的不說光物資運送這一項的耗費就不知道要大過拒匈奴和修築長城多少。（因為相關資料難以收集，這裡只能憑想像了，抱歉！）更何況就算最後如願打贏了，但得到又有什麼呢？三十萬大軍必需依舊駐守，糧草物資依舊要靠內地補給。等國家有難的時候，他們卻作壁上觀並趁機坐地為王了。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講，南伐百越當時都是操之過急了。當然從長遠來看，這無疑是統一華夏的壯舉，但就是這也不被倒秦者所認同。至於修陵墓的事情，大家都在修，沒有什麼可說的。阿房宮呢？版本太多了，不知道該聽誰的了。但老里從《史記》中所記載之秦始皇的性格來看，他有那個愛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另外據中央台報道，考古工作者曾經做過相關的碳層探測，得出的結論也是傾向於否定的。

對於焚書坑儒，老里只想說兩句話。劉徹能罷黜百家，秦始皇燒幾本書也不算什麼吧？至於坑儒嗎，我想應該沒有項羽同志一晚上弄死的零頭多吧！你總不能說活埋十萬士兵就是應該，而坑了幾個儒生就是殘暴吧？況且，就連在泰山封禪大典上公然詆毀老秦同志，他都忍了，那不能忍的應該是什麼呢？

老里不確定太史公算不算是一個儒生，但老里比較明白《史記》之所以偉大，應該在於太史公修史的精神和態度。所謂知道的不亂講、不延伸，不知道的不杜撰、不意淫。當然這並不妨礙老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最後講一個笑話輕鬆一下吧。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家人條件好點，率先有了電視，一院的人都擠在他家看《三國演義》。因為是主人，所以他家的老二便坐在了前面，並且呼嚕上了。忽然有人冒出一句：到底是孔明厲害還是諸葛亮厲害？老二忽然睜眼接道：當然是孔明嘍！其父大怒一扇子拍上去，罵道：耐你個球勒，白看了。孔明哪有諸葛亮厲害！

聽說有人在研究「賈府門前的石獅子到底是左面那個的乾淨，還是右面的那個乾淨？」其專研之精神真是讓人無比崇敬。

九、割據與山頭

秦始皇突然亡故，大秦帝國在無外患的情況下，亡於內亂。早已廢止的分封制，重新抬頭。雖然郡縣制並沒有因此而夭折，但歷史腳步卻從此或是停滯不前、原地打轉，或是進展緩慢、固步自封，以至於在關鍵的另一次轉折關頭自己停下了前進的腳步。

如果說大周朝的分封制是一個無奈和現實抉擇的話，那麼大漢的同姓王分封則可以看成是中央集權對地方權力收縮壓制的過度階段。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大家都是一個姓誰當皇帝都是可以被迫接受的，總比讓外姓人拿走了皇位強。

夏商周無不面臨著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地域遼闊、交通不便。不要說有效控制，就連政令的傳達以及情況的反饋都要耗費經年累月的時間。所以，西周實行分封制應該是符合適宜且行之有效的。而其最終的消亡除了歷史發展進步的原因外，應該是和其本身的不作為有很大關聯的。而不能找到一個能把中央集權的利益和諸侯集團的利益捆綁到一起的共同點，恐怕這也是一個令人頗費心思的猜想。其實，分封制的實施，何其就不是把集權利益分解細化、下放分配，並逐步喪失政權的措施呢？

一、大秦意外傾覆是一個拐點

諸君子之亂後，大秦更加堅定了不再分封的國策。然而事與願違，由於過於地自信，過高地評估了自身的力量，而過低地忽視了潛在的反抗勢力的存在。從而導致一系列國策的偏頗，最終此消彼長以至於暴亂髮起之時帝國盡然沒有相應的力量來予以剿滅。無聊的南伐百越耗費了一半以上的國力，對舊貴族勢力監管不嚴，對普通老百姓又忽視了安撫（尤其是六國的百姓），大興土木導致國力更加衰竭。到最後，就連健康因素都成了導致大秦意外倒塌的重要原因。有人做過推演，如果再多給秦始皇二十年哪怕是十年的話。大秦這個超速且超負荷運行的飛船是極有機會安全落地的。

而最後嬴政還幹了一件在自己長城上挖洞的事情。他違背法律，使用特權不但釋放了死罪的趙高，還委以重任。單不說君主違法給臣民們的信心和信念造成了怎樣的傷害和打擊，但就趙高一個人對於大秦的破壞就遠遠超過了十萬暴民的摧毀力。

項羽立政，重新返回單一分封制的奴隸制度，這無疑是在開倒車。他的失敗自然不足嘆息。而漢初的同姓王之分封，雖然有很重的無奈與權宜之意，但不管結果如何，都在後世的潛意識裡種下了一棵不安分的種子。而歷史則開始了在無奈中痛苦地輪迴與折騰。

每一朝的試驗、以及試驗的失敗最要命的後遺症就是：導致了有些人一旦有權了、有人了、有實力了，慢慢地也就有了問鼎中原的野心。而這更同時在無形中把這麼一個原本荒誕的理念當做真理來傳播，並且根植於人們的大腦皮層之中。所以說從古到今，輕則拉幫結派創立山頭，嚴重點就呼嘯而起自立為王。

絕不能單純依靠一個人或者一批人，而將國家命運壓與其身。這是肯定沒有問題的。但另一方面，也絕不能因為怕誰坐大就草草除之，更切莫做出將之予敵的愚蠢事情來。

二、大漢的折中與妥協

劉亭長得了天下，自己一直覺得心內惶惶，根本無心去享受一下擁有天下的滋味。於是有人對他說「大王您看大周亡於異姓諸侯，所以剷除這些異姓王乃是當務之急。大王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於是，除了長沙王吳芮，因忠於漢室而倖免外。韓信、張耳等人隨後被一一剿滅。日子稍微安穩了一些，又有人說「大王，前秦之所以暴亡而沒有人相助，就是因為沒有同姓諸侯的協助啊！」亭長一聽大悅，於是遍地邊地都封的是劉家的諸侯。

於是從此之後，中國的歷史便開始滔滔不絕、延綿不斷地演繹開了地方集團與中央集權爭權奪利甚至是反叛的故事。從西漢的七國之亂到東漢的諸侯爭霸、三國鼎立，再到西晉的八王之亂等等。這些同姓王以及軍閥集團的叛亂，無不打出諸如「清君側」之類的響亮且實用的政治口號，無不對中央集權以及國家、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傷害和破壞。

卧榻的旁邊有沒有人酣睡？或者是誰在酣睡？其實並不重要，關鍵的問題在於你能不能對其實施有效地控制。而這控制能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依舊保持其良好的把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又具體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否可以像漢初那樣設立小政權。第二所屬地域內的礦產資源的擁有權的比例。第三是否可以擁有軍隊以及軍隊的數量。第四每年上繳中央財政的比例，或絕對數字。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同樣重要的內容，這裡就不多說了。

人是一個動態的生物，環境對他的影響將決定他的未來走向。一個人不管以往品行有多麼多麼好，你把他扔在堆滿金銀的倉庫里，而又缺乏嚴格有效的制度制約。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各種各樣的外部內部刺激的產生，應該是很少能有人做到不出問題的。不出問題的人當然有，但那個是小概率。關乎國家大事絕對不能拿整體的利益去和小概率對賭。其實每個人都有一顆做賊的心，只是有的壓抑的深一些，不但別人一生都不能探究到，甚至就連自己都難以察覺；而另一些人則掩藏的淺一點，稍有點風吹草動就把自己的小手伸了出來。

當然，監控是誰都能想到的。而監控的辦法或者是法令、條例也是有的，但最後還是出問題了，那這個問題應該就是出在監控者本身上。自己的實力和能力在不知不覺中逐漸下降之後，而對方卻又在彼消此漲之後，實力對比發生傾斜，那麼覬覦與窺視之心自然就會萌生。

三、大宋與大明的奇葩

大宋是一個奇葩的國度。然而，設身處地想一想，前面有了那麼多的教訓、經驗，它為什麼還能表現得那樣地不盡人意呢？是智商有問題，還是腦子根本就是壞的？其實，你能想到的別人未必想不到，只是有可能，想的太多了又難以找到什麼好的解決辦法，而前人用過的又不敢且不肯再用，於是腦袋一拍出來一些奇葩的方略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宋有個非常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對外一打就敗，從西夏到遼國再到金、蒙古，沒有一個能打得過的；對內呢卻又沒有鎮壓不了的反抗，從宋江、方臘到鐘相、楊幺沒有一個剿滅不了的。

大宋應該是吸取了前人的教訓只封王不分封，這一點應該是做的很不錯了，從建朝到滅亡幾乎沒有一次藩王造反的。而在應對武將權力過大方面，他們先是使用了重文抑武的方略，而後面在無奈之下又採用了重用武將但又嚴格限制武將許可權的辦法。比如說對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兵力人數的限制等等。

不能說出發點和目的不好，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應該是出了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前期對武將過於打壓，再加上其它的一系列抑制兵力發展的政策出台。最終的結果就是泱泱大宋打不過只有十多萬部隊的西夏，打不過只有二三十萬兵力的遼和金，當然在後面更打不過也就二十來萬蒙古兵的蒙元。

這就好比什麼呢？明知道乒乓球是必須贏的，但又擔心某些人會藉此坐大，於是就不惜採取殺雞儆雞的辦法。最後雞都死光了還有誰來敬畏呢？

不過，從大宋的悲催歷程來看，最終滅亡大宋的不是對手而是他自己。西夏能打併不可怕，賠點錢、送點小禮物就可以息事寧人。而西夏並不具備滅亡大宋的實力；遼國也是這樣，躺著就可以收錢何樂而不為呢？到了金雖然情況有所變化，但在丟了半個國家並且武將開始重新崛起之後，金是無論如何都打不下去了。這裡有一個共性的地方：雖然偶有將領或者大臣投敵，但都是泛泛之輩不但骨頭軟且沒有什麼真本事。

但到了南宋後期情況就不同了。先是武將前線惡戰，文官後面搗蛋。到最後迫害變的變本加厲了，能征慣戰的武將被逼的走投無路了，只有投降了敵人。但是投降還不是最要命的，最恐怖的是這些人最終都反過頭來和自己昔日的戰友浴血廝殺。

所以說什麼都不可怕，就怕你把真正的棟樑都逼到了對手哪裡。削兵權也好，打屁股也好，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給人留活路，活路都沒有了難免就有人會絕地反擊。

誰是奸臣？如果真有奸臣的話，那麼大家可能都是奸臣。因為誰都會做錯事，誰都有自己的私念。只是有的錯大一些，有的錯小一些，有的私心重一些，有的私心輕一些。只是有的可能持續的長一些，而有的則是一閃而過。奸臣有標準嗎？有量化的指標嗎？要知道，一個壞人是惡不起來的。有多少人直接或者是間接地充當了他的幫凶？還真不好說。也許你的忍耐與沉默就是他茁壯成長的沃土。所以說，看一個人的過錯，應該動態地來看，而不是用黑白論來武斷。

誰又能擔得起忠臣？岳飛算吧？文天祥算吧？陸秀夫算吧？史可法算吧？亡國多忠臣，國殤有死士。治國需能臣，安邦有良將。別等不行了才知道呼喚忠臣，平時多善用一些能臣、良將吧！不是說道德品行不重要，而是說所謂的道德可能會有一些模糊。

到了大明朝有些方略在延續，而有的策略則發生了變異。

文官帶兵，這不得不說是在儒教高度發展之後而誕生的一個極度有思想、有創造性的發明。不過一開始還好，居然出了熊廷弼和袁崇煥這樣有本事的文將。再後面的呢？該殺的殺了，該投降的投降了。表面上看是二十萬滿清鐵騎滅了大順，滅了大明。但實際上真正起主導作用的還是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一幫曾經為保家衛國而浴血奮戰過的將領們。

其實，外行管理內行，和外行指揮內行應該是有區別的。前者應該更多的是戰略層面的，而後者應該更側重於戰術層面。就好比一個不懂足球或者沒幹過足球的去管理足協，這應該是外行管理內行吧？只要你別亂插手，別事無巨細什麼都想插一杠子，做好你的上層工作，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如果打乒乓球的去當足球教練了，那這個事情就不好說了。

袁崇煥、熊廷弼應該只是文官帶兵的一個異數。但就是這麼一個異數也在使用過程中被用壞了、用廢了。而另外的一些呢，倒是沒有用壞，卻用成了最終給予自己致命一擊的利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用人方略以及手法失敗的案例。既要為我所用保家衛國，又要防範其坐大最後反噬自己，又要提防其最後沒有活路了跑到敵人的那邊。這樣一來課題可能就有點大了。

改變其階層屬性，讓大家的利益一體化，這當然是一個理想化的預案，有沒有可行性不好說，能不能實現更加不確定。但是必要的管控制度、必要的控制手段肯定是應該有的。而最為最後的底線——絕對不能授人刀槍而攻自己，這點思路是應該有的吧？再退一步說，林子大了難免出幾隻壞鳥，一個吳三桂、或者一個洪承疇投敵並不太可怕，可怕的是大家都傷了心、狠了心、咬著牙要把你往死里干。那這時候末日應該就快來臨了。

四、結束

一個人說：老大，咱們以違法的行為來維護所謂的憲法，是不是有點勉強啊？

老大說：他們做的不對，我們就該干他。

這個人說：唉，我的兄弟都不想打了啊，要不，老大您自己先去。

老大怒，噹噹當幾聲槍響，幾個小弟倒了。活著的不幹了，你住我們的、用我們的，這還殺我們的兄弟。於是還沒和敵人幹起來，自己先幹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