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雋：一切為了祖國

起源於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鄉上山，是在城鎮日益增大的就業壓力和農村合作化運動蓬勃興起的社會條件下提出來的，目的是將解決城鎮失業問題與改變農業生產落後的狀況結合起來，探索一條解決中國城鎮就業問題的道路。

當年我也參與了這一探索。那是新中國遭受三年災荒後仍處於困難時期的1962年，我高中畢業。儘管畢業考試取得門門滿分的好成績，一門心思報考「北大」，而且志在必得，但面對黨「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召喚，考慮到國家的困難，最終我還是選擇放棄高考，費盡周折聯繫到當時還屬於河北省的寶坻縣竇家橋，從北京跑來這裡下鄉插隊。說來也巧，就在我下鄉三個月後，國家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動員和組織城鎮知青下鄉上山，又從1963年開始，以插入人民公社生產隊為主調整安置方向，並把青年自動下鄉插隊作為主要方向來宣傳。所以當周恩來總理從黃宗英那兒了解到我落戶農村的事，就肯定地說，「這是自動下鄉的一個好典型」。其實我下鄉並不早，更說不上幹得多好，讓我成為「城市知識青年立志建設新農村的榜樣」聲名遠播，主要是形勢的需要。從1964年起，城鎮知青下鄉就逐漸掀起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主席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發表後，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迅即在全國展開。所以說，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演變而由探索、興起、高潮又歸於結束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

既然是複雜的歷史過程，又與新中國的發展緊密相關，不同階段上山下鄉工作的出發點及其任務、政策和措施等，自然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下鄉上山與「文化大革命」後的上山下鄉，更是有著明顯區別。作為上山下鄉主體的知識青年，由於受不同時段理想追求、價值取向、鍛煉環境、經濟條件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大家反思那段歷史，感受不一、認識各異，也就在所難免。但不管怎樣，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當年都在青春的歲月里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都曾以自己的青春、熱血和忠誠為國分憂，都在那困境的磨難中積累了寶貴的歷練財富。也正是那段特殊而又平凡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情結和烙印，使我們知青這個不同於前輩又區別於後人的特殊群體，始終與新中國同呼吸、共命運。

如今一轉眼，我紮根寶坻50多年了，其間在竇家橋務農就有18年，並任了9年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剛下鄉時，竇家橋糧食單產不過100公斤，發展到60年代末剛到200公斤。1970年我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還有3名知青也先後進了支部班子。大家齊心協力，帶動社員群眾響應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和「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學習雷鋒愛國家、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發揚大寨人艱苦創業的精神，「以困難面前有我們，我們面前沒困難」的氣概，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老天連旱3年，我們奮鬥3年，把全村1700多畝鹽鹼地都改造成高標準園田，並實行了科學種田。從此，竇家橋不僅告別了低產的時代，改寫了吃返銷糧的歷史，對國家的貢獻也一年比一年大。到1974年，全村糧食平均單產超千斤，當年就向國家交售餘糧15萬公斤，貢獻最多的1976年，全年交售的愛國糧就達到了21.5萬公斤。再加上我們重視發展多種經營，大辦工副業，也把貧窮的竇家橋變成了遠近聞名的富裕村。儘管現在回頭看那點成績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示範帶動作用。而且，看到「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理想正在變成現實，自己也有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欣慰。

時至今日，知識青年需要就業、新農村建設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長需要鍛煉，仍是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應該說，當年將這些難題結合起來解決的探索，還是有價值的，我為自己能參與這一探索，感到光榮、自豪，無怨無悔。

如今知青上山下鄉作為歷史的一頁，早已翻了過去，當年的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而且隨著時代變遷，各自的身份、地位，乃至生活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大家心系鄉里的那種情懷，憂國憂民的那份忠誠，始終沒有變。因為老知青們終生堅守著這樣一個信念：一切為了祖國!

知青的歷史，知青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筆沉甸甸的寶貴財富，將它們真實地記錄下來、傳承下去，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因為尊重歷史的真實，尊重一代人的貢獻，尊重為國分憂的忠誠和艱苦奮鬥的精神，就是重視民族的寶貴財富，就是保護社會的有益資源，就是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

今天的我們，面對歷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評頭品足地議論上幾句，但每一歷史事件的出現，唯有從它的來龍去脈上深加探究，唯有把它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得出的結論才會是客觀的、公允的。《四川知青史》正是以新中國建立以後前30多年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為背景，系統展現了四川知青上山下鄉起始、發展、結束的全過程。可以說，四川知青史既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一個縮影。我相信，這部《四川知青史》的成功問世，對於全面記載、客觀評價、正確反思中國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必將具有重要史料價值，並起到一定借鑒作用。感謝孫成民為此做出的重大貢獻。

（作者侯雋，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畢業後自願下鄉插隊，是全國先進知青和著名勞動模範、黨的「十大」代表和四屆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曾任大隊黨支部書記、中共寶坻縣委副書記、河北省婦聯副主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1980年脫產，歷任天津市寶坻縣人大副主任、副縣長、縣（區）政協主席。）

（本文摘自作者為《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作的「序」；該書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獲四川省政府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來源：知青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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