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從「理想」到「人性」的跨越之旅

經濟學：從「理想」到「人性」的跨越之旅

文|丁建峰

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圖|視覺中國

2017年，有三個諾貝爾獎是關於人性的——生理學獎（霍爾、羅斯巴殊和揚關於生物節律的研究）、文學獎（石黑一雄直指人性淵深處的浪漫小說）、經濟學獎（塞勒將認知與行為科學融入經濟學的研究）。諾貝爾獎沒有「哲學獎」，但今年的授獎頗有哲學意味。對「人性」的研究和思考，如此廣泛地進入了評獎委員會的視野，在這人工智慧化的、追求工巧機智的後現代，在這人性沉淪而物化的當下，在這充滿悲劇與困惑的「後9·11時代」「後金融危機時代」，在拉斯維加斯奪去數十人生命的非理性、反人性的槍聲尚未消散之時，這樣的授獎風格，恰如榮格所說的「共時性事件」——既像是巧合，又絕非巧合，隱隱然透露出學風與世風的轉機。

瑞典皇家科學院給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授獎，是為表彰其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塞勒1945年出生於新澤西州，曾先後執教於羅徹斯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現任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行為科學與經濟學講座教授。他是行為經濟學最為重要的一位創始人。在宣布這一獎項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成員Peter Grdenfors接受採訪時說，「他使經濟學更為人性化」（he made economics more human），這是對塞勒終生成就的一個有力概括。這位眼神天真靈動、大圓臉、談笑風生、喜作諷喻之言的白髮老教授，這位終生喜愛美酒、美食和高爾夫球，也曾客串過電影的「生活家」，終於實至名歸。

在塞勒之前，當代學院派的主流經濟學裡面是沒有「人」的。它假設人的行為遵循一套精密的公理體系，例如，偏好的自反性、傳遞性、完備性、局部非厭足性、凸性等等一系列的公理，由此推導出性狀良好的效用函數，並且在最優約束下計算理性選擇——所有人都在極其精準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沒有學過主流經濟學的讀者，會懷疑這到底是否描述了真實的人性，但經濟學家會認為，進化過程可以淘汰掉那些不理性的個體，大浪淘沙的競爭之後，剩下的人都變成了「天生」的數學家。他們頭腦冷靜，善於謀劃，步步為營，精心算計，用塞勒揶揄的話來說，「他們儘管自私自利，卻像甘地一樣自製」。然而，恰恰是這種過度簡單化的本質主義描述，讓「人」的鮮活面目在經濟學中逐漸消失——如福柯在《詞與物》的結尾所說，「人被抹去，如同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

塞勒的大量研究，都指向了現實中的人類決策與完全理性化的、似人非人的經濟動物（塞勒諷刺性地稱之為Econs）的偏離，而讓「活生生的人」在經濟學中得以復現。事實上，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到馬克思，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這樣一種有著七情六慾、既非絕對利他亦非極端理性的真實的普通人。塞勒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人學」的一面，又把現代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的規範方法，引入了經濟學研究之中。

讀塞勒的書和論文是一種享受，數學少，引例多，妙語連珠，智慧豐富而潤澤。他的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性是如何偏離理性的」。比如，關於心理賬戶的研究：你要去聽票價200元的音樂會，忽然發現丟了200元電話卡，此時多數人還會去買票；但如果你是買票之後又弄丟了門票，同樣是200元的損失，多數人卻會選擇不再買票。學院派的正統經濟學無法解釋這種差異，塞勒則認為很好解釋——你在內心，給自己的各項收支分門別類地設立了不同的賬戶，丟電話卡的損失只被記錄在通信費用的賬簿里，不會影響對音樂會的決策；而丟了門票之後，音樂會的賬戶上明顯虧損，自然不會再花冤枉錢。塞勒本人對此也有生活經驗，他第一次去瑞士講課，收入頗豐，塞勒用此收入在瑞士旅行，覺得十分舒心；第二次去英國講課，收入同樣不低，此番他重遊瑞士，卻發現價格昂貴得難以忍受——這是因為在瑞士工作所得，得自瑞士，失於瑞士，被歸入了同一個心理賬戶，自然覺得舒暢；而從英國掙錢再到瑞士消費，間隔了一段時間後，心理上已不再將之視為同一賬戶。在股市上，人們會長期持有下跌的股票，期望有朝一日能鹹魚翻身，而非將這些股票賣出再購買利好的股票，也是因為他們給不同的股票設定了不同的心理賬戶。

塞勒在行為金融學上的建樹深廣，他提出的諸如稟賦效應、錨定效應、輸者贏者效應、即時偏好效應等，都已經成為當代金融學上的經典。塞勒自己也與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運用行為金融學而獲利豐厚。

在法經濟學方面，塞勒也有著開創性的貢獻。目前在法經濟學中方興未艾的「行為法律經濟學」，就是塞勒和卡思·桑斯坦（Cass Sunstein）共同創建的。塞勒在法律經濟學中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助推」（Nudge）這一概念，這已經成為了他的一個標誌，2008年他和桑斯坦合著的《助推》一書，全球暢銷、長銷，以致BBC在報道塞勒獲諾獎時，直接稱他為「助推經濟學家」（nudging economist）。

《助推》中文版

所謂「助推」，是指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充分了解人們固有的心理傾向之後，採用儘可能巧妙的規則，使法律和政策工具取得最佳效果——不影響人們的選擇自由，卻增加社會福祉。比如，把健康食品放在學校食堂中最容易取到的位置，就增加了孩子們的飲食健康；用亮橙色的紙貼違法停車罰單，會讓亂停車現象減少；在機場男廁小便池中心蝕刻一個逼真的蒼蠅，讓男士在「方便」時有個瞄準對象，「濺出」的可能性就會減少五分之四；公共場所如果有一串綠色的引導腳印通向垃圾桶，就會減少46%的亂扔垃圾行為……如是巧妙的制度設計，不同於採用嚴肅刻板的法令去「強推」（push），而是洞悉人性之後「輕輕一推」，如庖丁解牛，切中肯綮，又如太極推手之「四兩撥千斤」，順勢而為，借力打力，用力極小而功效甚大。

塞勒將「助推」稱之為「溫和專制主義」或者「自由家長主義」，它尊重了人們的選擇自由——沒有改變人們的選擇目錄，也沒有強行為自由選擇設置障礙；但它卻讓法律和政策的「阻力」小了很多。比如，如果把養老金繳納的方式從「默認不繳納，申報之後方可繳納」改為「默認繳納，自由退出」，並沒有增加政策的強迫性，卻會讓更多的人繳納養老金。目前，英國政府成立了專門的「助推」機構，而塞勒本人也擔任過奧巴馬的重要智囊，全球已經有51個國家採納了助推方法來指導公共政策制訂。

助推的理論基礎，仍然是「非理性的人性」，由於理性有限，人的大多數行為實在是不經意而為之，絕非深思熟慮的結果。比如不斷買買買、隨手扔垃圾、匆忙下判斷等等。即使深思熟慮制訂了詳細計劃，人的意志力和執行力也往往捉襟見肘，例如人們很容易沉溺於富含鹽糖脂的食品，或者吸煙、酗酒等不良習慣。此時，需要一系列明智的公共政策，來指引人們從惰性的泥潭中脫身而出。塞勒本人說，助推就像是給人的頭腦里裝上一個GPS導航，幫助你規劃最優路線。你隨時可以關掉這個導航，也可以不按照它的指引來走。但有了這個導航，默認路線變得更合理，長期來看，會大大提升人們的幸福感。

然而，很顯然，這種「自由家長主義」的取向，這種對「有為政府」的期待，與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然將社會調整至最優狀態的想法大相徑庭。非主流的經濟學派，例如奧地利學派，也未必能欣賞這樣的論調，在這些人看來，政策的功用有限，而政府總是值得警惕的對象。然而如上文所述，「助推」並非是對社會和市場的整體設計，它更接近一種邊際上的制度改進和創新，在這個層面上，塞勒不具有哈耶克所批評的「致命的自負」。事實上，假如我們認為人類的社會制度是由演化而來，也就承認了社會不是一成不變之局，人類的理性設計必然會在規則創新中起作用，即所謂的「有意識演化」（volitional evolution）。由此觀之，哈耶克的著作本身就是有意識演化的一個嘗試。在《法、立法與自由》中，哈耶克也表示，要達到現代文明的擴展秩序，人們必須調整自己，斬斷從原始部落帶來的偏狹習氣，從小群體的裙帶關係，轉而遵循通用的一般性規則。這不也是一種對自身的剋制和改變嗎？

塞勒所做的海量研究，揭示出人性中包含著的廣泛的非理性，並給出了解決之道。那些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徒，需要藉此反思自己的理論預設，至少需要承認人類的「動物精神」，而那些「助推」的信奉者也切莫忘記，芸芸眾生固然可能常犯錯誤，政策制訂者也絕不是完美的決策者，否則，現代文明的發展也就不至於經歷如此之多的曲折與磨難。塞勒對於非理性的強調，也並非要替代理性分析的框架。事實上，理性和非理性同時存在於人心之中。理性如同骨架，非理性如同血肉，兩者相融互補，相依相承，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人性。之所以有「助推」策略，之所以人們會讀塞勒和其他行為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的書，恰恰因為人類有著「高階理性」，也就是說，人類能反思自己的非理性，並將這些涌動著的、千奇百怪的非理性納入一個合理的範圍。恰如汪丁丁教授在塞勒得獎時所預測的，或許，風水輪流轉，行為經濟學獲獎之後，公理經濟學也會迎來一個發展的新時期，當然，這意味著對經典理論的揚棄和再造。從這一角度來看，瑞典皇家科學院將諾獎頒發給塞勒，又何嘗不是對經濟學這一古老學科的一次「助推」？

刊於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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