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和錢的讀法談起

重和通寶對錢為徽宗年號錢中稀見品，素為藏家所愛重，其錢文中「重」字常被讀如「輕重」之「重」，實乃因循日久之謬誤，可舉史料為證：

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者，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實兄弟為繼，故踵太平興國之故事也。明年親政，則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崇寧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為大觀。大觀者，取《易》「大觀在上」，但美名也。大觀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義也。政和盡八年，時方士援漢武故事，謂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為得天之紀。而漢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歲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紀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時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當二十年。舉是二者，乃下敕改十一月冬至至朔旦為重和元年。重和者，謂「和之又和」也。改號未幾，會左丞范致虛言犯北朝年號。蓋北先有重熙年號，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凡稱「重熙」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處殿名其年，然實欲掩前誤也。自號宣和，人又謂一家有二日為不祥。及方臘起，連陷二浙數郡，上意彌欲易之，獨難得美名，會寇甫平而止，七年冬至遂內禪雲。大抵名年既不應襲用前代，又當是時多忌諱，以是為難合，而古人已多穿鑿，徵兆有自來矣。至仁廟初始垂簾，儒臣迎合時事，年號天聖為「二人聖」，明道為「日月」，故後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謂神宗、哲宗以元符、元豐登，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謂英廟治平不克久。凡十數義，或出於宦官女子之常談爾。

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一亦云：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蔡絛乃蔡京季子，書中常有巧言文過之處，然絛最為京所鍾愛信任，久參機密，稔熟典章故事，自亦不可因人廢言。其敘徽宗諸年號之來歷翔實明白，再以陸遊所記相參照，可知重和年號之用廢原因在當時是十分明了的。因此，此處的「重」因讀如「重合」之「重」，其實「重熙」之「重」也同樣應該這樣讀的。王蔭嘉先生在《泉幣》雜誌第二十三期《沐園有重熙雙璧》一文中已講到：「興宗即位，年十有六，母后臨朝，號曰重熙。重作平聲。」凡「重」字入年號、宮名、地名，而後綴以名詞或形容詞時，多作「double」之意，表達著一種如現今之香煙取名「紅雙喜」一般善禱的願望，如南宋光宗時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一名沿用至今；又如宋、清兩代有宮名為重華，皆此類也。

由這個「重」字又想起另一宋錢珍品「趙寶重興」，應為南宋末年抗元勢力所鑄，舊譜見有沈子槎藏品，近日又見一品為北京名家畢建先生所收藏。此泉錢文甚有意思，旋讀直讀均可通，故亦有讀「興趙重寶」、「趙興重寶」者，愚意或以「興趙重寶」為是。釋如「趙寶重興」者，或以「太夏真興」為比，然而「太夏」為國號，「趙寶」雖可解為「趙姓皇朝之寶貨」，究嫌不倫，此種用法未見於典籍史料，是否合於當時習慣應待商榷。而讀如「興趙重寶」則毫無滯礙，昔日高善謙先生倡此說（見《泉幣》雜誌第十七期）確有其見地。首先，此泉為當三大錢，名為「重寶」合於兩宋錢制；其次，「興趙」文義甚明，而錢文排列的方式，誠如高氏所言「升書」，乃因趙為國姓而置於上方。當然，邏輯的通順和文義的推敲，畢竟只能自洽而不能代表真實，就考據而言，最說明問題的是實物，然後才是文獻，有時侯出於傳聞的文獻把問題弄得更加混亂也是有的。我想，關於此泉的第一手記載發現的希望恐怕十分渺茫，倘若將來有同系列的「元寶」或「通寶」面世，以實物證實物，方才真正能夠定論，否則只好懸在那裡，一面期待新的發現，一面討論和使用相對合理的讀法。

如果說「重和」是一個講得清楚的問題，「趙寶重興」是一個有希望越講越清楚的問題，那麼「開元通寶」則可能是一個越講越糊塗的問題。後世「元寶」、「通寶」的錢文都可以說肇始於此，且不說五代及宋以後，唐朝即已有大曆元寶、建中通寶。唐石父先生著《武德錢文研究》一文，力主旋讀為「開通元寶」一說；而主舊說「開元通寶」者，則可舉《泉幣》雜誌第二十二期陳鐵卿先生《開元讀開通說正誤》為代表。兩相對照，我覺得唐先生雖議論周密，持之有故，卻尚不足為確定之論。

唐先生所最倚重的證據為敦煌發現之王梵志詩寫本，通過「考定為隋唐間衛州黎陽人」即「與歐陽洵為同時人」，坐實為「『廢五銖，行新錢』時的目擊者」，從而援用其《奉使親監鑄》一詩中「開通萬里達，元寶出青黃」等句以為鐵證。但是，王梵志生平的考定是一回事，而敦煌寫本中的梵志詩並非出於一人之手、寫本斷代的下限為北宋初年，乃是學界公論；《奉使親監鑄》一詩目前僅初步推斷為武后執政年間的作品，時間上已屬盛唐，因此將該詩作為「隋唐間的詩人」王梵志的目擊敘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文中又引歐陽修《歸田録》、蘇轍《龍川略志》等筆記為佐證，然而「開通」之讀自唐即有，則後世文獻中兩讀俱存不亦宜乎，豈可篩選於自己主張有利的材料而甲乙之。再說有大名如歐陽公者講話也未見得靠得住的，宋劉昌詩《蘆浦筆記》載：「釋氏心經，其中自雲般若波羅蜜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經為多心何以為佛？恐公誤筆爾，因書以祛見者之惑。」其實要在唐宋人筆記中尋找相反的證據亦自不難,如姚寬《西溪叢話》載：「李審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乹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雲『乹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這位李先生也很氣盛，一棍子就把歐陽公和蘇氏兄弟打入「尤可笑也」的一類了。因此，除非新見有武德年間官方的有關記載或者可確信出自歐陽洵本人的記述，錢文的讀法就未可定論，其他的文獻多引少引都無關痛癢的。

唐文中亦舉陳文為「力辯旋讀之非者」，但對陳文中若干有力的證據則避而不談。陳文中引班固《東都賦》「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句明歐陽洵制詞之出處，恐較唐文以「流通」角度主張「開通」為勝，因為流通之意在「通寶」中也完全表達充分了。至於對陳文中所舉乾封二年正月罷鑄乾封錢詔及乾元元年鑄乾元重寶當十錢詔及相關論點毫無詰難，這種忽略也許就在有意無意之間了。

以直讀、旋讀的規律探討作為論據，陳、唐二文都是有的。陳文以唐前錢文直讀久為慣例證「開元」固不足據，唐文引後世及日本錢文為旁證主「開通」亦有蛇足之嫌。愚以為此處最根本的是一個簡單的書寫問題，即「元」置於穿下較之置於穿右更便於書寫和安排得美觀，其實後世「通寶多直讀、元寶多旋讀」的原因也正在此。無論歐陽洵制詞時是以「開元」還是「開通」為文，以他的書法造詣，我們見到的武德新錢都會是這麼「兩讀皆通」的樣子，可以算得歷史開的一個小玩笑吧。因此，試圖以直讀、旋讀的統計總結來證實錢文讀法，謂之緣木求魚或許過重，總不免有「一行白鷺上青天」的離題之感。

馬定祥先生論古泉有名言道是：「以實物為準。」實物本身或者結合了已確知真實的文獻資料即足以作結論自然是理想的情況，然而也會有許多由現有的實物和已掌握的史實尚不能定論的，就需要研究者有勇氣正視現實，有耐心面對寂寞，有毅力堅持不懈的努力。真正稱得上學術的研究，應該是多聞闕疑的，小心求證、不輕下論斷、當然更不能羼雜一己的名利之私或意氣之爭。發生爭論時，既要有堅持觀點的自信，也要隨時吸取相反觀點中合理的部分，甚至有時需要承認自己錯了，真理在對手一邊，這才是一個共同求真的過程。唯其如此，古泉學才有希望不成為玄學，貨幣史才有希望不成為傳奇，泉界也才有希望不成為充斥恩怨利慾的江湖，這就是我所抱的願望了。

二00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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