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聰穎：醫早醫未，傳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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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LC 2017 特刊

聚焦肺癌精準醫學：專家面對面

古希臘神邸的門楣之上刻著「認識你自己」的箴言，開啟了人類探索未知的欲求。人類對於自身的認識，從未停止步伐，一如醫學對於惡疾研究所鑄就的一座座豐碑所見證的那樣。在WCLC 2017啟程之際，AME科學編輯走訪十餘位中國肺癌專家，進行會前深度訪談，記述一群抗擊肺癌衝鋒陷陣的戰士們，他們如何醉心於研發最新的武器，探索未知的敵營，奉獻畢生精力不磋。他們或追思既往，予告誡；或微析當下，予鼓勵；或構想未來，予倡導。邀賞此刊，與中國學者來一場赤誠相對，在共鳴與碰撞中掀起激烈的思維風暴，對酒當歌，是為人生之幾何。

「我從小就喜歡醫生，覺得穿著白大褂，特別神聖。救死扶傷，比所有的貢獻都要偉大，能幫到別人是一件特別快樂的事情。我每天上班都會經過溫州的『道德地標』——紅日亭。您看，這些人多快樂啊。」

謝聰穎

謝聰穎，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放化療科主任，主任醫師，腫瘤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SCO）理事，中國抗癌協會腫瘤放射治療專委會委員，中國抗癌協會腫瘤靶向治療專業委員會委員，世界華人腫瘤醫師協會第一屆華人腫瘤放射治療協作組（CRTOG）執行委員會委員，CRTOG肺癌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老年學學會老年腫瘤專業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胸部腫瘤分會委員，浙江省抗癌協會生物治療專委會候任主委，浙江省醫學會放射腫瘤分會副主任委員，浙江省醫學會化療和生物治療分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溫州腫瘤放化療分會主任委員。

從本科學習時沒有腫瘤學課程到在臨床腫瘤兢兢業業20年，從一路潛心學習到在世界肺癌大會做口頭報告、研究斬獲美國腫瘤放射治療協會年會最佳論文摘要獎，從幼時親歷家人病痛到為讓腫瘤患者不再感覺孤單創辦「腫瘤康復之家」、為貧困腫瘤患者專門設立慈善贈葯門診……「能幫到別人是一件特別快樂的事情」是她一直以來的信念。

謝聰穎出身於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發地與引領地——溫州，這座位於我國浙江省東南部的城市不僅素有「東南山水甲天下」的美譽，更孕育出了大批極具商業頭腦而被國人稱為「東方猶太人」的商業精英。在她五六歲的時候，父親因病住院。那時候她跟著母親在醫院陪伴父親，親身經歷了疾病帶給父親和家人的痛苦，與此同時，她對醫生這個「救死扶傷」、從小就覺得特別神聖的職業有了更為深刻的感觸。從那時起，她就立志學醫，走一條與家族世代經商不同的從醫之路。

從小到大，謝聰穎就展現出了「好像和大多數醫生不太一樣」的性格，「我從小就喜歡主持，大學的時候也做主持人，電台、電視台都有去過，他們說我如果不當醫生就會去當主持人。大學5年一直擔任班長和學生會主席，那時候我在大學就經常組織辯論賽啊晚會啊，他們開玩笑說我不務正業，因為大學專業課程會比較忙。我那時候就想，醫生不光要專業知識過硬，溝通能力、組織能力還有樂觀幽默的態度同樣不可或缺，而做主持人對鍛煉這些能力其實很有幫助。」

圖. 大學時在台上主持的謝聰穎（右二）

1997年，謝聰穎從溫州醫學院（現溫州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畢業，開始了在溫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現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內科輪轉。在當時，本科學習的時候沒有腫瘤學這門課，剛到醫院也沒有腫瘤科。次年，放療科剛剛在醫院建科，她敏銳地看到了腫瘤的未知與挑戰，從不懼挑戰的她，篤定地選擇了腫瘤方向，來到放療科。

畢業後的第二年，她前往上海市腫瘤醫院（現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放療科進修。「我覺得去上海進修對我幫助很大，不論是系統的理論知識，還是科研思維訓練。當時大家每天一查完房，馬上就各自去看專業文獻了，學習氣氛很濃，給我印象很深刻。每周還會安排一個學術講座，講者在台上講解非常精彩，底下聽眾會問各種問題，但這些講者專業知識非常豐富，幾乎問題都問不倒，文獻資料掌握得很透徹，讓人非常驚嘆於他們專業知識的儲備。而且幾乎每個月都會邀請國際同行來開講座，非常注重國際交流。」

後來，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她來到華中科技大學攻讀腫瘤學博士學位，師從伍鋼教授。「我碰到的導師都特別好。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剛劃分腫瘤中心的時候，當時他的團隊只有幾個人，十幾張床，經過多年努力，現在發展到1000多張床8個亞專科，還被評為國家重點臨床專科。我從伍老師身上學到很多，不僅是嚴謹的專業知識，還在學科發展團隊建設方面。」

2009年，她受溫州市人才基金資助，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醫院腫瘤中心做訪問學者，師從肺癌領域的知名專家Spring Kong（孔鳳鳴，中國第一位放射腫瘤博士後）教授。「她的交流意識特彆強，給我的影響很大。在美期間，她經常帶我們參加國際大會，像ASTRO（美國腫瘤放射治療協會）年會、ASCO（美國臨床腫瘤協會）年會、WCLC（世界肺癌大會）等都會帶上我們，她要求每個fellow都去投文章，那時候就有oral（口頭報告）或者poster了（壁報交流），所以比較習慣流程了。我原以為和國外專家比，差距很大，但那之後信心就大了很多。」

圖. 謝聰穎（右）在美國密歇根大學醫院腫瘤中心進修結束時，Spring Kong（孔鳳鳴）教授（左）為她頒發進修學習證書

「從美國回來，我就開始逐漸積累自己的科研和臨床數據，瞄準國際大會投文章，結果發現很多方面我們科研並不比國外差。」2016年，她的有關肺癌早期診斷的研究入選WCLC口頭報告，另外還有3項研究入選壁報交流。同年，她的有關早期宮頸癌術後輔助放化療的III期臨床研究在ASTRO年會上獲最佳論文摘要獎。該年，她成功當選為CSCO新一屆理事，成為入選理事里唯一非省會城市專家。

圖. 2016年，謝聰穎的研究斬獲ASTRO最佳論文摘要獎

不止於臨床與學術的勇往直前、不拘一格，她還奮力投身於腫瘤治療的慈善事業與科普工作。2009年起，受中華慈善總會聘用，她擔任12種藥物的指定慈善簽字醫師。為方便患者，她專門在醫院內開設慈善贈葯諮詢門診。她還牽頭在醫院成立了「腫瘤康復之家」，「很多時候患者覺得自己很孤單，我們希望有家屬的力量、醫護人員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三方攜手，以群體的力量抵抗腫瘤，病人就不會覺得自己一個人是很孤單的了，不再是獨自去面對腫瘤。」她在科普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不止在每年的腫瘤宣傳周大力從事健康宣教，還積極地在醫院、電視台、電台、直播平台等多個渠道展開科普工作。「關於腫瘤，很多老百姓缺乏正確的認知，容易被騙。正確的不多推廣，就給錯誤的留了機會。所以我們把正確的理念推廣開，病人會自動去抵制那些不科學的信息的。」做為溫州市科協界別的政協委員，她在各個場合呼籲開展醫學科普的重要性：「只有老百姓對醫學這門學科真正理解了，才會減少很多不和諧的醫患關係。」

對話 ? 謝聰穎

AME：AME Publishing Company

謝主任：謝聰穎

不懼挑戰迎難而上，悉力肺癌早篩早診

AME：在90年代，腫瘤發病率比現在要低很多，您為什麼會選擇腫瘤這個方向？

謝主任：確實。我97年畢業，當時來到醫院還沒有放化療科，本科學習也沒有腫瘤學這門課程。但其實，在上個世紀90年代，惡性腫瘤的發病形勢已經開始漸漸嚴峻起來，所以一些醫院開始相繼成立腫瘤中心或者腫瘤專科。我當時也意識到腫瘤的巨大挑戰和未知，而我本人性格比較喜歡挑戰性強的東西，正好醫院的放化療科建科了，所以就很自然地選了腫瘤方向，到了放化療科。當時加上我，我們科總共只有4個醫生，病床才10張。然後我很快就出去學習了，因為系統地專業訓練非常重要，最早去了上海市腫瘤醫院進修，後來經過碩士博士的腫瘤學培訓，然後去了美國學習。

AME：惡性腫瘤裡面，肺癌的放化療多是針對肺癌的中晚期，我看您投入了大量精力在肺癌的早期診斷上，您在WCLC 2016上做的口頭報告也是有關肺癌的早期診斷的。

謝主任：對，中國的很大比例肺癌患者確診時已經是中晚期了，需要進行放化療，大家也花了很多精力在提高治療療效方面。後來，我看肺癌的生存率，I、II、III、IV期肺癌的5年生存率差別很大，I期的可以達到70%~80%，IV期的5%都不到。到晚期，財力精力耗費很大，療效卻不理想，而早期篩查、早期診斷可以比晚期治療獲得更大的效價比，所以我們把部分科研重點放在肺癌的早期。

AME：肺癌的早期診斷離不開早期篩查。您看好哪種/哪些早期篩查方式？

謝主任：美國國家肺癌篩查試驗發現，早期低劑量螺旋CT篩查肺癌，患者生存率可以提高20%，花費少且效果好。後來，歐洲又發了一篇文章，不是特別贊同，畢竟低劑量螺旋CT篩查肺癌還是有射線創傷性的，並且陽性率不高。

後來我們就想通過血檢進行肺癌早期篩查，也就是液體活檢。目前液體活檢主要有3個方向：循環腫瘤細胞（CTC）、循環腫瘤DNA（ctDNA）和外泌體(exosome)。

循環腫瘤細胞（CTC）是腫瘤來源的細胞進入血液或者淋巴從而進入整個循環系統，在腫瘤癌變轉移的過程中最常見。CTC在循環系統中的含量極低，來源於腫瘤病灶的脫落細胞只有0.01%會有轉移性而進入循環系統，1ml的血液中僅能捕獲不超過10個CTC，從捕獲到鑒定，對儀器設備和實驗要求都非常高，從而導致捕獲CTC的成本極高。相比於早期診斷，CTC在預後方面作用更明顯。因為腫瘤的類型和位置決定了從血液中捕獲CTC的可能，同時CTC在腫瘤發展的早期難於捕獲。上述因素影響了CTC在腫瘤早期診斷的應用。

循環腫瘤DNA(ctDNA)是來源於腫瘤細胞帶有突變的DNA片段。目前臨床上沒有大規模檢測ctDNA的案例，主要原因在於ctDNA的分離、提取、保存及分析方法都沒有形成標準。此外血清或者血漿中的遊離DNA(cfDNA)會對ctDNA形成干擾， ctDNA在循環系統複雜的環境中的進一步變化(例如降解等)給ctDNA用於腫瘤早期診斷和預後也帶來相當大的困難。目前檢測ctDNA的主要方法還是通過高通量測序或者數字PCR。上述方法的成本高，對實驗人員的技術要求也很高，而且不同方法對結果的解讀會不盡相同，這些都影響ctDNA的臨床應用。

外泌體(exosome)是直徑在30-100nm之間的由細胞分泌的脂雙層小囊泡。由於有脂分子層的保護，exosome在各種體液中都能穩定存在。由於所有的活細胞都在時刻分泌exosome，因此以exosome作為腫瘤早期診斷的研究對象，可以不依賴於腫瘤細胞的來源和腫瘤臨床分期的階段，從而實現對腫瘤真正的早期診斷。Exosome在體液中含量極為豐富，以血液為例，僅需要不到1ml的全血即可完成exosome分離鑒定和檢測的全部實驗操作，相比於CTC或者ctDNA數至十毫升的全血，靈敏度更高。目前exosome作為腫瘤早期診斷的標誌物研究中，難點在於區分腫瘤來源和非腫瘤來源的exosome。目前的臨床研究中，通過設置多種對照，對入組樣本信息進行合理篩選，可以相當程度上避免exosome檢測特異性稍差的問題，從操作便利性和成本等多方面考慮，exosome臨床應用前景廣闊。

這次研究，我們分別從肺腺癌和肺鱗癌患者的血漿中分離出腫瘤來源的外泌體，同時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深入挖掘非小細胞肺癌外泌體microRNA的表達譜，通過臨床I期患者和健康人群志願者信息的比較，我們分別找出了肺腺癌、鱗癌特異高表達和低表達的microRNA，還發現了之前通過晶元數據沒有報道的一些靶點。利用差異表達分析，我們發現肺腺癌和肺鱗癌外泌體microRNA中有若干相同表達趨勢的靶點，同時也具有各自特異的microRNA表達。通過Taqman探針熒光PCR的實驗，我們對分析得到的數據進行了驗證。同時我們對一致性較好的microRNA靶點，設計了三套檢測組合。在臨床樣本的驗證中，我們的microRNA檢測組合在早期發現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方面具有很高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在進一步找出的可能患者中，我們又利用檢測組合區分患者是肺腺癌或者是肺鱗癌的可能性，通過最後和臨床病理的診斷結果比較，得到了非常理想的檢測準確性。

後來這項外泌體的研究，我們投稿到CCR（ClinicalCancer Research，2016 SCI 影響因子為9.619）雜誌發表，整個過程非常順利，3個審稿人都是一致好評，從投稿到接收一共只用了2~3個月。

理念創新技術攻克，放療化療亦可精準

AME：肺癌一旦確診，就要面對治療的問題。現在精準治療是大方向，尤其是靶向治療、免疫治療，不少頭對頭的臨床試驗發現靶向治療效果優於化療。在當下精準治療時代，您如何看待放化療的未來前景？

謝主任：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先說放療，原來我們也是做那種大面積的常規放療，現在放療方面，已經全面普及精確放療和調強放療了。得力於加速器技術的發展，現在我們的加速器基本上都帶CBCT了，這就像射線「長眼睛」了一樣，腫瘤在哪裡就精準看得到了。還有，通過影像技術的發展，放療野、靶區也越來越小、越來越精準。特別在療程方面，原來常規的放療療程都比較長，要4~8周。現在SBRT技術（立體定向放療）可以3~5次，或者8次內就能完成。放療的未來，我認為SBRT很有前景。

藥物治療方面，我覺得靶向藥物以後會是主流，免疫治療前景很大。化療的比例會越來越少。其實我們也希望越來越少，因為這才是精準醫療，因為泛細胞毒的化療藥物確實毒性偏大。

但，化療現在又有一個有前景的方向是ADC（抗體偶聯藥物）。它將抗體與細胞毒性的化療藥物連接起來，通過抗體的靶向作用將化療藥物帶到腫瘤細胞，從而發揮細胞毒性。這樣，化療藥物又有了新的發展方向了。其實這個很早就提了，但由於偶聯技術、靶向性、有效性等受限。現在，隨著新型抗體偶聯技術開發，FDA已經批准了肺癌、乳腺癌的ADC化療藥物。一個想法，一個理念，一個技術攻破，又把化療藥物「救活」了。

不辭辛勞奔波醫未，不給謠言留有機會

AME：早篩、早診、精準治療為肺癌患者帶來了莫大福音，或許最大的福音是有成千上萬像您這樣的醫者在「台前台後」為患者及可能發展為患者的健康人更好的生存與生活而努力。我有看過您在電視台、網路直播等多個互聯網媒體上參與的很多肺癌方面的科普、宣教活動，請問是什麼驅動您如此熱心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謝主任：作為醫生，接觸到的大多數就是已經確診了的病人，現在，我們國家每6分鐘就有一個新增的腫瘤患者，形勢非常嚴峻。其實醫生也是不希望有這麼多的患者的，如果能在早期做好健康宣教，早期的預防比後期的診斷、治療的成效都要來得好。

所以，我很願意去組織、參與這些活動。比如每年的腫瘤宣傳周，我們和電視台合作，更大範圍傳播預防肺癌的知識。我們做「腫瘤康復之家」也是一樣，不僅是為了解決病人的問題，而且可以對患者家屬進行宣教，因為一家人的生活習慣和基因易感性等有很大的相似性，這樣做就特別有效，病人的家屬以及身邊的親戚朋友都可以成為正確傳播的途徑，比我們自己開講座效果更廣。很多患者及家屬對飲食非常關注，還有些患者和家屬心理承受能力弱，所以我們也會請營養科主任，心理科主任等過來一起授課，效果挺好。

圖. 謝聰穎（第一排，左六）攜放化療科「腫瘤康復之家」舉辦腫瘤宣傳周義診活動

溫州市每年都有做癌症的流行病學調查，因為我們醫院很大程度代表了溫州市的情況，所以我們也會在醫院層面每年出癌譜報告。這個癌譜報告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指導性的，因為就是身邊的數據，對老百姓也會是一個提醒作用，有利於癌症關注。

現在互聯網發達，大家獲取知識的途徑多了，但也容易給一些心思不良的人鑽空子。很多時候似是而非的消息，老百姓很難準確判斷，特別腫瘤患者，到了那個時候，很多事情沒法理性判斷。這時候，醫生的專業知識可以幫助很多人做一些相對理性的判斷。所以，我一直認為醫生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在醫學科普方面多做工作，多把正確的理念進行推廣。我也是因為比較積極科普工作，2016年被選為「溫州市十大優秀科技工作者」。

常常幫助總是安慰，身體力行傳播快樂

AME：腫瘤科是一個經常面對死亡的科室，不論醫生也好、患者也好，都需要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這也給醫患溝通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您平時是如何與患者進行溝通的呢？

謝主任：我們98年建科，至今將近20年，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醫療糾紛，可能和腫瘤科室特點、地域特性有關，但醫患的溝通是特別重要的。就像我們熟知的「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特別是腫瘤，真的是總是在安慰的，特別是臨終的病人，有時候「話聊」比「化療」有效。

我剛開始畢業工作，很喜歡去觀察前輩醫生他們怎麼跟病人溝通。我們的老主任，特別受病人信任。我發現，他的溝通模式是換位思考，一般都是從病人的角度出發，所以特別能獲得病人和家屬的認同感，而且他語言很幽默，整天能把病人逗得高高興興的。我們原來有個病人，是很年輕的一位英語老師，確診晚期腫瘤後幾乎沒治療意義了，她的孩子在哭，她的父母在哭，她的學生來看望她也哭，她自己就整天沉浸在絕望的情緒中。到最後，我們去查房都不好意思去面對她，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她、鼓勵她，因為確實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整個查房氣氛就特別差。後來有一天這病人查房時突然精神狀態很好，還會跟我們說笑，我們吃了一驚，原來我們老主任特意去找病人單獨溝通「您是一名老師，也是一位母親，還是一位女兒，對於生命確實時間不多，但希望您能在有限的時間裡，給學生做一個好老師的榜樣，給孩子做一個好媽媽的榜樣，給父母留下一個好女兒的形象，因為生命不在於長度而在於高度」。

所以，有腫瘤也好，沒有腫瘤也好，死亡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就看最後是一個怎樣的狀態。以前我們都說一些「好話」，「會有希望的，會好的」等等，我們現在，實際的情況包括生存期等都會和病人說，但會從病人更能接受的角度去說。比如主任的溝通，不是無謂地去安慰，而是去鼓勵她承認現實，接受現實，勇敢面對，呈現生命正面的狀態。同時用樂觀積極、幽默的態度去說，病人更容易接受。

所以，我特別喜歡看相聲，幽默大師，笑話等，有時候可以用些段子到病人身上，去幽默的力量去感染他們。我記得有一個人過來參觀我們科室曾說過，「本來以為到您們腫瘤科肯定就是愁眉苦臉的，過來發現還都挺正能量的」。

AME：有沒有令您印象特別深刻的患者？

謝主任：有的。其實，我覺得病人都挺勇敢的。有時候他們會在病房裡唱歌和說笑話，甚至還在病房裡說評書，我覺得換做我們都不一定做得到。

我記得原來有個病人，40幾歲，他那時候直腸癌，已經挺晚期的了，做了姑息切除術，因為腸切除而在腹部做了造瘺口。這個人就很幽默，他除了每天在病房唱歌，還經常跟探望他的人說「我現在成半腰橋（註：溫州著名地名）了，出名了」

我最感動的，經常有患者在去世後，家屬還會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一些活動，就是因為在生命的最後，我們曾幫助他們一起面對。

有一年冬天，一位病人一直在辦公室外面等著，我以為是哪位來看病的病人，結果發現是之前治療的一位病人。他家住文成山區，交通特別不便利，趕很遠就是為了給我送一點家裡種的番薯。經過治療，他已經生存5年了，現在每年過生日都還會發信給我並邀請我參加。

AME：如您所說，我們所有人都將面對死亡。在臨床中，當患者已知自己的情況，一些會很想要積極治療，一些可能不得不放棄治療，還有一些可能患者本人與家屬意願不一致。遇到這些情況，您是怎麼處理的呢？

謝主任：關於死亡這個話題，以前大家比較忌諱，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討論死亡。我們科也就「如何面對死亡」開了宣教課，是請護理部主任講的，她去國外專門學習過臨終關懷和腫瘤專科護理，沒想到聽的人很多，而且引起了大家廣泛的討論，大家能公開談論這個話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有一個現象給我印象很深。當時我跟老師出門診的時候，一般接待護士和主管醫生會明確告知病人病情的實際情況，包括中位生存時間多少。有次一位患者和病人家屬了解病情並商量後，一家人決定放棄治療，並決定在有限的時間裡出去旅行。然後他們在病程錄上還詳細做了記錄，「病人家屬經商量以後，決定放棄治療，出去旅行。」當時這個現象給了我很多感觸。

平時，我們在臨床上經常碰到2種情況，一種因為各方面原因治療很不積極，一種是無論花多大的代價都要積極治療的。我還是會建議比較理性的選擇。因為很多患者和家屬碰到這麼重大的事件，確實會慌神，決定不了或者決定不理性，我們都特別理解。一般我會和他們多聊，只要患者和家屬信任我，我都會為他們提供個人的意見，雖然現在大家說醫患關係很不和諧，但我覺得我的專業知識可以更好的幫患者選擇最合理的方案，所以，只要患者信任，我還是很願意提供我個人的意見的。

當然，也有病人意願和家屬意願不同的。現在在中國，大部分家屬還是不想讓病人本人知曉病情，所以家屬在治療上有很大的決定權。但我現在溝通都特彆強調病人知情，讓患者參與治療選擇中。「您們一定要讓病人知道，治不治療要尊重病人本人的決定，可以讓他把時間安排好」。

感恩老師砥礪前行，薪火傳承救死扶傷

AME：回首這些年，您覺得誰對您影響最大？

謝主任：我覺得我的老師對我影響都挺大的，我都是一步一步從他們身上學過來的。

比如最開始去上海學習，在很早就感受到他們對學術的重視性、濃厚的學習氛圍，培養了瀏覽文獻的習慣、查房的程序。受他們的感染，那時候從上海回來，當時我們的老病房正好在圖書館下面一層，我就有空就泡圖書館，把相關的期刊和著作都拿來看。特別是會去挑行業大咖寫的review看，這樣可以快速了解行業的動態和前景、展望，非常適合年輕的醫生，這也是老師教給我的。

讀博士的時候，我從導師伍鋼教授那不僅學習了專業知識，還學習了學科建設。後來去美國訪問，我的導師Spring Kong教授對國際交流的重視以及科研思路對我幫助特別大。現在，每年ASCO、ASTRO、WCLC等大型國內外會議的內容，我都會密切關注，特別是熱點和有爭議的議題。每次去參會，哪塊兒「吵」得最厲害，我就喜歡往哪兒去。現在我們科每年有15~20篇SCI文章發表，其中很多idea都是從臨床中這樣的「吵」中得出來的。當時Spring Kong教授在注重國際交流以及這種思維方式方面，對我影響至深。

帶團隊也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缺點，要多去看他的優點。一個團隊，目標一致很關鍵，否則有反作用力的話，得花兩倍的力氣把他拉回來。這方面從我們瞿佳校長那裡學到很多——「筷子發芽、火腿走路、鹹魚翻身」，這已經是他的至理名言了，意思就是要變不可能為可能。早在九七年九八年，那時候瞿老師就說科研很重要，是我臨床與科研相結合的思維啟蒙老師。

AME：老師、醫生、教授、主任等各個稱呼里，您最喜歡哪個？

謝主任：我從小就喜歡醫生，覺得穿著白大褂，特別神聖。救死扶傷，比所有的貢獻都要偉大，能幫到別人是一件特別快樂的事情。我每天上班都會經過溫州的「道德地標」——紅日亭。您看，這些人多快樂啊。

訪談後記

雖然訪談前已在網上看過謝主任參加科普宣教的節目，但當訪談見面時，還是一下就被她的陽光、親切、溫暖所打動。

不光笑談自己大學時「不務正業」做主持人，她還笑著問：「您看，我現在像不像醫生？他們好多人都說不像。」

談到那位大冬天從文成趕來，就為給她送家裡種的番薯的患者時，她從包里掏出疊得整整齊齊、患者剛寫給她的感謝信給我們看。

原本訪談的時間定在下午15點~17點，結果我們一直聊到天黑，將近19點，沁人心脾的笑聲到現在依舊回蕩在我腦海里。臨走時，一位講著純正溫州話的阿姨拎著水壺進來，前一秒還在用標準普通話和我們溝通的主任，立刻流利地用溫州話和阿姨聊了起來。

採訪：張開平、熊芬 AME Publishing Company

攝像/成文：張開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視頻剪輯：麥雪芳 AME Publishing Company

特别致謝江葦妍，廖莉莉，宋紀松，許夢楊對本文的大力幫助

WCLC 2017特刊鏈接：http://jtd.amegroups.com/issue/view/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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