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嚴峻的挑戰，中國經濟的癥結是「空間錯配」

天下 10-13

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資源錯配的嚴峻挑戰。如何全面理解中國的空間錯配和金融錯配問題，如何精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方爭鳴仍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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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原文：

《鍾寧樺：去槓桿，核心在於持續推進國企改革》

《陸銘：化解空間錯配，應從集聚走向均衡》

作者：鍾寧樺陸銘

近日，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RICE-CCES）特邀兩位專家進行討論，分別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和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第十六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鍾寧樺。兩位學者圍繞「中國經濟的癥結是空間錯配」和「中國經濟去槓桿與國有企業改革」展開了對談。

陸銘

鍾寧樺

中國經濟出現了空間錯配的問題

陸銘

化解空間錯配，應從集聚走向均衡

資源錯配是結構性問題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即「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但實踐做得還遠遠不夠。2003年以來，資源的空間錯配問題的表現，一為「人往高處走」，即人口向東部和大城市集聚；二為「資源向低處走」，即行政控制的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配置。

資源錯配使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下降了，這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並且，不同區域的資源錯配程度並不相同。我們發現在2003年之後，西部資源配置效率惡化最嚴重，中部次之，東部配置效率則最好。這證實了中國經濟出現了空間錯配的問題。

錯配的工業開發區

土地是分析空間錯配很好的切入點。2003年後，與東部相比，中西部作為人口流出地，其土地供應份額卻在持續上升。有了土地供應，中西部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大建工業開發區，乃至每個縣都有一個以上的開發區；二是廣建新城，結果是新城超標建設，造成大量房地產庫存。這些投資在短期內是經濟增長，似乎帶來了家門口就業和人口東移的放緩，但在長期內卻因回報較低而不可持續。同時，在人口流入地收緊土地供應的政策又推升了該地方的房價。

2003年之間開發區建設浪潮引起了決策層的注意，認為存在開發區過熱。2003年，中國關閉了大量開發區，關閉數占當時總數約70%，且多數是東部的開發區。這使得沿海地區或者東部開發區企業在全國佔比在2003－2004年一下子下降了20個百分點左右。自此之後，中國的開發區政策更加向中西部傾斜。

關閉開發區，使受影響的企業TFP（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惡化。研究發現，2003年之後，與開發區企業相比，失去優惠政策企業的TFP增速相對下降。我們的研究發現，只有東部的企業在開發區關閉後，其TFP增長受到了負面衝擊。這表明，從促進效率的角度說，開發區政策僅適合東部企業TFP增長。同樣的政策在中西部對於提高企業TFP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但實踐上，政府將東部的開發區大量關閉，在中西部大建開發區，結果當然不利於效率提高。

「遠、大」的新城

中國新城多到了什麼程度？國家發改委說大概有三千個新城。而我們在網上收集了675個新城規劃，其中458個的規劃總和人口是接近2億的。假設我們的新城樣本是有代表性的，且佔全國的六分之一左右，則不難推論出全國新城的規劃總人口是12億。即便我們的樣本代表性不足，那麼打個對摺，也有6億人口的容納量。

這些新城規劃得十分「遠、大」，並大量建在人口流出地。根據我們的數據，新城規劃面積的均值是114.8平方公里，與主城距離均值是25公里。從2006年開始，新城成為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在全國普及開來，新城也越來越多地扎堆於中西部。

後果上看，新城首先催生了大量地方債。2006年，城投債112.0億元，到2009年達到1213.8億元，到2012年更是達到4718.9億元。其次，新城的背後是土地供應的變化，導致了房價問題。2003年後，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應收緊，而人口流出地的土地供應增加。人口流入地正是東部（尤其是大城市），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的城市。在土地供應條件變化下，前者房價開始高於後者房價。少數地區的房價上漲導致經濟「脫實向虛」。東部城市房價上漲，一是帶來生活成本上升，加劇勞動力進入障礙，形成勞動力短缺和工資成本上升；二是擠走了實體經濟的投資。如此則企業「缺人、缺資本」，成本持續上升，經濟增長速度自然下降。

尊重市場力量，實現空間優化配置

化解空間錯配，應尊重市場力量，從集聚走向均衡。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區域「均衡」發展，而不是「均勻」發展。造成空間錯配的制度根源是激勵地方經濟總量增長的績效機制。每個地方都要最大化本地的經濟增長，全國追求「均勻」發展，這使得中國的行政力量熱衷於將資源向內地配置，帶來「資源向低處走」的政策扭曲，與市場力量背道而馳。

中國是大國，應當發揮規模經濟優勢，這就要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作為統一市場下的增長動力。這是因為，現代經濟增長的引擎是城市，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包括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和不同技能的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也只有集聚在城市才能完成。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強調勞動力自由流動應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首先可以促進平等，緩和區域和城鄉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第二，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第三，促進中國形成現代國家治理機制，讓「用腳投票」成為約束地方政策的機制。

去槓桿，核心在於持續推進國企改革

鍾寧樺

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是關鍵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勞動力、技術和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這三點也是討論中國經濟增長關鍵變數。但數據告訴我們，在老齡化時代，中國人口撫養比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勞動力優勢已經不明顯了。因此，資本優化配置和技術創新就非常重要。而兩者的實現都要依賴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我們需要追問兩點：資金是否配置到真正高效的、有現實生產力的企業上？資金又能否配置到有創新潛質的早期項目中，以支持它們的發展？

問題是，中國金融配置效率近年來在下降，但我們的流動性卻膨脹起來了。數據表明，2008年之前，中國每1元GDP需要1.2元新增信貸，而最近已經接近4元。粗算下來，目前的金融效率大概是2008年之前的三分之一左右。恰恰從2008年開始，貨幣供應量（M2）從不到50萬億快速增長到2016年底的155萬億，目前是當初的三倍多。

低效國企集中了大部分債務

錢多了，但用錢的效率下降了，這就導致國家整體債務累積。2015年底，中國債務總額168萬億，債務與GDP比率達到了250%。近期可能我們國家的債務總額要接近200萬億，對GDP比率接近300%。

誰在借錢？主要不是政府，也不是居民，而是非金融企業的債務不斷上升，從而拉動國家整體債務的上升。但利用工業企業資料庫的大樣本研究表明，1998—2008年，大部分非金融企業負債率卻在下降。這意味著債務主要集中在少數企業上。

少數企業又是誰？是國企。2013年規模以上企業共34.5萬家，債務總額50萬億，其中，借錢最多的500家企業的負債是13.5萬億，佔比超過四分之一。而後者大多是大型國有上市公司。與此同時，大量民營企業的負債率在下降。也就是說，民企借錢越來越困難了。國企債務多，民企貸款難，這就形成了我國企業債務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國有企業效率高，債務也可以容忍，但與民企相比，國企的效率恰恰是很低的。研究表明，2008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要比私營企業持續低7%左右；國有企業使用了中國一半的金融資源，產出上的貢獻卻不到總量的四分之一。而反之，私營企業使用的金融資源佔比卻遠低於其產出佔比。

去槓桿要精準，加槓桿要有效

企業債務是結構性問題，所以總量層面的政策是無效的，貨幣政策就是一例。2008年至今，貨幣政策寬鬆，M2增加了100萬億，但在目前的金融體系中，大部分的資金集中在少數國有企業上，而大量真正高效的、有生產力的企業卻出現貸款越來越難的狀況。因此，流動性越是寬鬆，「金融不支持實體」的問題就越嚴重。

因此，結構性債務問題就需要結構性政策來解決，關鍵是在低效部門去槓桿，在高效部門加槓桿。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去槓桿」。問題是誰應當「去槓桿」？我認為「去槓桿」不應一刀切。實際上，大部分企業的槓桿率已經下降了十幾年。「去槓桿」應當是對累積巨量債務的少數國企而言的。

數據告訴我們，最近兩年國企負債增速仍然在10%以上，我們必須追問為什麼國有部門不敢觸動，又不能觸動？一說是國有企業承擔促進就業的任務。但實際上，國企並非承擔就業的主體，真正承擔就業的主力是民企。假如將國有企業獲得的金融資源按照市場規則公平地分給廣大民營企業，我相信能夠創造更多就業。因此，維繫國企的高債務，局部看是保企業，全局看還是社會受損。

又一說是國企要「保增長」。2014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迅速下降，地方為了「保增長」而吸引國有企業來投資。數據上看，國企投資增速2015年下半年還只有11%，到了2016年初一下子達到22%。國企的錢從哪裡來？還是靠債務。

無論是「促就業」還是「保增長」，核心問題還是在於國企承擔了政府責任，導致「政企不分」。這決不能成為維持國企高債務、放任金融低效率的借口。

總結來看，為了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中國經濟去槓桿的核心任務仍然在於持續推進國有部門的市場化改革。同時，讓更多的民營企業獲得貸款，即在高效的地方加槓桿，這樣才能激發新的增長動力。

作者介紹

陸銘

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曾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工作於美國哈佛大學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經濟發展。研究成果獲得包括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在內的多個獎項。已出版《空間的力量》、《大國大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回顧與展望》等多部專著，其論文也發表於多本國內外權威雜誌。

2015年（32歲時）獲得中國經濟學領域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17年入選由中組部實施和選拔的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2016年當選上海市教衛工作黨委系統優秀共產黨員、曙光人才和上海市年度「社科新人」；2014年入選上海市浦江人才。他的研究以我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重大問題為出發點，重點是通過考察微觀企業、銀行與家庭的經濟決策，來理解我國各類宏觀經濟結構失衡的原因。

鍾寧樺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8期第4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