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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之《編者的話》

編者的話

漢斯—馬丁·辛茲,國際博物館協會前主席

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是「博物館與有爭議的歷史」(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全球逾30,000家博物館將通過面向公眾開展活動來參與該主題,包括特展、研討會、辯論會及其他形式。

就在博物館考慮如何向公眾表述這個主題之際,本期《國際博物館》所圍繞的話題則是如何應對變革的張力,這在很多情況下都要涉及有爭議的歷史。

依照國際博協對博物館的定義,博物館的核心任務之一便是服務社會。如今社會正發生著飛速的變遷,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博物館可以領銜擔綱,解說過去與現在,提供對話的空間,並促進對世界更好的理解。博物館的工作力圖富有教益和可持續性,並最終將模糊的身份確定下來。

在很多國家,博物館改變了當地的政策。例如,展覽常常從多角度出發解釋過去,而博物館也在內容和目標人群的選擇上更儘力包容。在種族隔離、獨裁、戰爭、逃亡及驅逐都成為往事的國度里,博物館已經變成和解的場所。

舉個例子:在德國,博物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高度集中的展示,主題繁多,有猶太人大屠殺、罪行、抵抗運動、新的開始、民主與共產主義、全球化、新挑戰等等,也包括關於殖民主義和非歐洲文化的種種新見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有目共睹。

麥夏蘭(Sharon Macdonald)在開篇中提出問題:「棘手遺產是否依舊棘手?」她解釋了德國和英國的社區是如何應對歷史罪行的,以及那些罪行對人們的自我身份帶來了哪些影響。

希爾德加德·K.費爾雷格(Hildegard Vieregg)描述了曾被維諾斯·索夫卡(Vino? Sofka)稱作「從壓制到民主」的轉型過程——博物館和紀念堂是如何應對20世紀極權主義文化遺產的。她集中關注了極權統治結束後的幾十年里建起的博物館與遺址。

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尤其是新建場館,以人權視角來呈現過去。許多新館和紀念堂恰位於20世紀獨裁政治盛行的地區,例如拉丁美洲。

在博物館圍牆之外,紀念碑和考古遺址等文化遺產形式也對人類歷史做了重要的再現。彼得·斯通(Peter Stone)記述了在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文化遺產危如累卵,而「藍盾」組織正在為減輕文化財產的毀壞持續不懈地努力。

林奈緒(Nao Hayashi)的論文聚焦敘利亞和伊拉克,其核心主題在於國家機構及國際組織

能夠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做些什麼。科里內·魏格納(Corine Wegener)則站在國際博協的立場上介紹了國際博協在文化遺產處於危難的地區所設立的保護項目,以及近期與國際夥伴合作採取的行動。

所謂的南斯拉夫戰爭的結束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儘管新成立的巴爾幹諸國重享了和平,但

創傷仍有待醫治。在此語境下,該地區的民族及歷史博物館與其他國家通力協作,發展和解項目。一項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博協支持的、名為「暢想巴爾幹:漫長的19世紀中的身份與記憶」的巡展便誕生了,其宗旨就是向參觀者講述巴爾幹地區燦爛多姿的文化。腓力·馬扎拉基斯—艾念(Philippos Mazarakis-Ainian)撰文剖析了展覽在巴爾幹地區各國巡迴時的規劃及所持有的理念。

移民、逃亡、驅逐及奴隸貿易對所涉及的個體、其來源國以及接收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黛安娜·帕杜(Diana Pardue)描述了美國最重要的移民博物館。該博物館位於紐約埃利斯島(Ellis Island),從19世紀開始,到20世紀50年代,約有1,200萬移民從這裡登岸,追尋更好的生活。

阿爾貝托·加蘭蒂尼(Alberto Garlardini)的文章致力於探討義大利的人口學變遷,以及博物館如何面對這一新的文化態勢。通過闡述案例,他指出了博物館在當今跨文化、跨學科話語中所擔當的角色。

70年前,國際博協在巴黎創立,旨在重建一個和平的世界,並以人文主義視角,通過博物館的工作來解說過去和世界文化。今天,我們所棲居的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這些核心價值在博物館界仍常青不變。

民眾對於宣揚人權的興趣與日俱增,這其實也深植於現代博物館思想中。涉及人權與和解的博物館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展覽必須以批判的姿態來呈現過去,而這有時未必很得人心。戴維·弗萊明(David Fleming)細察了國際人權博物館聯合會的工作情況,同時也介紹了全球幾家著名的人權博物館。

我們的過去並非只通過有形遺產來表達。對於很多原住民族而言,無形遺產在闡釋社會變遷及本民族歷史時是至關重要的。瑪麗亞·波蓮娜·索托·拉維(María Paulina SotoLabbé)描述了拉丁美洲在提升對原住民遺產的保護上所走過的漫長道路,並重點聚焦於保護文化風景、遊客的文化訪問,以及離散人群處境,例如在美國的拉丁裔社區。

穆罕默德·傑馬勒·拉希德(Mohamed Gamel Rashed)描述了埃及時局變動對博物館政策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在動蕩期間及其後,博物館宣揚人權與民主,從而成為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據拉希德的解釋,很多臨時展覽以新身份為主題,從而推動了觀眾數量的翻番。當地民眾,無論在都市還是偏遠地區,都以空前的程度參與進博物館生活中。

最後,突尼西亞的科斯拉村博物館(Kesra Village Museum)研究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範例,向

我們展示了劇烈的社會與政治轉變的時代背景下,柏柏爾(Berber)地區的傳統與價值是如何得到保護的。我們今天的世界充滿了變化,無論是社會的、政治的還是自然的。本期《國際博物館》提供了豐富多彩的例證,來展示博物館和文化遺產機構如何應對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張力,以及它們如何通過勇氣,通過創新,通過兼容並包的方法來尋求問題的答案。

漢斯—馬丁·辛茲

(李莉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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