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欏評《黑眼睛》：先鋒姿態下的現實主義

文/桫欏

在當下，以工廠生活為背景的小說是「冷門」 。翻閱2010年以來《中國文情報告》提及的數百篇中短篇小說，只有一篇以產業工人的個人生活為描寫對象，就是劉建東的《閱讀與欣賞》 。工人和農民曾在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中獲得了主體地位，但這一狀況在改革開放後發生明顯變化。導致文學遠離產業工人的原因，直觀上看，是因為熟悉流水線生活的人能寫、肯寫、肯讀嚴肅小說的不多了；深層次上，則是隨著中國社會階層發生結構性變化，社會文化視角轉向所致。而在客觀上，隨著科技的進步，企業生產與人的關係變得鬆散，人與人之間通過生產勞動建立起來的傳統倫理也在發生變化，產業工人陷入被文學忽略的境地似乎也在所難免。在此背景上看劉建東的寫作，就有了豐富的意義。

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里，以工廠為背景的小說，有些套路百試不爽，比如寫生產事故，寫工人工作環境惡劣，或者寫領導貪污腐化、企業倒閉工人下崗，如此等等才有故事。但是，劉建東跳出了這些套路，在每天正常運行的、毫無波瀾的生產線上發現小說。長篇小說《一座塔》 、小說集《射擊》等作品顯示出劉建東把握小說形式技巧的能力，但彙集了包括《閱讀與欣賞》等四篇小說在內的小說集《黑眼睛》 ，則顯示出他對經驗的處理能力。

與那些離開工人去談論「工廠問題」的小說相比，劉建東的寫作顯得極為特殊。他不以社會現實問題立意，不把企業的興亡當作敘事目標，而是緊緊抓住「人」這個關鍵，始終以一個工人的視角觀察工人，寫人與現實、人與自我的角力。這些小說有著相似的現實經驗背景和人物關係架構，多以師徒關係為切入點，以石油化工廠工人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為故事框架，在人與工廠、人與時代的歷史關係中，探查工業秩序下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工廠有著鋼鐵製造的裝置和制式的工作流程，人在工廠里的價值只有一個，即按照流程保證裝置的運行，人已經被異化為標準化的零件。就如同《黑眼睛》里駱北風的自我陳述：「黑暗中，我看到了一塊儀錶，灰濛濛的，有太多歲月的痕迹，那就是我。 」小說家如何在敘述中呈現人的差異性和作為存在者的價值？顯然不是每一道工序上機械性的重複動作，而是潛藏在每一隻作為工具的手臂後面的心靈世界裡。劉建東有過多年的工廠生活經驗，深諳工人們的內心世界，他的這些小說里始終有溫暖的人心在跳動。

在上述相同的經驗背景和人物關係架構下，四篇小說呈現了複雜的精神景觀。 《閱讀與欣賞》有著莫泊桑的《項鏈》那樣強烈的爆發力，馮莖衣從遊戲人生到竭盡全力與現實媾和，她的命運之路像極了瑪蒂爾德。促使她的人生態度發生轉折性改變的，是她認為丈夫楊衛民出車禍死去是因為和她吵架導致的，她由此而背負了沉重的負罪感。而事實上丈夫的車禍與她並無關聯，但誰又能為她揭開真相？即便揭開了又能如何？一個對理想生活抱著「閱讀與欣賞」姿態的師傅，就在作為徒弟的「我」的「閱讀與欣賞」中經受精神折磨。 《卡斯特羅》在荒誕的故事中藉由師傅對徒弟的寬容反襯出了主人公陳靜的偏執意念，圍繞著一個賬本「莫須有」的用途展現了人性百態，但悟出了「人人心中都有一個魔鬼」的陳靜為復仇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完美的焊縫》與《卡斯特羅》有著相似的故事內核，「莫須有」再一次成為啟動故事的荒誕馬達，而結尾的懺悔和寬恕又令人感動，傳達了「只有戰勝自我才能戰勝他人」的奧義。 《黑眼睛》里駱北風的命運最有歷史感，一次對徒弟身不由己的成全開始了自己乖蹇的命運，現實看似荒誕不經，但那又絕非命運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劉建東在寫作中是個善於將自己「逼上絕路」的作家，他從不止於情節的完結，而是不斷通過深挖內心以獲得人物完滿的性格形象，人物由此獲得自足的發展。馮莖衣在喪失了一切榮譽之際，面對自己曾經頤指氣使的徒弟第一次顯示出了女性的脆弱，在此之前的故事已經足以表現人物如何在現實和自我意識的夾擊中迷失自我。但作者並不滿足於此，而是讓人物繼續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那個虛假的真相被揭開並與命運的悲劇形成鮮明對照，主題被推向無以復加的極致。而在《完美的焊縫》中，當林芳菲將自己的真實意圖告訴師兄時，矛盾已經集中爆發，受制於師徒間的感情和個人性格，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對人物是艱巨的考驗。作者對小說的把控能力在此得到驗證，林芳菲與師兄郭志強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二人的相愛將故事導向了另外的方向，彰顯了信念的力量。在人物性格的完成度上，劉建東不會淺嘗輒止，他要的是那種已臨懸崖但仍要通過吊索去崖下一探究竟的驚悚與刺激。

本不想與現實媾和，卻又不得不一次次寬恕現實，劉建東小說里的人物命運就是大多數人的宿命。在小說中，作者賦予了人物強大的內心能量，並在與自我和現實的博弈中得到展示。陳靜始終不肯放棄對歐陽的復仇，只是想要「給自己那段灰暗的青春歲月有一個交代」 ；而駱北風面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命運，他何嘗不想反抗？但他終是只能將反抗停留在頭腦里，任由命運在現實中一次次戲耍自己。這些人物身上有著顯而易見的理想主義者的影子。儘管不是小說的主要敘事目標，但作者也隱隱透出對現實的質疑和批判，並將此作為推動情節的發力點和人物命運的轉折點。馮莖衣之所以用盡手段與王總發生關係，是為了能夠從他那裡獲取能夠買到緊俏物資的票、證；老莊從幫助徒弟實現願望轉變成徒弟的競爭者，不過是想與未來的廠領導搭上關係解決女兒的身份問題；而駱北風的遭遇更是極端現實造成的悲劇。在這些小說中，人物命運與時代緊密關聯。在批判之外，則是四處飄蕩著的作者對師徒感情的詠嘆，使小說在冷峻的故事中充滿溫情。

或者是第一人稱「我」 ，或者是第三人稱的一個名字，劉建東的這些小說中都有一個強大的敘述者，他們不隱藏在幕後，也不做畫外音的講述，而是直接參与故事的建構，成為故事中的角色。在《卡斯特羅》中，師傅和徒弟互為敘述者和被敘述的對象，不同角度的講述就像稜鏡一樣令故事呈現出七彩的光芒。這種言說和敘述行動本身，使小說里的人物擁有了存在感。阿倫特說：「我們以言說和行動讓自己切入人類世界，這種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誕生。 」劉建東通過敘述者的言說和行動，勘破了隱藏在工作服、安全帽之下不同的人生奧秘，確證了他們自我的存在，就像從管道里洶湧而過的工業油流中指認出了一滴原油的存在。

一直以來，劉建東的先鋒意識從未減弱，但相比於先鋒小說透過變形眼鏡觀察這個世界，在小說集《黑眼睛》中，他試圖最大限度地完善世界的結構，從而呈現世界繁蕪的相貌；我們也在馮莖衣與父母之間、 《黑眼睛》里的黃楣佳與女兒小韶之間的關係中，發現生活邏輯中因與果的必然。相對於傳統的「現實主義」 ，《黑眼睛》里的作品是以先鋒的姿態與現實相接，作者鮮明的文體意識以及對於經驗、故事、情節和人物本身的重視，使小說獲得了更自由的表現空間，這或許是先鋒寫作最好的「接地」方式之一。而在這其中，我們也看到劉建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偏好」 ：在他的筆下，女性常常是被傷害的形象——這或許是悲憫，或許也是某種「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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