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曾拋給崇禎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他為什麼不願意接受？

於明朝的亡國之禍，歷代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明朝吏治腐敗，積弊太深的原因。清代的學者孟森認為明朝表面上亡於崇禎之手，實則亡於比崇禎早幾十年的萬曆。而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甚至對這一說法做出了十分精確的時間判定，他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明確指出，明朝之亡始於萬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從這一年開始，萬曆皇帝開始了長達30多年的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的罷工。他不上朝，不見大臣，面對違法亂紀的官員表現出淡漠的態度，不加管理。官職缺漏，他也不重新選拔官員補缺，以至於明朝後期的官僚系統幾乎處於停擺的狀態，使這個本就效率低能的政府陷入了不可挽回的癱瘓。

關於明朝末年面臨的問題，有人曾做出了生動的比喻：治國就像治病，《黃帝內經》有雲，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歷代帝王皆重御世之術，輕經世之道。大明朝積弊已久，就像一個垂垂老矣行將就木的病人，非一味猛葯可以醫治。這番言論振聾發聵，不得不令人深思。

但是有一個問題卻是不得不去面對的，那就是，崇禎是一個確確實實的亡國之君。大明朝從他手裡接過來時，也確實是個爛攤子。但是他畢竟統治了17年，這17年里他又做了多少彌補積弊的事情呢？對於前朝的幾位君主，崇禎可謂宵衣旰食，朝惕夕乾，算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但勤政歸勤政。我們審視歷史的發展，絕對不能被這些表面的現象所迷惑。重審大明亡國前夕的那段時間，不難發現崇禎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有著不可推卸的陷國家與絕境的責任。

1、李自成兵臨城下，崇禎卻對議和之事猶豫不決

就事論事，就在1644年3月帝國滅亡的前夕，上帝曾數次拋給崇禎救命的繩索，但崇禎卻一根都沒有抓住。1644年剛剛過完年，李自成的農民軍從陝西西安浩浩蕩蕩殺奔北京城後，一路上勢如破竹，先後攻克太原，大同，宣撫等重鎮，於3月18日直逼北京城下，對北京城實行了合圍。而在這之前，崇禎本來有機會可以南遷的，但是他主動放棄了，選擇坐困孤城。此時此刻北京城被圍得鐵桶一般，崇禎就算是插上了翅膀，也飛不出去了。

然而就在此時，坐擁數十萬起義軍的領袖李自成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他派投降農民軍的宣府禁軍監軍兼尚膳監掌印的大太監杜勛縋入北京城中，面見崇禎，遞交一份降書。明末歷史學家計六奇記載到：「賊攻平則門，喻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縋城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帶。並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聞於上。」當時降將杜勛在李自成的威脅下，用弓箭向城上射去一份書信。守城軍士稟告後，崇禎的心腹太監王承恩把杜勛一人縋入城中，帶入紫禁城面見崇禎。杜勛向崇禎提到李闖王議和的條件，稱：「自成兵馬強勁，願歸明為朝廷內遏群寇，外御強清，請上割西北陝西全境，劃地而治，但不奉詔、不朝覲。並求犒賞義軍百萬餉銀。若當如此，立即撤軍，絕不停留。」

這無疑是上帝在明帝國生死存亡之際，拋給崇禎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崇禎無論多麼地想去抓住它，也終究是虛幻了。他的致命性格，最後一次把他推到了滅亡的邊緣。

據《明史》記載：「上召入，勛言李欲割西北一帶，敕命封王，並犒軍銀百萬，退守河南。......上語魏藻德曰： 「今事已急，卿可決之。」......藻德終無語。上謂勛曰： 「朕即定計，有旨約封。」大怒藻德，推御坐仆地，入宮。」此時的崇禎，在深知北京城危在旦夕的情況下，仍然逃不掉他死要面子的性格的牽絆，想法設法要把這個割地議和的罪名推諉給內閣首輔魏藻德。他對魏藻德說如今失態緊急，讓他一句話決定是議和投降還是死戰到底。朱家王朝都快滅亡了，身為帝國的領導人竟然把這種決策權交給臣子，讓臣子來替自己承擔罵名。而魏藻德最終一言不發，議和之事無人決斷，最終破產。崇禎失去了最後一次扭轉局面的機會。他悲痛欲絕，大呼道：「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文臣人人可殺。」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崇禎為何寧肯放棄議和亡國滅種也不肯自己來承擔這一切呢？他和臣子之間的關係為什麼就那麼水火不容呢？

2、崇禎帝的性格，決定了他註定悲劇的一生

《明史》載崇禎帝：「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幼年喪母的他，是在宮廷的血腥與陰謀，殺戮與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這對他日後的性格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他用人必疑，誰都不願意相信。他一心想做中興之主，卻缺乏雄主的偉大胸襟與氣魄。他不敢承擔責任，在處理諸如議和割地等此類有損名聲的重大國事時，他的一貫做法，是把大臣推到幕前去，拿別人當槍使。如果事情辦成，於自己的最高統治利益和名節無損，他便把功勞歸於自己，自我陶醉在「天聰聖明、沉機獨斷」的英明中；如果事情辦壞，或事先泄露了風聲，引起輿論嘩然，他便拿受其命辦事的大臣當擋箭牌，承擔惡名，甚至不惜殺人滅口，以掩蓋自己的罪責。最有說服力的一件事，就是崇禎15年兵部尚書陳新甲的議和一案。

崇禎15年的松錦之戰，明軍大敗，五省總督洪承疇被俘虜。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守，祖大壽舉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芻，盡付一擲，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此戰以後，明朝傾盡國力打造的九邊精銳損失殆盡，山海關外，僅剩下寧遠一座孤城，關寧錦防線徹底被摧毀。而此時的西北腹地還有數不清的農民軍，大明朝可謂腹背受敵，兩線作戰，面臨崩潰的境地。此時的崇禎，開始密謀與滿清議和。

大明開國以來從無議和的先例。如果議和由皇帝發起，那將是莫大的恥辱。迫不得已，崇禎把議和一事當做機密事件，交給了兵部尚書陳新甲全權負責。陳新甲帶著崇禎議和的密函前往山海關，卻無意中被發現，被邊關駐地的官員當成普通的軍事情報《塘報》來傳抄。結果事起泄露，內外官員都看到了這份議和密函的內容，群臣嘩然，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說他名為議和，實則投敵叛國。陳新甲有口難辨，於崇禎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被下獄，他在獄中上書乞宥，申訴自己的冤枉與苦楚，卻被崇禎駁回。崇禎心知肚明，議和是他讓陳新甲去乾的，但是他不敢承認。如果承認了，那麼這「叛國」的惡名，就要自己來承擔了。九月二十二日，崇禎以陳新甲「私款辱國」的罪名，將他斬首。

陳新甲死後，崇禎身邊的大臣算是徹徹底底看穿了這個皇帝的本質，看穿了他的薄恩寡義。從此以後，沒有人在敢提議和之事，也很少有人肯忠心為崇禎辦事了。大家都秉著一個原則，辦事不求實際效果，只求穩當，讓人抓不到罪名，明哲保身。如此一來，無人肯辦事實，縱然挽救國家危亡的舉措很多，也無人敢提及。

如此一來，李自成大軍壓境之時，魏藻德面對崇禎詢問的和還是不和，魏藻德不置一言，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魏藻德明白，自己無論怎麼回答都不會有太好的下場。如果回答議和，那就背負著割地求和的罵名，會遭到世人的唾棄。如果失敗了，就是和陳新甲一樣的下場。如果回答不和，那就必然要違背崇禎的意願。面對國家的存亡之秋，一個皇帝的性格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歷史走向，不得不說，這是崇禎個人的悲劇，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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