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厚堂藏書樓的守護人

生前，她只是一位普通的鄉下慈祥老太太；死後，噩耗牽動了散居於祖國四面八方的曾國藩後裔的心，他們在老人的靈堂奉上了深情款款的祭文，掛上了精心撰寫的輓聯。輓聯曰：

女承父志守蘭台，數十載殫精竭慮，視書樓若命、曾府如家，長教後嗣銘高德；

壽盡天年騎鶴駕，七八月慘日愁雲，看荷葉垂頭、素花失色，不忍先生赴遠行。

這位「視書樓若命、曾府如家」的老人就是王席珍。自民國初年至共和國成立，她與父親王子陵守護富厚堂藏書樓近四十年，見證了「毅勇侯第」最為紛繁複雜的急劇變遷，留下了一段不同尋常的經歷。

富厚堂南側藏書樓

如果說曾國藩故居富厚堂是湖湘文化的皇冠，那麼它的四座藏書樓便是皇冠上的明珠。宅南的藏書樓為「公記」「朴記」。「公記」收藏的是曾國藩畢生所寫的奏章、書信、詩文、日記和他珍愛的書籍10萬卷，藏書種類主要有經、史、子、集和各個省、縣之方誌，地方志的收藏是曾國藩藏書的一個重要特色。「朴記」收藏的是曾紀澤的文檔和書籍，內容主要包括經、史、子、集和西洋文化書籍，曾紀澤在出使英、法時採購了大量的西方國家政治、教育、醫學、農學等外文書籍。宅北藏書樓為「芳記」收藏的是曾紀鴻、郭筠夫婦的天文歷算、星卜醫相及章回小說等，曾紀鴻是近代著名數學家，所以數學著作是其藏書一大特色。其四為思雲館，它是富厚堂圍牆內唯一一棟獨立的房子，咸豐七年（1857）曾國藩在家丁艱期間親自營建，初為曾氏家廟，左為曾氏精藏圖書的地方，即「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之室」。抗戰期間，藝芳女校從長沙轉運回來的圖書即藏於此。

藏書樓遠景

書樓建成以後，曾國藩信告兒子紀澤說：「家中書籍，亦須請一人專為管理，否則傷濕、傷蟲。或在省城書賈中找之。」私家藏書，找書賈中專業人員管理，可見其對管理要求之高。曾府於是禮聘專人嚴格管理，彭芳六、賀老頭先後成為藏書樓管理員，他們管書甚嚴。民國初年，賀老頭告老回家，推薦為富厚堂做衣服的裁縫師傅王子陵接任。

王子陵為人忠誠老實，看護書樓十分儘力。一次，因曾寶蓀七叔（即曾廣鍾）因篤信耶穌燒了些所謂異端的書冊及章回小說，王子陵難以阻止，急得幾日幾夜寢食不安，他苦苦哀求，方救出一部分。1916年，郭太夫人去世，曾府家人陸續外出，人去樓空，其後20餘年無一主人在家。整個富厚堂就是王子陵一家四口和一門房住在裡面，書樓全靠他們維持。若干年後，曾寶蓀在台灣回憶鄉居歲月時說：

一九一六年後，祖母仙逝，後來家中陸續搬出老家，差不多二十年並無一個主人在家，上房地下都長出了很多筍子和小樹，房屋荒蕪成這樣，但是王子陵的書樓照拂得仍是一塵不染，毫不懈怠一點。七七事變後，第二年四弟昭杭回家後，開始整修房屋，清除雜草，搬進居住。我們人未回來時，覬覦富厚堂書籍的人實不少，嘗借詞窺視接近，但都被王子陵婉言拒絕，使覬覦者知難而退；或請地方紳士排解，得免於書冊散失。比起忠襄公家中藏書，散失得未剩一本，這真是有天淵之別了。我們於一九四二年由香港回家鄉——富厚堂時，書樓藏書，仍然是富厚堂的精神中心，書樓一塵不染，書籍琳琅滿架，類別、目錄分明，這是王子陵之功。

藏書樓

在曾府家人全部外出、無人監管他的情況下，王子陵仍然兢兢業業，「看護書樓，亦如自己生命」。1918年起，因想借閱富厚堂藏書或是以借閱為名打藏書主意的人實在不少，他專門設立了圖書借閱登記簿。今檢湖南圖書館所藏「民國七年圖書借閱登記簿」，我們可以看到他登記的「明德中學師生」等單位和個人借書的記錄，一筆一划，非常認真。王子陵為富厚堂藏書的管理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曾寶蓀高度肯定：

王子陵先生二十餘年來管理我家的書冊，絲毫不苟。他並不是不知道書可以賣錢，但他不肯做這種不誠、不忠的事，真是個任勞任怨負責盡職的好人。

藏書樓

後來，王子陵因老邁年高，體力不支，有意將書樓管理的方法傳授給二女王席珍。1931年，王席珍經曾府同意協助父親管理書樓，女承父業，成為書樓第四代管理員，從此與曾府及書樓結下了不解之緣。

王席珍十三歲開始協助父親料理書樓，王子陵對女兒費盡心血培養，他隔三差五到書樓看看，指點迷津。1942年，王子陵見女兒已能勝任，方放手讓她正式接管書樓。他叮囑女兒：「書籍、文書是無價之寶,要象愛護生命一樣加以愛護」。父親的叮囑讓王席珍更加一絲不苟，每天一大清早，她就來到藏書樓，在五花八門、密密匝匝數十萬卷的文書檔案和書籍中，打掃灰塵，修補書籍，補抄書目，定期曬書、除蟲等，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王席珍當時看管書樓每月報酬是一石谷（計150斤）和一塊光洋。抗戰時期，曾寶蓀回富厚堂，見書樓窗明几淨，藏書完整，乃每月加谷一石。曾寶蓀在家期間，她再度執鞭教育侄輩學習英文，讓王席珍也參加學習三年，進步很快，能做到按英文字母擺書，按名尋書，查找英文資料。

曾府藏書樓的管理十分嚴謹，視藏書樓為機要重地，未經允許，均不得擅上藏書樓。曾寶蓀、曾約農在家時，他（她）們要看的書都由王席珍按其開列的書目找書、取書。現居北京的曾憲源深情回憶：「父親（即曾昭權，湖南大學電機系主任、教授——引者注）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富厚堂，上書樓看書、讀書、抄書。」1944年春，廣西通志館呂集義等徵得曾約農同意借閱《李秀成自述》親筆件，曾約農安排兄弟與王席珍輪番陪護抄寫拍照。後來，曾昭棉先生回憶此事：「那次我在藏書樓陪抄了兩天。」

1942年，曾寶蓀、曾約農等因香港淪陷，輾轉回鄉避難。為逃日寇禍亂，帶回了藝芳女校的圖書約十多架藏於思雲館，書籍大多是辭海、辭源等詞典及英語書籍，王席珍整理抄寫了思雲館藏書書目。1988年9月，時任雙峰縣圖書館館長的胡衛平先生採訪王席珍時，她說：

公記書樓的書目是原來的。朴記、芳記和思雲館曾由我補抄過。公記、朴記、芳記等書目都統一放在公記書樓。思雲館的書目放在思雲館內。書目厚度為一尺五左右。

1950年11月，曾府藏書樓被政府接管，湖南省文管會負責人陳浴新及保管組長陳粹從雙峰縣城步行70餘里，組織人員對藏書樓的書籍資料進行了初步清理，從中挑選了他們認為最為重要的200餘擔，分四船裝載運往省城長沙，封書時叫王席珍去看了一下。在鄉下，一個女孩子很早就該談婚論嫁了，但王席珍默默地守護著曾府書樓二十個春秋，任青春的歲月無聲地流走。她還因為有一段在曾府工作的「罪過」，一直到40歲都未提婚事，以至終身未育。許多年以後，王席珍老人不僅沒有後悔當富厚堂藏書樓的管理員，她依然為當年書樓的書籍有所散失而心疼不已：

一九五〇年冬，有陳器衡等人前來富厚堂封書，封書時叫我去看了一下，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去過書樓。但我以後在富厚堂的地下、角落到處都看到有書，可能失散了不少。

1958年，對王席珍來說特別不尋常。因父母只有三個女兒，王席珍立志終生不嫁也要做服侍二老的孝順女兒，這一年，為富厚堂管理藏書近二十年的父親王子陵離開了人世。因為有一段在曾府工作的「罪過」，離開富厚堂藏書樓已經多年的王席珍一直未提婚事，以至後來終身未育。這一年，四十歲的王席珍也終於成家了，她與喪偶的湘潭某軍工企業採購員黃鳳仙結為連理。這個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就安在富厚堂北側的東山別墅兩間平房裡。儘管有條件隨丈夫去過城市生活，但由於對富厚堂藏書樓、對曾府有一種揮之難去的情感，她依然願意悄悄的守護於此，終老於此，甚至長眠於此。

丈夫黃鳳仙長年累月奔波在外，王席珍則憑著自己的聰明和在曾府中學到的知識,她成為當地的才女，曾擔任過大隊會計等職。丈夫老家一位兄弟夫妻倆先後因病去世，留下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她立馬接了過來，把她當親生女兒撫養，加上丈夫和前妻留下的兒子，她一個人忙裡忙外，撐持家庭，撫養兩個孩子成才。

2010年1月8日，曾國藩第六代孫、北京市海淀區某小學校長曾樾先生

回鄉時看望王席珍老人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富厚堂旅遊開發與文物保護升溫。1995年，成功召開了「全國首屆曾國藩學術研討會」，富厚堂的保護修繕首先從宅南藏書樓的修復開始正式啟動；1996年元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將富厚堂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6月10日，國務院公布富厚堂為全國第六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富厚堂和它的藏書樓終於取得了應有的文物保護地位；2006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2006』雙峰國際曾國藩學術研討會暨中國首屆曾國藩文化旅遊節勝利召開，國內外700多名代表和100多家新聞媒體齊聚富厚堂。富厚堂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了八方來客，每天遊人如織。年已八十高齡的王席珍與丈夫身體尚健爽，老倆口琴瑟和諧，相依為命。作為富厚堂最直接的見證人，經常有記者前來採訪老人，了解她所經歷的那段歷史，當記者用英語打招呼，老人隨口就用準確的英語回答。偶爾，曾府後人也會回來看看富厚堂，祭掃先人陵墓，這個時候老人最是高興，她熱情款待遠道而來的客人，然後打開話匣子，回憶往事，思念故人。王席珍也經常偕老伴，走進與自己相伴80餘載的侯府院內，看看熟悉的書樓，感受歲月滄桑。

2006年春，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了，這對王席珍的打擊很大，加上年老體衰，她自後就行動不便，常年病卧在床，出則以輪椅代步，入則需專人服侍。曾府藏書未因戰事動亂而流失，未因風雨霉蟲而損毀，未因主人不在而散失，未因管理不善而質變，使曾府資料保存完整，利用書樓中豐富的曾氏家藏史料編成的《曾國藩全集》被美國報紙給予極高的評價：「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國發射一枚新的導彈或衛星相比擬」，這裡面浸透了王席珍父女等四代書樓管理員無數的心血與汗水。為感謝王席珍所作出的特殊貢獻，雙峰縣委主要領導批示要求，曾國藩故里管理處按月支付特殊補助給王席珍，助老人安享晚年。

2010年8月10日上午七時，王席珍老人逝世，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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