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什迪：新書中的「小丑」原型是特朗普

騰訊文化 張璐詩

法蘭克福書展上的拉什迪

印裔英籍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日前攜新書《戈爾登家》（The Golden House）亮相法蘭克福書展。在書展現場，他接受了德國電視台與《鏡報》的現場訪談，吸引了大量讀者圍觀。以下為騰訊文化整理的訪談內容。

作家得同時擔當記者的角色

記者：《戈爾登家》出版以來，不少人將其與《了不起的蓋茨比》相提並論，因為當中也寫到了財富與衰落。

拉什迪：裡面還有黑幫和謀殺，也有人會聯想到《教父》。另外，還有人將這本書與湯姆·沃爾夫的《虛榮的篝火》做比較。我覺得這三種比較合起來該是一本怎樣的書啊！肯定是一頭魔幻怪獸。

記者：你接受這樣的比較嗎？

拉什迪：接受啊。讀者完全有理由想起《了不起的蓋茨比》來，蓋茨比和尼魯·戈爾登（Nero Golden，《戈爾登家》的主人公）都是將自我虛擬化的角色，蓋茨比這麼做是為了向黛西證明自己，戈爾登這麼做是為了逃避，動機不同，實質是一樣的。

至於《虛榮的篝火》，湯姆·沃爾夫當年是想做定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某一個瞬間，我想我也恰恰想捕捉這個時代的精髓。而描寫你所置身的這個時代是要冒險的，因為你缺乏與這個時代的距離和不同的視角。當然，做這件事相當令人興奮。我知道有些作家就曾經成功做到了，比如詹姆斯·鮑德溫的《另一個國度》。裡面寫到的紐約跟我書里寫到的是同一個地方，儘管他寫的是1960年代的故事，但同樣有那種（定格一個瞬間的）感覺。

記者：戈爾登家的鄰居熱內（René Unterlinden）是故事的敘述者，他的姓氏跟柏林的「菩提樹下」大街有關係嗎？

拉什迪：有關係啊。我至今清楚記得，在柏林牆倒下後，我和君特·格拉斯在菩提樹下大街喝咖啡，他忽然哭了，說沒想到還能跟我在這麼平常的日子裡一起喝咖啡。顯然他那一刻被打動了。那個場景一直留在我腦海里。也許是這個原因，我給角色這麼命名。

記者：請介紹一下「熱內」這個敘述者在書中的角色。

拉什迪：這個角色後來發展出來的戲份比我預想得更多。他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心懷年輕人特有的自負，一部電影還沒拍出來，便自詡比奇洛夫斯基更有導演才華。他懷疑自己的家族裡有不為人知的黑暗秘密，並準備以此作為自己第一部電影作品的題材。

但是寫著寫著，在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時候，「熱內」逐漸從一個觀察者的角色換位變成了參與者，他自己也成為了道德戰場上的可疑人物。但我喜歡的是他的父母——他們是這本書里我偏愛的角色：這對知識分子老夫婦讓「熱內」意識到：也許人類生來有分辨善惡的願望。

我認為這一類試圖涵蓋社會萬象的小說需要做到的是，作家必須超越私人體驗，同時擔當記者的角色，去發掘、去發現一些個人生活經驗之外的題材。在寫作這本書時，至少有兩三個類似這樣的例子。比如戈爾登家的三個兒子，其中一個去做了變性手術，這是一個很具爆炸性的話題，我很慶幸迄今沒有人因為這個問題跑來指責我。

戈爾登家的另外一個兒子患上了高度自閉症——我也認識患有自閉症的人，但在做案頭功課時，我得超越這種私人認知。比如我讀到的一份專業報告說，養貓對自閉症患者有安撫和鎮靜的效用，於是我就知道我的角色需要養只貓了。

「小丑」的原型就是特朗普

記者：小說里有一個「小丑」（Joker）的角色，這是開始寫作就設定的角色嗎？

拉什迪：開始沒有「小丑」。大概兩年半以前，我開始寫這本書，最初只想為今天的紐約、或者更大範圍來說——給美國畫一幅肖像畫，用上一個德文詞，就是希望去把握這個時代的精神（Zeitgeist），去找出人們的喜惡。

而在寫作期間，我越來越意識到需要將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包括佔領華爾街等等放進書里。緊接著，新一屆美國總統選舉開始了，在美國的每個人都離不開這件事，我忽然覺得繞開這個事件是不明智的。於是我決定用2008年奧巴馬初次競選成功人們的樂觀情緒作為開頭。我還記得當確認奧巴馬當選時，街上的陌生人開始彼此擁抱，大家都覺得放下了心頭大石。 我和我大兒子當時在紐約，我們到洛克菲勒中心這些熱鬧的地方去看人們怎麼慶祝，看著大家開心地笑，那場景真令人難忘。

當然，後來奧巴馬有各種不完美的表現，但後來這一切已不再是關於奧巴馬，而是關於人民的了：在他任總統的8年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以為自由進步的時代已經到來，以為我們的美國一直下去都會是這樣子，完全沒有預見會有一個巨大的反彈。由此，我決定應該要把這一幕現實補充到小說里。

記者：「小丑」就是特朗普？

拉什迪：對，沒有蝙蝠俠，只有「小丑」，這是我用諷刺手法去描述的特朗普：「小丑「為他特別白的皮膚而自豪。但」特朗普」的名字沒有在小說里出現過。我希望人們在讀這本書時感到自己是在現實裡面對現實的問題。

同樣的，這一切已經不光是特朗普的問題了，他實際上更接近結果而不是起因。美國正在成為一個破碎而憤怒的社會。有一群白人在奧巴馬任總統期間，對「黑人任總統」這一事實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他們害怕將來少數族裔人口會超越白人成為主流。

此外，美國中部有一大群對抗制度的人充滿了憤怒。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好，他們的聲音無人聆聽，訴求無人關注，這種憤怒與種族仇視的激化不無關係。這時候忽然有個人說：「他們都是兔崽子，等我去搗爛這一切」，立即就得到了一大群支持者的回應。這個人就是特朗普。

可我認為特朗普自己也沒想到會真的當選。你看他現在老是抱怨當總統比當房產經紀難，我給他的建議是那就別幹了。

在我的書里，「小丑」只是一個背景，一個烘托的卡通角色，偶爾發出點雜音。他不是中心。

真實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魔幻現實的世界

記者：在倒數第二章里，你寫到「世界依然屹立，揚基人們依然在打棒球，紐約尼克斯隊依然在輸球……」似乎一切都沒那麼糟糕？

拉什迪：這是主人公在自我安慰：世界還沒完呢。我寫到那裡，正在猜想未來會怎樣。某種程度上，生活在繼續，可是我書里的好多個角色都沒有了明天。我小說里人物的命運可都不怎麼樣，也許我就是喜歡「殺人」？要知道，無論如何，最終都無人生還。沒有死亡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戈爾登一家的真實身份一直隱藏在他們的面具背後。我處理這個情節時採用的是神秘小說的手法，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或者希區柯克的電影那樣。我們生活在黑暗的時代，邪惡無處不在，這部小說需要去對應現實。我在書裡面借用了古典悲劇的結構。戈爾登一家是用古典語言思考的，他們虛擬化自我的時候，用的是羅馬皇帝和希臘眾神的名字。顯然這都不是普通人的世界觀，他們都是宏大的、歌劇式的形象，是被放大的人類形象。我想要在一個現實世界裡創造這些超越現實的形象。

我還想指出，希臘悲劇有一種特性：不可逃避性。從一開始你就知道主人公身上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這種預感下，不詳氣氛層層堆砌，不論如何，災難都不可避免，然後真的就發生了。當發生時，你還是會被驚住，這就是悲劇的力量。戈爾登一家努力去掩蓋過去的身份，讀者很清楚有一天那個黑暗的秘密終會穿幫，真相會吞噬他們。而作為寫作者，要決定的是什麼時候向讀者透露多少。寫這樣的小說，我都得倒敘著寫。

記者：據說你跟特朗普認識？

拉什迪：16年前，我在一場Crosby, Stills & Nash的音樂會上見過特朗普和他的孩子們。那時他還沒什麼政治野心，我剛好坐得離他很近。我記得當時很驚訝他居然記得《伍士托》的歌詞，我們就打了個招呼。住紐約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總統競選時，90%的紐約人沒有投給他。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奇特的時代，不可能的事情都發生了。大約10天前，我在紐約和朋友伊安·麥克尤恩吃飯，我們在猜想，如果多年前我們把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寫成故事交給出版社，肯定會被說情節編得也太離譜了。

菲利普·羅斯寫過一本《反美陰謀》，書里通過一位納粹角色想像新納粹在美國大行其道。我記得當時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很肯定：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可是你看現在，羅斯成預言家了。

如今真實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魔幻現實的世界，所以當初寫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人，出於捍衛自我的考慮，都要轉型成為現實主義者了。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不少讀者對小說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因為人們需要相信真實。但另一方面，我們身邊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試圖將這個世界虛擬化，廣泛傳播謊言，而這一般都由政客去操縱。

在這方面，互聯網負有很多責任。互聯網擁有大量與現實毫無區別的存在，這種存在侵蝕著我們對於真實和虛擬感官的觸角。也許這樣一來，作家們被迫要在這種悖論之上重新建構這一切：承認自己是小說家，也許就意味著他們的責任是重構真實。

如果讀到一本你很喜歡的書，你大概會對自己說：這就是世界的樣子，人們就該是這樣生活的。這種閱讀印象會一直跟著你，成為你看世界的一種視角。這就是文學可以做到的。在這種作者與讀者一對一的狀態下，可以幫助人們重塑對現實本質的理解。

記者：你是說這個時代的小說家有責任以政治為寫作題材嗎？

拉什迪：我曾經與索爾·貝婁就此問題有過爭論。當時他在演講台上，我在台下向他提問說，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居然極少見到有美國作家以此為題材，寫作美國與世界的關係。類似的是大英帝國時期，19世紀沒什麼英國作家是以大英帝國為寫作題材的，狄更斯所有作品中都找不到幾處相關的註腳。

我當時問貝婁：為什麼美國作家沒幾個承擔起了當代作家的責任？貝婁就生氣了，他回答說：「作家不存在『責任』一說，我們只有靈感。」現在我也站在他那一邊了。我也認為藝術家按直覺去創造就對了，我們無法將責任強加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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