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混亂的明王朝，在最後18年發生了什麼

文史 10-14

南明短短18年的歷史，跌宕、緊張、模糊，為後世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間。

近半個世紀前，當26歲的司徒琳（Lynn A.Struve）嘗試梳理這段歷史時，她的面前幾乎一片空白。被南明巨浪迭起的史實誘惑著，十餘年，她潛心史料，終於在1984出版了首部英文版綜合性的《南明史》，引起國際漢學界的矚目。1992年，該書有了第一個簡體中文版，其徵引資料之廣博、考據論證之嚴密、視角邏輯之新穎，令當時的國內學界讚歎。

甚至20多年後，當世紀文景重版《南明史》，這部作品依然是讀者能夠尋找到的最好的入門讀物。常與之一起討論的，只有謝國楨1957年的《南明史略》和後來顧誠、南炳文分別著述的《南明史》。相比較而言，司徒琳的這部全面而精緻，更多關注王朝衰敗的內在邏輯。

悲劇的最後一幕總是來得格外遲緩。在崇禎皇帝自盡、明都北京陷落18年之後，1662年，最後一位自稱君臨天下的親王永曆帝被滅，才宣告明朝的真正終結。在此期間，明清軍隊交戰不休，民間抵抗力量逐漸替代正規軍構成了抗清主力；百年的社會失序達至其最為混亂的一刻，將所有人甩入恐懼、迷失、疑忌交雜的泥潭。而在倉促建立、輾轉游徙的「朝廷」里，文武官員之間的不信任、不合作仍在持續，消耗著日漸羸弱的皇朝的機體。

「最痛苦的莫過於有選擇與毫無選擇之間——人們必須在各種相互矛盾的行為中做出選擇，但是恰恰相反，嚴酷的環境又讓人們毫無選擇。」司徒琳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談及當時所有人面臨的處境。

最終，她選擇著墨於這個時代的方式，是以明朝本身的政治發展來解釋明亡原因。司徒琳認為，有明一代，始終存在兩大困難：文武官員之間無法取得統一和協調，以及大臣們在怎麼做皇帝輔弼的問題上陷入了困境。「在明代大部分時間裡，它們大致以個別形式存在著，僅在幾個問題上出現交叉。然而在南明，當武裝能力與皇權有效統治都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它們仍糾纏不已，便對勤王事業造成了致命傷。」

《南明史》一書以20餘萬字的篇幅，勾勒了南明18年，弘光帝、魯監國、隆武帝、永曆帝的朝廷在此線索上走過的歷程。全書引言開宗明義，分析兩大困難的源頭及其在明朝的發展，正文七章，以清晰的線性敘事講述王朝的數次抵抗與失敗。在一個又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場景中，從內部展開的人物關係，因其在生死關頭仍上演著爭權奪勢、文武傾軋的戲碼，尤讓人扼腕。

司徒琳將敘述儘可能緊湊地圍繞文武關係和輔弼問題展開，而有意淡化了前近代經濟變遷的多重因素。她的觀察未必令所有人認同，也並非全無錯漏，但正如學者朱維錚所說，「通讀全書，很難否認那是堅持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的一個角度」。

南明史料紛繁，而多數陳述殘缺混亂，研究難度歷來為學界公認。學者閻崇年評價司徒琳對材料的運用「中外並蓄，廣徵博引，校核比勘，考證謹嚴」。司徒琳自己卻在接受採訪時謙虛地表示，當年她受制於中文水平，「無法閱讀超出野史、別史、奏疏、方誌、實錄以外的歷史文獻」，目標也僅僅是「搭建事件結構、挖掘最好的材料」，「滿足西方對理解17世紀中國的需求」。

正因司徒琳等一代明清史學者的努力，明朝對於西方讀者，從一無所知，到眾所周知，成為與巨變、地理大發現、現代國家形成等關鍵詞相關聯的一個朝代。在《南明史》出版的上世紀80年代，「全球史」逐漸成為史學的活躍分支，當有志於跨大陸歷史研究的西方學者設想將中國納入視野，中國學學者已經準備了足夠的西方語言二手出版物。明代，從此被納入一個更廣闊的時空中觀察，擁有了更豐富的解讀框架。

司徒琳個人的研究也在不斷推進。《來自明清巨變的聲音——虎口下的中國》（（Voices from the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1994）與《明清之爭：史學史與資料指南》（The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Guide，1998）可視作《南明史》一書的延伸。近20年來，明清時期大量紙質或電子文集的出版和再版對她意義重大。隨著中文水平提升，她逐漸能夠閱讀這些明末清初的個人生活與反思材料，開始嘗試用心理學概念去闡釋歷史人物。

「這與當時西方歷史研究方法從政治制度路徑轉變為社會與文化路徑相契合。」司徒琳發現，當時相當多自述提到了夢。她即將出版的新著將探索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夢境化表達的全貌，嘗試解釋特定時期夢的傾向驚人上升背後的歷史因素。「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歷史上夢境化表達最為標誌性的時期，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夢境化表達時期之一。」

有些是一脈相承的：她一直關注個人甚於歷史的「大圖景」。即便在《南明史》這樣一部釐清基本史實的作品中，人物的沉浮進退還是讓人動容：接近全能政治家典型的史可法效命疆場、隆武朝最受尊敬的文官黃道周折戟征途，文治政府的最後象徵張煌言逐漸陷於孤立……而在對夢的研究中，她嘗試準確反映「在那個動蕩年代的學人以及知名作家的主體意識與感覺」，這些研究「主要處理的是感想而非思想議題」。

17世紀的歷史激起了她的好奇心，也讓她滿懷同情。她有一種感覺，作為歷史學家，「應該努力去熟悉過去的時光，熟悉到他們可以創作出關於那個時代精確無誤、讓人信服、細節豐富的歷史小說。」可能她從未達到這個目標——「但我感覺，我應該那樣做的判斷完善了我的作品。」

我對中國17世紀數十年混亂時期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懷有深深的同情

第一財經：《南明史》的重點是制度上的漏洞，聚焦於文武關係與輔佐皇帝這兩大難題在南明如何延續、惡化，最終拖垮明朝。目前你的研究更關注思想領域，那麼體制原因與思想上的原因，在明亡過程中孰為因果？

司徒琳：政治思想和制度性功能是互相依賴的。儘管制度一般和某些建築、紀念物或是國家歲入有關，但制度不是實在之物。制度是協作活動的持久模式，它的有效性有賴於人民的知識和思考水平。如果人們不再尊重和接受，或者說他們不再感到自己能夠依靠某一現存制度，這個制度就會功能失調或消失。

反過來說，既有的協作活動模式——尤其是那些從教育系統中獲得支持的——對於人們思考他們應該如何行事具有非常強大的型塑力。因此，人們或許會繼續支持某種制度價值，即便這一制度本身早已失去了它的有效性。

我標舉出來的最終導致晚明和南明衰落的兩個主要問題的根源——文武分裂，以及輔弼的失敗，都能夠在明太祖時期所採取的措施中找源頭：與平民百姓隔絕的世襲軍事身份；丞相制度的廢除。這些和前朝不同的制度都具有意識形態基礎：通過取消農民的兵役義務使他們受惠，通過排除任何官員的侵越來保持皇帝的威儀。在這些事上，意識形態和制度在明太祖治下運轉順暢，但之後，整個明朝都受困於勉強維持這些太祖做出的選擇。

出於對這一合理意識形態的考慮，出現過很多修補制度的努力，但政府中代表平民和軍隊的不同支派齟齬日深，勢同水火，加上宦官僭權，侵蝕了皇帝身邊本該由宰相控制的權力空間。政府變得越發失調，民眾的信任逐漸流失，直至明朝無法與它的對手匹敵。但忠君愛國的意識形態深入知識精英內心，這能用來解釋晚明遺民的氣節。

：在早先的南明史著作中，曾將階級之間的矛盾與鬥爭，視為南明歷史的主線。你如何看待這一類觀點？階級劃分的方法，對於晚明及南明的歷史是合適的嗎？

：當然，晚明的社會衝突構成了南明歷史的一個重要背景。但是，為了在一卷書內篇幅合理地建立起連貫的敘述，我不得不聚焦於內部原因，去構想明王朝——也就是統治家族——的終結。最終，這一王朝在兩種模式的競爭中走向終點，即，以身份為基礎的政治階級與以職能為基礎的軍人階級的聯合模式——在明朝持續失效的模式，與更為有效的清朝模式。

明朝政府喪失對社會衝突的控制的程度，主要是通過大規模的流寇軍隊表現出來的：在北方，它摧毀了明朝朝廷對北京的統治；在南方，它在清朝軍隊殘酷的追擊下和永曆朝廷結盟，以將他們自我保存的鬥爭合法化。我確實在《南明史》中處理了這一問題，並將之作為永曆朝廷的故事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我認為，就總體而言，對於明清易代中流寇力量的完整的歷史解釋更多是抵抗清朝的問題，而不是支持明朝。對於清朝的征服和強化的故事而言，克服流寇和其他非法集團是重中之重——實際上，比清除明朝朝廷的殘餘更具優先性。

但是，這不是我想在《南明史》里講述的故事。我也不可能在一冊書里公允地處理非政府武裝集團的場景，這實在太過複雜。而且，涉及各種反叛集團的詳盡的基礎研究那時在我能力範圍之外。之後，顧誠教授傾注多年心血，研讀了罕見的資料，寫出一部涵蓋了所有參與力量的南明王朝歷史（《南明史》，1997），中文版篇幅達到了1117頁！

我不願在《南明史》中走得更遠，涉及大範圍的社會階層衝突，另外一個原因在於，我對當時意識形態導向的階級理論的過度運用對於歷史工作造成的扭曲有所警惕。我不想讓那些火熱的觀點貶損我的著作的實際目的。

：你如何評價各個階層人群之間的矛盾與合作？書中提到「身份制遭侵蝕」這一特點，舊的身份遭侵蝕，建立新身份體制用了多長時間？

：我用社會身份腐蝕這一說法是想表明：地主曾經在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其土地上，和他們的佃戶與僕人關係緊密，但後來，他們大部分時間住在城市裡這一點愈演愈烈，探訪自己的土地的時間算下來也許只有一年一次。

這讓地位高的僕人取得了地方上的身份，而作為地產管理者，他們的收入也有所改善，削弱了傳統上佃戶和僕人對於土地主人及其家庭的忠誠。很難遠距離地平息不滿，社會地位上升的土地管理者經常認為他們理應具有更高的身份，當經濟變動時，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人就可能設想自己獲得自由，並享有更好的生活。這些改變引發了佃變與奴變，正是它們攪亂了明朝晚期的社會。

擴張的商業經濟將土地精英吸引到城市裡去，也讓非士大夫階層的人能夠不斷地獲得更好的教育，並在商業中獲取財富，以至於他們能夠在衣著、食物、住房和娛樂上與傳統的精英匹敵，他們可以培養他們的兒子，讓他們在科舉中和傳統精英的兒子競爭。

此外，由於明政府不再能夠為世襲軍人階層或數目增長的皇室後裔提供充足的收入，這些階層到了明末便被允許拋開他們受限的身份，以便在更廣闊的社會和經濟中尋找財富。這讓更多的改變了身份的人進入到社會熔爐中，他們也經常侵犯士大夫階層傳統上的特權。

在清初的政策之下，整個服務業和佃農的權益都逐步改善，農村社會得以顯著地變穩定。至於清朝統治下的文人精英，他們向八旗這一超級精英階層屈服，並最終屈服於非漢人的統治。因此，漢人精英社會中的分化並不像晚明時期那樣重要。總體而言，清朝時期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變得更能接受來自不同背景——甚至是非漢人的背景——的人。當然，這些變化是緩慢的。

：如你所述，南明史是一部充滿內部競爭的歷史。當時是否已有明智之人看出了背後的原因？他們做出了怎樣的努力去挽救這一局面？

：在那樣的時代，沒什麼人能夠心向高潔之思。最高尚的人著力使自己在生死之間保持一份尊嚴。復興無望後，確實有一些學人以史為鏡反思了當時的時代處境，其中廣為流傳的有黃宗羲所著《明夷待訪錄》與顧炎武所著《日知錄》。

：當時的士人在忠於明朝的心態下，又無法作出相應合理的行動，他們的思想困境是否能表達中國式理想與現實無法調和的矛盾？

：人們首先關切公共利益還是個人利益，取決於人們的感知和經驗——旨在促進公共利益的制度是否一如初衷地在運轉？公共利益是否照顧到了個人利益？政治系統中的人們是否感知或經驗到了不公正？

人們如果在公共的福利當中沒有獲得足夠必要的個人利益，如果他們覺得別人從秩序當中獲得了不正當的利益，那麼腐敗和異化將接踵而至。明朝最後一次系統性改革的機會是萬曆皇帝的早期，但是改革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的倡導者張居正的個人腐敗）之後，朝廷已經病入膏肓，再也無力進行改革了。

南明歷史上的確有一些試圖匡扶正義的義士，但這些義士只是在私人社交圈內具有影響力，他們少有軍事經驗，也十分不受當時擔負朝廷安危的軍事將領的信任。他們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而受到了那些親軍事將領的人們的疏遠和排擠，因此往往主動棄朝廷而去，比如劉宗周出走弘光帝、黃道周出走隆武帝、王夫之出走永曆帝。

：通讀《南明史》一書頗覺悲壯，字裡行間隱約能讀出你對這段歷史中人的同情。這段歷史最為吸引你的特質是什麼？

：的確，我對中國17世紀數十年混亂時期的人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懷有深深的同情。最痛苦的莫過於有選擇與毫無選擇之間——人們必須在各種相互矛盾的行為中做出選擇，但是恰恰相反，嚴酷的環境又讓人們毫無選擇。

讓我感同身受的一些動人的人物故事收錄在了《來自明清巨變的聲音：虎口下的中國》一書當中。我最不能遺忘的包括黃道周死前的詩作、洪承疇的請辭書、楊德澤（土匪所收養的孤兒，後被閹割為太監，侍奉永曆帝後）的回憶錄。讓我動容的還有張茂滋的《餘生錄》、丁耀亢的《出劫掠記》和其他作品、瞿式耜的彌留詩作。

：歷來對南明這段歷史的敘述，充斥了想像與誤傳。《南明史》第一次在西方釐清了這段歷史的面目，你是怎樣剝離即便在明清之際就已存在的想像與謬傳的？

司徒琳：明末蓬勃發展的印刷業對快速而廣泛的信息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信息有的是不準確的，很多信息則偏頗地在進行人格攻擊。這類似當今互聯網溝通和大眾傳媒的某些效應。

這些信息線索的確對歷史學家提出了挑戰。那麼他們只有運用自己最佳的研究方法：廣泛地閱讀，辨別這些信息的出處，並對它們的目的保持敏銳的觀察力。

人物鏈接：

司徒琳（Lynn A.Struve）：原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17世紀政治與思想史、東亞與世界史研究、中國研究文獻學與史料學。主要著作有《南明史》《明清之爭（1619-1683）：史學史與資料指南》《來自明清巨變的聲音：虎口下的中國》《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重點的明清變遷（上下卷）》等，《劍橋中國史》作者之一。

《南明史：1644~1662》

[美]司徒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7 年6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