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禪為啥不退守雲貴？諸葛亮犯下2大戰略失誤葬送蜀漢

建興六年至建興十二年（228至234年），諸葛亮連續發起5次大規模北伐，卻屢遭挫折。有說法認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急戰」，是因為擔心時間拖得越長，曹魏政權將更加鞏固、強大，蜀漢立國的一代軍政人才（包括他本人）則會凋零殆盡，更無力北上奪取中原。

拋開大一統的觀念不談，單從維持蜀漢政權的狹隘角度來看，諸葛亮的「以攻為守」方略也存在很大問題。眾所周知，古今中外歷代戰爭最終比拼的還是實力強弱。元末群雄並起，為何只有朱元璋笑到最後？其所奉行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政策可謂決勝一招。

蜀漢政權核心控制區地理位置優越，氣候適宜，擁有良好的農業基礎設施，早在戰國年間，就經過大力開發（特別是秦巴蜀郡守李冰父子修築都江堰）而成魚米之鄉，為秦軍武力掃平6國提供了充足軍糧保障。

然而到了諸葛亮主政時期，富饒的成都平原卻沒能變成蜀漢賴以爭奪天下，或至少立足自保的穩固根據地。究其原因，還是由於前者不切實際的盲目北伐，令蜀漢政權元氣大傷。諸葛亮主政12年，蜀漢一直處於南征北討的戰爭狀態（短暫和平時期也在加緊備戰），大規模戰爭達6次之多（1次南征＋5次北伐），民眾不得喘息，人口繁衍也因此受到很大負面影響。

據《三國志》和《晉書》記載，蜀漢立國42年，人口增長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政府直接掌握戶籍的只有約100萬人口（民眾94萬、軍隊10.2萬、官吏4萬）。初期2次北伐失利以後，蜀漢已暴露出軍糧供應運輸和士兵補充困難等致命問題，但諸葛亮仍未警醒地意識到應將國策從對外連年征戰，轉向內部休養生息、增強自身實力上來。

史載，諸葛亮歷次北伐，都要徵調蜀漢30%至50%的青壯男子從軍（或當兵打仗，或充作民夫）。諸葛亮首次北伐尚能出動步騎20萬之眾（估計有所誇大），而7年後這一數字已銳減為10萬人左右。等到諸葛亮死後10年，蜀漢一線兵力（駐守漢中）竟然只剩下不到3萬！蜀漢控制區人力資源之凋敝匱乏，由此可見一斑。

除了一意孤行北伐外，諸葛亮還有一大戰略失誤，就是忽視（或者說放棄）了對南中地區（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的統稱，漢代曾稱為「西南夷」）的強化控制與深度開發，而這個問題與蜀漢的人力資源匱乏，乃至最終敗亡也存在密切聯繫。

南中面積約佔蜀漢領土的一半，是後者名副其實的「戰略大後方」。因物產豐富，氣候宜居，南中人口並不少，據西晉初年所作統計，該地區僅漢民（西晉時才編列戶籍）就有8.4萬戶、約33萬人，而未算入其內的少數民族人口也不會少於前者。

在生產力落後的三國時期，人口眾寡直接影響著國力強弱——人多地廣才有本錢發展工農業，才能養得起幾十萬大軍和官僚集團，才能支撐數十載連綿不絕的長期戰爭。曹魏政權儘管人口比吳蜀雄厚得多，但在爭搶人力資源方面絲毫不落下風。比如建安十二年，曹操大破游牧民族烏桓，將其治下20萬胡漢民眾全部遷入關內，編戶齊民，使之承擔賦稅，同時選拔精銳騎兵加入魏軍。

與蜀漢情況類似，在長達70多年的南北對抗中，東吳統治者也一直苦於人丁稀少，為此不惜派遣遠征軍，渡海至遼東等地掠奪人口。但遠水不解近渴，相比之下，「吃窩邊草」顯然更容易。孫權提出「鎮撫山越、討不從命」的方針，集中國內力量，屢興大兵討伐山越（分布於古代長江以南，即今閩浙贛皖蘇等省交界處山林地帶的少數民族），將之趕出山區，遷往平原地區編入戶籍。

從赤壁之戰後到夷陵之戰前，短短10餘年間，孫權就通過數次大規模圍剿，從山越擄得精兵5萬之眾，佔到當時東吳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另據不完全統計，孫吳政權滅亡前，先後擄獲20萬戶、80萬至100萬山越人，並從中選拔超過10萬精兵充實軍力。到西晉滅吳時，江南雖只有52.3萬戶、230萬人口，僅為前者（443萬）半數，但相比蜀漢已經強多了。

三國無義戰，曹魏和孫吳政權為求生存、奪天下，無不想方設法、竭盡全力增加人力資源，唯獨諸葛亮治下的蜀漢，拘泥於「和撫相安」政策，還在對南中奉行「攻心為上」的迂腐做法。實際上，諸葛亮在3次北伐後已達到克勞塞維茨所說的「進攻頂點」——雖然取得了武都、陰平2郡，但繼續進軍曹魏重兵集結的關中和隴右已無可能。

然而，在缺乏勞動力和兵員的情況下，諸葛亮一面堅持窮兵黷武北伐，一面卻不思通過遷徙移民、設置流官和駐軍來開發南中，從當地獲取勞動力發展經濟以充實國力、軍力。史載，諸葛亮平定南中叛亂後，將主力部隊撤走，採取「以夷制夷」的辦法，任用當地有影響的豪強充當地方官，還將一些威望較高的大姓富家提拔到中央任職。這種「代理人」管轄體制看似成本低，卻後患無窮。

此舉雖能暫時籠絡、分化南中地方上層，推行阻力也較小，卻實質上放棄了對南中人力和自然資源的深度開發。換言之，諸葛亮只求南中別鬧事，以免壞了他的北伐大計。在此基礎上，如果當地豪強為表忠心，能再提供少量兵力助陣「意思一下」就更好了。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較之同時期的山越士兵占吳軍很大比例（超過三分之一），蜀軍里的南中勁卒有資料記載的不過「青羌萬餘家（戶）」，所能抽調充軍者不超過2萬人，所佔兵員比例只有10%至20%，甚至更少。粗略估算，諸葛亮對當地人力資源（按總人口70萬計算）的利用率只有7%左右，遠沒到充分調動開發的地步。

而且，蜀漢軍政人才迭代接續的難題，也可以通過征伐和治理南中得到解決。同時期的孫吳政權，就在長期的討平山越軍事行動中，既鍛煉和提高了部隊戰鬥力，又選拔出（或收降）陸遜、太史慈、程普、周泰、呂蒙、黃蓋、蔣欽、賀齊、朱桓、呂岱等大批優秀將領，諸葛亮之侄、孫權臨終時的託孤大臣諸葛恪，就是在剿撫山越的過程中因功獲得擢升和重用。

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任命賀齊、蔣欽為指揮官，領兵數萬進討丹陽山越，賀齊趁對手夜間防備鬆懈，揀選輕銳猛士冒險用鐵戈從隱蔽處攀上山頂，裡應外合一舉破敵，收降山越4萬戶、10餘萬人口。戰後，孫權馬上在新區設置新都郡，下轄6縣，任命賀齊為太守、蔣欽屯兵駐防彈壓，使東吳政令在該地區得以迅速推行和有效實施。

反觀諸葛亮派駐南中的軍政長官，稱作「庲降（意為招徠、降服）都督」，不僅手下沒多少兵馬，而且對當地基本上放棄了治理開發。史載，蜀漢直到滅亡，在南中行政權也只能到郡一級，而對縣級以下的基層控制力很弱。

蜀漢滅亡前夜，後主劉禪曾打算退守南中，卻被謀臣譙周勸阻。後者分析指出，南中只因屈從於蜀漢兵威才不得已歸附，且在諸葛亮生前就曾多次發動叛亂，根本不可能將之作為復國依靠。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諸葛亮對南中的治理並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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