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我還是從童話小鎮搬回了倫敦
最近在倫敦找房子，遇到不少有趣的人。
第一家住著音樂人。男生是留著達利鬍鬚的音樂經紀人，女生是來自德國的業餘音樂家。男生的愛人是藝術家，所以房間里掛滿了即興創作。
第二家住著古董收藏家。客廳里擺滿了古董傢具，唱片和留聲機。我去的時候，家裡正在播放威爾第的安魂曲。房東是個興趣廣泛的建築工人，除了改裝房子，收集古董和古典樂黑膠唱片外，還喜歡種蔬菜。用流行語說，就是「斜杠青年」吧。
第三家住著斯里蘭卡裔的教師和新聞攝影師。教師的父親因參與無國界醫生上了政府的黑名單，流亡愛爾蘭。一家最後輾轉到英國。她和我說了很多2009年內戰不為人知的一面，包括「大屠殺是因為政府最後決定向平民區開火，因為分不清誰是叛變軍人誰是平民，而她的父親當時剛好就在猛虎控制的區域內行醫。」
第四家住著牙買加裔藝術家，五十歲，看上去卻像三十歲的年輕女孩那樣有活力。她出生的時候，英國社會可沒有今天那麼多元。當我提起在英國經歷過的各種歧視時，她表示那都是她童年的家常便飯。
由於自己本身也多少經歷過一些種族歧視，所以和這位房東就很聊得來。她是藝術療愈師，Grenfall大火後，她曾去做過一段時間義工。
「又是潑酸，又是恐襲，倫敦可不是四年前的倫敦了。」我說。
「與其說是種族問題，我倒覺得是階級和政策問題，」女房東說。
「怎麼講？」
「我那個年代，英國每個街區都有青少年活動中心。男孩子放學以後會過去打個拳擊什麼的。活動中心有輔導員，也比較年輕吧，所以孩子們就算逆反爹媽，也會聽這些人的話。」
「現在這些社區服務都沒有了，年輕人就整天玩手機。英國大部分人上不起高質量的學校，但是很多都買得起智能手機。」
「網上的信息，就不會像青年輔導員那樣對你負責了。人要是意志薄弱，就會想：與其辛苦奮鬥，還不如去犯法。」
一下子聊了一個小時，然後就定下來住這裡了。
回到坎特伯雷收拾東西那幾天，我順便去Water Lane咖啡館放空。坐在我後面的兩個女生聊個不停，我閑的無聊，索性就偷聽起來。
「哎，你知道艾米麗嗎？她上倫敦找了份工作，一個月二千磅呢。」
「有這種事？」
「據說只要打打電話，時不時還有提成。」
「打電話？」
「我聽她說好像是聯繫什麼候選人之類的，是個招聘公司，」說話的女孩顯得很激動，語速飛快，「要給客戶找中國僱員。你知道，一般人好找，但是外國人很難找。」
「那不是得會講中文嗎？」
「不用，可是，你知道，外國人很難找。」
「聽上去真是不可思議呢。」
到這裡我就沒興趣繼續聽了。
倫敦到處都是故事，每個人都能為你打開一扇通向新世界的窗戶；坎特伯雷則是一間安全的小屋，一整個嚴嚴實實地把你罩住。
二十齣頭的時候，我最嚮往的是田園牧歌：綠野，綿羊，風笛，針織衫，長裙，野餐籃子，民謠，下午茶，淑女，金黃色稻草上的陽光。
現在，這些畫面看上去就像一罐陳年的泡菜，酸，但不可口。
歲月靜，不一定就好。於我，生命在於折騰，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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