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布里克談《發條橙》：人們會為了一個更容易的生活而出賣自由！
Kubrick on A Clockwork Orange
庫布里克談《發條橙》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Ciment
與米歇爾?西門特訪談實錄
翻譯：米粒
米歇爾?西門特（以下簡稱Q）：關於《發條橙》這部作品，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和詮釋。那麼你自己是怎麼看自己的這部電影的？
斯坦利?庫布里克（以下簡稱庫布里克）：影片的中心思想探索了自由意願的問題。在被剝奪了選擇善惡權利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失去人性？我們會不會變成，如標題所講，一個「發條橙」？最近在美國獄中的志願者身上進行的有關訓練和思想控制的實驗研究把這些問題從科幻小說里搬到了現實的平台。同時，我認為影片戲劇性的衝擊力主要來自這個特別的人物Alex，由Anthony Burgess在他精彩的原著中所創造。Aaron Stern，美國電影協會分級制度前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個在職的精神病醫師，他認為Alex代表了一個無意識形態：一個人在他最自然的狀態。在他被施與Ludovico「治療」後，他被「文明化」了，伴隨而來的病症可以被視作社-會造成的神經機能病。
Q: 牧師是電影里的一個中心人物嗎？
庫布里克：雖然他隱藏在一個諷刺性的偽裝後，由Godfrey Quigley扮演的監獄牧師在影片里代表了道德的聲音。他質疑了州政-府通過心理訓練改造罪犯這個計劃的殘酷的機會主-義。Godfrey的表演需要非常謹慎，因為他需要在他有點滑稽的扮相和實際上非常重要的演員思想中尋求一個平衡。
Q: 在政-治層面上，影片結尾展現了流氓和當局的結盟。
庫布里克：當局最終還是採取了用社-會上最殘酷、暴-力的人來鎮壓其他人的方法——這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未被實行過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Alex最後一句台詞，「我被完全地治好了，」可以被視為和奇愛博士的結尾台詞一樣，「Mein Fuehrer，我可以走了。」Alex最後的狀態，成了這個腐敗的、集權主-義的社-會的深受影響的人，加上奇愛博士在他奇蹟般從瘸腿中恢復過來後的重生，都很好的展現了同一個觀點。
Q: 很多評論者都認為影片反映了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情境，這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儘管影片沒有給出任何這種想法的理由。
庫布里克：由Anthony Sharp飾演的大臣，是權力的象徵。那個作家，Patrick Magee，是一個極端左派分子。「普通人必須被領導、驅使、逼迫！」他在電話中氣喘吁吁地說，「他們會為了一個更容易的生活而出賣自由！」
Q: 但這很可能是法西斯的台詞。
庫布里克：當然。它們只在信條方面不同，意義和目的非常相似，很難區分。
Q: 你用看上去疏遠它的方法，來解決暴-力問題。
庫布里克：這大概是因為，不論在原著還是在電影里，故事都是由Alex敘述的，所有事情都通過他的觀察得到。由於他對於自己做了什麼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或許會對疏遠暴-力有一定作用。有些人堅持說這讓暴力更加讓人慾罷不能。我認為這完全是曲解。
Q: 貓女（the cat lady）比原著中的年齡小了很多。你為什麼改變了這個人物的年齡？
庫布里克：她的作用和原著中一樣，但我覺得在電影里這個人物更加有意思。確實，她更年輕，但她一樣冷漠無情和爭強好鬥。
Q: 你還把Alex在監獄裡承認過的謀殺從影片中移除了。
庫布里克：這完全和影片長度有關。無論如何，這部電影時長是2小時17分，這段情節顯得不是十分必要。
Q: 在影片中，Alex已不是一個青少年的形象了。
庫布里克：在影片中，Malcolm McDowell的年齡並不是那麼容易判斷得出，他是片中最好的演員。或許Malcolm當時是十七歲會更好，但另一個十七歲的演員會沒有Malcolm那超乎常人的表演天賦。
Q: 某種程度上來說，監獄是這部影片中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個地點。那個獄警，一個典型的英國人，比許多其他的人物都更有感染力。
庫布里克：由晚年的Michael Bates飾演的獄警，是新制度的過時奴僕。他很難處理身邊的問題，對社-會改革者和犯罪者的想法都無法理解。而他所有的大喊、脅迫，表明他老於世故，而並不是一個惡棍。
Q: 在你的電影里，國-家比罪犯更壞，但科學家比國-家更壞。
庫布里克：我不會這樣說。現代科學看上去更加危險了，因為它在完全研究透徹之前，就給了我們力量去摧毀自己。換個說法，因為新發現而去怪罪於科學是十分愚蠢的，但沒人能控制科學。誰又會去控制它呢？政-治家顯然沒有資格去做這些必要的技術決定。之前在Los Alamos進行的第一次原子彈測試，一小批實驗團隊中的科學家為了這個測試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因為他們認為這個炸彈的爆炸引發的連鎖反應可能會摧毀整個地球。但大多數科學家不同意他們的看法，認為這個測試應該進行。而忽視這個可怕的警告、繼續測試的決定卻是由一些完全不理解物理原理的政-治家們做出的。可能有人會認為即使是一小部分的物理學家認為這個測試會摧毀地球，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反對測試的繼續進行。但事實是，地球仍舊在這裡，這些科學決定也從未改變過。
Q: Alex和藝術（貝多芬）有很多聯繫，而其他人物沒有。貓女貌似對現代藝術比較感興趣，但實際上和他不同。你對現代藝術的態度是什麼？
庫布里克：我認為現代藝術太注重主觀的行為讓藝術變得混亂、內容空洞。「現實只存在於藝術家的思想里」這個概念，以及一直以來被認為的「現實只是一個假象」，一開始是一種積極的影響，但最終它導致了很多非常個人的、無趣的作品。在Cocteau的作品《奧菲斯》（Orpheé，法國電影，1950年。）中，詩人問他應該怎麼做。「讓我驚訝，」他被如此告知。非常少的現代藝術做到了這一點——顯然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會讓你想知道它是如何由一個凡人完成的。但不幸的是，電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一開始，它就被謹慎地放映，沒有人可以怪罪電影的無趣或者太過個人化和主觀主-義。
Q: 那麼，你不認為你的電影被叫做原創？
庫布里克：我剛在說的是，形式上的新觀念，和影片質量、內容、思想無關。從這方面來說我認為我的電影和傳統形式和結構差別不大。
Q: 影片有提及基督。
庫布里克：當他假裝在監獄圖書館學習聖經的時候，Alex殘忍地幻象自己是一個耶穌受難場景中的古羅馬守衛者。一段時間後，他告訴監獄牧師想成為一個好人。這個故事中唯一的正常人，也就是這個牧師，被Alex假裝的懺悔感動了。這個場景是Alex性格中陰暗面的一個例子。
Q: 但你為什麼用一個好萊塢電影的手法拍攝了這段耶穌受難的場景？
庫布里克：我認為Alex是如此想像這個場景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在聖經電影里喊道「Move on there!」多次使用美國口音。
Q: 你認為這和你在影片《斯巴達克斯》中的詮釋有聯繫嗎？
庫布里克：完全沒有。在《斯巴達克斯》里，我試著讓影片儘可能的真實，但我面對的是一本精彩得讓我說不出話的劇本，它對於真實的斯巴達克斯有很多藝術加工。歷史告訴我們他兩次率領他的奴隸大軍到達義大利的北邊境，很可能非常容易就出了國界。但他沒有，相反地他率領他的軍隊洗劫了羅馬城。他這麼做的理由成為了影片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反抗政-府的目的變了？還是斯巴達克斯喪失了對政-權的控制，變得對戰爭掠奪的興趣大於自由？在這部電影里，斯巴達克斯被愚蠢的統治者困住，本承諾讓奴隸大軍乘船逃走卻最終食言。如果我需要一件事來說明導演在電影里還有事不能做到，那就是製片人在整個劇組裡賺得最多。《斯巴達克斯》給了最好的證明。
Q: 你使用技術設備打破了常規的敘述方式，和現實的概念：快動作、慢動作、以及對超廣角的使用。
庫布里克：我試著讓電影能做到Burgess的文學修辭效果，以及Alex對於事物高度主觀的視角。但任何電影的形式都是感覺比技術分析更重要。我認為很多電影人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過於簡單的、過於概念化的答案，且被誤認為是有用的想法。
Q: 你為什麼使用了高速的、跳幀的方法拍攝狂歡的場景？
庫布里克：對我來說，狂歡是對於已經廣泛使用的慢鏡頭拍攝手段的一個很好的諷刺，把它變為了某種「藝術」。William Tell序曲也是一個對標準的巴赫伴奏很好的戲弄。
Q: 一開始出現的三個鏡頭非常引人注目，使用了同樣的從近到遠的變焦拍攝，從一個特寫鏡頭開始，結束於一個全景。你是怎麼調製這類拍攝的？
庫布里克：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我發現，保留你電影的想法很重要，直到你在實際的布景里拍攝它。第一件事就是直到有價值的東西出現才去拍攝一個場景——只有在那個時候你才應該開始考慮怎樣去拍攝它。內容必須比「怎樣拍攝」提前完成。不管你有多仔細地準備一個場景，當真正要開始拍的時候，所有演員就緒，台詞爛熟於心，定妝到位，你也知道電影需要展現什麼，總會有臨時的調整出現，為了達到最佳的拍攝效果。
Q: 有很多鏡頭組——比如Alex回到家中或獄中——在這些鏡頭裡，攝影機採用了固定機位，剪輯非常少。
庫布里克：我認為剪輯總會找到一個適合的理由。如果一個鏡頭由一部攝影機拍攝完成得很好，並沒有理由去剪輯，那我就不剪輯。我試著去避免那些機械的剪輯規律，他們非常影響剪輯效果。
Q: 你親自參與了很多手持機位的拍攝，尤其是動作場景。
庫布里克：我很喜歡自己操作手持機位的拍攝。當攝影機在台車（攝影機手推車）上的時候你可以在操作器上預覽這些鏡頭，告訴演員你希望他們出現的位置。但這些在機器是手持的情況下就無法做到。有時候一些特殊的效果只有當機器是手持時才能做到，有時候你扛著攝影機只是因為沒有別的方法讓攝影機在有限的空間內移動，或越過障礙物。
Q: 大多數的拍攝都是外景。
庫布里克：整個電影都是採用外景拍攝的，除了四組在我們租下的小影棚建造的布景。沒有任何一個鏡頭來自專業攝影棚。這四組布景是：Korova牛奶吧，監獄入口，作家的浴室，以及他房子的入口。在收尾階段，我們在拍攝作家房子的花園後面撐了一個帳篷，造了這個小的布景。這些外景看起來有些非傳統。我們一開始搜尋外景的時候，看了一些英國建築雜誌，多數外景都是這樣找來的。
Q: 那個牛奶吧的主意是你的嗎？
庫布里克：一部分吧。我看過一個雕塑展，裡面把女人的手指作為傢具展示。從那裡我得到了個靈感，用玻璃絲構成人體形狀的桌子，放在牛奶吧里。晚年的John Barry，我們的影片製作設計師，他設計了這個場景。為了得到這些人體形狀的準確位置，John拍攝了同一個人體模特儘可能多角度、形態的照片。
Q: 從《奇愛博士》開始，你真正開始使用音樂作為一個文化參考。你對於電影音樂的總體態度是什麼？
庫布里克：除非你需要一個現代的配樂，我非常喜歡使用管弦樂，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音樂可以使用原版或改編版，就像《發條橙》里很多場景出現的貝多芬的音樂。但我覺得請一個作曲家是沒有必要的，無論他有多優秀，他也不是莫扎特或者貝多芬。你有如此廣泛的古典樂的選擇，包括同輩人和先鋒音樂。這樣讓你有很多機會在最初的剪輯階段去試驗各種音樂，在一些時候為了配合音樂而剪輯影片。這在普通的鏡頭組裡其實並不容易做到。
Q: 音樂的選擇是在影片拍攝完成後進行的嗎？出於什麼原因？
庫布里克：大部分是的，但我在一開始就有了基本的選擇。選擇一段音樂的理由很難解釋。你有一些想法，試著展現出來，並決定是否正確。這是個人品味、運氣和想像力的綜合，就像其他所有和電影有關的事情一樣。
Q: 你的音樂品味是不是和你父親的維也納血統有關？
庫布里克：我的父親出生於美國，他是一名居住在加州的醫生。他的母親是羅馬尼亞人，他的父親來自現在屬於波蘭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我的音樂品味應該是後天形成的，而不是遺傳得到。
Q: 現在看來，你有意將你過去三部電影製作成「未來三部曲」。你有考慮過這個嗎？
庫布里克：我沒有刻意把某種系列形式放進電影的製作里。每次製作電影唯一相同的因素就是我試著不做重複的事。因為我找一個故事，把它拍成電影，不是有計劃的，所以我閱讀各個領域的東西。除了聽起來不錯的書，我也靠運氣和偶然來發現一本好書。我盡量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閱讀，以防止被故事情節所影響。如果這本書很精彩，可以作為拍電影的選擇，隨後的閱讀我會更加仔細，會做一些閱讀筆記。這本書最終是否被我採納，在後階段的電影製作中，保持我對書的最初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在你製作過一部電影后，或許一年多，所有的事情你都很熟悉，你很可能會一葉障目而不見森林。這就是為什麼第一印象對於後來做決定的重要性。不論導演是誰，也不論他如何洞察敏銳地拍攝和剪輯，他永遠不能和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觀眾有相同的感覺。導演的「第一次」應該是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這時候的印象和感覺應該持續到他完成這部電影。幸運的是我從未選擇過一個新鮮感隨著時間消失的故事。那很可怕。
Q: 你中途放棄過什麼作品？
庫布里克：有一次是以Stefan Zweig的故事創作的劇本，《燃燒的秘密》，Calder Willingham和我在50年代中旬一起寫給米高梅電影公司的Dore Schary的，在我製作完《殺手（The Killing）》之後。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母親單獨和她的青春期的兒子去度假。在他們住的旅館裡，她被一個男士吸引了。她的兒子發現了，但當母親和兒子最終回到家裡的時候，兒子在父親快要發現真相的時候撒謊了。這是一個不錯的故事但我不知道劇本會怎麼樣。幾年後我寫了一個有關Mosby』s Rangers的未完成的劇本，一個美國內戰中南方游擊隊的故事。
還有一部Arthur Schnitzler的小說，《狂想曲：夢小說（Rhapsody: A Dream Novel）》，我想要拍但還未開始。這是一部很難描述的小說——哪部好書不難描述？它探究了幸福婚姻中兩性的矛盾，試著把性幻想和可能發生的事與現實等同起來。所有Schnitzler的書都是心理學方面非常精彩的作品，他受弗洛伊德影響很大。弗洛伊德曾經寫信給他，為一直推遲兩人見面而抱歉。開個玩笑（玩笑？），弗洛伊德說這是因為他害怕那個迷信說法，說你遇見世界上另一個自己的時候會死掉。
Q: 你是不是在六十年代最後為美國電視拍攝了一部關於林肯的電影？
庫布里克：那是五十年代早期，我只是在肯塔基州為製片人Richard de Rochemont做了一些第二階段的攝影工作，幾周而已。
Q: 你的電影展示出了對德國的很多關註：德國音樂，《奇愛博士》中的人物，《洛麗塔》中的Zempf教授。
庫布里克：我不會把德國音樂也歸到這個範圍里來，我也不會說我對德國有特別的關注，但，我對納粹時期的恐懼有一定關注。奇愛博士和Zempf都是電影對納粹的展現。
Q: 你對語言也很有興趣。《洛麗塔》和《發條橙》是兩部對原著語言有修改的作品。
庫布里克：是的我有很大興趣。但我對於《發條橙》的主要興趣不是它的語言，不管它有多精彩，而是它的故事、人物和思想。當然語言也是小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對電影的貢獻也很大。我認為《發條橙》是很少的作者玩弄句法結構、創造新詞並成功的作品之一。
在一部電影里，我更多考慮的是鏡頭，音樂，剪輯以及演員的情感，這些是基本。語言很重要，但我把它放在這些元素之後。無聲電影同樣也可以很精彩。不幸的是，對於電影故事的形式的創新太少了，尤其是先鋒電影，技術還很不夠。
在我看來，最值得注意的片段都是由畫面和音樂構成的。
Q: 我們可以在一些美國地下電影里看到類似的嘗試。
庫布里克：是的，當然，但正如我所說，他們缺乏技術。
Q: 你對於鏡頭印象最深，但也許這些場景有力的地方來自他們的對白。影片一開始Alex的第一人稱敘述就使鏡頭更加有力。
庫布里克：你不能斷言說，對白「永遠」沒有鏡頭有用。當然，在你提到的這個鏡頭，如果沒有這些文字，是很難表達Alex的想法的。有一句很老的電影格言說如果你需要使用畫外音，那這個劇本就有問題了。我很確定這說法不對，當想法需要被傳達，尤其這想法是不可言傳的時候，沒有別的方法。
Q: 這次你獨立創作了劇本。你如何把寫劇本和寫小說的問題聯繫起來？
庫布里克：寫劇本是非常困難的，相比起一部小說或一個原創故事。一個好的故事就像一個「奇蹟」，就像我是如何形容Burgess在小說方面的成就。《發條橙》有精彩的故事情節，豐滿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哲學觀。當你可以寫出這樣一本書的時候，你真的很厲害了。換個說法，把一本書寫成劇本是一個邏輯的過程——介於寫作和解密兩件事之間。它不需要小說家的靈感和創造性。我並不是說寫一部好的劇本是很容易的。它當然不容易，很多很好的小說在改編成劇本的過程中就被毀掉了。
不管你的目的有多麼嚴肅，也不管你認為故事的思想有多重要，拍攝電影的巨大花費需要你滿足最大的觀眾群體，讓你的投資方獲得收益。沒人會否認一個好的故事也需要做到這點。但另一件事，故事越好，在其他方面你可以冒的險就越大。
我認為《奇愛博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來自一部非常精彩的懸疑小說《紅色警戒（Red Alert）》，作者是Peter George，前英國皇家空軍領航員。儘管我把它變成了一個黑色幽默的故事，它的思想和懸念一點都沒少。
Q: 《發條橙》的結局和Burgess書中的不一樣。
庫布里克：這部小說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有附加章節。直到我快要完成劇本的時候我才看到這第二個版本。這個附加章節描述了Alex的改過遷善。但目前在我看來它和整部小說的基調不大一致。這並不奇怪，出版商讓Burgess增加了這個附加章節，儘管這不是他所願，好讓這本書的結局更加積極。當然我沒有考慮過使用這個版本。
Q: 在《發條橙》里，Alex是一個壞角色，就像奇愛博士一樣。但Alex某種程度上貌似沒有那麼令人厭惡。
庫布里克：Alex有活力、勇氣和智慧，儘管他很壞，但也不能遮蓋他這些特點。同時，他的心理學鑒定呈現出一些不同尋常，不論你多麼討厭他的行為。我認為這有幾個原因。第一，Alex在第一人稱敘述的時候是完全誠實的，或許在痛苦的時候也是這樣。第二，在無意識層面上我認為我們都有Alex的人格特徵。
Q: 你是不是對壞人物角色很有興趣？
庫布里克：當然不是，但他們對故事性很好。更多的人對納粹的故事感興趣，而不是聯合國。新聞頭條也都是壞消息。故事裡的壞人也總是比好人要有意思得多。
Q: 你怎麼解釋觀眾對Alex的著迷？
庫布里克：我認為這大概是因為我們在無意識層面上和Alex有認同感。精神病醫師告訴我們無意識是沒有愧疚感的——所以或許在無意識層面上我們都是Alex們。在道德準則的影響下，法律和，有時候是我們天生的性格作用，讓我們沒有變成他。也許這讓一些人不大舒服，這也引發了對這部電影的一些討論。也許他們無法接受這些對於人類天性的觀點。但我認為你會在莎士比亞的作品《理查大帝三世（Richard III）》中找到類似的心理學現象。你只會感到不喜歡Richard，但當這個角色被得到很好的詮釋，有點幽默又有點個人魅力，你會發現你自己會對他有相似的認同感。不是因為你認同Richard的野心或行為，也不是因為你喜歡他或認為人們應該像他一樣，而是，當你看這部戲的時候，這個角色進入了你的無意識層面，在腦海深處得到了你的認同感。同樣的，我不認為會有人認為Richard或Alex是那種會得到人喜愛會尊敬的人。
Q: 有些人批判了這種潛在的崇拜心理。
庫布里克：但這種感覺不是崇拜，我認為誰這樣說，都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從對電影從事嚴格的審查行業的人說出口的，儘管他們聰明、理智。沒人在看《發條橙》的時候比他們在看《理查大帝三世》的時候更墮落。作為一部藝術作品，《發條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收到了廣泛的讚譽。它被紐約電影協會評為年度最佳電影，我也被選為最佳導演。它還贏得了義大利David Donatello獎。比利時影評人也給了這部電影最高榮譽。以及德國焦點獎（German Spotlight award）。它還得到了美國學院獎（Oscar）的提名以及七項英國學院獎（British Academy Award）提名。它還贏得了Hugo獎中的最佳科幻小說電影獎。
費里尼、布魯埃爾、黑澤明都對這部電影評價很高。教育、科學、政-治、宗教、甚至法律組織都給了這部電影好的評價。我可以繼續說，但我的意思是，這部電影作為一個藝術作品得到了廣泛接受，沒有一件藝術作品會對社-會有害，儘管很多對社-會有害的事是由那些不停搜尋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的藝術作品的人造成的。
Q: 你對於影片中的色-情和暴-力的態度？
庫布里克：那些色-情的布景表示這個故事發生在未來時期。色-情藝術「即將」變成流行藝術的假設，就像你現在會在Woolworth買非洲野生動物的畫作，你以後可能會買色-情藝術作品。這個故事裡給了暴-力足夠充分而戲劇情節，所以它引發的道德兩難境地可以很好地展現出來。Alex對於社-會的暴-力相向展現出的愧疚感顯得很必不可少，所以他最終被國-家轉變成了一個無害的麻木遲鈍的人。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這裡對和錯。如果我們沒有看到Alex一開始的野蠻、殘忍，那對於後來施加於他的剝奪人身自由來讓他選擇善和惡這件事我們會簡單地認為這是一件壞事。我們要清楚地意識到，儘管是萬惡不赦的人，我們也不能把他們變成「植物人」，不然這個故事就會掉入跟以前反對私刑的好萊塢西方人一樣的道德陷阱里。當然沒人會同意你應該私刑處死一個清白的人——但他們會不會同意處死一個有滔天罪惡的人是錯誤的呢？這和Alex的改造是一樣的。
Q: 對於這些年熒幕上越來越多的暴-力場景你怎麼看？
庫布里克：藝術中一直有暴-力。聖經中有，荷馬史詩中有，莎士比亞中有。很多精神病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宣洩方式。我認為熒幕上暴-力越來越多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是一個廣泛的媒介影響結果。我知道有很多出於好意的人很認真地認為電影和電視促進了暴-力，但幾乎所有的官方說法都認為沒有證據支持這個說法。同時，我認為媒體把這個問題擴大化了，因為這給了他們一個可以從高姿態、道德批判的角度討論所謂的有害事情的機會。但那些認為暴-力犯罪不是普通人所做的事的，因為錯誤的電影或電視成了惡棍。更加的，暴-力犯罪總是被人們認為是反社-會的行為，或者意外的精神病發作，且總是一個曾經的「多好，多文靜的男孩」，整個人生被殘酷地引入歧途，發現最終的原因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在這些例子里因為社-會的複雜性，經濟上和心理上的壓力都和個人的犯罪行為有關。 這個過分單純化的想法，即電視節目可以把一個好人變成一個罪犯，有對於塞勒姆小鎮審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強烈的暗示。這個想法得到犯罪者和他們的律師支持，以減輕他們的懲罰。我同樣很吃驚地發現，一些很沒有道理的比較，「有害的」和所謂的「無害」暴-力，比如「湯姆和傑瑞」動畫片或者007系列電影，虐待性的暴-力變成了沒有年齡分級的娛樂。我要說，我不認為他們促進了暴-力。電影和電視還是很好的政-治家的替罪羊，因為這讓他們有機會忽視社-會和經濟誘發犯罪的原因，這是他們不願理會的。
Q: Alex喜歡暴-力和貝多芬：你認為這代表了什麼？
庫布里克：我認為這說明文化的失敗對社-會有道德上的責任。希特勒喜歡高雅的音樂，許多納粹高層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這些對他們沒有什麼用。
Q: 和盧梭（Rousseau）相反，你是否認為人性本惡，並且社-會讓他越來越壞？
庫布里克：我不會這樣說。我認為當盧梭把原罪的概念從人擴大到社-會，他對於接下來很多誤解有責任。我不認為是社-會影響了人，而是人影響了社-會。沒有一個哲學認為人的天性會給社-會造福。
Q: 你的電影討論了權利限制和自由的問題。
庫布里克：這部電影探索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要求兩方面的衝突和解難題。Alex通過成為一個惡棍而達到他的自由直到國-家把他變成了一個無害的麻木的，無法選擇善惡的人。當然的，影片的結論之一是，社-會對於維持法律和約束有一個限制。社-會不應該為了一個正確的理由做一件錯事，即使它經常為了一個錯誤的理由而做一件對的事。
Q: Burgess的小說中的哪一點吸引了你？
庫布里克：所有的。它的故事情節、人物設定、思想。我對這個故事的童話和虛構的部分也很有興趣，特別是它有很多巧合和情節對稱性。
Q: 在你的電影里，你好像對所有黨派都持批判態度。你認為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或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嗎？
庫布里克：我當然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也不認為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很相信民-主，我也認為在維持文明的時候國-家政-權應該被最大化。歷史也告訴我們當你讓社-會高度文明的時候或極力想消除一切不利元素的時候會發生什麼。這還引出了這個看法，民-主制度的毀滅會引發一個更好的來替代它。
當然今天最具挑戰性和最困難的社-會問題之一是，社-會怎樣不通過鎮壓的方法而保證社會的穩序性，並且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在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失去耐心的，認為政-治和法律手段都不夠有效率民眾面前？國-家看到了這個不好的預兆在逼近，恐怖襲擊和政-治混亂日益增加，這也增加了它的過激反應以及民眾自由感的下降。就像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樣，這是一個探索如何達到雙方平衡以及機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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