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斌：中國互聯網的深度研究

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可謂日新月異，海內外文獻十分豐富。本文從我在2015年編輯出版的英文論文集《爭鋒中國互聯網》（China』s Contested Internet）的內容談起，探討如何使中國互聯網(包括手機等新媒體)的研究進一步向縱深發展。我把這種努力稱作「中國互聯網的深度研究」（Yang, 2015）。

「深度研究」這個提法，借用了一本人類學著作的書名，即《深度中國》（Deep China）(Kleinman et al, 2011)。該書的編者在前言中寫道，「假如說政府政策、社會機構和市場活動構成變動中的中國的表層，那麼，億萬中國人民的感知的、情感的和道德的經驗，則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深層中國」(Kleinman et al,2011)。換句話說，《深度中國》一書的宗旨，是關注普通人的狀況。該書的八個章節，分別研究了賣血、自殺、抑鬱症、性的革命、對社區和家園的記憶、艾滋感染者和心理疾病患者受到的歧視等問題。該書啟發我們去深入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層面的人的經驗與社會實踐，以及人對自我的塑造和再造。具體到互聯網和新媒體來說，它啟發我們如何深入研究與互聯網等新媒體相關的普通人的經驗與社會實踐。

《爭鋒中國互聯網》一書中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深度研究」的精神。本文首先介紹書中的內容。之後，我將分三個方面，對「互聯網深度研究」做初步探討。這三個方面是：１）人的經驗；2）歷史深度；3）「深」與「淺」的關係問題，或者說現象描述與理論的關係問題。下面先從《爭鋒中國互聯網》一書的內容說起。為便於討論，把全書的目錄翻譯成中文作為附錄列於參考書目後。

一、「前微博」與「微博」：互聯網的兩個時代？

1995年，在中國接入全球互聯網僅一年後，張樹新創辦了首家民用互聯網服務公司「瀛海威」，並以巨大的街頭海報宣告其誕生：「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前1500米！」這幅海報下，一條1500米的短路通向她的辦公室，但中國的「信息高速公路歷程」卻要長得多。1995年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近１４億人口中已有半數接入互聯網，使用互聯網。這一進程也改變了互聯網的意義，使互聯網在中國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如何在互聯網研究中充分認識互聯網的中國特色，是重要的課題，也是「互聯網深度研究」的重要內容。

使互聯網研究向縱深發展的方法之一，是把時間和變化納入分析的框架，也就是說需要使互聯網研究有歷史縱深感。在具體操作方法上，可以通過歷史分期的策略，將連綿不斷的歷史分解為較小的時間段進行分析。通過劃分歷史時期，研究者可以識別普遍性和特殊性，凸顯每個時間段與其前後時段的延續和變化。

關於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歷史分期，尚未見到系統的論述，也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爭鋒中國互聯網》所收的十篇文章，大致按時間順序排列，力圖傳達一種歷史感。前五章主要關注的是前微博時代的議題或事件，後五章關注的是微博。因此，僅就該書的內容來看，可以把中國互聯網歷史簡單地劃分為前微博和後微博時代。這樣劃分不是因為真有涇渭分明的這麼兩個時代，也不是說微博的出現在互聯網的歷史上有多麼重要的劃時代意義。從早期的BBS、個人網頁、QQ聊天、博客、到微博和微信，每一種新功能的出現都給互聯網生態帶來衝擊。以微博的出現來劃分互聯網歷史，有一定的隨意性，是一種分析策略。用這樣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可以提出一系列歷史性的問題，如：兩個時代在網路文化、政治、社會、經濟、技術諸方面，有哪些變化？變化的原因何在？過程如何？互聯網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是否使貌似中性的技術形態，具備了威廉姆斯所說的文化形態的特徵（Williams, 1974），並在使用的過程中被賦予了某種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歷史分期策略，跟線性的歷史觀沒有必然的聯繫。學界對時間概念與線性歷史觀的批判由來已久。傳播學者中近年對該問題做過深入探討的有美國學者Stefan Tanaka（2015）。Tanaka (2015) 寫道，鐘錶時間、線性時間等概念，都是西方工業化與現代性的產物，這些現代性的時間和歷史概念，包含著一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即時間從過去向未來的線性展開，代表了社會的進步。然而，現代社會的發展表明，世界沒有變得更美好，進步與其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如說是西方啟蒙思想的一種意識形態。基於這樣的分析，Tanaka進而提出了「沒有編年史的歷史」的命題，以求擺脫目的論的歷史觀，從而洞察歷史的重複性、偶然性、不確定和多樣性。

我們可以想像「沒有編年史的歷史」，但是難以想像沒有時間的歷史。Tanaka在提出「沒有編年史的歷史」命題之後，闡述了如何把時間納入「沒有編年史的歷史」研究之中。他提出的辦法，是承認歷史存在的多種時間尺度。他說物理學家Freeman Dyson (1992:341 –342)曾經提出，人類生存需要６個社會－時間尺度：對個體來說是以年歲為尺度，對家庭來說十年、二十年是尺度，對國家和部落來說，尺度為世紀；對文化來說，是千年；對人類、物種來說，是萬年；而對地球生命來說，則是億萬年以上。從這個多時間尺度的歷史觀看，互聯網發展歷史的時間尺度，應該大大短於早先媒介的時間尺度。互聯網學者也早就意識到，研究互聯網需要有「互聯網時間」觀，「十年的時間在社會科學研究的時間段上只是一瞬間，但在互聯網時間上堪比萬年」（Loader and Dutton,2012）。

二、互聯網信息審查與創客空間

互聯網信息審查在海外倍受關注，但是很多研究都落入「控制－抵抗」或「審查－異議」的二元思維框架。最近幾年，學界的視野和分析角度有所拓寬，對網路信息審查的研究有所深入（如Han, 2015;Taneja& Wu, 2014; Yang, 2014）。《爭鋒中國互聯網》一書中，任教於美國Lehigh大學的中國文學學者陳晨（Thomas Chen）對小說《如焉》的審查過程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首先，陳晨將網路文學審查看作是一種另類創作（alter-production）的過程。他使用另類創作的概念，一是為了避免將網路審查和抵制簡化為二元對立的鬥爭，二是強調對審查的各種回應之間的異質性。他認為創作和另類創作的過程都是一種「工作」，做這個工作的空間則可叫做「工作室」。工作室是一個「以相互啟發並形成另類公眾（alternative publics）為特徵」的空間。經由這種途徑，網路文學審查實踐及其引發的回應，構成了文學作品的再創作活動。2004年，《如焉》的作者胡發雲完成小說寫作後，本來計划出版印刷版，計劃落空後開始在網上以電子文本的方式流傳，直到2006年在《江南》雜誌上發表，半年之後再出書。2009年，博客寫手「食硯無田」在網上發文說，「花了兩天多時間，對《如焉》兩個版本對照瀏覽，把《如焉》中被刪部分的文字全部『捉』了出來，供博友一讀。《如焉》刪節本共刪除約八千字（含標點符號數）。」由此催生了網上對《如焉》的不同文本的對照、分析。一位叫「老礁」的網友寫道：「從刪掉的部分能讀出的，和與允許出版的版本的比較能分析出的，要遠遠多於字面本身。一些年之後，或許會有叫做『版本比較學』的新學科誕生呢，屆時人們就會記起無田兄的發軔之作」(Chen, 2015)。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如焉》不僅沒有因為被審查而銷聲匿跡，反而經網友的「另類創作，」而得以擴散。

把網路文學審查看作是另類創作，會不會對言論審查有過分浪漫化的傾向？這裡有個語境問題。這種新的審查觀，不是否認網路審查的客觀存在，而是揭示出網路審查和國家權力的局限性。大量關於中國網路審查的文獻，都力圖說明國家審查機制的龐大與無處不在，沒有看到普通網民對審查的解構行為也同樣

無處不在。陳晨的文章正是在這方面有所創新。應該指出，就在陳晨文章發表的同一年，海外政治學者韓榮斌在《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發表關於「自干五」的文章，也說明互聯網空間審查和表達的複雜性和多樣性（Han, 2015）。

林雲雅(Silvia Lindtner) 對創客空間的研究，同樣打破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她認為「網民」這個廣泛使用的名稱，雖然意義很豐富，但因為它強調的是作為用戶的網民，所以仍不足以表達網民創造性的一面。因此，她提出「創客主體」（making subjectivities）的概念來討論中國的創客。

討論創客，不能不談中國的「山寨」技術文化。當「山寨」文化常常作為中國缺少創造性互聯網產業的反面樣本的時候，林雲雅卻提出，「山寨」文化就是創意文化。她採訪的創客甚至告訴她，山寨文化就是中國的開源（open source）文化，因為山寨也看重共享、開放，通過雜糅達到創新。林雲雅在她的民族志研究中還發現，創客文化既是個體賦權的過程，也是對創新、變革和社會變遷的重新想像和界定。與中國IT行業缺乏創造力的傳統觀點相反，林雲雅為中國技術設計師的創造性思維感到自豪。她說，他們只是缺乏使想法得以實施的基礎設施和資源，因此，他們願意與政府合作。這導致了貌似對立的兩種行動主體之間的結盟，也引起了系統內部的變化。最終，林雲雅發現，中國的山寨文化既不是徹底的反文化，也不是制度的歌頌者，而是試圖利用國際風險資本和國內官方的新經濟思想來實現其創意。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創客精心謀划了多種主體性。

三、作為目的和手段的互聯網治理

2010年中國國務院信息辦公室發布《中國互聯網白皮書》，通過提出「互聯網管理的中國模式」構想，表明一種全面的互聯網控制模式的誕生。白皮書的發表主要針對國際輿論，系統闡明中國政府在互聯網發展和治理方面的立場，是中國政府首次正面回應國際輿論對中國網路審查的批評。最近幾年，中國互聯網治理髮生了新的變化。文明治網、宣傳和意識形態教育、政務微博、政務微信、網路正能量等等，成為新的治理策略和公共話語。鑒於此，對中國互聯網的分析也必須更多關注國家權力的新的、更巧妙的表現形式。

美國政治學者白君竹（Steven Balla）研究的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網路諮詢和協商，分析的是微博出現之前的案例。他的研究說明，互聯網治理既是管理的目標，也是改進政府治理的手段。利用互聯網，徵求公民對法規草案的反饋意見，正是藉助網路實施和改進治理的手段。白君竹研究的是在衛生系統改革這一政策領域的網路議政。鑒於「數字空間的複雜性、多面性」，他沒有對互聯網的作用進行一般性評估，不去談論互聯網是維護還是改變中國政治體制那類空泛的問題。相反，他聚焦於一個具體的制度機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及其在具體政策領域的應用。衛生系統改革提案發布上網後，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在網上徵求意見。在此期間，網民對衛生系統的改革方案發表了三萬多條評論，其中有六千多發表反饋意見的網民，甚至提供了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白君竹通過對這些網路協商參與者的調查發現，內心相信效績、有民主傾向的人，相比不具有這些特徵的人來說，評論的語氣更積極，所提出的問題更有實質性。他認為，這一發現說明衛生系統改革中使用的在線協商機制，使公民接觸到了民主原則，體驗了利益表達的過程。這是一種有實質性的政治變革，但白君竹同時告誡說，這種變化發生在一個特定的體制框架內，而不是在整個國家層面。

政務微博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互聯網治理方面的重要舉措，旨在通過推動政務微博的發展，鼓勵政府部門和官員使用微博發布信息，提高政府部門的公共影響力和對社會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施雷格（JesperSchl?ger）和蔣敏（Min Jiang）在他們的文章中指出，「政府」這個概念過於籠統，不能反映政府內部不同部門對社交媒體可能做出的不同反應。例如，市政府由多個職能部門組成，負責公共安全的部門與負責商業或城市規劃的部門職責有所不同。因此，當社會問題在社交媒體上曝光時，應該由哪個部門來處理，即使在政府內部，也並不總是很清楚。兩位作者認為，儘管許多地方政府看上去熱情地投入了微博政務建設，但政府微博主要還是一種「測試機構」(beta-institutions)。他們將「測試機構」定義為「供臨時使用或試驗的一般原則和組織行為」。這一觀點抓住了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特點，即它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改善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之外，這種測試機構使得政府機構能夠嘗試與公民互動的新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與商業ISP之間的新關係。例如，當政府機構在新浪微博註冊賬號時，他們須得到互聯網公司的認證和批准，而不是反過來；它們的帖子被儲存在新浪微博的伺服器上，而不是存在政府的檔案館裡。因此，僅就網路發帖而言，檔案存儲這一重要職能從地方政府轉移到了網路公司。此外，施雷格和蔣敏所調研的市政府，在商業微博平台上對用戶數據沒有特殊的訪問許可權，也不存在任何正式的法律途徑可以讓他們隨意獲得用戶數據。這一結論顯然有悖於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中國政府形象。的確，施雷格和蔣敏的研究表明，如果對不同層級上的多種官僚機構不做區分，來泛泛地談論政府，必然存在諸多局限性。

四、族群認同及休閑與慾望的階層政治

無論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關於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許多研究都承認，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的群體藉助網路獲得了新的發聲機會。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國公民努力通過網路實施公共參與、激進主義和抗議來表達他們的觀點。其中一些研究專門討論新浪微博的網路行動。然而，瑞典隆德大學的史雯（Marina Svensson）的研究發現，新浪微博上的個人言論是不平等的，有的人能發聲，但很多人被邊緣化，不能發聲。名人和網路輿論領袖利用他們的社會和文化資本贏得大量粉絲，能發出有影響力的聲音。外來務工人員和勞工民間組織則極少活躍於微博，他們用QQ更多。

能否發聲關涉到社會承認和認同的問題，壓制聲音就是拒絕承認。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特定群體或議題被極端的觀點所壓制或不公正地壓制的情況。南加州大學的Frazier和張琳對婁婧身份的網路論爭的研究，分析的就是網上關於邊緣群體的身份政治的論爭問題。婁婧是混血，母親是華人，父親是非裔美國人。2009年末，當她在上海某個頗受歡迎的音樂比賽電視節目中聲稱自己是中國人時，引發了網上激烈的辯論。Frazier和張琳發現，這些爭論中既存在普遍的反黑人的種族主義，也有能夠包容多元性和差異性價值觀的反思話語。除了婁婧的母親與非裔美國人的關係之外，爭論還延伸到了身為中國人的意義、女性與外國人的種族關係，以及中國混血兒童的身份等問題。最後，婁婧之爭演變為圍繞中國民族身份和中國如何看待異族的全國性辯論。網路上既有對婁婧及其母親的詆毀，也有來自網民們對婁婧母女的支持。兩位作者從中梳理出一個複雜的種族和民族認同故事。這些關於婁婧的爭論，特別是種族主義言論，折射出中國長期存在但很少公開討論的種族意識形態和行為。此外，兩位作者還發現，對婁婧的某些批評來自特定的全球化思想，因為在全球舞台上，對現代化的態度依賴於一套種族話語，其中「非白種人，特別是非洲裔群體，除了被扣上經濟、政治落後的帽子之外，還被劃分為種族和文化落後的群體。」最後，Frazier 和張琳將婁婧事件歸因於大眾和網路文化。婁婧通過在電視上的強大表現來保護自己及其中國身份，成為舉國關注的對象，成為全國名人。她的故事也因此成為草根名人養成的新潮流。這種趨勢與網路參與文化的興起相併行，同時也搭上了「美國偶像」類電視節目（如超級女生）的浪潮。這些大眾形態，標誌著從官方大一統的高傲宣傳型媒介，向多聲音、多元化的媒介和娛樂場的轉變。網路熱詞或流行語是當代網路文化的獨特景觀，是全球性的現象。然而，網路熱詞的內容和意義以及它們的生產與流通手段，卻因文化和社會背景而不同。

中國網站上出現的大量網路熱詞通常是因好玩的網路互動而生，儘管十分盛行，但我們對它們出現的社會背景知之甚少。美國傳播學者斯懋熙（Marcella Szablewicz）對「屌絲」一詞的研究填補了空白。「屌絲」是2012年興起的網路熱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用來嘲笑社會下層青年的流行語，卻作為一種自我嘲弄和自我肯定的形式受到熱捧。斯懋熙將這種有趣的詞語，與中國社會的不平等和社會流動的局限性聯繫起來，認為「屌絲」是「一種新的情感認同形式，通過這種形式，人們可以想像和實現替代性的慾望（alternative desires）和社會流動形態。」為了理解他們的替代性慾望是什麼，可以先看看「屌絲」的反義詞「高富帥」。「高富帥」表達了當代中國關於財富、地位和高尚生活方式的價值觀。而「屌絲」則是對這種主流價值觀的嘲諷。斯懋熙認為，「屌絲一詞所針砭的對象，是這些正統的、被社會認可的成功模式，它尤其質疑這種模式在當代中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實現。」然而，在肯定「屌絲」所包含的批判性的同時，斯懋熙也看到它的內在矛盾，也就是說，它可能會「既挑戰又強化傳統價值規範」，因為「這一熱詞對物質財富、人的外貌和性別成見的強調，最終可能會強化它本來要嘲弄的社會規範和價值觀。」

斯懋熙對慾望政治的分析與人類學者張寧（NingZhang）關於驢友社區的網路行動主義的研究相映成趣。雖然張寧沒有從階層和財富角度搭建分析框架，但她指出，驢友社區出現的背景不是互聯網，而是日益增長的城市繁榮和休閑娛樂的新生活方式。這些社區的「驢友」需要具備文化品位和基本的物質財富才能從事這類休閑活動。張寧認為，在活動中，他們發展了一種對社會不公的批判意識，幫助和支持窮人的道德情感。當然，他們的目標只是溫和的改變，而不是激進的批評或變革。也許有人會認為這類行動主義不會有什麼效果，而且背包旅行是休閑性質的，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了網路社區，並因為他們在網上經歷的社會關係和社會活動而改變。」因此，如同斯懋熙的文章所揭示的那些自我嘲弄的失敗者一樣，張寧的民族志研究對背包族的刻畫也關涉到政治參與，只不過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

五、在線與離線行動主義的邊界

張寧對網路背包社區的研究模糊了在線與離線、國家與社會的邊界。她認為國家和社會是在動態的社會領域中，不斷地進行角力和協商。在這一社會領域中，新興的背包客通過網路社區同時參與線上和線下活動，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力量來「持續挑戰、反抗和質疑權威體系」。在張寧的分析中，網路社區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它與表面上更真實的「線下世界」之間的區別，而是這些社區的人們如何斡旋於在線和離線空間之間。其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社區生活和公民行動主義，旨在通過同行分享、志願者工作以及在線和離線慈善來實現社會變革。

澳洲學者許建（Jian Xu）的文章研究的是網路圍觀。這種新形式的網路活動興起於新浪微博，引起了傳播學者的廣泛興趣，但在英語文獻中研究並不多。許建將「圍觀」定義為「一種由網路促成的政治參與形式，它有助於爭議性社會問題進入公眾視野，引發公眾輿論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他認為，網路圍觀為普通老百姓創造了一種政治參與形式，用以表達社會不公和監督政治權力。他的文章中一個引人入勝的部分，是對網路圍觀行為的歷史溯源。對歷史的追溯，他以魯迅1919年的小說《葯》開篇。魯迅這篇作品中對漠然圍觀革命者斬首的人群的描繪，在中國幾乎無人不知。對於魯迅來說，這種公共觀看文化代表了普通中國人在傳統社會中的無知和被動。許建接著說，中國革命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歸功於共產黨將這種消極圍觀的文化，通過推行諸如「訴苦」「批鬥」等運動的形式，轉化為積极參与的能力。許建認為，作為網路行動主義的一種形式，網路圍觀的出現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長期的文化、政治實踐再創造的結果。

通過追溯其歷史淵源，許建說明了網路圍觀作為一種「積極觀眾」（active spectatorship）和話語政治的意義和重要性。來自英國的傳播學者陳小瑾（Sally Xiaojin Chen）的文章則研究了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抗議事件，分析線上和線下的抗議及其互動。如果說許建是基於文明衰落和革命歷史的維度分析網路圍觀，陳小瑾則把網路行動看作是一種有身體在場的行動（embodied action）。她說明這種網上行動，與街頭現場的行動一樣真實。基於對有關技術和身體（body）的文獻的分析，她認為網路身體（online body）也是身體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即使只是簡單地操作滑鼠和鍵盤加入網路行動，也是身體的動作。」尤為難得的，她通過對《南方周末》抗議事件的分析，深入探討了線上和線下抗議活動之間的關係。她通過大量訪談和開展網路民族志的參與式觀察，發現雖然《南方周末》的編輯和記者積极參与了在線行動，但他們沒有將行動擴展到街頭，因為很多記者和編輯願意在體制內謀求變革，不願採取激進行動。大多數街頭抗議者是年輕人，他們是《南方周末》的忠實讀者但不是工作人員，沒有參加街頭抗議的經驗。然而正是缺乏這種經驗，再加上對於事件過程中微博刪貼現象的義憤，才減少了他們的恐懼感，促使他們加入了街頭抗議。

六、人的經驗

《爭鋒中國互聯網》一書中的十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拓寬了研究中國互聯網的視野，分析的觸角深入到研究現象的裡層，如「屌絲」現象背後的社會情感結構，政務微博背後的政府部門的實際運作與部門之間的關係，等等。它們都呈現出現象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甚至是內在的矛盾性，體現了「中國互聯網深度研究」的一些特點。

「互聯網深度研究」注重研究互聯網與普通人的經驗和社會實踐。這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包括傳播學研究，對這方面的問題重視不夠。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媒體等等，不僅是技術和媒介的問題，更是人的生存狀況的問題。因此互聯網研究，不能沒有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媒體和政治生活中缺少聲音的弱勢群體、少數族裔、邊緣人群，他們的故事就更需要講述和傳播。這裡我想提一篇給我們帶來人的故事的文章，是雲南大學孫信茹教授對雲南少數民族普米族青年微信群使用的研究（見《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年第10期）。孫信茹通過線下和線上民族志的觀察，在文章中展示的，與其說是微信對普米族村民的影響，不如說是普米族村民如何通過微信進行群里群外的互動與交流，把一種新的社交媒介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同時又能夠藉助媒介化的渠道，表達他們在面對面的情景之下，不太習慣說得出來的內心話語，包括個人理想和對社群的認同與想像。

社會科學研究中人的故事少，這種傾向本不是什麼問題，畢竟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多樣性。但是有一種趨勢值得注意，即在人的故事減少的同時，物（objects, things）的故事卻在大量增加。現代社會商品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傾向，不斷衝擊和侵蝕人的內心的、精神的、情感的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單一化、扁平化。因此，強調「互聯網深度研究」，是通過對人的經驗和社會實踐的研究，加深對人的主觀和內心世界的探索和發掘。講人的故事，是對人的主體回歸的一種努力。

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曾經深入剖析物的文化（objective culture）對精神文化的侵蝕，說「當代文化的發展，其特點是我們可稱之為客體精神的東西統治了主體的精神」(Simmel, 1903/1971)。齊美爾所說的客體文化，包括各種外在的形態，比如商品和熙熙攘攘的都市空間，同時也包括了各種社會機構、組織和制度。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齊美爾分析的客體文化對作為主體的人的統治，在互聯網和新媒體領域呈現出什麼樣的狀況，是格外值得重視的課題。

七、互聯網的歷史性

「深度研究」還有一個層面，即歷史深度。有了歷史深度，可以更好地把握現象的複雜性。歷史深度又可分兩方面探討。一是歷史性（historicity），二是歷史敘事(history)。對互聯網自身歷史的研究，屬於歷史敘事。歷史性則指歷史對於社會現實的構建作用，包括對理論和概念的建構。

關於傳播學研究中的歷史性的重要性，學界多有論述。例如，李金銓（2017）教授在《開放時代》2017年第三期的一篇「傳播研究的時空脈絡」中，就對歷史視野的重要性有獨到而深刻的論述。文章寫道：「社會科學及傳播研究旨在揭開人與社會的多元性、複雜性和矛盾性，要能見樹又見林，分析的角度和結論跟隨重要的條件而變化，故必須捕捉時間（歷史）與空間（全球）如何影響事物的『常與變』及其變化的『同與異』。」（頁215）

我在這裡借用歷史社會學的觀點，強調說明歷史性對於互聯網研究的重要性。艾布拉姆斯在《歷史社會學》中提出，歷史社會學的任務，是要弄懂「人的能動性這個謎」，並且通過對「社會結構化的過程」的分析來闡釋人的能動性（Abrams，1982）。他又說：「能動性的問題，就是要找到這樣一種闡述人的經驗的方法，這種方法同時地、對等地承認，歷史與社會的創造，來源於永不停息的、有目的的個體行動，而個體行動不論如何有其目的性，又都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p.xiii）他說的問題，是個體與社會、結構與能動性的關係的老問題。重要的是，認識這個關係的方法，不是將兩者分開，而是把它們看作是同一個歷史過程中糾纏在一起的兩個方面。不管分析的是階級還是革命，是個人英雄還是罪犯，對歷史社會學來說，它們都「不是存在的狀態而是變化中的過程」（Abrams, 1982）。艾布拉姆斯以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思的著作《文明的進程》為例，說明個體與社會在歷史進程中如何被重新形構（figuration）。人的日常舉止的文明的過程，既是個體行為演變的過程，也是新的社會制度和社會規訓形成的過程。「文明個人的誕生，就是分層社會的誕生。分層社會的誕生，就是文明個人的誕生。社會學分析的對象，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舞蹈，千變萬化的舞蹈形態不是舞動中的演員還能是什麼。」(Elias, 1939/2000)由此可見，在歷史社會學的視野中，人是核心，社會、結構、制度的產生與人的行為不可分割。

互聯網研究具有歷史性，包括相關的理論與概念也同樣具有歷史性。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學者威廉姆斯的名作《關鍵詞》，正是因其對現代社會的核心概念做了歷史性分析，揭示出詞語背後的社會情感結構。在當代互聯網研究中，新概念頻頻出現，如果在使用時沒有充分的辨析，不考察概念的歷史性，則容易導致概念混亂不清，甚至是混淆視聽的情況。胡泳與陳秋心（2017）對「輿論」和「輿情」兩個概念的研究，正是以對歷史性的分析，而為互聯網研究如何批判地分析概念，提供了範例。他們寫到：「輿論」與「輿情」兩詞當下在中國被廣泛混用，其實有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和現實意義。源於西方的「輿論」一詞自近代傳入中國，內涵幾經演繹，逐漸背離其本初義，成為執政黨的治理工具，而「輿情」則是這種中國式輿論在互聯網時代的「控制性變種。」（頁33）。胡泳和陳秋心認為，輿情的出現，是社會監測與控制的需要。

相比中國的互聯網研究，國際傳播學對互聯網和數字文化關鍵詞的關注，有更長的歷史。2008年，《軟體研究：詞語集》（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出版，對與軟體相關的關鍵詞做過研究（Fuller，2008）。2016年出版的《數字關鍵詞：信息社會與文化關鍵詞》（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一書（Peters，2016），秉承威廉姆斯對關鍵詞的分析方法，由25位作者對各自選擇的一個關鍵詞做了歷史性的分析，是互聯網和數碼文化研究者對本領域的關鍵概念的一次較為系統的梳理，其中頗有精彩的章節。例如，Nicholas John (2016) 對於英文「分享」（sharing）一詞的分析，就是通過對該詞的歷史溯源，來揭示它不斷變化的意義。他說「分享」是當代網路社會的關鍵詞，不僅因為「分享」來源於數碼和網路文化的核心——計算機語言（如「文件分享」），也因為「分享」作為當代網路和手機文化的核心觀念，常常被賦予深刻的社會涵義——「分享」意味著能使世界變得更美好。（John, 2016）他對1999到2010年間44個社交網站上對「分享」一詞的分析，發現社交網站使用「分享」一詞的意義，不斷有所變化。總體趨勢是，早期的「分享」意思更為具體，但逐漸地「分享」的意思變得越來越寬。如2000左右，社交網站上說到分享，一般會提到具體分享的東西是什麼——社交網站可以邀請用戶分享照片或分享鏈接，諸如此類。等到2007年，社交網站開始敦促用戶分享「模糊的東西」，比如分享「你的人生，」「你的世界，」分享「真正的你」。什麼是「真正的你」？這是很模糊的東西。當要你分享的東西偏模糊的時候，網上分享的行為就更為寬泛。再稍往後，連模糊的東西都沒有了，很多社交網站在自我描述里，就直接說「在這個網站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甚至只說，「請分享」（John, 2016），具體要分享什麼，好像已經不言自明。換句話說，到2010年左右，「分享」幾乎已經成為社交網站的代名詞，要辦社交網站，必然要豎起分享的大旗。對「分享」一詞意義變化的分析，揭示了互聯網時代的價值觀的變化如何通過一個詞語的變化而表現出來。

八、互聯網歷史學

深化互聯網的研究，還應當關注互聯網本身的歷史，包括互聯網發展史、網站史、網頁史，互聯網使用的社會史，互聯網文化形態的變遷，等等。

「互聯網歷史學」(internet historiography)和「網路歷史學」(webhistoriography) 是國際傳播學界方興未艾的話題。丹麥學者Niels Bru?gger (2012，2013)一直致力於互聯網歷史和網頁歷史的研究。他在一篇2012年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在互聯網研究領域，對「網路歷史學」（webhistoriography）應該加強重視，因為不論是從什麼理論角度研究互聯網，互聯網歷史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先決條件。2017年是在互聯網歷史研究上格外有意義的一年。先是《若特里奇出版社互聯網歷史手冊》RoutledgeHandbook of Internet Histories(Goggin and McLelland, 2017)的出版，繼而是英文國際期刊《互聯網歷史：數字技術、文化與社會》(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在2017年創刊。《互聯網歷史》雜誌主編和《互聯網歷史手冊》主編分別在他們的導言里，提出互聯網歷史的書寫要重視互聯網歷史的多樣性(histories)和全球性(global)。《互聯網歷史》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什麼是互聯網？互聯網在哪裡？重新定義互聯網歷史》提出，對互聯網歷史的研究，首先需要重新定義互聯網（Abbate, 2017）。所謂重新定義，是因為現有對互聯網歷史的研究，大多側重互聯網的技術層面，如硬體、軟體，而這個層面的互聯網歷史敘事，則一向是以美國為中心，互聯網的發展史，往往被敘述為從美國向世界各地擴散的歷史。文章作者Abbate (2017)認為，互聯網的歷史還可以定義為「內容和社會實踐」(contentand social practice) 的歷史，也可以定義為「本地經驗」（locally situatedexperience）的歷史。如果這樣來定義互聯網歷史，那麼互聯網的歷史將是多樣性的、地方性的，因使用者經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互聯網的歷史書寫，理應體現中國的歷史性和社會、文化、政治等特徵。這在從事中國互聯網歷史研究的學者中，應該說有一定的共識。前面提到的胡泳、陳秋心對「輿情」概念的歷史分析，就是一個好的例證。王洪喆（2015）對媒介技術的歷史，尤其是計算機在大陸發展歷史的研究，也是互聯網歷史書寫的重要成果。他的分析說明，中國電子信息工業和計算機發展，在冷戰語境下和改革初期，如何表達了烏托邦自動化的美好願景，而同時又是生產的工具和階級政治的中介。2016年，義大利學者Gabriele Balbi與中國學者陳昌鳳、吳靜為《互動：傳播與文化的研究》(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雜誌編輯了一期「中國媒體歷史」的專輯。三位編者在專輯導言里提出，「召喚（新的）中國媒介歷史，」其中新的部分，即包括對計算機、互聯網和手機歷史的研究(Balbi, Chen, and Wu,2016)。該專輯中主要談互聯網的文章是義大利學者Bahroun（2016）的「重寫中國計算機媒介的歷史，1990年至今」。Bahroun (2016)認為，迄今為止關於中國互聯網的歷史，大多隻關注技術以及技術如何影響社會，忽視了用戶，因此應該強調用戶層面的歷史，用戶才是互聯網信息交流與傳播的核心（Bahroun, 2016）。他認為人們習慣稱之為網路空間的互聯網，實際上乃是一種新的寫作和閱讀，網民在網上的行動並非真正的走動，而是讀、寫、發帖，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從符號學角度書寫中國互聯網歷史的可能性。

在當代歷史寫作中，集體記憶和社會記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普通人的記憶，是一種下層歷史書寫的形式，可以彌補官方「正史」的空白。互聯網發展的歷史，還有其獨特的記憶方式：網站上的發帖，一經發出便成為網路歷史的一部分，成為天然的網路歷史「檔案」。大量消失和關閉的網站，也同樣留下許多可追尋的痕迹，比如散落在論壇里的網民對網站的個人回憶等等。這些材料成為網路歷史研究的「檔案」。楊國斌和吳世文（2017）即將發表於《新媒體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的英文論文「追憶消逝的網站」，在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中國的互聯網空間有大量的網站不斷關閉或消失，網友對其中有的網站，常常在網上表達深刻的記憶和懷念。文章發現，通過對這類懷念文章的分析，講述消逝的互聯網的故事，亦是挖掘互聯網歷史的一種可取的渠道。

九、以深為淺，以淺為深

以上從人的經驗和歷史深度兩個方面，討論了「互聯網深度研究」的意義。「深度研究」之「深「，不是對普遍理論的追求。相反，它建立在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局限性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礎上。有了這樣的反省，才可以看到，好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包括互聯網研究，應該做到雖深亦淺，雖淺亦深。或者說，以深為淺，以淺為深。

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局限性的反省，涉及到理論、方法、認識論等諸多方面，很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做過系統的探討。如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E.P. 湯姆遜在1978年出版的《理論的貧乏及其他論文》一書中，對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理論，予以尖銳的抨擊，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譬喻，被潘忠黨教授歸納翻譯為「理論分析猶如蝗蟲，侵蝕生命，袒露毫無生命活力的骷髏。」世紀體系理論家沃勒斯坦在1991年出版的《否思社會科學》一書中，提出拋棄19世紀以來一直控制我們思維的社會科學核心概念，如「發展」。他認為「社會科學中佔有主導地位的方法論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過程中刪除了時空的概念」（頁3）。他因此提出重新在長時段的歷史中，認識21世紀的世界體系。

本文無法總結這方面大量的文獻，僅就與「深度研究」直接相關的「深」與「淺」的關係，做簡單探討。這個問題也可分兩方面，一是理論與描述的關係問題，二是深描與淺描的關係問題。

「互聯網深度研究」的「深」，其對立面不是「淺」。甚至可以說，「深」包含了「淺」的一面，這個「淺」可以指「顯」，也可以指「表」、「表層」。這是我所說的「深度研究」與人類學家格爾茨著名的「深描」概念的一個差別。格爾茨的「深描」對「淺描」持排斥態度。而我們的「深度研究」則不排斥「淺描」。「淺描」也可以成為「深度研究」的一種方法。要說明「淺描」在「深度研究」中的意義，需要考察相關領域的學者對「深」與「淺」和「理論」與「描述」的相關論述。

先說「描述」（description）。在人文和社科研究領域，理論化和概念化的研究被奉為正統。誰要是說你的文章「純粹是描述」，那一定不是恭維。「描述」為淺，理論的解釋才是深。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2005) 在《重組社會》一書中，徹底否定了這一社會科學的正統，提出拋棄理論，認真描述，說：「『純粹的描述』有什麼不好？」他認為描述從來就不是簡單直接的描寫，如同畫家從來不是直接把看到的景物搬到畫布上。描述包含了觀察、分析、選擇等多個步驟，描述的過程跟科學家在實驗室做研究沒有什麼差別。「哪位學者也不必因為執著於描述而覺得丟人。相反，描述才是最高的、最少見的成就。但是，我們卻仍然擔心執著於描述也許會失去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貢獻出那個常常被叫做『解釋』的東西。然而，實際上描述與解釋的對立，只不過是那些本該早已壽終正寢的二元對立的一個樣本。如果描述後還需要再解釋，那隻能說描述得不好。就像『安全性交』一樣，堅持描述可以防止傳染上解釋的病症」（Latour, 2005）。

拉圖爾對理論和解釋的厭惡以及對描述的倡導，根源於他的獨特的「行動者網路理論」。這個理論簡稱ANT，與英文的螞蟻一詞相同，並非巧合。ANT的理論的目的，就是描述各類行動者之間的網狀關聯，而行動者不僅包括人，還包括物體、機器等。把非人的物件作為行動者的理論，自然不能去挖掘行動者的動機，人可以有動機，物的動機何來？因此，在他的ANT理論里，反對解釋，提倡描述，也算是符合理論的要求。

但是最近幾年，在美國文學研究界和人類學界，卻也有學者專門著述批判理論和解釋，大力倡導「描述」和「淺描」。文學研究領域向來崇尚「深解」（depth hermeneutics）。「深解」的核心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closereading），來充分挖掘文本的多義性，從而揭示人的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在這一點上，本文所談的「互聯網深度研究」與文學分析中的「深解」有相通之處，因為「互聯網深度研究」和「深解」一樣，也重視對人的經驗的豐富性的挖掘。近年在文學研究領域出現的對「深解」傳統的挑戰，其核心是倡導在研究與寫作中從解釋(interpretation)向描述(description)的轉向。

先是2009年兩位英語系和比較文學系的學者Stephen Best and SharonMarcus 在《表述》（Representations）雜誌上組織了一個關於「表層閱讀」（surface reading）的專輯，倡導「表層閱讀」。專輯的兩位編者在導言里討論了為什麼要在現在這個時候提倡「表層閱讀」。他們認為傳統的「癥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假設文本的真正涵義隱藏在文本深處，因此要通過細讀，將意義發掘出來，加以闡發。然而在當代社會，很多事情都在表面展露無遺，不需要誰來解釋，最需要的只是記錄、見證、行動。比如美軍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酷刑、卡特琳娜颶風期間新奧爾良的非洲裔貧民被拋棄不管的慘況等圖像在網上大量流傳，甚至政客的種種承諾人們也都能一眼看穿其謊言的實質，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批評如果不是政治行動的代名詞，那它還有什麼意義」（Best andMarcus, 2009）。

稍後，201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英語系的Heather Love（2010）教授發表了一篇題為「細而不深：文學倫理與描述的轉向」（Close butnot Deep: 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的文章，把討論的問題擴展到對「深解」傳統的批評和對「描述」（description）的進一步肯定。她不贊成拋棄「細讀」的傳統，但認為可以「細而不深」意思是對現象的描述要細，但不必「深」，即不需要致力於對現象背後的動機、深層意識及社會根源的挖掘，因為對現象背後隱性因素的執著，反而會導致對現象本身看不清楚，看不全面。Heather Love認為「細而不深」的文學分析方法，蘊含著一種新的文學價值觀，即文學的作用不是做闡釋、批評和道德評判，而只是記錄和描述（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她這篇文章引起不小的反響，所以到2016年，她又與Marcus和Best聯手，編輯發表了「建立更好的描述」(Building a Better Description) 的論文專輯，進一步論述「描述」在文學研究中的重要性（Marcus, Love,and Best, 2016）。

關於人類學界對「深描」的批判和對「淺描」的倡導，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即出版於2013年的《淺描》（Thin Description: Ethnography andthe African Hebrew Israelites of Jerusalem）。該書作者恰好是我在賓大的同事John Jackson教授。作者在書的導言里說，「《淺描》是對人類學裡某種過分的自信的回應。這種過分的自信無異於傲慢，傲慢來自『深描』所賦予其信奉者的權力。『深描』猶如一個有神奇效用的比喻和方法論的護身符，它代表了想獲得豐富、嚴謹甚至是全能的社會認知的努力，或者說是野心」（Jackson, 2013）。作者又寫道，「在某種意義上，深描一向都很淺。它把自己偽裝在玄乎其玄的外表之下，假裝什麼都看得見，其實常常看不見那麼多。」（p.14）

由此可見，近年人類學家對「深描」的批判和文學家對「深解」傳統的批判，有一個核心的共同點，那就是對「全知全能精神」（totalizingethos, Jackson, 2013）的批判。這種「全知全能精神」反映在「深描」的實踐中，是對現象的貌似全面、透徹的描寫；反映在「深解」的實踐中，是對理論的崇拜和對「描述」的鄙視。因此，對「描述」和「淺描」的肯定，不僅是對「深描」和「深解」的抵制，也是倡導一種新的對待「他者」和對待科學研究的態度。這種態度是開放的、謙遜的，是承認差別，承認科學的局限性，是反對對理論的盲目崇拜和對那種自恃「全知全能」、唯我獨尊的研究的懷疑。

這種對「淺描」的肯定和對「深描」的懷疑，對本文所說的「互聯網深度研究」有兩點啟發。一是它使我們看到，「深度研究」雖然力求向縱深挖掘人的經驗和社會實踐活動，但它必須對自身的局限有所反省。深度挖掘，即使再深，也有其淺的一面，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徹底，因此研究者必須能夠容納新的解釋、新的故事，要能夠以深為淺。另外一個啟發，涉及到對理論的態度。社會科學研究重視理論和概念，但是對理論的局限性反省不足，甚至導致對理論和概念的盲目崇拜，走向教條主義。教條主義的後果，對理論來說，是走向自身的封閉；對社會和政治實踐來說，則有可能導致災難。「互聯網深度研究」重視理論但不盲目崇拜，不擯棄好的「描述」。當某一理論被奉若神明，用來壓制異己、封閉對話的時候，就真不如認認真真的描述來得更有意義了。

【感謝李金銓教授、潘忠黨教授、夏倩芳教授、吳世文博士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紕漏之處，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1]胡泳、陳秋心.2017.輿情：本土概念與本土實踐[J].傳播與社會學刊(40): 33-74.

[2]李金銓.2017.傳播研究的時空脈絡[J].開放時代（3）：215-231.

[4]王洪喆.2015.從「赤腳電工」到「電子包公」: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技術與勞動政治[J].開放時代（3）.

[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2008.否思社會科學：19世紀範式的局限[M].劉琦岩、葉萌芽譯.北京：三聯書店.

[6]Abbate, J.2017.What and Where Isthe Internet? (Re)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 Internet Histories, 1(1-2),8-14.

[7]Abrams, P.1982.Historical Sociolog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8]Bahroun, A.2016.Rewriting thehistory of computerized media in China, 1990s–today.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7(3): 327-343.

[9]Balbi G, Chen C & Wu,J.2016.Plea for a (new) Chinese media history. Interactions: Studies 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7(3): 239-246.

[10]Best, Stephen &Sharon Marcus.2009. Surface Reading: An Introduction. Representations108 (1):1-21.

[11]Brügger,N.2012.When thepresent web is later the past: Web historiography, digital history, andinternet studi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7(4):102-117.

[12]Bru?gger, N.2013.Web historiographyand internet studie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 New Media & Society 15(5):752–764.

[13]Brügger,N. & Schroeder, R.2017.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London: UCL Press.

[14]Dyson, Freeman.1992.「TheFace of Gaia.」In From Eros to Ga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338-45.

[15]Elias, N.1939/2000.The civilizingprocess: 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Oxfor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16]Fuller, Matthew, ed.2008.Software Studies: ALexicon. MIT Press.

[17]GogginG&McLelland, M.2017.Introduction:Global coordinates of internet histories. In: Goggin G and McLelland M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London: Routledge, 1-20.

[18]Han, R.2015.Defending the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voluntaryfiftycentarmy.」The China Quarterly, 224, 1006–1025.

[19]Jackson, John L, Jr.2013.Thin Description:Ethnography and the African Hebrew Israelites of Jerusalem. 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John, Nicholas A.2016.「Sharing.」In Peters, Benjamin. 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69-277.

[21]Kleinman, Arthur etal.2011.Deep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Psychiatry Tell Us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2]Latour, Bruno.2005.Reassembling the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3]Love, Heather.2010.Close but Not Deep: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 New Literary History 41(2): 371–91.

[24]Loader, Brian D.&William H. Dutton. 2012. A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ociety, 15:5, 609-615,DOI: 10.1080/1369118X.2012.677053

[25]Marcus, Sharon,Heather Love& Stephen Best.2016.「Buildinga Better Description.」Representations135 (1):1-21.

[26]Peters, Benjamin.2016.Digital Keywords: A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7]Simmel, Georg.1903/1971.Georg Simmel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ited by Donald L. Levine. 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8]Tanaka, Stefan.2016.『Historywithout chronology』,Public Culture 28(1): 161–86.

[29]Taneja, H. & Wu,A.X.2014.Does theGreat Firewall Really Isolate the Chinese? Integrating Access Blockage withCul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Web User Behavi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0(5):297-309.

[30]Williams, Raymond.1974.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Routledge.

[31]Yang, F.2014.Rethinking China』sinternet censorship: The practice of reco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New Media & Society,18(7),1364–1381.

[32]Yang, G. (ed.).2015.China s contestedInternet. Copenhagen: NIAS Press.

文章來源：由《新聞與傳播評論》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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