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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從「一片空白」到「從頭再來」

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在清華大學工作一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個博士,又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個博士後,然後在劍橋大學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華大學工作。這個履歷看起來是比較「豪華」的,但是回顧我20年的求學經歷,就好像在一個黑漆漆的空間里爬樓梯,經常摔倒,有時候進一步會退兩步。

我覺著這跟我在求學過程中沒有一個很好的引導有關係。我讀書的時候有很多意識形態方面的禁忌。比如,我1992年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我所在的國際政治系在1985年還叫「科學社會主義系」,所以很多老師可能去年還在教計劃經濟為什麼是對的、市場經濟為什麼是錯的,而今年就開始教計劃經濟為什麼是錯的、市場經濟為什麼是對的。

回顧我的成長經歷,我想可以將它們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一片空白期」,第二個階段是「隨波逐流期」,第三個階段是「頭重腳輕期」,最後一個階段是「從頭再來期」。我希望通過我的分享,你們可以直接進入「從頭再來期」。我到30歲左右才學會真正的讀書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歲左右,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還感覺很迷茫的話,沒關係,你們還有十來年的時間可以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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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空白期」

我上大學之前讀的書,基本上就是高考數學習題集,最好的可能就是海淀區高考習題集。我不但沒有讀過「四大名著」或者一些西方經典,甚至我們那時候比較流行的金庸、瓊瑤我都沒讀過。以至於後來在大學跟同學交流,別人都認為我是從國外回來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空白」對那個時期都是一種美化。因為「空白」意味著你至少沒有「中毒」,現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實還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許多成見甚至是謊言,現在我也不敢說我完全擺脫了它們。比如當時聽到「農民起義」四個字,我就會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後來我發現,許多農民起義軍比朝廷還要壞。再比如,一聽到「北洋軍閥」四個字,我就會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現在就會意識到,當時的北洋軍閥比後來的國民黨還要開明。再比如,聽到「封建社會」四個字我就會想起「三座大山」,後來發現,有些人覺得「封建社會」簡直是烏托邦、田園式的生活。

朱大可老師說過他在大學教書時,是幫助學生「從負數變成零」,而不是從零增加一些知識。其實,從負數爬到零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包括我,滲入到潛意識的一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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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波逐流期」

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7年可以稱為「隨波逐流期」。尤其是本科4年,我在課堂上其實沒有學到很多東西。現在回憶起來,如果大學老師帶領我們讀四年《參考消息》,可能學到的東西都比講課學到的東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師帶我們讀了四年《人民日報》。

20世紀80年代所謂的人文主義復興,在90年代初還有些尾巴留在那裡,那時我們同學流行讀尼采、薩特,然後我也會跟著去讀。這有點像你明明有隻36碼的腳,卻非要穿一雙42碼的鞋子,其實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讀,那個意識和你自己的問題意識根本不接軌。比如,尼採的問題意識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基督教文明進行的批判與反思,而我一個從江西小縣城跑到北京來讀書的小姑娘,天天在那裡哀嘆「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這裡活過一樣。這個是非常荒誕的,在你的問題意識與所讀的東西不接軌的情況下,因為別人在讀,所以你也跟著讀,其實是很錯誤的一種讀書思考的方法。

我讀研究生的時候,這個傾向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是90年代末期,流行讀後現代的作者,比如布爾迪厄、福柯、德里達,於是我也開始讀。我記得當時流行的福柯的書有《知識的譜系》、《規訓與懲罰》,讀了之後真是嚇出一身冷汗,感覺他的東西真酷,很前衛。

當時讀那種書就好像你們現在手裡拿一個iPhone4一樣。比如說你們現在誰還在讀周國平,那就好像你們手裡拿了一個iPhone1;如果是劉小楓,你就是拿著一個iPhone2;如果是亨廷頓,你可能是拿著iPhone3;但是你讀一個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著iPhone4了。當時就是一種時髦、顯酷、表姿態、隨波逐流的感覺。

其實這樣讀書是很有害的,我現在建議你們,如果讀不進一些大部頭的東西,不要害怕,不要驚慌失措,如果你找不到作者的問題意識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關心的問題,不了解他(她)歷史上的來龍去脈,那麼你先不去讀也沒有關係。

你最應該讀的是那些你關心的問題,比如你關心下崗工人問題應該怎麼辦,那你就去讀相關書籍。並不是說你讀柏拉圖、福柯就比讀陳曉魯、陳志武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高級。雖然他們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樣如雷貫耳,但是從你自己的問題意識出發,也許讀著讀著,你就可以解決更深的問題,會引領你讀到那些更大家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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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重腳輕期」

第三個階段是「頭重腳輕期」,就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時候。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學到很多理論,但是我現在想想,美國的博士學位是配合他們的本科教育來開展的,如果你沒有接受過他們的本科教育而直接進入博士教育,就會出現頭重腳輕的現象。

比如當時我們學拉美政治這門課,講了許多拉美政治的理論,但他是在假設你對拉美政治現實很了解的情況下教的。所以當要寫一篇解釋為什麼1973年阿連德會被推翻的論文時,我就洋洋洒洒寫了一萬字的論文,說可以從結構主義、精英決定論等方面分析,但實際上對當時的智利發生了什麼我根本不太清楚。

這其實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當時很多論文或者研討都在回答「為什麼」,而不是「是什麼」的問題。

我非常欣賞的一位經濟學家黃亞生,現在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他就解釋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麼成功。當時的西方學者,包括一位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分析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麼成功,因為中國的鄉鎮企業代表了一種新型的、超越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模式,因為鄉鎮企業的產權是屬於鄉鎮政府的,既然政府所有的企業都能發展得這麼好,那就是說不一定要有清晰的產權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當時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種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

黃亞生當時就回到中國,做許多經驗調查,搜集無數的檔案,發現中國的鄉鎮企業其實90%本質上都是私營企業,只不過為了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開展工作,才不得不掛靠在政府名下。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當你真正理解許多問題「是什麼」之後,「為什麼」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也是我希望傳達給你們的一些經驗教訓,希望你們不要被大的理論、經驗所嚇倒,仔細地、老老實實地把到底在發生什麼這件事情搞清楚,無論是當代中國在發生什麼,還是歷史上發生了什麼,把這些東西搞清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從經典到經驗》,引起很多爭論。很多人批判我說你怎麼教導小孩子不要讀經典,其實不是。我認為讀經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更重要。應該是從經驗裡面提煉出來的,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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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頭再來期」

我是30歲高齡才進入這個階段的,就是要從真問題出發,你關注什麼就去讀什麼書。

我真誠關心什麼問題,就會從這個問題出發去思考、去讀書。這樣去讀書,真的會很有收穫,也會非常有樂趣。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發現一種草叫什麼、一種星星叫什麼的歡愉。

從真問題出發,也需要大家有發現問題的能力。你要有看到一個現象之後,努力去發掘現象背後有什麼理論問題的能力。

比如以前我看一則新聞就是一則新聞,但現在我會思考這個新聞背後有什麼問題。我現在看到電視里報道菲律賓的腐敗案件,就會想民主國家也會有這麼多腐敗,這就是你穿透一個新聞去看背後的問題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亞的局勢,就會去想為什麼同樣是中東國家,埃及的轉型比利比亞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據這個問題去找許多書來讀。

凡是看到新聞,甚至是看到雞蛋價格變化的時候,都會想這個背後會不會有什麼理論問題,所以,擁有一雙發現問題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讀書思考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就是從實證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理論概念的東西非常重要,因為發現問題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沒有理論的背景。但許多問題是不可能從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須從經驗來回答。

比如說,美國的民主是不是虛偽?你讀再多的馬克思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那你應該去讀什麼呢?如果你認為民主的標準是國家出台的政策應與民眾的利益吻合,那麼你就應該去讀這個國家出台的政策與民意測驗的對比,這也是一種方法。

你不可能從那些經典著作里找到現成的答案,所以我鼓勵這種實證的方法。而且我覺得這種實證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特別謙虛的研究方法,因為現實總是流變的,實證的方法導致你研究的結果必然是開放的,這是實證研究非常優美的地方,因為它永遠對所有的答案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

在生活中,如果有人總是把話說得特別滿、特別肯定,你就要去打一個問號,他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什麼東西,或者說他一定把一些有限的材料當做百分百的論據來運用。

這就是我說的從真問題出發,以及從實證角度思考的方法。

沒有好的通才教育,一個人的事業發展就不會有後勁。教育是一輩子的事,笑到最後的人是一輩子接受教育的人。讓我們從本專輯開始,回歸教育本質,點亮心燈,發現更好的自我。——吳軍

如果你已下定決心赴美留學,陪著女兒走遍了英美兩國的名校的吳軍,從學校到專業,從經費到申請,從筆試到面試,甚至最後的論文以及就業,特別是其中一些潛規則的歷史成因和申請者可能有必要採取的對策,幫助正不知所措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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