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吵的歐盟：從歷史走向必然？

爭吵的歐盟：從歷史走向必然？

馬俊傑

袁媛 9月下旬的布魯塞爾已經是仲秋氣象，濃雲遮蔽的「歐洲首都」時隔一年給我更多的不安和惶恐：從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北京走來，在這座地鐵無安檢，公交不臨檢身份證，監控攝像頭更是鳳毛麟角的城市裡，深深感到一隻綿羊一頭扎進大自然懷抱的複雜心情。

去年來布魯塞爾參加一個有關危機中的歐洲如何處理自由與秩序問題的研討會，議題包括自由作為歐洲的基本價值觀，自由市場及管制，歐盟「自由、安全與正義」，和言論與表達自由的界限。今年的研討會圍繞歐元區危機展開，更偏向於技術性的討論，但主旨發言中還是充滿「大哉問」：新自由主義的缺陷，多元與統一的衝突和趨同，歐盟的邊疆與擴張政策的終結等。參加會議的大多是來自各歐盟成員國的社科專家，也不乏沾手實務的歐盟官僚，從書齋到政界，對歐盟從信念到懷疑的轉變十分明顯：移民安置、歐元競爭力、歐盟治理、英國「脫歐」、「民粹主義」蔓延、貿易競爭力的維持……沒有一個能指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然而，這些讓歐盟項目的利益相關者汲汲不可終日的問題，都不過是討論中相對吵鬧的那部分。

今年5月，歐盟剛剛慶祝完《羅馬條約》60周年，這一條約奠定了我們所知道的歐盟的基礎。與此同時，今年還有兩個重要的周年紀念：馬歇爾計劃70周年和歐盟-美國締交65周年。將三個事件聯繫起來的是獨一無二的歐洲和美國夥伴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不但出兵歐洲，更在戰爭結束後慷慨解囊，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走出戰爭廢墟。美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正式承認歐洲煤鋼聯盟（也即後來歐盟的前身）的國家，通過馬歇爾計劃總計為西歐送去了超過130億美元的援助。這樣的巨額援助本身也需要美國國內民眾的支持，當然，通過各種附加條件，美國工業也能夠通過出口西歐獲得巨大利益。戰後的歐洲物資匱乏，各國普遍實行配額供給制，從美國運來的食物、農業器械和機器等也幫助美國成為歐洲的長期貿易夥伴和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經濟引擎。與美國處於實力對等地位的前蘇聯並沒有坐視不管，它不僅通過宣傳部門在歐洲民眾中間進行反馬歇爾計劃的宣傳，而且也搞出來一個所謂的莫洛托夫（Molotov）計劃，主要為東歐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直到1951年12月31日，馬歇爾計劃比預想的提前六個月結束了，原因是朝鮮半島局勢緊張，戰爭最終爆發，美國無暇西顧。而此時的西歐已經初步建立起工業產能，兩年後，計劃發起者美國國務卿喬治·C.馬歇爾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通過歐洲復興計劃對歐洲經濟復甦做出的貢獻。

如果馬歇爾和歐共體（歐盟的前身）的締造者羅貝爾·舒曼和讓·莫內知道半個多世紀後竟然會出現一場引發歐盟存廢討論的危機，恐怕他們會對當時驚世駭俗的秘密計劃（即建議將德國與法國的煤和鋼鐵生產融合到一起的舒曼計劃，後促成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創立）更多一點無心插柳的平淡。2018年將是歐盟在危機模式中的第十個年頭，同時，我們也必須從歷史的超長視角中看到這樣一個必將引發變數的事實：我們正在見證戰後第二代人的終結，以歐盟現在所面臨的諸多危機為代表；正如20世紀70年代經濟政治危機所代表的戰後第一代人的終結。進一步看，從20世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理念之爭」走來，分庭抗禮的兩大陣營充斥著這場抗爭的炮灰，這讓理念之爭的說法本身也失去了合法性，更遑論哪一種理念取得了勝利。憤怒的年輕人抱怨體制、甚至指責戰後第一代、第二代人沒有基於價值觀的指導去採取行動，或者他們壓根兒缺乏行動力，我們看到的是，戰後第三代人尚未給出自身定義，亦未給出對未來的想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的異類（唯一靠管理學方面的研究獲獎）赫伯特·西蒙教授在1982年斯坦福大學哈里·坎普系列講座中提出，隨意性是破壞推理過程並進而損害推理結果的一種原罪，這造成了人類理性的先天不足，因而對人類理性的合理態度應該是將其視為一種工具，而我們用它實現的結果好壞則完全取決於我們的價值觀。正因此，每一個理性的人類群體都試圖找到一種方法補救理性不足，而這種補救手段的形式就是各種以「自由」「權利」「規則」結尾的偏正短語，但其中各種成分的配比如何則永遠可望而不可及。就像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回復到上世紀中葉走「第三條道路」的英國一樣，我們也無法想像一個1930年競爭多於合作、戰爭一觸即發的歐陸。而顯然，年輕一代還沒有做好迎接挑戰的準備。

在社會科學領域，如果一個問題懸而未決，幾乎可以肯定，已經有很多聰明人為此絞盡腦汁但終究無濟於事。簡單的問題早就成了過去時，留下來的都是難題，甚至無解的死局。要解決問題，方法論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找到根源（root cause）。英國脫歐最大的危害是徹底動搖了成員國和候選成員國對歐盟這個項目本身的信心，加入還是退出，或者，歐盟是否已經不合時宜並應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塵埃里？

反對歐盟的一方基本採納了脫歐派的主張：歐盟機構臃腫效率低下，且管制日甚，要求成員國讓渡更多主權，其發展路徑已經走向自由的對立面，而治理能力卻無力應對諸多挑戰，其承諾的成員國趨同（convergence）則在趨異（devergence）的路上越走越遠。同時，對多元一體（Diversity in Unity）的分歧也因為移民和宗教極端化問題變得更加嚴重。1957年簽訂的《羅馬條約》作為歐盟的憲章性文件，成為其半個世紀以來的立身之據，本應起到同樣作用為21世紀的第一個五十年指南的《里斯本條約》（2007年）則在簽署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因突如其來的危機失去了相關性。幾乎所有歐洲研究學者都同意歐盟要麼走向進一步的一體化，成為準聯邦國家而成功；要麼走向成員國主權的重新強化並最終成為一個鬆散的跨國組織而失敗。但歐盟之所以建立和存在是因為一個歐陸政治競爭的歷史經驗，那就是沒有超越國家的協調機構，戰爭的幽靈將永遠徘徊在歐陸強國之間。把這個討論中吵鬧的部分都撇開，問題本質是，沒有歐盟會不會發生戰爭？或者說，歐盟作為和平項目的存在價值是否已然重要？

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歐盟，以表彰歐盟所發揮的穩定作用，「幫助把歐洲大部分地區從一個戰爭的大陸，轉變為一個和平的大陸」，同時也是一個提醒：歐洲是否真的已經實現了和平與和解？如果歐盟解體，如果極端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歐洲捲土重來，那麼會發生什麼？現在看來，與其說諾貝爾和平獎是對歐盟成就的認可，不如說是對其前景的鼓勵。

在歐盟委員會一位官員的陪同下，我來到Berlaymont大廈（新歐盟總部大樓）13層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的辦公室，牆上掛著范龍佩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講話的照片，門口是歐共體時期12個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開會的場景復原：一張圓桌，13把椅子（其中一把是主席的座位）。放眼窗外，是小而精緻的布魯塞爾全景，這位官員開玩笑地說，「歐洲大陸兩千年的戰爭就在這桌子邊實現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你猜這樣的日子還有多久。」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