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投資業務模式

本文以18家主要上市銀行為樣本，探究2012～2016年投資業務發展的特點、驅動因素、風險狀況和對銀行業的主要影響。

原標題：我國商業銀行投資業務的發展趨勢、模式與風險

來源：銀行家雜誌（ID：The-Chinese-Banker）

作者：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金昱

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的投資類業務迎來了一個高速發展期，由此不僅帶來了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顯著變化，也引發了市場各界的廣泛爭議。本文以18家主要上市銀行(包括5家大型銀行即工行、建行、農行、中行、交行，8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即招行、中信、興業、浦發、民生、光大、華夏、平安，5家城商行即北京、南京、寧波、上海、江蘇)為樣本，探究2012～2016年投資業務發展的特點、驅動因素、風險狀況和對銀行業的主要影響。

上市銀行投資類資產的規模增速與差異

本文所研究的銀行投資類資產主要是指以各類債券、權益類金融工具以及非標準化債務工具等為主要對象所進行的投資經營活動所形成的表內資產，包括以公允價值計價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持有到期投資、應收款類投資、長期股權投資等。

2012～2016年，18家上市銀行投資類資產餘額由14.6萬億元增長至39.1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1.8%，較同期信貸資產增速高出近9.5個百分點，較總資產增速高出9.1個百分點。從總資產結構的變動看，2012～2016年，18家銀行貸款資產的平均佔比由50%微降至49%，而投資類資產的平均佔比則由19%提高至28%，是各類主要資產中佔比提升最快的。（見圖1、圖2）

然而，五大行、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在投資類資產增速方面的表現迥異。2012～2016年，五大行投資類資產年均增速雖略高於信貸資產和同業資產，但整體差異不大，均在10%左右。而同期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投資類資產年均增速分別達到31.7%和46.9%，均遠遠高於信貸資產和同業資產平均增速。

從資產增量結構看，2012～2016年，五大行信貸資產在總資產增量中的平均佔比達到55%，仍是推動資產規模增長的主要因素，投資類資產的增量佔比僅為29%。在同期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的總資產增量中，佔比最高的均為投資類資產，分別達到53%和58%，分別較信貸資產增長佔比高出13個和28個百分點（見圖3）。這兩類銀行投資類資產均是總資產規模增長的最主要推動力量。

上述增量變化的差異最終在存量資產結構中得到集中體現。2016年末，五大行總資產餘額中，信貸資產佔比達到52%，顯著高於投資類資產的24%。8家股份制銀行的信貸資產平均佔比僅為45%，雖仍為第一大資產，但僅比投資類資產的佔比（35%）高出10個百分點。在5家城商行的總資產構成中，投資類資產佔比達到44%，已超過佔比為36%的信貸資產，成為第一大資產類別。（見圖4）

在18家上市銀行2012～2016年投資類資產的增量中, 8家股份制銀行的佔比達到48%,高出五大行7個百分點，5家城商行的佔比也達到11%，遠遠高於其在2011年末存量中的佔比。在18家銀行投資類資產的存量佔比中，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分別由2011年末的14%和3%提高至2016年末的35%和8%，而五大行則由2011年末的83%下降至2016年末的57%。

上市銀行投資類資產的構成分析

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這種現象背後的實質，需要對上市銀行的投資類資產進一步剖析。根據投資標的資產的性質不同，上市銀行表內投資類資產大致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債券資產，主要包括：國債、地方政府債、央行票據、政策性金融債、金融債券、同業存單、非金融企業法人發行的各類債券等。二是非標債權類資產，根據銀監會2013年「8號文」的定義，主要是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括但不限於信貸資產、信託貸款、委託貸款、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融資等」。三是其他類投資資產，主要是權益類投資和基金投資等。

2012～2016年，各類銀行投資類資產在增量結構上差異顯著。在五大行投資類資產凈增額中，債券資產佔比超過80%，而非標債權類和其他類投資資產佔比分別僅為8%和11%。8家股份制銀行、3家城商行（受數據披露情況影響，本文選擇北京、南京、寧波三家城商行）非標債權類資產佔比分別達到53%和54%，是推動投資類資產增長的最主要動力，而債券資產的增量佔比分別僅為29%和41%。

從2016年末投資類資產餘額的構成情況看，五大行高度集中於債券資產，其佔比高達92%。8家股份制銀行投資類資產構成最為多元化，其中，非標債權類投資佔比最高，達到46%；債券資產和其他投資類資產佔比分別為37%和17%。3家城商行投資類資產則基本呈現債券投資和非標債券類資產各佔半壁江山的局面，前者佔比略高於後者。（見圖5）

從各項投資類資產的細項構成來看，三類銀行債券資產的構成相似，其中最重要的都是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券，2016年末佔比普遍為65%～75%。近年來，在債券資產配置上，各類銀行在始終保持政府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券主導地位的同時，也呈現出增加金融機構債券比例，同時減少非金融企業法人債券比例的共性趨勢。

非標債權類投資方面，佔主導地位的是信託受益權和券商、保險、基金管理子公司的資產管理計劃投資。對於這些資管類產品的底層資產，目前各行披露的信息十分有限，參考價值較高的是招行在2016年年報中披露的2015年、2016年兩年應收款類投資的底層資產類比。其中，票據資產和貸款是資金最主要的兩大去向，近兩年二者在招行應收款類投資中的合計佔比均達到85%左右。其他非標資產主要投向同業存款、理財產品等資產。

上市銀行投資類業務發展的資金來源分析

從資金來源看，各類銀行近年來在負債增量結構上也存在顯著差異。總體而言，五大行負債規模的增長仍主要依靠存款資金。2012～2016年間，其總負債增量中，存款資金的佔比達到69%，近三年也達到65%。

在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近五年負債增量中，客戶存款資金佔比分別僅為47%和50%。特別是股份制銀行，近年來負債增量中存款資金的佔比持續快速下滑，2016年已降至29%。而應付債券、向央行借款等主動性負債資金增量佔比均超過20%，近三年來更是超過30%，遠高於五大行10%左右的水平。特別是同業存單在2013年末重啟發行之後，迅速成為中小銀行從貨幣市場主動負債的主要工具。近三年來，同業存單從無到有，在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負債增量中的佔比已分別達到19%和22%，2015年這一比例更一度達到29%。

從存量負債結構看，2016年末五大行存款資金佔比仍高達78%，同業負債和應付債券佔比分別僅為12%和2%。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存款資金佔比均已降至60%以下，而同業負債和應付債券佔比均達到36%，5家城商行應付債券的佔比要更高一些。（見圖6）

綜合考慮銀行主要資產和負債規模的增速和增量構成情況，五大行各類資產和負債年均增長率比較均衡，存款年均增長率為8%，雖然略低於貸款和投資類資產增速，但仍是支持各類資產規模增長的中堅力量。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存款年均增速分別較五大行高出5個和9個百分點，但仍不足以支持與存款增速相仿的貸款規模增速和高達47%的投資類資產增速。因此，銀行必須通過更為積極的主動負債策略為資產業務的擴張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而同業存單推出後，由於其高流動性、投資機構的廣泛性、發行的便利性等特點，迅速成為中小銀行最重要的市場融資工具之一。（見表3）

上市銀行投資類業務的收益與風險

投資類業務對上市銀行營業收入貢獻顯著

2012～2016年，18家上市銀行營業收入的年均增速與其投資類資產的年均增速之間表現出較強的正相關關係。五大行的投資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增速都是上市銀行中最低的。而除江蘇銀行、平安銀行外，在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中，更高的投資類資產增速往往對應著更高的營業收入增速。而在投資類資產增速相近的銀行中，城市商業銀行的營業收入要比股份制銀行更高一些。

目前投資類資產給銀行帶來的直接收入絕大部分仍體現在利息收入方面，我們進一步考察各類生息資產對上市銀行利息收入增長的貢獻度。2012～2016年，五大行、8家股份制銀行、3家城商行利息收入年均增速分別為3.3%、9.7%和15.3%。其中，投資類資產的貢獻度分別為2.3個、7.6個和10.4個百分點（見圖7）。在2016年各類銀行利息收入的來源中，五大行、8家股份制銀行、3家城商行貸款利息收入平均佔比分別為67%、58%和46%，而投資類資產利息收入平均佔比分別為23%、31%和40%（見圖8）。投資類資產不僅是各類銀行近五年間利息收入增長貢獻最大的生息資產，而且也是各類銀行利息收入增速差異的最主要來源。

上市銀行投資類資產業務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與風險

投資類資產業務規模的迅速擴張在為相關銀行帶來顯著收益的同時，其所帶來的各類風險與問題也不容忽視。

非標債權類資產的潛在信用風險撥備計提不足的情況十分普遍。參考招行2016年年報披露的應收款類投資中的非標底層資產構成情況，近年來各行大幅增長的非標債權類資產中大部分資金最終流向信貸類資產。同時，考慮到非標債權類資產往往涉及信託計劃、資管計劃、銀行理財等多層嵌套式投資結構，銀行對底層資產信息和風險狀況的掌握有限。即使是銀行掌握信息較為全面的純通道類業務，也往往存在著客戶不滿足銀行風控標準、信貸政策或監管政策要求，無法直接通過正常信貸途徑獲得融資，而不得不藉助成本更高的結構化產品安排，其平均風險水平也很可能高於表內信貸資產。因此，按照審慎原則，對這些資產也至少需要比照信貸資產的監管要求，即資產減值準備餘額不應低於風險資產規模的2.5%。

然而，從非標債權類投資最為集中的應收款類投資資產情況看，目前許多銀行的撥備餘額遠未達到上述標準。以非標債權類資產佔比較高的8家股份制銀行和5家城商行為例，2016年末，13家銀行對應收款類投資計提的撥備餘額占其中的非標債權類資產的比例平均僅為0.7%，有10家銀行低於1%，最低的僅為0.2%，而超過2%的僅有北京銀行和上海銀行兩家。

投資類資產過度擴張對中小銀行資本充足率造成巨大壓力。部分上市銀行近年來持續通過激進的主動負債活動推動投資類資產業務的超常規發展, 尤其是其中非標債權類資產的持續擴張,對銀行有限的資本金造成了大幅佔用。2016年末，16家上市銀行（不包括當年IPO融資的江蘇銀行和上海銀行）中，僅五大行和招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保持在10%以上，9家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低於9%，最低的南京銀行僅為8.2%。各家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水平與其總資產中非標債權資產的佔比呈明顯的負相關關係。

按照現行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要求，我國商業銀行在不考慮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的情況下，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最低監管要求為7.5%。對照此標準，則目前各家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仍能達標，但有兩個潛在壓力因素需要考慮。一是未來監管機構一旦明確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標準，部分目前資本充足率水平偏低的上市銀行因其資產規模和在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很有可能入選，並面臨8.5%的最低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要求。二是按照當前監管機構加強對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監管的新趨勢，未來商業銀行部分表外業務按照底層資產穿透監管的原則，很有可能被納入風險資產範疇而需要追加計提資本。

因此，以發展的視角看，目前部分上市銀行已經面臨資本監管紅線日益迫近的壓力，以投資業務驅動資產規模高速增長的發展模式缺乏可持續性。

投資類資產業務流動性風險日漸突出。近年來，部分中小上市銀行投資類資產的規模增速已遠遠超出其存款資金的供給能力，主要依靠大規模發行同業存單等主動負債模式支持。在這個過程中，許多銀行以短期負債資金對接長期資產項目，以博取更高的投資收益。據統計，2016年新發行的同業存單中，期限在6個月以內的規模佔比達到72%，3個月以內的規模佔比達到49%。而投資類資產中增量佔比顯著的非標債權類投資不僅其底層資產大量涉及期限較長的貸款項目，而且相關金融工具缺乏有效的二級市場流動性。由此，相關銀行負債與資產之間的期限錯配現象日漸突出，需要不斷通過滾動發行同業存單來滿足資金需求。

上述盈利模式嚴重依賴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下較低的同業資金利率。當政策導向變化導致同業市場資金利率快速上升時，相關銀行不得不接受更高的資金成本，由此將導致投資類業務盈利空間的顯著收窄，甚至因資金成本超過所投資資產收益率而出現投資虧損。加之這種期限錯配在中小銀行中具有較大的普遍性，並大量涉及不同銀行和機構之間的套利資金鏈條，在市場環境發生不利變化時，單個機構的流動性緊張狀況和業務虧損極易引起行業性的連鎖反應，甚至危及金融體系整體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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