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及其他

《玉篇》是我國現存最早以楷書漢字為收字對象的字典，由南朝梁、陳間人顧野王編著，原書久淹無聞，今存日本的唐寫本，或最為接近原本面貌，可惜僅存殘卷。後代所通行者，乃業經唐人孫強增字、北宋大中祥符年間陳彭年等人重修之《大廣益會玉篇》，該書宋本完帙亦早就難以尋覓，故昔之《四部叢刊》、今之《中華再造善本》，皆以元代刊刻之本影印流傳；而當年涵芬樓借建德周氏藏本印入《四部叢刊》者實乃殘缺之本，其卷十一至二十三配以明初刻本，說明彼時元刻足本已不易得，彌足珍貴。

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元刻本《大廣益會玉篇》凡七部，除福建師範大學所藏八卷殘本一時未能寓目者外，筆者於近日將國家圖書館所藏四部、上海圖書館所藏兩部皆翻簾一過，包括博古齋本在內，粗看版式皆四周雙邊，黑口，半葉十二行，多為福建地區坊肆所刻，但無一版本相同。過去《善目》以為上圖之莫棠舊藏十六卷殘本（經部4423，上圖書號797087）系元延右二年圓沙書院刻本，經與國圖所藏圓沙書院本（經部4422，國圖書號7319，即《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底本）相核，其版刻字體固自不同。這些本子之刊刻，各自皆偶有文字訛誤，其文本也有所差異，如《玉篇廣韻指南》，或有題「新編正誤足注玉篇廣韻指南」者；上圖所藏另一足本（經部4427，上圖書號858395-402），卷數、內容雖同，各卷編次則與其他諸本相異。但最須引起人們重視者，是某些版本的鑒定可能存在問題。

眾所周知，我國元代至明前期刻書之業，福建地區可謂獨領風騷，尤以書坊刻書最盛，但版本之學發展至今，專家學者們於此並未作過全面爬梳研究，對該時期建刻之特點面貌認識頗為模糊。倘若原本沒有牌記，或牌記存在不確定性，人們往往會作出似是而非的鑒定。譬如《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收有山東省圖書館所藏「元刻本」《廣韻》（見《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第二冊00371號），實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明代永樂二十二年廣成書堂刻本為同一版本，惟序後原有「永樂甲辰良月廣成書堂新栞」之牌記，山東省館藏本已被剜改。據余所知，珍貴名錄之評審，人多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為依據，但山東省館藏本，《善目》著錄為「明刻本」而非元本（見經部4822號）。意者《善目》定其為明刻本，系對該本牌記有所懷疑；而《珍貴名錄》作元刻本，則以其字體類似元代福建地區刻書風氣。這種刻書字體確實產生於元代，其根源唐楷，由建刻宋本起筆輕、落筆稍重之字體化出，但於起、落筆特彆強調乃其特點，尤其是起筆，每呈現圓鉤或圓角狀，頗為誇張，至明代前期，一直為福建刻書特別是書坊刻書所採用。過去治版本者講版刻字體，於此疏於探究，多以元刻本流行趙松雪字體籠統言之，實際該字體與趙字風馬牛不相及。然而，這種字體之流行，或者說這種版刻風格的形成，有一個漸變過程。元代初期的福建刻書，即便同一部書版，其字體並非皆呈如此面貌，建刻宋字尚佔據一定版面，只是相較宋本字體偏軟而已。迨至元代中期，宋本字體的遺意遂蕩然無存，一式這種字體。但是，從元中期至明前期，這種字體也是有變化的，元中期時的字體尚具秀逸靈動之態，而元後期則略顯板滯，至明前期則呈偏長規整之匠字，了無生趣（山東省圖書館的那部《廣韻》便是如此）。當然，各時期所刻又有精粗高下之分，須細加比較，方能有所意會。

根據上述分析判斷，所見諸本《大廣益會玉篇》至少有兩部系明版而非元代所刻：一為上圖之莫棠舊藏殘本，寫刻頗劣，過去定作元刻，實因受客觀條件限制，無法與他本比較。另一為國家圖書館藏詹氏進德堂刻本（經部4426，國圖書號10506），其卷一末有「詹氏進德書堂重刊」刊記，或許國圖另有一部明弘治五年詹氏進德堂刻本的緣故（經部4432，國圖書號7968），因版刻不同，便將此本定為元刻，但其字體呆板，甚至較國圖另藏兩部明初刻本（經部4429、4430，國圖書號7966、7320）有所不如。此外，該兩部所謂元刻本與國圖兩部明初刻本之版式皆為粗黑口，這一特徵也是在鑒別元、明刻本時需要注意者。至於國圖、上圖其他沒有牌記之元刻本，竊以為皆刊刻於元代後期，唯獨博古齋本為元中期刻本，而且刻印較國圖之延右二年圓沙書院本為佳，尤其是該本用質地頗為細潔之黃麻紙刷印，不特為元刻元印之憑據，較之其他用竹紙刷印之元刻本，其價值當更勝一籌。

由賞鑒一部元刻本而作一極為初步的個案研究，是想告訴人們，因受歷史條件限制，前人編製目錄往往是以自己的藏書與別家的目錄進行校核，這種狀況甚至到了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也未獲根本改變，故所作的版本學研究只能是局部的、粗線條的。當今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沒有捷徑可走，必須老老實實進行版本個案研究，在掌握大量實物版本信息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探索規律，完善鑒定版本方法，才能逐步攻克前人留下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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