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想吃口肉為什麼這麼難？

【文/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教授 楊怡爽】

吃不吃肉，吃什麼肉，在印度不是一個飲食和習慣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近日正逢印度教最重大的節日之一——九夜節（杜爾迦祭），在哈里亞納邦，印度教右翼組織的一個團體強行關停了當地的500家肉店，聲稱在節日期間售賣肉類「傷害了印度教徒的感情」。就在今年三月份，類似的舉動還引發了暴力衝突。

相似的事例近年來屢見不鮮：去年10月，印度航空公司因為在飛機雜誌上提及神廟中供應了非素食食物，被迫公開道歉；馬哈施特拉邦、中央邦和北方邦的多個地?方政府正在公共機構和宗教節日期間強行推行禁止肉食的政策。就在9月17日，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印裔著名科學家文卡特拉曼·拉馬克里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印度人應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良好的教育上，特別是科學與技術之上，少一些『哪些人吃哪一種肉』的教派主義爭吵」。

吃不吃肉怎會成為飲食政治（gastro politics）話題？確實，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素食人口。根據2014年印度政府的一項統計調查，印度人口中有30%為除了牛奶之外不攝取任何形式的動物蛋白（包括雞蛋）的奶素食者（Lacto vegetarianism），除部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外，大部分素食者是印度教徒，而自從2004年以來食素的人口比例還在不斷增加。遵循「食素」法則被印度教右翼派別認定為印度教理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食素的道德基礎是印度教教義中「不殺生」（ahimsa）的教誨。因此，「食肉」會「傷害」印度教社群的感情。

然而，正如印度憲法之父安倍卡在1948年就指出的那樣，「食素」其實並不是印度教的固有神聖法則。印度教概念及其神聖性、合法性都被構建在天啟聖典（Shruti）吠陀文獻的基礎上，但在吠陀本集（Samhita）成文時代的古代印度（公元前10世紀），高種姓不但不忌諱食肉，而且還可以吃牛。婆羅門使用大量動物獻祭，祭肉必須被分食。後吠陀時期，《百道梵書》等文獻中明確提到肉食是用來招待貴賓的食物。

到了公元前5世紀前後，隨著北印度從部落牧業社會轉型成為農業社會，飲食中穀物比例增加，對肉類需求減少。這一階段佛教和耆那教興起，不殺生的觀念影響巨大，婆羅門的動物祭祀逐漸減少。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也就是法典、法論形成的時期，已經把可食用肉類的情況限定在了很小的範圍內，並警告人們不可因為食慾而殺生、吃肉。

到了公元5-8世紀左右，隨著宗教習俗改變，在主流傳統中肉食獻祭神祗已經逐漸成為禁忌。從這一時期開始，婆羅門普遍食素，而殺生、販肉、以肉為食，成了低種姓和部落民的標識。飲食，僅次於婚姻，成為印度教社會中區分個人行為是否「潔凈」的重要標誌，而「潔凈」這一概念又是區分社會階序的主要標準，所以「你吃什麼就決定了你是怎樣的人」，在這個體系中，不同種姓之間的飲食被嚴格區分開來。杜絕葷食被認為具有最高的潔凈性質，是身份的象徵，是高等種姓擁有的特權。

然而，杜絕葷食需要物質條件作為保障。印度能保持如此長時期的素食傳統，與其食物結構中牛奶的比重是分不開的，乳製品的生產與消費也同樣能夠解釋為何古代印度會產生「肉食者鄙」的觀念。如今，印度有素食習慣的北方及西部地區，有乳糖不耐的人口比例僅為30%，而印度南方的乳糖不耐人群則高達70%，這個比例也與素食人口的分布形成了有趣的對應。學者們認為，這反映出公元前1500年左右從印度西北部進入到印度的雅利安人擁有T-13910型乳糖酶基因的比例較之原住民更高，因此，從雅利安人部落中產生的高種姓，要比多由原住民構成的低種姓人群更好地吸收和消化牛奶，減少對肉食的營養依賴。

然而，更有說服力的理由可能是經濟學上的。奶製品在古代印度是昂貴的產品，在公元前6-4世紀左右梵文語法家波膩尼的記載中，酪乳價格是燕麥的兩倍；《摩奴法典》中，牛奶在祭祀中的價值是穀物的12倍，也比大多數肉類昂貴。德里蘇丹國時期（公元13世紀-16世紀）的歷史學家記載中，液體奶油的價格是小麥的3.56-12.5倍，燕麥的6.67-25倍。因此，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群能夠獲得足夠的奶製品補充動物蛋白，而社會底層的人們則沒有這樣做的能力。

今天，這個情況依然如此。根據2015年的一項對加爾各答地區的市場調查，從牛奶中獲取每克蛋白質的成本為6.33盧比，而牛肉則為0.77盧比，雞肉1.1盧比，雞蛋1盧比。換句話說，依靠純素食維持基本的營養攝入是一項成本高昂的行為，只有社會經濟地位更高的人才能負擔得起。

可見，「印式素食主義」並不像保守主義者們鼓吹的那樣是天啟的道德準則，而是一項在歷史進程中由於經濟和社會原因逐漸形成的觀念。在道德外衣之下，素食在印度教社會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吃什麼，不吃什麼，成了決定種姓、地區與宗教社群之間差異的一個主要標誌。

近代之後，印度社會飲食結構因為各種原因發生了一些變化，總體上來看食素的人口在不斷增加。第一個起到重大影響的是梵化（Sanskritisation），即中低種姓為了更好融入主流社會，開始採納原本只有高種姓才有的生活習慣，包括改變婚俗和接受以素食為主的飲食。

梵化對於食素習慣與身份認同聯繫起來有著重大影響，因為它不但首次為高度多樣化的印度教社會樹立了統一行為標準，跨越種姓和地域形成了更加廣泛的「印度教徒」身份認同，而且也對低種姓社群提出了要求。社會對低種姓的容忍程度與這個種姓順從和接受主流行為規範的程度成正比，「梵化」了的社區內的公共學校會要求非素食的家庭為孩子準備素食的餐點。

第二個起到重大影響的是政治和其他原因引發的人口流動。例如，在印巴分治期間，遷往查謨-克什米爾地區的印度教徒逐漸改變了這一地區原先吃羊肉和雞肉的傳統飲食習慣；由於人口遷徙，南方說泰盧固語和泰米爾語地區的飲食也受到德里為中心的印度腹地的文化影響，減少了肉食攝入。

80年代後，信奉印度教的的新中產階級（Upperclass）也成為了素食市場的主力。一方面，這些新中產階級受惠於經濟增長、工商業與城鎮化，贊成並支持發展主義；另一方面，新中產階級在道德上又是相對保守的，由於食素與社會地位高低的關聯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新中產階級往往會維護和堅持食素以彰顯自身的社會地位，雖然他們為自己不吃肉的理由找到了更多的「現代性」理由，例如深信吃肉會導致人暴躁和情緒不穩、吃肉沒有吃素健康、吃肉的碳排放代價更加高昂，等等。但其根源依然是源自想像的傳統。

可見，真正讓素食上升到社會層面的，並非傳統或聖典，而是民族主義、工業時代與市場經濟發展造成的印度社會建構變遷；這與其說是一個宗教議題，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經濟學議題。

然而，「食素還是食肉」如今成為政治問題的原因，是包括國民志願團（RSS）在內的印度教右翼組織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在推行其「印度教國家」過程中，企圖將食素納入到「印度教特性」行為規範之中。

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西方飲食習慣的傳入與麥當勞、肯德基這樣的企業進入印度市場，對印度的飲食傳統和食品工業形成了衝擊。印度教民族主義本身的道義合法性並不是來自於對傳統的革新，而是對傳統的再主張，因此維持印度教的「素食傳統」，也成為了抵制外界影響、維持民族傳統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印度教社會本身存在著高度的多樣性，為了達成建立大一統的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這個目標，首先就必須樹立統一的印度教基本概念和行為準則，以便將紛繁複雜的社會包納進「印度教特性」之中去。通過將食素視作統一的行為標準，也能夠加強「印度教徒」的身份識別，鞏固社群認同。如果說過去「是否食素」是在通過飲食標準劃定不同階層、種姓之間的界限，那麼，今日的印度教右翼勢力則是將「是否食素」變作了新時代的潔凈標誌，用於區分純凈的印度教徒、不那麼純凈的印度教徒和非印度教徒。

如果印度教右翼勢力有這樣做的意願與動機，那他們是否有這樣做的能力呢？執政的印度人民黨的根基正是所謂神牛帶（Cow belt，保守勢力盛行的印度腹地）的中高種姓，奉行「護牛」和「素食」的食物政治本身就是其執政理念的一環。學者研究發現，自從1996年以來，某一個邦的素食人口佔比與印度人民黨的當選次數之間的相關係數高達0.61。莫迪政府上台後，接連頒布一系列禁止殺牛和販賣牛肉的禁令，也將素食作為政府項目在全國推廣。2015年，印度人民黨政府借耆那教節日為由在五個邦禁售肉類，莫迪的政治班底直接要求貝納勒斯大學等國立高等學府在學校內全面禁止肉食。儘管中央邦有52%的兒童營養不良，但印度人民黨的邦政府依然拒絕在公共學校的餐點裡提供雞蛋。今年八月份，印度人民黨在北方邦剛剛上台，便下令節日期間在多個地區禁止售賣雞蛋和肉類。

在印度人民黨的長期執政過程中，古吉拉特邦這樣原先印度教徒有肉食傳統的地區逐漸轉化為純素食社會，是否遵行素食成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一道新界線。而在印度人民黨未曾執政的邦和地區，遊說和潛移默化的觀念推行也在起著重要作用。例如，卡納塔克邦政府數年來一直希望推動為貧困的家庭兒童在公共學校里提供雞蛋作為營養補充的計劃，這個計劃卻遭到益世康等宗教團體的長期反對而不了了之。2014年，總部設在泰米爾納德邦（傳統的非素食主義地區）的《印度教徒報》下令禁止員工攜帶肉食進辦公室。在牛肉禁令之後，肉食也逐漸成為印度教極右組織引發爭端的借口。強行禁止售賣雞肉、蛋類，也成了打擊穆斯林和其他社群經濟的手段。

然而，若說這樣做是想要鞏固印度教社會內部的統一，則其實際效果卻是在製造分裂。印度教社會多樣複雜，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飲食習慣和傳統，並不存在嚴格而統一的行為標準。許多東部及南方地區的印度教徒並不忌諱食肉，非食素人群的比例極高，其中包括西孟加拉邦（98.55%）、特倫甘納邦（98.7%）、安得拉邦（98.25%）、奧里薩邦（97.35%）和喀拉拉邦（97%）。因此，若要以食素是傳統而將其視作為印度教特性的一部分，並統一要求印度教徒應當有同一的行為和道德標準，是阿馬蒂亞森所言的「單一歸屬論」，即只注重某個人的印度教徒身份，而忽略了他來自不同地區、不同種姓階層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其他身份。

魚和雞蛋在印度的孟加拉語地區是傳統食物，甚至婆羅門也一直有吃魚的飲食習慣，近年來右翼印度教徒以「全印魚類保護協會」等形式對這一傳統展開了有組織性的圍攻，也激發了加爾各答等地人們的憤怒和網路上的激烈爭論，認為這是在用排他的、單一性的「神牛帶」印度教特性傷害孟加拉地區的文化傳統。這正是因為單一性假定強行割斷了個人的其他社會聯繫，甚至要求個人的不同身份之間形成對立，最終形成了地域之爭。

此外，素食傳統的產生和壯大，本身就與種姓因素密不可分，因此也必然會與印度錯綜複雜的種姓政治聯繫在一起。即便是在現代印度，食素的人口分布依然與種姓為基礎的社會分層息息相關。同樣是根據2014年的政府統計，在表列種姓與表列部落中，非素食人群比例（77%）要遠遠高於高等種姓的這一比例。佔印度人口70%的非素食者中，許多人群是最貧困、最缺少營養來源的底層民眾，肉食是其不可或缺的食物和營養來源，其中包括佔印度人口約17%的達利特人（賤民）。

除了改宗佛教的達利特人外，大部分達利特人以肉食為主，食肉的生活習慣長期以來一直是達利特人在社會中備受歧視的原因之一。幾年前，達利特人政治群體就曾經指責過政府的公共分配製度，聲稱這一制度不顧及達利特人的真實生活狀況與飲食習慣，按照高種姓食譜提供給達利特人全素的食物。無論是過去禁止賤民接觸高種姓食物，還是現在強迫達利特人遵行高種姓的素食傳統，都是對達利特人的歧視與壓迫手段。如此一來，素食又成為了種姓對立的原因。素食的道德基礎是非暴力的主張，但若推行素食反而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敵視和對人類的暴力，其道德基礎就已經搖搖欲墜了。

更重要的是，正如拉馬克里希南所言，任何一個國家拋開發展議題，浪費大量時間討論和區分誰能吃什麼肉之上，以尊重宗教和民族傳統為理由，將個人的行為準則和飲食選擇強行納入公共領域，那麼毫無疑問，這個國家的世俗主義根基已經受到了衝擊，值得引起每個人的反思與警醒。

【關於印度素食人口統計數據，可參見《SAMPLE REGISTRATION SYSTEM BASELINE SURVEY 2014》。本文原載於微信號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yufe-riio），觀察者網獲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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