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 J.M.庫切傳
撰文：J.C.坎尼米耶
翻譯：王敬慧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J.M.庫切，南非著名小說家、評論家、語言學家、翻譯家，被認為是當今在世的最有名望、最有才華的英語作家之一。他獲得過兩次布克獎、三次南非CAN文學獎，以及耶路撒冷文學獎、《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等等；2003年，他被授予了世界文學最高獎項諾貝爾文學獎。他敏銳的目光洞察了南非漫長的種族隔離史遺留下來的創傷記憶，將殖民、反殖民的歷史主題與後現代的自由言說精神有機鏈接，並向其融入到文字中，譜寫出一系列鑲嵌在歷史與當下創傷和悲劇的敘事。
在《J. M. 庫切傳》（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中，作為他的摯友，坎尼米耶細緻而謹慎地還原了庫切的本貌：他是一個兒子、一個學生、一名老師、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以及一位忠於內心的作家——他似乎是我們所熟悉的「約翰」，但遠比「約翰」要複雜、坎坷得多。這部作品的意義，或許並不在於我們得到了此前不為人知的細節，而是在於我們終於明白庫切為什麼不願談論自己。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1
20世紀80年代，南非黑人的抗議活動不斷升級，刺激因素有黑人教育危機、三院制議會在黑人事務上的無作為所引發的敵意，以及信譽掃地、腐敗墮落的地方黑人行政委員會的增收租金。在非國大及其軍事機構「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內部，有些成員被打上政府間諜或叛徒的標籤，然後被殘忍地殺害。黑人警察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1985年，非國大的「人民戰爭」策略，使國家到了無法治理的程度。早期的游擊活動與群眾運動息息相關。罷工、遊行、抵制和攻擊事件激增，黑人警察的房子被燃燒彈焚毀，警方線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個充滿汽油的汽車輪胎「項鏈」，然後被活活燒死。
1982年，納丁 · 戈迪默在紐約人文研究所做題為《 生活在過渡政府時期》（「Living in the Interregnum」）的演講。在演講的開頭，她描繪了當時約翰內斯堡有如狂風暴雨般的氛圍：「整個社會在革命性變革的大潮中翻轉、擠壓、飄搖不定，我則置身於這個社會六萬英尺的高空……我選擇葛蘭西的話作為我的小說《七月人民》（July』s People）的題詞是有充分理由的：『舊的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誕生；在這個空位期會出現各種光怪陸離的病態癥候。』」
為了遏制暴動、焚燒學校、「失落的一代」的幫派暴力、「項鏈」殺戮及其他激進行為，南非時任總統P.W.博塔（P.W. Botha）在1985年宣布某些區域進入緊急狀態，幾乎賦予了政府無限的權力。1986年，全國都進入了緊急狀態；1988年聯合民主陣線（UDF）和其他附屬機構被禁，南非工會大會（COSATU）被禁止參與政治活動。干預的程度可以從1985年治安部長的聲明中推斷。該聲明指出，1985年，近19 000人因與騷亂相關的指控被捕（其中72％的人年齡在20歲以下），指控內容包括公眾暴力、縱火和謀殺。儘管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扣留組織活動的嫌犯，卻依然無法遏止各種抵制行動。這導致很多平民被視為國家的敵人，而遭到清算。據大衛· 威爾士（David Welsh）所述：
許多敢死隊的殺手成員都是有犯罪記錄的精神病患者，他們似乎從殺人的行為中獲得相當大的工作滿足感。最臭名昭著的敢死隊營地叫「非水準（Vlakplaas）」，位於比勒陀利亞附近的一個農場。這個地方在 20世紀70年代後期被警方徵用，用於「轉化」所謂的「衝鋒者」，其中包括被俘獲的黑人游擊隊員，讓他們為安全部隊工作，當然他們所用的方法都不會太溫和。兩個「非水準」的指揮官德克· 庫切（Dirk Coetzee）和尤金· 德科克（Eugene de Kock），成了傳奇殺手。在1983 — 1993年間，德科克…… 參與謀殺了大約70人。
南非的形勢促使德斯蒙德· 圖圖呼籲國際對南非實行制裁，以迫使政府進行談判。圖圖是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1986年以來任開普敦聖公會大主教。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國際上反對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的浪潮越發高漲。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呼籲釋放納爾遜· 曼德拉及其他被扣留領袖的運動。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宣布不再向南非提供短期貸款，其他組織也紛紛效仿，取消了相應的貸款，南非面臨更加嚴重的經濟壓力。當時的外交部長皮克· 博塔（Pik Botha）主張對政府的政策取向進行重大調整，人們當時普遍認為P.W.博塔將在納塔爾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並宣布新政策。國際社會期望當時已經承擔了執行國家主席職務的博塔宣布徹底的變革措施並釋放曼德拉，但博塔的「盧比肯」講話最終讓人大失所望。按照他的解釋，他並不准備把南非白人交給共產黨人，讓他們走上投降或自殺的道路。曼德拉和他的支持者們可以被釋放，但前提是他們必須發誓放棄暴力。這次講話後不出幾日，南非的貨幣單位暴跌到歷史最低點，美國國會禁止在南非進行任何新的投資，英聯邦國家也紛紛效仿這一做法，禁止從南非進口任何商品。
20世紀80年代後期，除了來自內部的動蕩，政府還要在其北部邊界打擊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wapo）的活動。1986年，范澤爾· 斯拉伯特（Van Zyl Slabbert）辭去國會議員和反對黨領袖的職務。他認為，白人統治的議會已經無心解決南非的問題。在斯拉伯特和布萊頓· 布萊頓巴赫的動議下，1987年阿非利堪人社區領導人和被放逐的非國大成員在達喀爾進行了首次會談。之後，南非白人作家和知識分子在辛巴威的維多利亞大瀑布舉行集會，商討與非國大進行對話。
儘管J.M.庫切在意識到政治局勢之後一直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隔離，但他並沒有直接回應這場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活動。在南非白人政黨的幫助下，國民黨在成立八年的時候成為執政黨，開始扭轉歷史的進程。在1991年寫的一篇文章里，庫切針對20世紀40年代種族隔離理論家傑夫· 克龍涅的心態指出「種族隔離是一個關於純潔的夢想，但它又是一個不純潔的夢想。它包括了很多東西，是很多東西的混合物；其中有一點就是它設立了一系列障礙，讓人們無法通過混合找到解決方案」。1992年，在接受大衛· 阿特維爾的採訪時，他說：
種族隔離的內容激進地割裂了時間發展的連續性，它（以規範為由）在殖民社會裡試圖阻止死亡或扭曲事物的正常發展態勢。它還試圖建立一個靜止的無時間區，讓已經不合時宜的宗族和部落專制秩序被凍結在那裡。我就是在這樣的政治秩序中長大的。
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滿著懷舊情懷的「家」要追溯到英國的一個小角落，與南非的現實沒有一點關係。
在評論瑪麗· 本森1986年所寫的《納爾遜· 曼德拉：偉人與運動》（Nelson Mandela: The Man and the Movement）時庫切寫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與非國大達成某種一致，那麼接下來他們將要對付的只是以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人士為主導的和平運動。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們將運動定性為是顛覆政府的，說運動的領導人被國際共產主義所利用。到了20世紀80年代，政府發現自己處在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沒面子地釋放他們曾在1964年抓起來的那些領導人。種族隔離政府是否打贏過非國大，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在1986年，他們所面對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動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而運動者又有國際輿論殿後。庫切提出一個問題，南非國民大會的長老們被釋放之後，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區如火如荼的局面，並帶領人們走向自由、友愛和平等的烏托邦，走向自由憲章中所說的繁榮。他對此問題的回答是具有預言性的：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曼德拉的個性，以及他被釋放後如何行事。被監禁一事無疑已使曼德拉在公眾視線中消失。
根據瑪麗· 本森的觀點，1980年的時候，「羅本島的曼德拉」這個概念已經取得了近乎神話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報上到處可見，「給曼德拉自由」的口號塗抹在監獄和公共建築物的牆壁上，到處都是。然而，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都認為，南非的經濟力量越強，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來實施新的管理體制。相反的觀點認為，只有將南非孤立起來，對其實施軍事和經濟壓力，它才會準備談判。那些將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們的說法：只有通過表面不妥協，背後談判權力分割，誤導南非白人選民，才能夠讓那些被嚇壞了的白人選民接受改革。那些將博塔看作是挑釁好戰的阿非利堪民族主義者的人則指出其豪言壯語與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間的差距。庫切認為，這兩種解釋都將博塔變成了一個公共騙子，要麼誤導南非公眾，要麼誤導國際輿論。
在評論克里斯托弗· 霍普（生在南非，但自從1975年以來一直住在英國）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 Boy Running）時，庫切談論了南非當時的政治。1987年P.W.博塔請白人選民進行選舉，批准他逐漸改革種族隔離政策，按照庫切的說法，這個漸進式改革的速度將是蝸牛般的。這次選舉沒有任何爭鬥，也沒有任何問題，國民黨贏得選舉的勝利。唯一令人驚訝的是，極右翼的保守黨遠遠超出了進步的聯邦黨，成為南非第二強的政黨，其成員背景是說英語的白人。克里斯托弗· 霍普在作品中認為：並沒有南非民族這樣一個群體，只有由對立群體組成的聯合體。可以說，庫切從一定程度上是認同霍普的觀點的，他說：
在他的記錄中，他（霍普）在南非成長過程中的部分創傷使他意識到在這個南非白人和加爾文主義盛行的祖國，沒有任何位置屬於他這個說英語的天主教徒。他略帶反社會傾向，尤為痛恨先要被「單調乏味，無聊至極地放入某一組織的事情…… 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體會到流亡感，而至今我也沒能擺脫這種流亡感。我們在離開家鄉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流亡」。
然而，就像庫切在1971年回到南非一樣，霍普也從來沒有割斷他同南非的聯繫。他寫道：「這個地方是一場熱病，一場感染，一個揮之不去的、從兒童時期就患上的疾病，我根本沒辦法被治癒。」這些話讓人想起庫切自己對卡魯的荒涼以及開普半島粗獷之美的留戀，正如伊麗莎白· 卡倫在《鐵器時代》中所表達的：「這些海，這些山：我想讓它們在自己眼前焚燒的慾望如此強烈，不管我到什麼地方，它們都會在我面前出現。我饑渴地愛著這個世界。」
庫切並沒有在文章或聲明中回應20世紀80年代的騷亂、暴力和民族之矛的行動。但是，他的下一部小說（最終名稱為《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再現了他對20世紀80年代的感覺，儘管名義上，它的背景被放置在不久的將來，國家處於種族戰爭的邊緣。據第一版手稿所記錄的日期，庫切從1980年5月31日開始這部小說的創作。起初，他運用了不同的故事線索，設置了眾多的人物並頻繁修改。其中曾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者，後來他又放棄了這種想法。兩年多後，到了1982年7月12日，六份手稿形成了最終的完整稿，手稿的第一份列印稿完成於1982年9月29日。更精當的進一步的終稿完成於1983年2月28日，上面有鉛筆的更正。
庫切在《等待野蠻人》出版前的四個月就開始創作這本小說，這表明了一個事實，文學創作已經成了他日常必做之事。在採訪中，斯蒂芬· 沃森曾問庫切，他是否有種被迫進行文學創作的感覺。他回答說：「遠不只被迫。如果我寫，我覺得很糟糕；如果我不寫，我會覺得更糟糕。」他必須遵守某些人為的規則，以確保寫作緊湊地進行，「比如一天都不能不寫，因為如果有一天不寫，第二天也不想寫。」他告訴埃德溫· 哈特（Edwin Hart），他的寫作速度非常緩慢，大約兩年寫一本小說，首先是用鋼筆寫，然後再進行修改。 就拿他寫第一本小說為例，他的習慣是在清晨，頭腦還是清醒的時候，用筆寫出大概，然後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寫，頻繁反覆直到故事有了一個良好的形狀。到這時候，他才開始用打字機打手稿，然後在上面進行進一步的修改。在這個階段，庫切發現他很難一邊進行文學創作，一邊又要同時照顧家庭和孩子們，還要完成在學校作為教師的工作任務—— 他還沒有從吝嗇的大衛· 吉勒姆那裡爭取到減少工作量。他通常在早上5點開始寫作，一直寫到7點半，然後送孩子去學校，之後到大學講課，完成行政工作，晚上回家批改作業，準備第二天的課程。
當被問及某部小說是在哪裡開始寫的，或者為什麼他會選擇那樣一個特定的主題等問題時，庫切幾乎無法回答。在接受喬安娜· 斯科特的採訪時他說：「我根本不記得我寫的那些書是如何開頭的。部分原因是，在修訂的過程中，開頭部分就被放棄了。如果進行有關本書的考古學，那麼它的開頭部分是在表面之下、土壤深處的。」他的觀點是，作品應該為自己發聲，否則作家就是沒有完成他的職責。當被問及是否有一個時刻，他會知道某個故事是值得寫的，他回答說：「是的，有。當我投入了這麼多時間，我實在無法將它停下來，我無法面對這樣的事實：浪費了六個月的生命，或諸如此類。所以，我努力堅持下去，然後書就寫出來了。
2
《等待野蠻人》的背景沒有特定的地方或特定的時間，但《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則不同。小說在一個城市開始，可以看出是開普敦，因為有郊區的名字，也有具體地方和街道的名字。在前三部小說中，他採取的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但在這部小說中的大部分地方，庫切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視角，他將邁克爾· K設為主人公。
故事發生在不久的將來，因為不斷的暴力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崩潰，國家處於內戰的邊緣，但故事沒有明確說是哪些政黨或具體是哪些政治衝突。在接受記者托尼· 墨菲特採訪時，庫切說，小說發生的地理位置並非像它最初表現的那樣準確，因為他的首要任務不是要創建一個精確版本的「真實」世界。創建一個想像的世界，就像他在《等待野蠻人》中所做的那樣，那樣做需要「巨大勞動力投入」，而這在《邁克爾· K》的小說中就沒有那麼必要。
雖然他沒有明確表示，但在多米尼克· 海德（Dominic Head）看來，故事直接背景是1976年索韋托起義導致的社會解體，人們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憂慮和恐懼，以及1980年發生的旨在讓國家陷入混亂而對石油、煤炭等行業發起的攻擊。 在小說中，為了遏制不斷升級的混亂和違法行為，國家強制實施了各種措施，比如戒嚴，用許可證限制自由遷移。在《等待野蠻人》中，邪惡體現在具體的個人身上，但是在這部小說中，邪惡的載體是制度本身。因為壓迫邁克爾的人代表著南非的機構暴力，他們大多都是無名無姓的。與他們在權力體系中的作用相比較，他們的個人身份並不那麼重要，因此他們只是用職業來代替：鐵路職員、服務台邊的女警、護士、士兵、店員。與這些匿名的官僚相對照的是，他們所屬的所有機構都有具體的名稱。
邁克爾· K（鑒於庫切欽佩卡夫卡，讀者不應錯過一個典故——《城堡》和《審判》中有約瑟夫· K）父親早亡，兔唇，也不怎麼聰明。他在孤兒院陰暗的、令人窒息的氛圍中長大。後來，他在市政園林處做園丁，然後又做了廣場公廁的值夜人，之後又返回到園林處，在德沃爾公園扒樹葉。與庫切其他的小說不同的是，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來自一個弱勢的背景，儘管作品中沒有明確提到他的膚色，但他很可能是一個有色人種。
邁克爾年邁的母親（比爾曼家的女僕）開始全身浮腫，行動不便，她的工資被僱主削減。她告訴邁克爾，她想回到她的世界—— 她年輕時生活的位於阿爾伯特王子區的一個農場。因為他們需要的許可證沒拿到，如果他們乘坐公交車或火車可能被警察攔下，所以邁克爾決定自己做一輛手推車，送他生病的母親回老家。手推車對一個漫長的旅程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切實際的工具，這也再次證明，庫切小說的目的並不是要延續其前輩的現實主義傳統，講述一段遊歷經歷。他們走到了斯泰倫博斯，他的母親死在了那裡的醫院。他帶著母親的骨灰，希望能將其撒在她出生的農場，於是他繼續他的旅程，穿過卡魯，結果滿眼都是被破壞的痕迹。他被拘留了一段時間，與一群囚犯一起將鐵路上的石頭清除掉。然後，他繼續上路，沉浸在卡魯的安靜之中，他打算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下來，建起一個平和的、田園般的避難所—— 這一主題是當時庫切所研究的農場小說的典型情節，比如當時奧立弗· 施賴納、波林· 史密斯和C.M.范登西弗的作品。庫切本人也喜愛這一區域，這一點在他後來的小說《男孩》還有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正是在這個地方，邁克爾才有在家的感覺。「 我能夠在這裡永遠生活下去，他想道，也許直到我死去。」當他到達了自認是母親出生地的那個農場的時候，園丁的使命感回來了，他在土地里種滿了南瓜種子。根據庫切在《白人寫作》中提到的，神話般的花園，回歸本真的伊甸園，這是當初來開普敦的荷蘭殖民者從未感受過的，現在它卻體現在邁克爾耕種土地的衝動中，他能感受到其中的聯繫。大壩在對他說話：「在水壩前他感到像在家裡一樣自然親切，這是在那棟房子里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他躺下來休息，把那件黑色短大衣捲起來枕在腦袋下面，看著上面如盤的天空。我要住在這裡，他想道：我要永遠住在這裡，這是我母親和姥姥生活過的地方。」
他希望自己擁有一片土地的願望被一名年輕男子的到來所打破。這個人是原來農場業主的孫子，是軍隊的逃兵。他向邁克爾回憶維薩基全家每年在這裡過聖誕節的情形，房子里到處都是來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我們那時候那麼吃東西的。成天的，我奶奶總是在桌子上堆滿了吃的，都是鄉下的好吃東西，而我們總是把它吃得一乾二淨。那種卡魯草原羊羔肉那個香，是再也嘗不到了。」在這裡，庫切是在回憶他兒時在百鳥噴泉農莊的經歷。他後來在《男孩》和《夏日》中也寫過這樣的記憶。
當年輕的維薩基試圖將他當僕人用，並派他到阿爾伯特王子鎮購物，邁克爾預見到自己即將失去他在卡魯剛剛品嘗到的自由，面臨著成為主子的僕人的危險。這裡又重複了庫切在前三本小說中涉及的主僕關係的主題。邁克爾在斯瓦特貝赫逃跑了，在那裡，他能繼續保持他的自由，靠根莖和昆蟲過活。他變得如此憔悴最終被迫返回，但他在阿爾伯特王子鎮附近被士兵抓獲，並被送到了一個難民營。在那裡，他知曉了其他囚犯的生存條件。監獄長謾罵，指責囚犯們不感激統治者為他們做的一切，聽起來不僅像尤金· 唐恩在責備「忘恩負義」的越南，也像在種族隔離的年代，人們常可以聽到的說黑人並沒有感激政府給他們建造民房、學校和醫院的話語：
「是的，你們這些恩將仇報的無賴，你們，我正在說你們！」他喊道，「你們什麼都不感謝！在你們沒處住的時候，誰給你們蓋了房子？在你們凍得哆哆嗦嗦的時候，誰給了你們帳篷和毯子？誰護理你們，誰照顧你們，誰每天帶著吃的到這兒來？可你們是怎麼報答我們的？好啊，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餓肚子！」
邁克爾設法逃脫，返回到農場，但他發現自己種的植物已經死了。於是他隱藏在一個地洞里並重新種植蔬菜。在飢腸轆轆的時候，他被士兵發現了。他們認為他在給叛軍游擊隊提供糧食。
小說的第二部分由一位在凱尼爾沃斯醫院工作的軍醫來敘述。邁克爾在那家醫院康復。醫生髮現邁克爾拒絕吃東西，感到很好奇，開始研究他，並試圖讓他吃些東西。但他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被「拘留」在醫院裡，邁克爾才沒有了任何吃的意志，除了偶爾吃點南瓜。當諾埃爾對醫生說，如果邁克爾不吃東西會被餓死時，醫生回答說：「這不是一個要死的問題，並不是他想要死。他只是不喜歡這裡的飯食。確實極其不喜歡。他甚至不願意吃嬰兒食品。也許他只吃自由的麵包。」醫生如此痴迷於他的這個病人，甚至想像邁克爾是神笨拙的產品：「好像某個人把一捧塵土撥拉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個基本的人形，犯一兩個錯誤（那張嘴，無疑還有頭腦中的內容），忽略了一兩個細節（性），但是最終形成一個真正的小泥人兒……」在大衛· 沃德（David Ward）看來，有關《荒原》的典故不是偶然的，因為，像T.S.艾略特一樣，庫切將他的人物送上沙漠探尋之旅。儘管他的身體有畸形，儘管他是無性的，但是他在卡魯花園中讓沙漠中開出花來。「再一次，像艾略特一樣，」沃德寫道，「他［庫切］將人物派上了旅途，面對著邪惡的歷史，人類機構在無政府和野蠻狀態中崩潰。最後，像艾略特一樣，最終在追求廢墟中絕望地保全最低程度的自我。」
根據阿利斯特· 斯巴克斯（Allister Sparks）提供的權威信息，庫切讓邁克爾絕食的靈感來自一個報道：一隻習慣於吃竹筍的大熊貓拒絕吃任何其他食品，它寧可死去。邁克爾拒絕了醫生所有的治療方法，逃跑了，他要再次尋找自由。在小說的第三部分，他逃到了母親生前居住的房子。他心裡想：「我已經逃離了那些營地；也許，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過人們的博愛。」他認為博愛是另一種形式的壓迫，又將他降低為一個奴隸，讓他被迫接受一種關係，像醫生在他身上發揮過的權威。現在小說再次回到了第三人稱敘述，邁克爾回到了開普敦，在戰爭後的廢墟之中，他遇到了幾個妓女。她們像醫生一樣，想把他當作一個博愛對象。他孤獨地想到他母親空無一人的房間里睡覺，他認為也許會有人願意加入他的行列：
儘管他那麼舒舒服服地睡在這個發臭的角落裡，但是如果有人不理會宵禁令來到這裡，似乎也並非不可能（K想像那人是一個駝背的小老頭，衣服的邊兜里揣著一個酒瓶子，長滿鬍鬚的嘴總是在嘟嘟囔囔地說著什麼，是那種警察不屑理會的老頭），他可能會對海邊的生活厭倦了，想要到鄉下度個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個認路的嚮導的話。他們今夜可以分享這個床，這種事情過去就發生過；在早晨，當第一縷天光照亮時，他們就能夠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尋找一下，看看有沒有人家不要的獨輪車；如果他倆運氣好，他們到十點鐘就能推著小車沿著公路前進。記住在路上停下來買些種子和一兩件別的東西，也許要避開斯泰倫博斯，那兒看來是個背運的地方。
如果那個老頭爬下小車伸個懶腰（現在各種事情正在加速），並且看著當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個水泵被士兵們炸掉了，所以那裡什麼也不會留下來），並且抱怨說：「咱們沒有水怎麼辦？」而他，邁克爾· K，就會從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個小勺，一個小勺和長長一圈繩子。他會從升降機口裡清理掉碎石，他會把小勺的柄彎成一個環，把繩子系在上面，他會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機裡面，當他把它帶上來的時候，在這個勺子里就會有水；他會說，用這個法子，人就能活。
就是在這樣感人的、想像的場景中，小說結束了。接受斯蒂芬· 沃森的採訪時，庫切反對將《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放置在某個國家或地區的語境中：
我沒覺得它有任何前輩可追尋，我這麼說沒有什麼驕傲的意思。這不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其中也沒有偉岸的人物。對那些偉岸的人物，比如施賴納或坎貝爾，我碰巧又沒有多大的興趣。至於現在人們的寫作…… 實際上，人只能讀這麼多。我讀的大多數東西都是，請允許我粗魯地說，我能消化得掉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多少南非作家是這樣想的。如果我想好好吃一頓，我會去別處。我讀納丁· 戈迪默的書，因為我覺得她的作品格外精湛。
如果人們讀《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時考慮到在此期間庫切正在研究農場文學以及景觀對南非文學小說的影響，如《白人寫作》，那麼很顯然，他吸收了這一領域前輩們的成果，然後在逆著傳統寫。
儘管《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與農場小說和旅行故事有相似之處，主角都嚮往著人間天堂，但是庫切與他的前輩有很大分別，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傳統成了警告性的反例。在接受休· 羅伯頓的採訪時，庫切說，在南非文學中，有許多虛構場景已經成為模型被無數次重複，比如：白人女子與黑人男子陷入愛河，被警方通緝，或者黑人愛國者反抗虐待狂般的審訊者。對「邪惡城市」的描繪以及返回農場的避風港也是常見的套路。
庫切著迷於南非文學景觀，這對他影響很大，他在自己的文學寫作中也會考慮到這一點，並與之背道而馳。正如特麗薩· 多維所說，《邁克爾· K的生活和時代》首先來自對卡夫卡作品的仔細閱讀，這一點可以通過將作品與寓言式故事《審判》以及短篇小說《洞穴》比較得到驗證。蘇珊· 范桑騰· 加拉格赫爾寫道：「庫切完全知道，對於南非作家來說，他的虛構模式是相當不尋常的。他聲稱，他沒有看到任何南非前輩作家寫過這樣的書。相反，他列出了貝克特、納博科夫、龐德、里爾克、赫伯特、聶魯達和巴爾特，說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然而，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庫切對南非寫作傳統的認識，以及他所關注的話語如何影響思想的問題，表明南非文學對他的實際影響比他承認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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