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二戰中被虛構的「史迪威神話」

歷史上的今天：1946年10月12日，曾任二站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陸軍中將史迪威病逝。

一個神話的誕生

1942年5月20日，印度的英帕爾迎來了一百多個人，其中美籍26名、華籍16、英籍13，余皆緬甸人。他們剛剛從緬甸人跡罕至的崇山峻岭中輾轉了20日，卻依靠超人的毅力奇蹟般地闖了出來。其中為首的是一個年近花甲高個子軍人，他兩手戰抖，本來就瘦削的身軀衰弱至極，只剩下了皮包骨頭，皮膚因黃疸病而蠟黃，眼睛則深深地凹陷入眼眶。當時的記者還報道說他「像個惡魔似地罵個不停。

」神話的誕生他的出現引起了媒體的轟動，一時間這位老軍人成了炙手可熱的傳奇人物，報紙上就他在叢林中還是保持著「每分鐘105步的行軍速度」，隨行114名人員都是在他的感召下，一人不少地從緬甸脫險等事迹進行連篇報道。他便是時任盟軍中緬印戰區美陸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陸軍中將約瑟夫?華倫?史迪威。當時美國還沉浸在珍珠港的夢魘之中，公眾們急需得到閃亮的消息，急需得到捷報，急需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而這些報道恰恰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塑造出了一名老而彌堅、富有冒險精神的英雄。在耳聞目睹了這些廣播、報道以及新聞電影之後，公眾們便深信這麼一位英雄，即便造成了再慘重的失敗，他彷彿依然能只手力挽狂瀾，重新邁向勝利。當然，就在這尊英雄的塑像在美國公眾面前綻放出萬丈光芒之時，卻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被丟在了瘴氣繚繞的野人山，他們不得不在非筆墨所能盡的惡劣環境中，在糧食、醫藥極端缺乏的狀況下，踏上了用白骨鋪成的漫漫歸途，截至八月初，出發時的十萬大軍，僅剩下四萬人。其中，我軍最傑出的將領之一，第200師少將師長戴安瀾便因傷重而殉國……這一切，恰好發生在七十年之前。而此後，史迪威的傳奇依然盛傳不衰，他嫻熟地使得自己始終置於美國媒體的焦點位置。他那種桀驁不馴的性格始終吸引著眾多的聚光燈，他那具有戲劇性的生涯也隨著打字機的鳴聲，迅速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即便他死後，他的日記還被著名新聞記者白修德整理出版。到了戰後，推崇他的知名作家依然湧現，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普利策雙料得主芭芭拉?塔奇曼女士，基於白修德的文獻，史迪威在她華麗的筆觸下，儼然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美國英雄，對於腐敗落後的中國，他報之以真誠和率直，并力圖只手扶住這幢註定要傾覆的大廈。因此，直到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遠東戰場在歐美大多數人的心目中，那種被劍橋大學擔任第十任漢學教授方德萬稱作「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史觀依然佔據了壓倒性的地位。而這樣的史觀，更是直接影響到了整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抗戰的認識，因此中國廣大軍民在抗戰中承受的巨大犧牲，對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的重大貢獻，在歐美人的心目中，卻基本上都被史迪威神話奪去了應有的光澤。

《時代》周刊著名新聞記者西奧多?哈羅德?懷特，其中文名字便是白修德

緬甸的奇恥大辱

珍珠港事件之後，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已經單獨抵禦日寇長達四年半之久的中國終於獲得了同盟軍。然而，在獲得有限援助的同時，中國同時卻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盟國應成立聯合作戰的戰區，中國戰區便是其中之一，這個戰區轄整個中國、中南半島及泰國。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的建議，由美國派遣一位將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以便利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於是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指派了他的親信將領史迪威來華。史迪威1904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步兵科，歷任美軍在華語言教官、天津美軍步兵第15步兵團的一名營長以及美國駐華公使館的陸軍武官。但是他從來沒有實戰經驗，沒有接受過高等的指揮教育，其以往軍旅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是坐在辦公室里，受命之際他擔任少將師長不久，因擔任聯軍參謀長當以中將為宜，這才特例拔擢他為中將。在1942年3月，史迪威首次在重慶拜謁蔣中正之際，他報告其此行身負有六項使命，即美軍駐華、印、緬軍指揮官、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制人、代表美政府出席重慶軍事會議、中國戰區與南太平洋戰區間的聯絡員、滇緬公路監督人以及在印緬美國航空部隊指揮官。經過蔣中正追詢，他這才姍姍答道：「本人為鈞座之參謀長，直接受鈞座之指揮。」史迪威赴華伊始，擺在他面前的當務之急便是緬甸的聯合作戰事宜。而在此時期，盟軍在東南亞的局勢可謂是急轉直下。在他準備接受任命之際，盟軍的美英荷澳司令部依然看似頗有實力，日軍通往印度洋的海路還未被打開，於是對於中國方面準備派遣遠征軍協助守衛緬甸的提議，英方始終拒絕。然而在日軍強大攻勢面前，盟軍不堪一擊，連位於印度洋的緬甸都在日本南方軍的攻勢下搖搖欲墜，英國方面這才同意讓中國軍隊大舉入緬。對於這次中國軍隊首次作為盟軍一員出國遠征，中國戰區調遣了包括國內最為精銳的第五軍參戰，畢竟緬甸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國際交通線，中國抗戰賴以維持的物資都必須由此進入。當然，對於長期以來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這次能夠以盟軍的主要力量參戰，若一戰能夠打出國威，自然是眾望所歸。於是蔣中正任命史迪威作為遠征軍的統帥，準備積極打好這次重要的戰役。然而，在隨後的動向中，蔣中正意識到了，英國並無真正守衛緬甸的意圖，讓中國軍隊入緬不過是旨在掩護其撤入印度罷了，這樣不但確保國際交通線的戰略目的將失去意義，同時滇緬邊境還將受到威脅。因此，在3月之後，蔣中正多次與史迪威會晤，明確表明切忌妄動，僅以保衛曼德勒為目標。而且根據長期抗戰的經驗，蔣中正也告誡史迪威，要防禦一個日本師團，至少需要中國三個師，而若要進攻則需要五個師。史迪威雖然一一允諾，但其內心卻輕蔑地認為這是畏敵如虎的蔣中正「對戰術發表外行講話」。他滿心希望抓住這個機會，轟轟烈烈地立下不朽戰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步兵攻擊思想依然主導著他的頭腦，他認為只要保持旺盛的攻勢就能輕而易舉地收復仰光。同時，他還不斷的索要權力，並向蔣中正施加壓力，使之干涉其指揮。遺憾的是，在整個會戰過程中，蔣中正雖然對史迪威的錯誤指導作了一些抵制，但是後期卻過於照顧盟國關係，沒有堅決盡其指導責任，最終遷就了史迪威的指揮。這樣，戰局由於遠征軍的退路被日軍截斷，導致了無法挽回的總崩潰。「最好的四星營長」這也是開篇所述史迪威的那段充滿傳奇脫險經歷的原因。時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的梁敬錞先生則質問過：「史迪威決定離緬入印之日，能有餘暇電告遠在美國的馬歇爾，而未能請示在重慶之直接上級長官，是何解說？」而著名的「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則更是坦率地說：「如果他是一名連長或營長，他只需對其直接指揮的部隊負責，這種行為確實值得稱道；可是作為身負重任的亞洲美軍指揮官和中國戰區參謀長，他擅自離開部隊並三個星期音信皆無的行為，則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無知和不負責任。」the best goddamn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可以這樣說，作為一個沒有統兵經驗，卻具有強烈個人功名欲的將領，他首次指揮的戰役又以失敗而告終，這對於他的虛榮心的影響是至深的。當6月史迪威返回重慶之後，並未投入多大精力籌組中國戰區的參謀指揮體系，他所朝思暮想的，便是抽調中國軍隊，佔用戰略物資，為他反攻緬甸的日軍而復仇。即便是史迪威日後得到了他第四顆星而晉陞為上將，他這樣的痼疾還是絲毫沒有改變。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不僅缺乏通盤戰略，甚至連一般的參謀業務都非常懈怠，即便是史迪威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美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戴維斯也稱其班子是「愉快的平庸到老邁無能」，並督促他進行整頓。在日軍展開戰略性攻勢「一號作戰」前，蔣中正曾經多次警告過日軍可能發動攻勢，並希望不要在抽調部隊前往印度緬甸。但是史迪威他們甚至到日軍攻勢展開後依然對其意圖缺乏確切而肯定的情報，甚至到了7月中旬，有報告稱其參謀部「事先就該打擊正在來臨，開始後又不知道發展到何等地步，如今仍然不知道是否已經過去」之時，史迪威甚至驚訝地在這份報告上用大寫標上「真的？」下面還划了線，可見這位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已經失職到了何等程度！他的心中魂牽夢縈的，只有在緬甸挽回顏面。他1944年初建議馬歇爾要挾蔣中正，若在雲南軍隊不渡過薩爾溫江進入緬甸，美國就應該停止租借法案援華。這最終使得中國國內戰場失去了戰略預備隊，導致了整個戰線的崩潰。而他在緬甸的攻勢也不惜大批犧牲部隊而滿足其個人榮譽，他冒險派梅里爾突擊隊佔領密支那機場，並操縱輿論將這場戰役渲染成一場美國的勝利，然而非但無力擴大戰果，反而陷入重圍。為了他個人的榮辱，盟軍不但在緬甸地區整個作戰規劃的全盤大亂，而且還消耗了足夠使整個中國戰區使用四個月的四萬噸的軍援物資，抽空了當時正在對日軍的一號作戰進行慘烈抵抗的中國軍隊的後勤。更為令人吃驚的是，日軍在進攻衡陽的行動中受挫，當中國軍隊準備趁此進行反攻時，史迪威不僅拒絕了撥出區區1000噸物資給援軍，竟然還扔出了一句「讓他們上火去吧！」。他耗時三個月也無法攻克密支那，最後還是等到中國軍隊打通胡康河谷之後，才仰仗其力收復了密支那市。然而攻克密支那卻集中了幾乎史迪威掌握的所有戰略資源，這種資源連一滴也沒有送到正在蒙受日軍攻勢的整個豫湘桂戰場。陳納德給羅斯福發去的電報中，開門見山就稱「把我們全部主力軍集中投入緬甸，如今已經導致華東的淪陷。」無怪乎當時有人揶揄他是一名「最好的四星營長」（the best goddamn four-star battalion commander）。當然，攻克密支那也有打通列多公路的戰略意義，然而開通這條日後被蔣中正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的公路，其目的委實是給中國內地打開國際交通線，然而這條1945年1月底才告建成的公路即使開通也已經為時已晚，而且路況不佳，運輸量也有限。陳納德將軍曾經希望美軍加大「駝峰空運」的數量，但是這一具速效的建議卻為一心為自己在緬甸打出功名的史迪威所阻礙。他的這種虛榮心，是出自一種根深蒂固的情節，這種情節對於當時在華的不少英美軍人而言是一種充滿浪漫的奮鬥目標。美國的中國戈登得到了中國軍隊指揮權的史迪威，由於嫻熟地懂得運用傳媒，他的名字自從他剛剛赴華便總是會出現在報紙和廣播中。塔奇曼在她的著作中，提到了史迪威成了新聞中「美國的中國戈登」。此處「戈登」這個名字，對於英美人而言，便充滿了一種獨特的浪漫情懷，而史迪威也同樣具有強烈的「戈登情結」。戈登乃清代同治年間繼任「常勝軍」指揮官的那名英軍少校。他依靠外國軍官，招募了一支使用西洋近代武器的中國人隊伍，由他自己進行訓練與統帥，並為自己留下了一個在異國建立功名的傳奇業績。穿黃馬褂的洋槍隊指揮官戈登，他的傳奇在西方几乎成了一種浪漫的代名正是具有這樣的心結，當史迪威在緬甸得知中國遠征軍歸途被日軍截斷的凶信，首先在其意識中閃爍的，不是對他自己指揮不當的痛心，也不是如何採用對策，在他的日記中，他卻不無得意地寫道：「天哪，只要我們能夠使這10萬名中國人到印度去，我們肯定將干出一番事業來。」對於緬甸之敗，他忘了曾經聽到的囑咐，卻反而認為那是中國人的「愚蠢、膽怯和對於守勢的偏好」而喪失了戰機。於是開始執著地認為：中國軍隊的士兵刻苦耐勞用命，下級軍官也無問題，營團級好壞參半，而軍師長級別的則很少有效率的。因此他提出「要中國兵不要中國官，尤其不要中國的高級軍官」，並暗示由他本人接受軍隊的全權，「不受重慶的電訊函件的束縛」。他希望有朝一日帶領這支部隊，打下仰光，一洗初敗之辱。因此他便打起了這十萬遠征軍的主意，希望能夠將其全部帶到印度，遠離中國而受自己所實際掌控。然而最終進入印度實際上只有兩個師，這兩個師在加爾各答西北的蘭伽姆設立訓練營地。史迪威即刻提出要求，從美國調來300名軍官，將這支軍隊中營長以上全部換成美國人。這完全就是戈登當年「常勝軍」的版本，他企圖將中國軍隊演變為一支殖民式軍隊的企圖在此暴露無遺。由於這是一種徹底踐踏中國主權的行徑，對此不僅蔣中正用嚴辭加以拒絕，而且遠征軍的全體中國軍官，甚至包括美國人認為是親美的孫立人將軍都加以堅決的反對。由於史迪威的這個如意算盤的落空，他就變得更為「醋性十足」，千方百計打擊他看不順眼的中國將領，縮小駐印軍，也即是新一軍軍部的規模，並緊緊抓住他擁有負責援助物資的控制權，對蔣中正進行要挾。這以後他與蔣之間的各種衝突，其原點便可以說是因為他的戈登情節無法得以滿足，因而轉為一種怨婦般的心態而已。當然，作為一個「最好的四星營長」，史迪威對於訓練這支部隊，還是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的，而且他對於當時中國軍隊提出的不少指責，對於中國高層軍官的腐敗作風提出的不滿，也基本上都是事實。然而這是中國的社會形態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即便到了今日也依然如故，如果要改變這一切，需要對於整個社會進行逐步的改變，絕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不管如何，在史迪威的主導下，駐印軍依靠豐富的給養，嚴格而科學的訓練，同時廣大官兵也由於身在異鄉，因而有著一種共同的「打回祖國去」的願望，因而其戰鬥力得到了飛速的提高。政治將軍雖然史迪威擁有「戈登情節」，並努力實現其夢想，但是他卻恰恰缺少戈登的魅力，當年李鴻章便曾認為戈登的言談舉止比他所慣的那些傲慢自大、令人生厭西洋人強過百倍，這恰恰正是史迪威最為欠缺的。史迪威性格孤傲，近乎偏執的嫉惡如仇，而且還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由於在緬甸的失敗，以及完全掌控中國軍隊的夢想無法實現，他愈發仇視蔣中正的為人與一切的作為，並將其鄙稱為「花生米」；對於英國人，他也始終懷有敵意，因此根本無法與英國的東南亞戰區最高指揮官蒙巴頓等英國將領相處；即便對於美國人，他不但與陳納德勢同水火，還就總統羅斯福的殘疾，冠之以「橡皮腿」的雅號。擁有這樣一種性格的人，如果要主持一個由多方參加的大聯盟，其結果可想而知。而更為麻煩的，是史迪威在華十餘年，對於中國軍閥的內部爭權奪利的一套，卻被他所諳熟。他的身邊還有諸如戴維斯、謝偉思等美國駐華大使館中的政客為幕僚，而那些幕僚們又背景複雜，與多股勢力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史迪威更作為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美援的分配大權。因此，他在緬甸扮演的是「四星營長」，而在緬甸以外，他所扮演的更是一名政治將軍的角色。由於史迪威用美國軍官完全充當營長以上指揮官的企圖沒有得逞，此後其多次希望擴大他對中國軍隊實權的提議也都被蔣中正所否定，因此蔣中正成了他擁有所有中國軍隊控制權的最大障礙。這樣史迪威此後更多的便是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首先，通過戴維斯、謝偉思等不斷地開始對美國政府散布「中國政權即將垮台」企圖通過這個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而他掌握的美援支配權，更是成了他政治攻勢的王牌。他動輒以凍結美援為要挾，還以分配美援物資的優先順序，作為自己在中國內部拉幫結派的籌碼；他開始從他喜歡的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中，物色取代蔣中正，根據他副官多恩准將的回憶，他們甚至還得到過秘密指令，要安排一次暗殺來除掉蔣中正。遺憾的是，當時確實有不少將領與政客，開始設法與史迪威打交道，希望撈取一些美援的好處；更有人開始迎合史迪威，準備推翻蔣中正，夢想做美國所擁立的新政府領袖。當然，史迪威更知道什麼是蔣中正的心腹之患，於是用美國裝備武裝中共軍隊，便順理成章地成了一種威逼蔣中正的王牌。至於僅就這一些空話，有人便將其奉為「中國人民抗日的忠實朋友」，那也未免太淺薄一些了。馬前卒事實上，史迪威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馬前卒，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並非他一介武夫所能駕馭，而是多股勢力博弈的結果。正如梁敬錞先生所言：「史迪威之使命，自系悲劇，然史迪威在此悲劇中，猶非主角，主角乃馬歇爾。因史迪威所執行者，皆馬歇爾之政策也。」美國當時在全世界所採取的總戰略，為「德國優先」，然而美國參戰的直接理由卻是日軍對珍珠港的偷襲。戰爭初期為了向美國國民交待，必須造就打擊日本的姿態，當時中國則是其美國需要拉攏的對象。而一旦太平洋的態勢發生轉變，美國的戰略重心當然會按照其既定路線轉到歐洲，這樣中國獲得的物資比重自然就下降了。而除了美國以外，還有一股勢力介入其中，蘇聯在其國內戰局緊張之時，則希望中國軍隊纏住日軍，以避免其腹背守敵。而到了1943年5月蘇德戰線安定之後，便發出了「採取積極攻擊蔣介石路線」的命令，而他們的勢力也早已滲透到了史迪威的幕僚之內。這些幕僚在此後不斷給美國散布的流言，反過來又對馬歇爾的政策起到了深刻的影響作用。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他同時又擔負著馬歇爾政策代言人的使命，當中美戰略相衝突之際，他這個參謀長當然與最高統帥蔣中正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而史迪威的性格和能力又不足以在這兩個使命中把握得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戰區是當時政治利益相當複雜的地區，各方利益犬牙交錯，是遠比其他所有盟國戰區都險惡的地區。即便在法屬北非那樣相對簡單的環境下，政治才能非凡的艾森豪威爾有著美國國務院第一流政治專家羅伯特?墨菲輔佐，尚且會因處置失當而險些造成問題。而史迪威政治能力有限，又一直缺乏強力政治顧問，這樣加速他將事情越搞越糟。而且史迪威沒有認識到的是，儘管他擁有多項使命，而只有他擔任參謀長的中國戰區爭取任務、爭取資源的工作做好，才是他本人成功的基礎。這一點，同樣擔任次要戰區統帥的蒙巴頓就要成功得多。在這個複雜的形勢下，他又未能理順他各個頭銜的優先次序，狹隘的理解美國利益，堅持美國本位第一。這樣既不利於盟國團結協作，也不利於中國戰區在盟國全球戰略中作用的發揮，間接也犧牲了美國利益。因而，在蔣中正的多次要求下，羅斯福總統經過權衡，在1944年10月18日下達命令撤換史迪威，由魏德邁接任他的職務。

回眸七十年春秋

剛剛過去的6月29日上午，在重慶的史迪威博物館前，舉行了紀念史迪威來渝七十周年的儀式。回首這七十年前的歲月，史迪威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確實也作出過「四星營長」級的貢獻，然而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他卻是有辱於使命的。正如接替他職務的魏德邁將軍所回憶，那個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國戰區參謀部，只是一個空架構，沒有參謀部的組織與運作、沒有中國戰區的作戰計劃及後勤作業體系，史迪威事實上是丟下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魏德邁雖然也是馬歇爾拔擢的將領，但是他卻受命於危難之際，在一個月內就組成了中國戰區的中美聯合參謀部，讓中美的軍事首長能夠在每周舉行的會議中，共同商討軍事與作戰的問題，已取得軍事合作的默契。同時，他取消了不少軍隊調往緬甸的計劃，以此阻遏了日軍的攻勢，使得中國戰區的大局得到了安定。此外，他還了解僅僅靠訓練無法解決中國軍隊當時存在的根本問題，他還從薪俸、供應等制度層面設法建立合理的體系。然而遺憾的是，在盲目宣傳史迪威的同時，對於魏德邁卻未能加以應有的評價。

縱觀各種史料可以發現，史迪威並非是一個被當時媒體吹噓的戰爭英雄，他的軍事才能有限，而且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步兵進攻戰法，對於空軍的認識也嚴重不足。他內心的那種情節使他忘卻了中國已經不是同治年間的晚清，他企圖掌控一支殖民軍式的「洋槍隊」終究是逆天而行的，這種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是不會被任何中國領導人所能接受的，也不是能為任何中國軍人所容忍的。而他對於中國政局的干預，也不過是受著各種勢力的影響與操控。

因此就結果而言，僅在緬甸戰場，史迪威尚稱為中國之戰友；若在整個中國戰場，史迪威實有負於中國；而對於自協助盟邦共同作戰之使命而言，史迪威同樣更有負於美國。而對於史迪威的評價，卻直接影響到了如何評價整個中國抗戰。如果再屈從於「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史觀，那也是對於中國抗戰軍民的不公，在七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也有責任抹去史迪威頭上的神聖光環，讓這個光環閃爍在當年為國奮鬥犧牲的千百萬中國軍民頭上。

光榮應當屬於當年為國奮鬥犧牲的千百萬中國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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