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談與楊振寧決裂事件，坦言：諾貝爾獎只是浮雲

文史 10-14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生於上海，江蘇蘇州人，哥倫比亞大學全校級教授，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因在宇稱不守恆、李模型、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撲孤立子場論等領域的貢獻聞名。李政道的研究領域十分廣闊，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天體物理、流體力學、統計物理、凝聚態物理、廣義相對論等方面建樹頗多。

20世紀物理學上兩個重大成就是狹義相對論(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普朗克)，李政道曾在演講中也回憶了上世紀50年代和愛因斯坦的交往。1952年，李政道和楊振寧合作寫了兩篇統計力學的文章。文章引起了愛因斯坦的興趣，也促成了李政道與這位物理學前輩的會面。

「愛因斯坦提的問題都著重於物理的基本概念，我的回答使他很滿意。」李政道曾說，愛因斯坦的英語有相當重的德國口音，而且講得很慢，他們討論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愛因斯坦站起來和李政道握手，並且和李政道說：祝你未來在物理學中獲得成功。

楊振寧與李政道，是最先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獲獎時，李政道時年31歲，楊振寧35歲，在歷任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獎者中，這無疑是兩個讓人艷羨的年齡。但兩人多年後交惡，於一九六二年形同陌路的決裂分手，不但國際科學界引以為憾，日後在返回中國大陸貢獻科學成就的各種場合，楊、李不合也成為中國科學發展上的一件陰影。

季羨林之子季承執筆的《李政道傳》一書全面系統地披露李政道與楊振寧決裂半世紀的學術恩怨內幕。

1946年，李政道作為原子彈培養人才，被選中來到美國學習，那時楊振寧已在芝加哥大學當助教，他接到吳大猷的通知，給李政道他們在大學國際公寓預定了房間。楊振寧也是西南聯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兩個年級。這是李楊的初次謀面。同在一所學校，交往自然開始。二人開始聯名發表論文，在生活上也成了親密的朋友。

就在兩人的合作蒸蒸日上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糾紛，導火索是合寫論文的署名順序問題。按慣例作者的署名應按姓氏英文首字母順序排列，因此應該是「李政道和楊振寧」。但是楊振寧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話，他希望排在前面，因為他比李政道大四歲，李政道起初對這要求很吃驚，最後勉強同意。

論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於心。那時，他並不知道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國民黨高級將領杜聿明的長女)也參與其間。據楊振寧回憶，上述兩篇論文的署名次序，楊振寧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為李畢業後科學事業一直不順利，要幫助他，可是杜致禮根據「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說李政道這個人不值得他這樣信任。

1953年，楊振寧曾去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工作一年，和米爾斯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同位旋守恆和同位旋規範不變性》，其中提出了後來十分有名的楊－米爾斯規範場方程。但是，當時李政道對這篇論文的出發點是否正確持嚴重懷疑。一次，楊振寧到哥倫比亞大學來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訴了楊。經過激烈的討論，楊同意了李的意見，還共同署名，李前楊後，發表了論文《重粒子守恆和普適規範轉換》。這件事使他們重拾合作，這也是他們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他們共獲諾貝爾獎的合作成果，就是產生在這個時期。

1956年大約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楊振寧開車從長島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看李政道，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性想法，統統告訴了楊振寧。楊振寧激烈地反對李政道所說的一切。但經過反覆的討論，他逐漸被說服。

他們在大約兩周內完成了全部的β衰變分析。這需要進行大量計算。兩人在計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貢獻。一個月後他們完成了對這些過程的分析，寫出了論文。這篇論文是由李政道執筆，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這就是轟動一時後來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把當年的物理獎授予李政道和楊振寧。

11月，李政道要為去斯德哥爾摩領獎做準備。他們都要寫發言稿和講演稿。那時，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通知以及所有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名字的次序都與獲獎論文的署名一樣，李政道在先，楊振寧在後。沒有想到，當他們到了斯德哥爾摩，楊振寧忽然提出，授獎時他希望能按年齡順序在李政道之前受獎，而他夫人杜致禮則想在出席晚宴時讓國王作陪，也就是說，在進入晚宴會場時她要走在最前面，楊振寧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對此大為驚訝，不同意這麼做。但是，楊振寧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對李政道說，假如為這件事鬧出笑話，讓外國人看不起，太丟臉。這樣李才勉強地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