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天時報》將五四運動定性為「騷亂」

《順天時報》對五四運動的報道，有很多是關於北京大學「內鬨」的報道，以之證明該報「陰謀論」的正確。如6月9日，該報報道稱北京發現了「惑亂人心傳單」，從新世界樓頂「約有數百張，飄然飛舞而下」，傳單內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處決賣國賊云云——這自然便是陳獨秀身穿白西裝散發，並導致陳被捕入獄的那疊傳單。

「五四」是一個「眾聲喧嘩」的空間，這已是研究者的共識。可是，出於意識形態需要或立場所限，被關注、討論得更多的，還是「進步」的那一條線。

這種傾向其實也是「古已有之」，1919年9月出版的《五四》一書，由北大學生蔡曉舟、楊量工編輯。內中第四章「輿論」，收各方文字甚伙，但比較缺乏的，一是執政的皖系言論機關的評述，一是日本方面的輿論，總之，「反派」的意見處於缺席的狀態。

但是，缺席者也可以是「缺席的在場」，《五四》的編者，並非不知道或不關注反方的觀點，他們只是通過選取與之針鋒相對的輿論，構成一種隱性的批判。譬如，這一章中選載《日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博士之論文》，並註明「中日各報多載之者」，便可以視作對日本政府輿論的某種回應。

這位「吉野博士」，想來是從報章上了解五月四日事件的，其中有些細節，未免傳訛，如說傅斯年是北大教授，又說陳胡錢傅「四教授」被政府免職等等。不過吉野博士的觀察是從「文明」、「進步」為著眼點，他除去遺憾於「彼等之手段，頗極狂暴，而未盡文明」之外，主要是讚頌「北京大學學生之開發，至於如此其速，頗與日本之開明思想由民間而漸入官立大學者，有相比類之處」。因為「官立大學」，一向被認為是保守官僚的養成所，而「開明的自由思想」，向來在中國南方盛行，「今以官立大學之學生，於中央政府所在地，而鼓吹自由思想，極熱烈極徹底」，這與日本十年前的狀況很相似，作者為此感到「吾人不得不為東洋文化發達賀也」。

吉野身為日本民間學人，不妨表達個人對北大開明思想的欣賞，但關係到此次運動的「排日」性質，他不能不細為辨析——這種辨析的背景，便是日本官方輿論對五四運動的強烈指責。

5月21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自中國外交部提交照會，內容主要是指責中國社會的反日言論，並再三要求中國實行言論管制：「對此荒唐無稽無政府主義之主張與阻害友邦邦交、挑撥兩國國民惡感之言動，不加何等之取締，是本公使之甚所遺憾者也。」

小幡酉吉

官方交涉是一方面，說到輿論戰，日本政府在華的代言機構，但是魯迅評為「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那份《順天時報》。

《順天時報》是日本外務省的中文機關報紙，自然「諸事為日本說話」（周作人），但一份現代報紙，說起來總是代表著文明進步的言論機構，它也有自己先天的立場限制。面對本身就負載著多重意義的「五四運動」，《順天時報》的姿態並不像小幡酉吉的照會那樣簡單決絕，也不如後世的二元敘述之中那樣面貌清晰。

《順天時報》

在1919年5月之前，《順天時報》對北京大學的新思潮新文化，一直持正面肯定的態度，如稱讚蔡元培長校以來，北京大學「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觀」，陳獨秀則「中西學問均優，辦有某英文雜誌，其生平著述頗富」。在以林紓為對象的「新舊思潮論戰」中，《順天時報》也是旗幟鮮明地站在新文化一邊，指出「關於思想問題，常分為舊型保存論者與破壞論者兩派，而保存論者往往借政府之權力或社會的威力，以圖壓抑破壞論者。然權力的壓抑往往失敗，或足召社會之紊亂」，希望「有權者及為政者最宜注意」，並稱讚新思潮是「社會內省的苦悶之聲，其或將見社會的向上之曙光歟」。——基於《順天時報》的這種立場，《每周評論》在彙集各報輿論時，收入該報的四篇文字，無不是一副對新思潮樂觀其成的姿態。

《順天時報》對五月四日事件的定性是「騷亂」，不過，它與它代表的日本外務省，都不願意承認五四街頭運動是單純的排日運動——這一點，前述吉野博士的文章也持此見，日本官方、民間輿論的區別，在於吉野認為這場運動「純然為自發的，並無何人煽動其間」，而《順天時報》等日本報紙「照例載稱某國之煽惑」，換言之，是將學生運動與國際利益爭奪、國內政治爭鬥相勾連，將運動的動機陰謀化。

五四運動時上海女學生示威遊行

這個「某國」，指的便是美國。一戰之後，日本在遠東的主要假想敵，便是美國。五月四日之後，《順天時報》的假想敵，便是有美國背景的《益世報》。5月23日，《益世報》因發表山東第五師的集體通電後，被京師警察廳查封。《順天時報》更是連日有新聞或評論攻擊學生運動後的「暗幕」：「此次學生藉爭青島問題演出是等風潮，其內幕為野心政客及親某派所慫恿，並聞此派陰謀家非但利用青年學子以困政府，且有勾連軍隊及勸誘商人罷市為學生之後援。」

《順天時報》根本不承認日本對中國的領土、主權有任何非分之想。6月10日，《順天時報》刊出《日人論調二種》，聲稱關於山東問題，日本國民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曰山東問題宜全行拋棄日本之主張，望專管居留地固無其必要，即鐵道礦山之權利，亦無須獲得。」另一種則主張「條約上之權利固不可不保持之，然中國人既扶持疑念，則聲明交還之外，於交還之時仍不可提出不當之條件」。「編者按語」強調「此等議論實與日本政府所執方針一致，且為日人多數之意見，即可視為日本之輿論也」。

《順天時報》也不承認以它為代表的日本報紙對中國有何敵意：「中國人先懷成見，對於日人所有之言論，均以為欺罔中國，禍害中國，誠為大不可也。」面對中國輿論界的猜忌與反感，它還是強調報紙作為言論機構的公共性：「須知執筆於日本第一流之新聞者，在思想界多為先覺之士，莫不有指導國人思想之抱負，故關於對華關係之持論，多為進步的，較諸一種記者徒以離間他國之國交，或紊亂他國之秩序為目的者，實不可等量齊觀也。」

一方面替日本撇清，另一方面則是不遺餘力地攻擊「某國」，如6月7日報道《學生有發財者》：「昨日有北京某大學預科學生某甲年十六歲持現洋二百元示人，詢其錢何由而來，則答雲系系某國公使館所給，有分得五十元者，有分得百元及數百元不等云云。」

《順天時報》對五四運動的報道，有很多是關於北京大學「內鬨」的報道，以之證明該報「陰謀論」的正確。如6月9日，該報報道稱北京發現了「惑亂人心傳單」，從新世界樓頂「約有數百張，飄然飛舞而下」，傳單內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處決賣國賊云云——這自然便是陳獨秀身穿白西裝散發，並導致陳被捕入獄的那疊傳單。

與這條新聞一起的，是「京師警察廳啟事」，稱接到「北京大學全體學生郵函」，指責傳單內容「全屬義和團之謬見，學生等深受教育，豈有作荒誕思想之理？」這種傳單「為奸人暗布，別含用意，或為宵小造謠，以利私謀」。

《順天時報》於6月13日製作了一個「關於學潮之四方八面」的專題版面，主要內容是以部分北京大學的畢業生、在校生的名義，向政府交遞的反對學潮的呈文。如北大畢業生「鄭滋蕃繆承金楊緒昌周蔚生成林等三百四十九人」的呈文里說：「北京大學自蔡孑民先生長校以後，新舊文學黨派分歧，在蔡校長並取兼容，原期並行不悖，而邪說傳授，禍基已伏」，因此釀成風潮，「滋蕃等先後畢業北京大學，關懷母校，義不容辭」，要求政府儘快平息風潮。

而「北京大學學生任玉樞郭士恂王顯模等八百五十六人」，以在校生身份指證「藉端煽惑恣意肆行少數專權託名全體，此固學子恆情，而敝校尤甚」，在他們的敘述中，「自蔡校長辭職遠適故鄉，罷課挽留，已非眾意，積日經旬，倍形紛擾，坐荒學業，虛擲光陰，或屆期滿欲試不能，或被強從欲歸不得，橫行獨斷莫可如何……」

《順天時報》還報道說，學界的內鬨越來越厲害，「自二次講演之後，各學校學生因避風潮出京回籍者，竟達十分之四」。

這些摘引、報道與評述，真偽大可進一步考究。揆諸情理，對於長時間的罷課、遊行、集會，以北大之大，肯定不會全無異辭。只是，媒體選擇什麼，報道什麼，其實背後隱伏著自己的立場、利益與目的。後世的觀察者，無法真的「復原現場」，但過眼不同來源的材料，總能讓人對於歷史的複雜紛亂，了解得多一些，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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