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生态观辨析
【摘 要】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都要面对“形”与“神”或“物”与“心”的问题。从指号学看，“象”中有“形”，有“神”，而且还有“气”的推动，三元互动，形成万象生态。万象是心物之果，涉及国家、族群、家庭和个人，也涉及人居环境、花鸟草虫和日月星辰。它们构成连续统，指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万象生态是万象过程，是万象关联。
【关键词】万象生态观；心物交融；过程与关联
作者简介：纳日碧力戈，男，蒙古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基地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指号人类学和族群－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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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生态观溯源
生态者，差异共生也。生物和非生物各有自己的特性和习性，它们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为环境。存在是它们的共性，差异是它们的个性。
《淮南子·原道训》：“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 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形是生命的居所，气是生命的支柱，神是生命的主宰，各居其位，一失其所，三者皆损。但凡生物，无论大小，形气神兼备。形之为形，气神与之共存之故；气神之为气神，形与之共存之故。
“包罗万象，举一千从，运变无形而能化物”，这是《黄帝宅经》中的话，讲的是时空运转、阴阳交融、体脉、草木、舍屋、门户共同构成万象生态，虽然互有不同，甚至互相冲突，却互相依赖，互相生成。其实这样的万象生态观古已有之，不分语言，不分文化，不分信仰，不分社会，不分国界，不分古今。《尚书· 孔氏传》和《国语·楚语》记载了“绝地天通”的传说：先是巫掌管天下诸事，后进入人人为巫的时代，人神混杂；颛顼帝令大臣断绝“天梯”，地天不通，重黎分掌神事与人事。
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之初，万物混一，天地不分，后来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补天的传说，是人类开始对世界做分类的隐喻，也是象征了差异与同一矛盾、对立、圆融的无尽过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同样道理，《礼记·乐记》说物动人心，人心生音，比物而乐。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的内心经验相同，表达内心经验的口语和文字不同；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最初的民族在哑口无言的时代所用的语言必然是用符号开始，用姿势或用实物，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某种联系。因此，罗葛斯（logos，即词）对希伯来人来说，也可以指事迹，对希腊人来说，也可以指实物。心物相合，形成指号，指号包括语言———地天通，万象和。就是说，即便是语言本身也是充满“物性”的，它不是单纯的抽象系统，也不是自足的封闭体。视觉、听觉、触觉是语言的物性所在，内嵌其中，不可脱离，绝非简单的“外壳”。语言是万象生态的一部分，也是它本身的“全息”隐喻。世界万象，差异纷呈，彼此关联，相生相克，具有“三元归一”的古典时刻，也具有万物玄同的生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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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颗粒海
以太，希腊文拼写为aithēr，英文为ether。在古希腊人看来，以太是诸神在山巅或天界呼出的清气。以太（ether）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设想的一种物质，他认为：“地在水里，水在空气里，空气在以太里，以太在宇宙里。”他还认为，以太是天体的物质基底，以环状运行；以太与灵魂的气息（pneu-ma）也有关系。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以太观是一种万象生态观：它弥漫在宇宙之中，既属于物质，亦属于“灵魂的气息”，虚实相济，形神兼备。笛卡尔将以太引入科学，并赋予它某种力学性质；他认为物体之间的作用力要借助以太传递，空间充满以太这种媒介物质，如磁力和月球对潮汐的作用力。有趣的是，在英语里，以太就有了“非物质性”，变得“无形”。显然，以太介于物与非物之间，本身是物与物之间互动过程的隐喻，是一种本体论思考，它无处不在，只可意会，不可触摸。以太构成的宇宙是一个连续统，一端是物质，另一端是非物质；一端是具象，另一端是抽象；一端是“地”，另一端是“天”。
同样道理，佛教中有“微尘数”，大千世界皆可以于微尘中全息包容。按照佛教说法，人类所在的世界称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教主；娑婆世界周围有微尘数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其中一个。“佛陀在《华严经》中还指出，在我们这个无边的世界中有世界名为‘普照十方世界种’，上持二十重华藏世界，即有二十层结构，其中第十三层共包括十三个佛刹微尘数的世界在内，娑婆世界以及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皆是这第十三层之中的一尘而已。”
根据萨林斯、斯特劳森、阿兰等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比较研究，在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到苏格兰的许多民族志地区广泛存在“颗粒”式存在交互性（mutuality of being）。以新几内亚内比利亚尔峡谷（Nebilyar Valley）为例，亲属关系来自kopong（油脂）的传递，油脂来自土地。父亲的精液和母亲的乳汁传递油脂，油脂奠定了亲子关系的基础。在本土人看来，红薯和猪肉也含油脂，因此共饮共食或共享地产，也有助于建立亲属关系。那些移民的后代也因为共享而进入本地亲属关系网。大量的民族志表明，“我”可以是我本人，也可以代表“我群”，具体是“我”还是“我群”，取决于说话人的时空位置或语境；“我”和“我群”之间由“颗粒”（particles）连接，当“我”相当于“我群”的时候，“我”是可分的，也是整合的。这种“颗粒”结构的内容可大可小。
由此类推，中国人用筷子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盘菜，筷子携带共享的“颗粒”进入身体，保持彼此间的关联，巩固互相间的情谊。也许这可以解释多数中国人为何至今不能做到中餐西吃，为何不能放弃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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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的指号共存论
美国指号学家皮尔士付出毕生精力，要建立一整套指号理论，用来解释各种宇宙现象，他的思想体现了万象生态观。皮尔士指号学（semiotics）突出指号活动／指号过程（semiosis），属于“指号生态”，类似于共生现象（symbiosis）。他把指号分为三类：征象（sign）、对象（object）、释象（interpretant），征象、对象、释象又各分三类，其中对象三分为象似（icon）、象征（symbol）、标指（index）。象似表达“质感”，例如蜜蜂飞舞的“嗡嗡”声，“汪汪”狗吠，“喔喔”鸡鸣；标指表示关联，如子弹和子弹穿过留下的洞，野兽和野兽的踪迹；象征表示“约定俗成”，如人类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
皮尔士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逻辑体系，它是理解宇宙万象的关键。这个逻辑体系包括“第一”（偶然性Chance）、“第二”（法则Law）、“第三”（形成习惯habit-taking）这三个范畴，可泛指为指号学。他强调，“指号三分”是为了分析方便，在临场现实中是互动不分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皮尔士说，征象是第一，它和第二（对象）有真实的关联，并由此决定了第三（释象）的存在，使释象与对象保持三维关系。可以说，象似、标指、象征形成指号生态，互相依赖，互为环境，互为条件，差异共生，产生意义。皮尔士的指号三分是物感物觉、物象关联、约定俗成的高度统一，物感物觉是基础，是“第一性”，我认为它属于“颗粒”或“微尘”的层面。“第一性”引发“第二性”（标指），即对于认知主体来说，二者有互指的逻辑关系（如“烟”与“火”的关系，由烟推火，因火生烟），而“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存在离不开主体认知习惯（“第三性”）的作用，一二三性都要同时在场，同时发生作用，是一个感知和认知的完整过程。我同意普安索（John Poinsot）对指号现象统一性的解释。他指出，有关指号存在和指号作用的人类经验，本质上不是主体对某物的简单知觉，而是“一物让主体意识到另一物”，例如当人们想到“马”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作为确定对象的“马”，而非主观的心智状态或者心智观念。这是一种主体参与、物物相指的三元互动，见物见人，“由感而悟”，感与悟共存的“生态”关联。我们通常说物物相指的时候，会把认知主体排除在外，似乎物物相指是一个纯粹的客观过程，忽略了这个物物相指是相对于谁的物物相指，这个物物相指对谁产生意义。应该说，人的主观意识参加了这个物物相指，它是三元过程，不是二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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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贝特森到黑川纪章
人类学家贝特森为了改进人类思维模式，基于自然与心智的关系，提出元模式，倡导新思维。螃蟹有大小，但结构相同；螃蟹有附肢，龙虾也有附肢，二者形状相似；螃蟹的生理结构有重复，有“节奏”，像音乐重复变调。贝特森把生命世界中个体的身体部分互相比较，取得第一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或人与马互相比较，找到相应部分之间的相同关系，找出第二级关联；把螃蟹和龙虾之间的比较和人与马之间的比较相比较，“对比较进行比较”，亦即“比较的比较”，由此得出第三级关联。这样，就可以建造如何思考的阶梯———关联性模式。关联性模式是元模式（meta-pattern），是模式的模式，每个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全息浓缩。这种思维模式以小见大，以大容小，万物关联。平常看似无关的草木昆虫、山水自然，就与人类发生关联。这种思维模式让认知发挥作用，打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回归自然，拒绝高高在上，努力建立新的分类系统，与丰富的民族志呼应，形成万物生态观。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根据佛教思想所提出的共生论，被认为是属于可以“向世界各个领域扩展的新思想”。在他看来，共生就是在各种关系中，包括矛盾对立的关系中，建立创造性，在对立中给予对方必要的理解和肯定。共生不是片面的无望，而是创造性的可能；共生是互相尊重的圣域，是共通领域，是生命系统中给予和被给予的关系。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涉及人与自然的共生、艺术与科学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传统与尖端技术的共生、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不同年代的共生、城市与乡村的共生、海洋与森林的共生、抽象与象征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肉体与精神的共生、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开发与保护的共生、不同层次内容的共生。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和贝特森的元模式如出一辙，增加了伦理分量，扩大了弹性空间，也是一种万象共生观。共生作为社会规律，能够尊重差异，保留模糊，和而不同，“千灯互照，光光交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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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民族志个案
分类源自认知，语言记录认知，语言活动既反映文化认知，也制约社会实践，语言和实践具有吉登斯式“结构化”（structuration）关系：语言是实践的中介和结果，实践为语言的存在和创新提供了条件，语言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语言活动和生态实践密切相关，语言分类和语言形式（如关键词、谚语和乡规民约）不仅反映本土生态观，制约本土生态实践，同时本土生态实践也创造、维持和更新本土“生态语言”。
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是一个侗族寨子，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属于山地和丘陵过渡地带，属于中亚热带暖湿润山地季风气候，土地为黄壤和红壤类型，以林地为主，种水稻，旱地用于种植红薯、玉米、花生、棉花和各种蔬菜。该村在20世纪80年代因乱砍滥伐，大部林地变成荒山，仅留下少量的“保寨树” 和“风水林”，后来的政策介入使林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导致林地变化的影响因素，除政府政策居首要地位以外（重要性指数0.87），传统知识作用突出，占第二位（重要性指数0.52）。小黄村侗族家门前种植神树，不可随便触碰，古木是“护寨树”，有神性；村寨周围的山林属于“护寨林”和“风水林”，不可砍伐。
村里的谚语说：“老树保村，老人管寨”“山腰（要）森林人要衣”“山坡有绿树，江河有清水”“千杉万桐，子孙不穷”。后来因“破四旧”，寨老制被打破，山林古树崇拜成为迷信，这些都造成后来乱砍滥伐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20世纪50年代以前，乡规民约和传统护林文化对林地保护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1980年代中期，乡规民约和宗教习俗受到冲击，林地面积大量缩减；1980年代中期以来，乡规民约融合现代法制，仍然是林地保护的重要保障，但神林信仰逐步消失。
贵州水族的传统生态知识，尤其是植物认知，蕴含着生态智慧，对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保护生态文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贵州水族多从事传统稻作农业，聚居于三都县和荔波县，自然植被好，水资源丰富。荔波茂兰喀斯特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与该民族长期运用实践得来的传统生态知识不断经营、管理和博爱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无关系”。水族酿酒使用酒曲植物，涉及120种药材植物。在本土知识中，这些植物有雄雌之分，良性交配，新生命诞生———酿造出米酒。采摘酒曲植物不能触犯神圣性，要选择吉日上山采摘，晦气之人不得触碰这些植物，人们要发誓遵守这类禁忌：谁要是使这些植物灭绝，那么这个人及其家族也就灭绝。蔓藤植物对保护喀斯特溶蚀地貌的生态平衡起到独特作用，水族人民对这些植物有独特的命名和分类，反映它们的特性、功效和“性别”。不仅酒曲植物有神性，古树也有神性，村寨旁的神树受到膜拜，得到保护。本地人相信，祖先的灵魂寓居在遍布村寨周围的风水树和坟山树之上，护佑着村寨，因此这些风水树和坟山树充满神性，不可冒犯。水族的“端节”和“卯节”是核心符号，每到两个节庆，人们在稻田旁隆重举行仪式，祭稻田，拜祖先。稻田通人，人通先祖，体现了万物关联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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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形”与“神”，“物”与“心”之间的关系，是自古以来的未了话题，涉及哲学，涉及人类学，也涉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形与物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充满活力，富于变化，以差异为特征，具有特殊性；形气神三元互动，万象呈现，大至天下，小至微尘，全息生态。生态观是心物互动的结果，也是生态实践的中介，本身也在生态实践中得以复制和创新。如以上两例民族志个案表明，信仰认知在反映本土生态观的同时，也制约本土生态实践，而本土生态实践也创造、维持和更新本土“认知生态”。
人类的原初世界是过程的世界，是关联的世界。万物互动，浑然一体，互为条件，互为环境。生态即过程，生态即关联。这种过程和关联的基本单位是什么？过去是以太、微尘、颗粒，现在是“单位”，可以是国家，可以是家庭，可以是个人，无论哪一种，总是和现代性有关，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国民、国家已经成为主流“单位”，国家主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制约着人类日常思维的方方面面。“以太”变成“原子”“质子”“夸克”“粒子”，成为“自然科学”概念，不再和人文社会科学发生关联，隐喻了“绝地天通”的现代性。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如“民族”“社区”“公司”“高等教育”“人民”“个人”，无不打上现代性烙印，都有国家建构的影子。自工业革命依赖，国家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单位，人可以“无家可归”，但不可以“无国可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国为本”“有国才有家”成为朗朗上口的流行语。与此相关，“民族认同”“民族文化”和其他类似概念存在歧义：这个“民族”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还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民族”？这样的讨论会继续下去。
现代背景下的“个人”相当于“国民”，“普天之下，莫非国土”，大地之上，莫非国民。现代思想多以 “个体”立足，“以人为本”，“国民”和“国家”交融一体，密不可分。从现代理念和现实出发，国家的存在已经不可避免，按照格尔纳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起初没有国家，后来，一些社会有了国家，最后，所有的社会都有了国家。”工业社会为了建立有条不紊的规律和惊人的效率（韦伯语），要打通国家和国民之间的许多中间环节，统一的教育，统一的军队，各种统一的标准，支持了高效率产出，市场经济显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说古代社会是“地天通”的整合思维，那么，现代社会就是“形神分”的分析思维了。人类从万物分离出来，脱离了原本包括他们自己的万象生态，人与非人对立，心与物对立。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社会人文世界的基本单位。
不过，正如美国的亲属制观念没有普世意义，来自其他民族志区域的亲属制观念有自身价值一样，大量的民族志表明，基于市场经济的分类系统也没有普世意义，非市场经济的分类系统也有自身价值，它照样可以维持本土社会的良性运转。传统人类学的谱系研究模式，把自然和文化对立起来，自然是“赋予的”，文化是“习得的”，二者泾渭分明。然而自施奈德批判以来的新亲属制研究，强调文化性和社会性对于物质性的依赖，强调人类世界与非人类学世界的交融不分。前面提到的萨林斯“存在交互性”和贝特森的“元关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能够把希腊哲学和美拉尼西亚哲学勾连起来，奏响万象生态的主题音乐。既然食物和物料能够加入亲属关系的缔造，螃蟹、岩石能够和人类发生关联，那么，阳光雨露、日月星辰就能增加“美美与共”“光光交彻”的愿景，就能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就能够加入“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万水千山总是情”。
国与族的纠结，归根结底出自“以人为本”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纠结于“国”与“家”的关系，纠结于二者孰轻孰重的难题，纠结于“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类似于“心”与“物”孰轻孰重、“形”与“神”孰轻孰重的问题，最终含混无解。只有把“心”与“物”，“形”与“神”融为一体才有意义，分开就没有意义，也就无所谓孰轻孰重。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在超越“以人为本”的分类系统中，基于“以太”“颗粒”“微尘”，重新发生关联，部分回归古典，部分创新，适应现代；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也要超越“大写的人”，以心物交融、形神共鸣的理念，面向未来，回归生态。万象是心物之果，涉及国家、族群、家庭和个人，也涉及人居环境、花鸟草虫和日月星辰。它们共成连续统，指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万象生态是万象过程，是万象关联。
注：原文发表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受篇幅所限，转发时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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