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長流》伊朗人的足球和阿巴斯的紅上衣

「生生長流」（And Life Goes On… 1991）是阿巴斯於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後五個月著手拍攝的電影。故事以一位導演（可以說他是阿巴斯，也可以說不是，全賴觀眾的選擇）尋找家住地震中心的小演員的經歷為藍本，描寫沿途所見到的居民的生活，由此引發的思索和領悟。阿巴斯擅長以尋找的方式展現主題，主人公所抵達的終點往往並非是最初預設的彼岸。在「櫻桃的滋味」里，男人尋找著死亡，在「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里，孩子尋找著朋友的家，在「生生長流」里，導演尋找著曾經合作的小演員。最終，男人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孩子找到了友情，導演找到了生活的希冀。

劇情簡介

1990年伊朗西北部發生大地震，影片《哪裡是我朋友家》的拍攝地點柯蓋爾就在這個地區，導演帶著兒子驅車前往那裡尋找影片中的演員。父子倆沿路接觸到的一個個劫後餘生的村民沒有人們想像中的悲哀神態，而是積極投身到震後的重建工作，更加珍視生命。尤其是那對在地震後第二天就舉行婚禮的年輕夫婦，更能讓人感受到經歷過劫難的村民們的強大生命力。最後他們沒有見到扮演兩位小主人公的演員，但有人說剛剛看見他們。

觀眾應該還記得《何處是我朋友的家》中那個可愛的演員小男孩，1990年，災難降臨在他居住的地方，大地震幾乎毀滅了當地一切。小演員生死未卜下落不明，阿巴斯在地震後，坐著汽車重返故地，尋找孩子。在路上，導演見到了許多觸目驚心的景象，廢墟、悲痛的人們、死亡……然而，令導演覺得驚奇的是，人們並沒有沉溺於悲痛無法自拔，而是在災難之後重整心情重建家園。死亡使生者更加珍惜生命，以更加充足的勇氣活下去，希望並沒有失去，片中比較高潮處，是一對男女在地震後舉行婚禮。小演員最終沒有找到，給片子積極向上的基調抹上了淡淡的感傷色彩。

幕後製作：該片記錄了前往災區一路上的見聞，獲得1992年戛納國際電影節羅西里尼人道主義精神獎、金攝影機獎。看這部片子，有一種做夢的感覺，對人生的感悟從尋找的足跡一層層剝離出來，彷佛跟阿巴斯一起進行了一次遠行，時間隨著形形色色的風景在平靜中不易覺察地緩慢流逝，蠻有意思。日本導演黑澤明曾經稱阿巴斯的作品「無與倫比」，這句評論是否太過此處不予界定，但從這部片子里，阿巴斯的從容以及悲天憫人的胸懷，確實夠得上大師的封號，對生命的思考是阿巴斯永不休止的詢問以及創作靈感的來源。此片中有一些場面，會在《橄欖樹下的情人》中重現，更體現了電影是「造夢」的說法。該片與之前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及之後的《橄欖樹下的情人》組成「村莊三部曲」。

1.1990

1990年的義大利之夏，吉奧吉.莫羅德和吉娜.娜尼尼的歌聲響徹整個亞平寧半島，這首或許是最成功的世界盃主題曲至今仍被一群人所津津樂道。

1997年大連金州，伊朗人馬達維基亞在人叢中的「一箭穿心」現在回想都隱隱作痛。除了記恨想贏怕輸的窩囊男足外，還有點不明白伊朗足球居然完全超越了中國（那會剛小學畢業，沒什麼充足的知識積澱）。

2006年，一名叫波爾哈尼的伊朗年輕球員在卡達球場上——中國隊球門線處做出了長約兩三秒鐘「極富挑釁性」的慶祝動作。那一刻，中國球迷的怒火被點燃，蒙羞以外，卻說不出個具體的所以然。

不無可能的說，伊朗足球遠比阿巴斯作品更有「親近力」和影響作用。對於普通人而言，說這些和阿巴斯的《生活在繼續》都有所關聯——至少看過影片後，很多人知道：在1990年，伊朗大地震後的偏遠山區村莊，能讓一個孩子甚至一群人暫時麻醉乃至忘卻傷痛的是那年的義大利世界盃足球賽，甚至有著一雙綠眼睛的男孩子Reza幾人還因熬夜看球賽躲過一劫。足球運動在伊朗的普及性，發自人們內心的喜好，隨之而來的興奮鼓舞，與電影一樣成為不分語言、國籍的世界語。

2.人文關懷

發覺真想扯點什麼，還要提一個被用爛的名詞叫「人文關懷」，它的出現頻率極高，不乏眾人順手拿來一用，相似的詞語還有「救贖」等。

在這個國度人們更關心的是魏敏芝「脫貧」後的美好前程，而小男孩Ahmadpours的不同命運絕不是簡單的中伊國情差異。我們的大師大導演忙著批上高雅藝術外衣、圓心中情結，將沒做有，積極斂財。大作中常見的只是一通極權至上、虛偽說教，若干表情浮誇的角色外帶些做作笑臉的群眾演員。

中國那些頂著大師頭銜的導演喪失甚至是不曾擁有的人文關懷，在阿巴斯電影里被記錄在鏡頭中，脈脈不得語。

以1990年的伊朗大地震為背景，導演「阿巴斯」帶著小兒子駕車重返地震後的災區，尋訪1987年《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小演員，希望他們逃過此難，在地震中平安無事。

遠遠的哀樂聲起，配樂第一次出現在影片時，是在一處公路對面帶著綠色生機的林間空地畫面，人們忙著哀悼死去的親人。隨後窗外場景出現一個大「之」字形的山坡，舊景重現，那是小男孩Ahmadpours送作業本時幾次跑過的山頭。之後在Ruhi老人處小憩時導演望向幾近坍塌、只剩堵牆的木門外，遠處深景依然是一片充滿綠意的草地。而牆上還有張中裂開來的畫像，人們忙於自救、恢復往常。

3.記錄與虛構

令觀眾第一次產生記錄與虛構的界限混淆在Ruhi老人出現後，他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里的一名演員。他說到了他本來沒有那麼老，是導演讓他變老的，甚至駝背。他不認為把年輕人變老是種藝術，把老的變年輕了那才稱得上高明。紀錄片模樣的影片產生了不小扭轉，而問題就是老人在《生活在繼續》里也算出鏡，真實的他究竟是年輕還是老呢？

十個以上的人講起了大地震的慘劇，無一例外的都有親人喪生，唯有例外的是老頭Ruhi，他孤老一人。造成無數死傷的地震是不可虛構的，看山體巨大的傷痕和四處倒塌的房屋已明顯不過。《生活在繼續》用大量鏡頭記錄了真實的災後慘景，多數地方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廢墟。便是導演四處問路遇見的人們不乏用繃帶纏著傷肢、包著腦袋的，眼神憂傷面對著殘酷災難降至的家園。

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動人特質令觀眾保持高度清醒又能夠投入感情，交相存在造成的間離效果在後半部分愈加明顯。導演遇見了地震過後就選擇新婚的青年，坐樓梯上套襪穿鞋的動作頗有印象（《橄欖樹下的情人》的男主演，互相嵌套的戲中戲）。那層破舊小閣樓也就是《橄欖樹下的情人》翻版，甚至成了阿巴斯之後靈感的來源。

喊背痛的小男孩是真實的，還有說演過教室第三排的小孩子（都出現在1987年的《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村莊三部曲之一），不過導演似乎已不不記得，插說這個導演並不是真的阿巴斯，作為記錄的真實和作為劇情的虛構在《生活在繼續》完美結合。

4.對比，對比

《生活在繼續》不曾偏離的主線來自導演極力探尋著小男孩的下落，路上偶遇的舊識被汽車引擎過熱的外因一段段隔開分放於影片之中（引擎麻煩導致汽車行駛一段就要停下來散熱，以便繼續上路）。

兒子的年幼無知並沒有被導演責罵糾正，一度以為他會對兒子挑三揀四的諸多要求發火，卻沒出現。當然，在影片中，觀眾見著兒子對失去孩子的婦女一通精神安慰，姑且稱之為安慰，挺難得的。一路同行的兒子，他的存在恰好反映出不同人們經歷災難後的不易，例如洗衣服的女人、被蚊子救活的小男孩、一家住帳篷、對著攝像機還有些不自然的小姑娘。

導演的視線始終停留在斷壁殘垣的災區上，為災後的慘不忍睹所震撼。強烈對比還來自錐心刺骨的時刻與噩夢過去的解脫，影片既沒有掩哀而去，也沒有誇大樂觀；沒有一味渲染慘象，也沒有過於客觀而帶來冰冷，只有鏡頭注視下某一災民目光言語中流露的堅韌頑強，努力活著力爭擺脫困境。

「桑美」過後黨的喉舌不斷報道在《XXX文選》的指導下，受災群眾奮發向上，在人民幹部的指揮下積極進行災後重建。對於多數國人可沒什麼宗教氛圍熏陶，真主上帝的保護，天災人禍躲得了有時卻也逃不過，若是聽見親人死傷家庭的控訴，人們愈發要遷怒於隱瞞災情、急功近利而且好大喜功的XX們。

事實可能沒有想像中的嚴重，也不是本文要說的重點。不是說國人的同情心泯滅，而是沒能見著類似哪怕是接近的作品出現，何況同情不過是情感上的奢華。想說的只是基於以上一種事實：一個導演以獻給1990年的地震災民為題的電影，需要何種的角度切入，既不是迎取廉價同情，也不用以政策宣傳。

只能說阿巴斯做到了，在呼應前作之餘，把《生活在繼續》真切而不煽情的獻給了1990年伊朗的地震災民。

5.阿巴斯的紅上衣

1992年5月16日，在戛納電影節上，基於對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做出的貢獻，憑藉《生活在繼續》，阿巴斯穿著從一位並不相識的比利時人那借來的紅色上衣上台領取了羅西里尼獎，成為電影史上無法忘懷的一刻。且不說戈達爾對於他的評價高度，毋庸置疑的是阿巴斯通過鏡頭傳達給觀眾細緻入微的特殊體驗。

用費里尼獻給自己恩師羅西里尼的話說就是：「羅西里尼給予我們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謙遜，是面對現實所保持的非常純樸的態度。」

如果說見著1994年《橄欖樹下的情人》結尾小號聲中，綠色原野上小白點移動的長鏡頭是真心叫絕，那麼要是先看過1992年的《生活在繼續》，也許自己當時幾乎要拍案大叫的興奮會減去不少——總歸是大同小異。

在《生活在繼續》最後，導演沒有追上Ahmadpours，不過知道他平安無事（日暮時分的山頂，畫面上兩個身影掠過），也隨之放下心來。面對陡峭的連續斜坡，他和那輛黃色車子都有些無能為力。面對幾乎是不可能的斜坡，正當以為他將踏上歸程，車子又迎頭衝上，而且捎帶上了扛著油氣罐的男子，互助共進，完美如願。

這溫暖得不行的一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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