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么？——中外歷史人物臨終遺言雜讀
魯迅先生遺容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語出《論語·泰伯》，曾子之言。朱熹對這句話的注釋是：「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論語集注》）《三字經》開篇有語：「人之初，性本善。」《荀子·禮論》中論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始終俱善，人道畢矣。」綜合這4段話，可略知人在臨終時為何言善。
一位台灣學者的生死學研究認為「人只在接近臨終時才會真正發出良善」，因為那時「他本身的虛弱直接讓善良產生……再壞的人都會變成這樣子」（余德慧《生死學十四講》）。這觀點是新穎而可以接受的，亦可作為「其言也善」的佐證。——我們完全可以狹隘地以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就是針對「惡人」而言的，善人一般應該不會在將死之時反倒口出惡言；惡人卻可能在臨終之時良心發現、頓生覺悟和悔恨，於是「善始善終」：原諒、寬恕我的不「善中」吧！
如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基本符合實際的，那麼此亦可反證「人之初，性本惡」是不對的——「人之初」是善是惡一直存有爭議。
再看朱熹之注。窮，窮盡，窮途，貧窮。「人窮」此即「人之將死」、生命臨終，當然也包括「人貧」之意；「反本」即回歸本來、本源、本真，回到初生、初始、原始之態。人性之本是什麼？是善。所以：人將死時會回到初生之「善」態——雖然人在初生之時是不會「言」什麼善的。
而人又何嘗不畏死！死前言善，或就是想留給這個自己曾經生活過而永不可能再回來的世界一點兒更好的印象，給尚活著、用不了多久也將追隨而來的人一點兒念想。——問題是，許多人在死之前（所謂「生前」）很久就已經不能說話了，更有許多人來不及說什麼就死了，包括壽終正寢的。
「人之將死」有兩種狀態，一種是垂死狀態，因老、因病、因傷等等；一種是赴死狀態，為使命信仰、為取義殉情、為生活艱難、為病痛折磨、為領罪受刑等等。前一種狀態能言，前提是頭腦尚比較清醒，其言少而真實，最能反應遺者的思慮，更值得關注析解；後一種狀態則有相對足夠的時間並完全可以理智地、理性地言所想言，當然也許會有所設計和考慮——在這樣的死亡面前能冷靜地「秀一把」也是常人難以做到而可以理解的。
善，就是真、誠，就是道，就是不加修飾、沒有雕琢。善，上美，下口，中間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太正常太自然不過的了。那麼「將死」之人之言——屆時的真正的遺言而非預先之經過考量和準備的（書面）「遺囑」——之「善」在於什麼呢？
在於誡
孔聖的遺言是最值得關注的，其廣義的遺言也即《論語》等已成為中華文明的瑰寶，被歷代文人儒士奉為圭臬，柳宗元《送徐從事北游序》中就有言：「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但其臨終遺言——屆時的真正的遺言是什麼呢？
春禮《聖哲四傳·孔子》中記：「孔子似乎沒有什麼痛苦了。他用手示意讓學生們幫他仰卧躺正後，坦然地微笑著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說完，慢慢地閉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此不知作者何據。顯然，這是在誡「天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一語見《禮記·禮運》，是孔聖對弟子言偃說的，當時孔聖並不處於「將死」之態。這句話的意思是：正大之道施行時，天下為天下人所公（共）有。這是反君權、反王權的。這句話即使不是「遺言」，也是「善言」。
《禮記·檀弓上》和《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了孔聖去世前最近時日（7日）所說（唱）的兩段話，內容幾乎相同而前者所記較詳，或可為其臨終遺言。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早晨，老態龍鐘的孔聖背著手、拖著杖，悠然也憂然地在家門前徘徊念叨（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弟子子貢聞聽此言，有些擔憂：看來老師要病（「殆將病」）了。孔聖對他說：「賜（子貢），爾來何遲也？夏後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即東階，主人迎客位）也；殷人殯於兩楹（廳柱）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從「殆將病」到「殆將死」，情況很不樂觀，又加之夢兆合於喪禮，自謂「哲人」的「殷人」孔丘料來日無多矣，感嘆生不遇「明王」、憂其道之傳承、慮死後之殯殮……此言之善則在於尊禮，但不夠從容。
孔聖誡天下、誡為公，子產臨死時則實實在在地誡用人。春秋鄭國名相子產「病將死」時，對有可能接替他的大夫游吉說：「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音義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昭公二十年》）並明確告誡他說：「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韓非子·內儲說上》）子產的遺言分明是一段以水火為喻的非常形象、非常深刻的寬猛（嚴）之論。顯然，子產對游吉的「德」沒有信心，如此而提出讓他以「嚴」臨人。子產這段臨死遺言是很有借鑒價值的，是很善的；德高者或可反用之。如果「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想像」，那麼普遍地講應該也是先予猛嚴、多些猛嚴。可能正因為德薄，游吉恰恰沒敢按照子產所誡先以猛嚴，寬而致亂後方才覺悟而改道。
曾國藩的臨終遺言既是誡，也是悟——含悔之悟。在忽然不能說話前，曾國藩對攙扶他的兒子曾紀澤說：「我這輩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兒，造孽。我曾家後世再也不要出帶兵打仗的人了。」無語三刻後去世。對於手上沾滿了起義軍（也包括他湘軍的子弟兵）鮮血的曾國藩而言，這似有點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曾真正的遺囑早已寫好攤在案上：「我做官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大）徒傷，十分惶恐慚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慎獨則心裡平靜，主敬則身體強健，追求仁愛則人高興，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這直白的遺囑善倒還算善，只是有點兒亂，亦不過孔孟之道而已。
在於諫
司馬遷在《史記》中直接用「鳥之將亡……」這段話定義了好友東方朔的遺言。那麼，將死之東方朔遺了什麼言呢？
作為漢武帝的常侍曹侍郎（掌管文書）、太中大夫（掌宮廷議論），以敢於「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著稱的東方朔在老而「且死」之時諫武帝曰：「《詩》雲『營營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史記·滑稽列傳》）可能由於東方朔過於「詼諧滑稽」，武帝始終以俳優視之而未予大用，故而聞聽東方朔此言後頗生疑惑：「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東方朔這遺給帝王的臨終之言是夠善的，而其原來是多「戲言」的。
「遠巧佞、退讒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被諫者很難做到的「通諫（鑒）」，其關鍵或難點在於首先要分清誰是巧佞（「青蠅」）、哪句話是讒言。
在於勇敢、從容、瀟洒地面對
清醒地意識到死亡即將來臨，而能勇敢、從容、瀟洒地面對，靠的是信念和意志。處於「赴死狀態」的，其言之「善」往往是和屆時其行之「善」相輔相成的。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月九日，拒絕忽必烈一切勸降的文天祥將在北京菜市口臨刑，其「殊從容」地對監吏獄卒說：「吾事畢矣。」再南拜後就刑而死，年僅47歲。文妻歐陽氏收其屍時在衣帶中收得一紙，上寫一《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史·文天祥傳》）窩囊之朝廷竟有如此不窩囊之忠義凜然之士！大廈將傾，豈一木可支、一繩可系，英雄也萬難挽扶，何可再尋得用武之地？故嘆「吾事畢矣」——「吾事」即國事。可以認為，趙宋之氣脈就此方算絕息。可嘆英雄氣短，更可嘆英雄生不逢時啊！吾事畢矣，這平淡而無甚感情色彩的4字「敘述句」，背後卻是讓多少（時）人汗顏的忠肝義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此前詩句，響徹千古。
和多少有點兒「愚」的文天祥之忠比，方孝孺之忠是清醒而更正當、似乎也更值得的——也更慘烈。燕王、後來的明成祖朱棣攻進京城，召明惠帝朱允炆的文學博士、已被執下獄的方孝孺起草詔書，朱棣說：「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朱棣知道討伐他的詔檄均出自這方孝孺之手，此舉或特為難堪之。方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大怒，命綁縛刑場……方孝孺慨然就死，並作絕命詞：「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鳴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明史·方孝孺傳》）方孝孺等被磔殺於市。高僧、朱棣謀士姚廣孝對方孝孺之不屈早有預料，他曾對朱棣說：「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據記，朱棣是點頭應允了的。傳說，刑前朱棣與方孝孺還有一段對話，朱棣惡狠狠地對方孝孺說：「汝不顧九族乎？」方奮憤然回答：「便十族奈我何！」於是，朱棣慘殺方孝孺十族873口。秀才造反可以三年不成，文人急眼確是可以立即向死的。方孝孺遠去了，喜讀書種子並未「絕矣」。
嵇康死得更不值、更冤。貴公子鍾會往見嵇康，嵇康不屑以禮，與向秀「鍛不輟」（為生計而為鐵匠）。良久，鍾會自討沒趣，欲走，這時嵇康說話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尷尬而巧妙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二人由此結怨。懷恨的鐘會終於尋釁向攬控朝政的魏大將軍司馬昭奏了嵇康一本，這是致命一奏……真是不能得罪小人啊！臨刑，嵇康悠然地看了一眼西下夕陽，然後索琴彈了一曲拿手的《廣陵散》。曲終，嵇康淡定地說：「袁孝尼（准）嘗請學此散，吾靳固（吝惜）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世說新語·雅量》）40歲的嵇康就這樣去了，「文王（司馬昭）亦尋悔焉」。好在《廣陵散》也並未「絕矣」，投入地聽去，仍可聽出那千古蒼涼悲愴。
一則「遺言」未遂的例子。東漢王允為豫州刺史時一而再地獲罪臨刑，「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葯而進之」（企圖勸其自殺以免受酷刑之苦），王允厲聲說：「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吮服）葯求死乎！」（《後漢書·陳王列傳》）這磊落氣度和思考角度！於是，他擲摔葯杯，登囚車赴刑……英雄領罪，臨死亦見擔當，雖死尤不忘「臣道」。在一些大臣的周旋下，王允得以免死，第二年獲釋；後官至尚書令、司徒等，並計除董卓，而其自己最終也被殺於漢末亂局中。
僅憑莊子對死亡的認識和態度，譽之為「大哲」就不為過。莊子要死了，弟子在核計該如何厚葬他，莊子聽說後對弟子說：「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陪殉葬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說：「吾恐烏鳶（烏鴉蒼鷹）之食夫子也。」莊子坦然而殘喘而不無幽默地說：「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這是《莊子·列禦寇》中所記，應該是出自其弟子之手吧！莊子妻子死時，他是「鼓盆而歌」（《莊子·至樂》）的，他認為那是「偃然寢於巨室（天地）」了。主張薄葬，反對厚葬，這是真善、大善；但幾千年下來，莊子簡葬、薄葬思想（做法）的影響力微乎其微。不知弟子最終是否真的遂了莊子之願。
莊子是坦然垂死，西方大哲蘇格拉底是坦然赴死。公元前399年春末，沒有按照好友克利多的安排逃跑的蘇格拉底毅然面對雅典法庭的死刑判決，端起毒酒杯，說：「現在我們都該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到底誰在走向更美好的地方，除了上帝，我們都不知道。」（威廉·魏施德《通向哲學的後樓梯》）喝下毒酒後，蘇格拉底又突然掀開蓋臉布對好友克利多說了人生最後一句話：「克利多呀，我還欠阿斯克里皮爾斯一隻雄雞，請別忘了幫我還他。」（南風《聖哲四傳·蘇格拉底》，此事另有版本）蘇格拉底對自己將去的地方有信心，對有可能逃往的地方沒信心，所以他沒逃。還了雄雞，蘇格拉底就可以無債一身輕地、與這個世界毫無瓜葛地、安心地到「更美好的地方」去了。如果有足夠的時間安排，人都是要在生前完債的。
哲人尤里烏斯·伽努斯是被羅馬執政官尤里烏斯·凱撒判處死刑的。行刑前，伽努斯正與同伴玩跳棋。他一邊數著棋子，一邊對同伴說：「我死後，你可不要假裝自己贏了。」這種詼諧向死、慷慨就義，可比如嵇康之彈《廣陵散》說袁孝尼、金聖嘆之論腌菜黃豆、瞿秋白之譽豆腐。這還不是伽努斯的臨終善言，面對悲痛的親朋，他最後說：「你們為什麼難過呢？你們不是想知道靈魂是否可以永生嗎？我很快就會找到答案了。」只是他不能回來告訴他們答案了。在幽默詼諧中殉道，只有他自己是輕鬆的。——有小說寫一死刑犯跪地待斃前忽然回頭問監刑者「昨晚的球賽哪個隊贏了」，得知答案後平靜受彈；如此「浪子回頭」，雖談不上什麼「大義」，一樣的坦然向死卻是值得點贊的。
一場淋雨讓正在希臘參加民族解放鬥爭的英國詩人拜倫患了重病。逝前，他對自己抑或對死神說：「來啊！來啊！別示弱，死也要死得像個男人！」（特里·布雷弗頓《不朽遺言》）被肺炎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俄國短篇小說巨匠契訶夫在香檳酒香中等待著死亡：「我喝完香檳已經很久了……」（或：很久沒喝香檳了）作品《莎士比亞死了嗎?》出版不久，作者馬克·吐溫死了，死於狹心症，死前他冷靜地說：「死亡，唯一的不朽者，對我們一視同仁，給所有人以平靜和庇護，無論污穢的還是潔凈的、富裕的還是窮苦的、被愛的還是不被愛的。」
——比如「打倒……」「……萬歲」是某些革命志士慷慨就義前的最後遺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是某些英雄豪傑（盜匪）「即刻就把頸項伸長受刑」（沈從文《無從畢業的學校·我的教育》）前的最後一句話；他們遺世的這最後的「豪言壯語」直接向「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魯迅《葯》）的人們傳遞了以不同的「惡」為背景的不同或相同的「善」。
在於平靜淡定
這也是可以有的一種狀態，特別是在壽終正醒時。
1894年，隱居在南太平洋一個島上的蘇格蘭作家史蒂文生病逝於肺結核，他為周圍人（為他送終的？）的疑惑而疑惑：「怎麼了？我看上去很怪嗎？」是的！經驗表明，臨終或已終之人，躺在那裡，看上去多是很「怪（脫相）」的。
在於解脫
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中記貝多芬在彌留之際說：「我耐著性子，想道（到）：一切災難都帶來幾分善。」接下來，羅曼·羅蘭論析到：「這個善，是解脫，是象他臨終時所說的『喜劇底終場』——我們卻說是他一生悲劇的終場。」如果可以說死亡是生命無法迴避的最大的「災難」，那麼按照貝多芬的思考，死之大災難必然會帶來大善——當然包括「善言」。
按照世俗的概念，人生應該是有悲喜之分的，但悲劇和喜劇並不是以善來區分的，「悲、喜」並不絕對對應「惡、善」。據說文藝復興時期法國戲劇家拉伯雷的臨終遺言是：「拉下帷幕吧，喜劇已經結束了。」看來遺言也能不謀而合。如果貝多芬認為自己是「喜劇底終場」，那麼是不是可以說所有的人生都是喜劇呢？是不是可以說悲喜只在於未生與生呢？某些宗教思想可能恰恰相反：「未生與生」對應「喜與悲」；或未生無所謂悲喜，而生足可悲。弘一法師李叔同圓寂時的遺言是四個字：「悲欣交集。」——生之「悲」結束了，而結束即「解脫」、即「欣」、即「善」。這四個字很深刻啊！「悲、欣」應該不是各半的吧，我想是常人悲多、聖人欣多。
1804年康德80歲去世前說的話只有一個字：「好！」1831年霍亂將奪去黑格爾61歲的生命時，他寫下幾句話，大意是：「只有冷靜的哲學思考才能給人帶來認識、帶來歡樂與自慰。」1951年，62歲的維特根斯坦死於癌症，他的最後一句話是：「請你告訴他們，我的一生是美好的。」（以上出自威廉·魏施德《通向哲學的後樓梯》）「好」「美好」及「思考與歡樂」，與貝多芬之「喜」的內涵是一致的——樂觀「其成」。
在於義
荊軻為義赴秦國刺秦王，至易水，與送行的燕太子丹、高漸離等訣別，歌吟長調：「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壯懷激烈、慷慨悲壯！但這顯然不是其最終遺言，其最終遺言是：「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記·刺客列傳》）這是刺秦王未得手後荊軻忍重創之劇痛罵秦王的話，語畢「左右既前殺軻」。言可見荊軻之無限遺憾和惋惜。——既行刺，如何又「欲生劫」呢？在人國度，憑一己之力，又怎麼可能「生劫」呢？荊軻在自嘲自慰，還是在自我解脫？
在於替生者著想
這是最現實、最基本的——其言，及其儘可能之行。
曾子病重，輾轉病榻的他對守護他的人說：「……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正理）而斃焉，斯已矣。」（《禮記·檀弓上》）有點兒「朝聞道」的意思。說完，曾子讓他們換下其正鋪用的「華而睆（音緩，光澤）」的竹席，未等重新卧穩便氣絕了。曾子顯然是想不讓生者忌諱地留下這季孫氏賜贈的竹席，或示鄭重，或為留念，或留他用，表現的是惜物之善。
在於悟
臨終而悟，無疑都已晚矣，「受益」的只能是生者。
尋哭聲找去，孔聖看到了「破褐擁鐮」哭於道旁的皋魚，便下車相問：「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說：「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學，周遊諸侯，以歿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而晚事無成，失之二也；與友厚而中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韓詩外傳·卷九·第三章》）皋魚是在向聖人「請辭」？未等聖人開口，皋魚「立槁而死」——原來此「辭」竟是辭世啊！
皋魚這一大段臨終悔悟，痛人心腸；其殘喘之生命似乎只待這一段肺腑之言與人說出後方才終結——怎麼就這麼幸運、這麼巧地遇到聖人了呢？知道這是聖人必經之路？聽之、睹之，聖人的心情可想而知。孔聖對隨行的弟子、門人說：「弟子識之，足以誡矣。」盡孝要趁早啊！「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在於追悔
唐德宗年間隴右節度使朱泚被叛軍擁立為帝，叛軍中將領、「負才怏怏不得志」的張光晟被任命為節度使兼宰相。在兵馬使李晟率領的官軍的圍擊下，叛軍敗潰，張光晟降俘，李晟「不得已」奉詔刑殺張光晟，刑前張光晟無限追悔地遺言後人：「第一莫做，第二莫休。」堅定、堅持始能成事，三心二意、猶猶豫豫只能敗事，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要「一不做，二不休」。張光晟的遺言很警譬。看看《舊唐書·張光晟傳》中如下所記更能理解張光晟之悔：「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眾回降於晟。……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之前張光晟故友、戶部尚書柳晟（又一「晟」）曾至判軍中策反張光晟未成。當然其堅持也未必能有什麼善果，但至少不會死得這麼窩囊、這麼不得其所。
和珅是清代著名大惡，其臨終是否有什麼大善言遺世呢？據繆荃孫《藝風堂雜鈔·和致齋相國事輯》中記，嘉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和珅獲賜自盡時，耆英為監刑官之一，他常對人說：「和相謝恩後，仰視天，俯視地，嘆曰：『我是個痴人！』遂就縊。」這是遲來的覺悟，看不出有多善；如果說有，那就是其對諸未現行的類似的「痴人」是個警示——聰明總被聰明誤！之前和珅有一首很有名的作於獄中的詩，有句如「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和「我是個痴人」調子一致；之後在其衣帶間搜出一首七絕：「五十年前夢幻真，今朝撒手撇紅塵。……」悔之晚矣！嘉慶帝看後御批道：「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大道、正道難聞啊！
南非「自由記者」凱文·卡特用汽車尾氣自殺前遺言：「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中的悲傷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此前三個月，他的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作為「特寫性新聞攝影」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1994年）。《飢餓的蘇丹》畫面：一個或將餓斃的蘇丹女童，捲曲著瘦小的身軀佝僂在荒涼的土地上，一隻兀鷹在她身後不遠處虎視眈眈……一張照片成就了他，也摧毀了他——人們在追問：那個可憐的小女孩後來怎樣了？「悲傷痛苦遠遠超過歡樂」，這不僅僅是凱文·卡特，應該是許多自殺者的共同原因。我想：在天堂，總有一天，凱文·卡特會看到那小女孩……
在於自責
越國的兵攻至齊國城下，齊大臣雍門子狄向齊王請死，齊王說：「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欲以死退敵，而齊王似有不解。於是，雍門子狄對齊王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位君王出去打獵，車左側輪轂吱嘎作響，車右邊的護駕請死。君王問這是為何，護駕說為左轂之響。君王說左轂之響是制車工匠的罪過與你何干，護駕說臣不見工匠而只聞轂響擾君，遂刎頸而死。齊王似乎明白了……雍門子狄接著說：「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亦刎頸而死……再看越兵，已「引甲而退七十里」了。
劉向《說苑·立節》中這段記述，並托出兩個忠義之士的「臨終遺言」及其一樣一樣的壯舉——「遂刎頸而死」。雍門子狄和「車右」在史上並不夠著名而「車右」更是不見名字，但二人以死所表現的擔當著實讓人驚嘆甚至不解，其行「善」於其言——那分明是過度自責、過於自律的「愚忠」。更以小人之心度之：也太善解人意、太小題大做了吧？此或為「爭取主動」？通常我們是急於推卸責任、慣於尋找借口的。
在於無奈
華夏有皇帝伊始就出了秦二世這麼個混蛋而窩囊的傢伙，死的那叫個無奈啊！
剛剛陰謀繼位的胡亥有點跳踉浮躁，為穩定皇位，在郎中令（負責宮殿警衛）趙高的慫恿下開始「練狠」，大開殺戒，目標「大臣及諸公子」，首選兄弟將閭。胡亥的命官對將閭說：「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我來行法）焉。」將閭說：「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典禮司儀）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來者說：「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於是仰天悲呼：「天乎！吾無罪！」（《史記·秦始皇本紀》）3遍而後與另二公子流涕拔劍自刎。3個「未嘗敢」之「善」就這樣被權欲膨脹起來的「惡」吞噬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皇為帝之胡亥最終竟也栽在已經做大做強了的「為臣」之趙高手裡了，且也是自殺，而更狼狽。新任郎中令（趙高已代李斯為相）和趙高女婿、咸陽令閻樂按照趙高的預謀，率兵闖入內宮胡亥近前……接下來是一段很有名也很有趣的對話（以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其中包括胡亥的臨終「遺言」。閻樂數罪胡亥：「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叛）足下，足下其自為計。」胡亥說：「丞相（趙高）可得見否？」閻樂說：「不可。」胡亥說：「吾願得一郡為王。」不許。胡亥又說：「願為萬戶侯。」不許。胡亥再退而求其次：「願與妻子為黔首（百姓），比諸公子。」閻樂不耐煩了：「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戲弄結束，死路一條，「足下」胡亥爭取主動，起而自刎。「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黔首」豈能和「公子」劃等號），這遺言也夠「反本」的啊——生在帝王家，起點太高，根本反不到此本。
再說李斯。被曾經的同黨趙高誣以謀反獲罪，李斯將被腰斬於咸陽。臨刑前，李斯與同刑的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李斯故鄉）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史記·李斯列傳》。明代蓮池大師《竹窗隨筆·東門黃犬》中所記與此略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再說陸機。晉「八王之亂」時，文人陸機領成都王司馬穎之命帶兵與長沙王司馬乂戰於鹿苑而大敗，陣前搗亂太監孟超（陸機忍而未殺之）與其兄孟玖內外勾結向司馬穎誣告陸機「將反」，司馬穎不問青紅皂白擒而誅陸機于軍中。誅前，陸機「詞甚凄惻」地遺書於司馬穎後嘆曰：「華亭（陸機故鄉）鶴唳，豈可復聞乎！」（《晉書·陸機傳》）然後就刑。
李斯、陸機臨刑前的感慨差不多、句式亦差不多，愛寫詩的李白遂將二人聯繫起來：「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釋放）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行路難·其三》）李斯、陸機的將死之言最為本真。將冤死異鄉，而倍加思念故鄉；曾經榮華富貴，將死而返璞歸真。這正符合朱熹的「反本」之判斷。
在於留戀
臨終之人，總有未竟，總有遺憾。無論活得怎麼賴、死得怎麼好，這個世界都讓人、讓將死者留戀——留戀那些我愛的、愛我的人，不止留戀生活。
耶穌也是被審判處以極刑的。十字架上，耶穌氣絕前說的一句話是：「我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的手上。」再前一句是：「媽媽（瑪利亞）！我死後，約翰（其弟子）會幫助您的。約翰！媽媽就拜託你了！」再再前一句是：「我的神，我的父，為什麼離棄我？」（威廉·帕森《耶穌的故事》）看來耶穌也是有過抱怨的，這倒更人性化；包括對媽媽說的話，就如一個普普通通的孝子——這也正是「善」。南風《聖哲四傳·耶穌》中記耶穌在十字架上含混不清地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完了。」什麼完了？是生命完了，還是使命完了，還是刑將完了？總之，完了！
伏爾泰臨死前緊緊拉著貼身男僕莫朗的手說：「安德魯，我親愛的莫朗，我就要死了。」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知道自己將死。許多人是在疾病或衰弱造成的混沌糊塗中死去的，這不是壞事兒。俄國大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也死於肺炎：「我們都顯示……我們的顯像……這顯像結束了……就這樣吧！」在托爾斯泰看來，生，就是一種「顯像」。薩特臨終的最後一句話是對終身伴侶波伏瓦說的，他拉著她的手，閉著眼睛說：「我非常愛你，我親愛的海狸。」其潛台詞當是：我非常愛你，但我不能繼續愛你了。海狸，波伏瓦的昵稱。
如基督耶穌，奇僧蘇曼殊在垂死之時也想到了母親：「這便一切有情都無掛礙，只是東島老母……」（張國安《紅塵孤旅蘇曼殊》）他的生母是日本人，在其生後三個月就不知去向了；養母是其父之妾、生母的姐姐。想起生母？無限迷茫。想起養母？無限感傷。一切都不用掛礙了。臨終思母（不止「白髮人送黑髮人」），這更是「反本」。
在於絕望
這個世界最終會辜負每個人、會讓每個人絕望，但不一定每個人都能或都有時間表達出來，特別是臨終之時。
孤獨、憂鬱、也死於肺結核的奧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遺言：「親愛的馬克斯，我最後的請求：我身後留下的一切……舉凡日記、手稿、書信（我本人的和別人的）、素描，還有別的，不要看，全燒掉。」有許多名家會這樣對待或要求這樣對待自己的作品（手稿）。是對所作沒有信心還是不願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是希望人們永遠忘記自己？既然這個世界無論如何都不留下我，那我們就一刀兩斷、一了百了，不要再有任何瓜葛。這樣決絕，很不善啊！
在於恨
許多人是含恨離去的，如果其臨終遺言的深層含義亦「在於恨」，那我們還可譽之以「善」么？
最「不善」的遺言應該就是魯迅先生那人所共知的遺言（非臨終）了：「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此文後一個半月魯迅先生去世）所謂「做鬼也不放過」是也！對敵人、仇人、小人……不寬容這些人正是善，寬容這些人才不是善。先生遺給這個世界的最最後一言或該是這一句：「我的病怎麼樣了？」（內山完造《我的朋友魯迅》）這透著留戀、無奈。
沈從文先生的臨終遺言是：「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語氣、心態似和魯迅先生那時差不多。當你知道了極看重人性尊嚴的他在「文革」中竟被逼去打掃女廁所，你或能理解他這句遺言背後那滔滔不能或來不及說的——不要怪我「不善」，是「世界」「不善」在先！逝時，他已86歲高齡；看他一生，另一種「多壽多辱」啊！
愛爾蘭作家、《尤利西斯》作者詹姆斯·喬伊斯臨終還在擔心人們對他作品的理解：「沒人能懂嗎？」這其中隱隱作恨，恨別人（讀者），或也恨自己。人之將死，而心沒在死上，無意間任憑了死之到來。
——母親的臨終遺言
我母親臨終的最後一句話是：「孩子啊！媽要不行了——」之前如此數聲，之後無聲，永遠無聲！母親這「遺言」是在無限痛苦及半昏半醒狀態下下意識、自言自語式說出的，無所謂善，但真！但痛我心扉！
——我之預遺言
我想預遺言：「可以往見先逝的親人去了。」孔融被曹操誅殺時，禍及其一雙小兒女；臨刑前，7歲妹妹安慰9歲哥哥：「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後漢書·孔融傳》）看來吾識剛及1800年前之7歲小女。就憑這句話，我們也可以把她和其父孔融一起看作歷史名人，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她的名字；而如果把這句話看作是此小女的臨終遺言，那則太讓人心酸了。「（孔小女）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可惡的曹操還是下了毒手。
簡介：本名張新春，遼寧新民人，1963年11月生人，市作協會員，編輯職稱，喜愛文史，些有文章見媒獲獎出版，現為國企管理人員。
※中國明清肖像畫展在德國柏林開幕
※關於人物誌傳二三事
※劉娟：范成大和《桂海虞衡志》
※一組民國時期委任狀鑒賞
※溫嶺檔案館發現民國初年浙江都督府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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