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曉堂、韋力：中國古籍拍賣廿三年中的兩個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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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韋力老師、中拓曉堂老師、右主持人韓悅思女士

2017年10月7日，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古籍部創始人和前總經理、中國古籍拍賣事業的開拓者和領軍人物拓曉堂先生，攜手中國第一藏書家、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韋力先生，在北京雜書舘展開對談，暢聊中國古籍拍賣二十三年中的趣聞趣事，鳳凰文化全程直播。

拓曉堂先生主持古籍拍賣二十多年，開創了中國古籍進入拍賣市場的先河，確立了古籍善本每年春秋大拍的慣例，是給古籍拍賣立規矩的人。韋力先生浸淫古書三十年，私家藏書當世無兩，多年致力於中國古籍文化的傳承，並於版本學有極深的造詣。拓韋兩位先生，分別以賣方和買方的身份，在中國古籍拍賣二十餘年的歷史中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一部事業史，兩個小人物。兩位既是角力的對手，又是切磋的朋友。談笑間，中國古籍拍賣的一個個精彩片段呈現在觀眾面前。

篳路藍縷開創中國古籍拍賣市場

在分享的過程中，拓曉堂先生，悉數了當年從國家圖書館轉行到嘉德拍賣行的各種原委和細節。開古籍拍賣先河的大事，在他的講述里風輕雲淡。歷史學的學科背景，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的工作經歷，加上走出安穩的工作環境、去嘗試新鮮事物的勇氣，讓拓先生和當時新成立的嘉德拍賣公司「一拍即合」。

1993年5月份，嘉德公司剛剛成立，業務還都沒有開始。國際上對瓷器和書畫已經有了成熟的拍賣市場和慣例，但是對於古籍拍賣，國內並不太了解。剛開始時，還被很多人質疑，到最終被市場和學界接受，一條道路走得並不平坦。

拿韋力先生來說，他最開始對古籍拍賣就是抵觸的。韋先生起初擔心，古籍一旦通過拍賣的形式進行交易，藏書人就會失去「撿漏兒」的樂趣。但後來他發現，古籍拍賣自有其新的價值和意義，於是漸漸「深陷」其中，成為他購入古籍最主要的渠道。

古籍拍賣的三大意義

拓、韋兩位先生談到，中國古籍拍賣市場的重大意義，可以總結為三條：

其一，拍賣以價格彰顯價值，推動全社會重新重視古籍的保護和發掘。由於歷史上的特殊原因，古籍曾長時間被輕視、踐踏，大量珍貴善本一度「爛賤如泥」。古籍公開拍賣之後，受高成交價的鼓勵，很多深藏在民間的古籍善本重現得到重視、保護和發掘。

其二，拍賣建立了公開的古籍價格標尺。以書肆、古舊書店為主的舊交易方式中，價格是個「暗箱操作」、「見人下菜碟」，有時同一部古籍向不同買家開價能相差十倍，買賣雙方在砍價上相互博弈，耗費了大量成本。拍賣興起後，歷年曆次拍賣的成交紀錄都可以公開查詢到，為古籍價格建立了參照系。

其三，拍賣促成流落海外的中國古籍大量回歸。近代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古籍一直大量外流，誠為一段痛史。拍賣市場建立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購買力增強，古籍在國內拍賣的成交價屢創新高，召喚了大量散落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在向國內迴流，扭轉了中國古籍外流的歷史。

現場座無虛席

古籍中的銘心絕品

拓韋兩位先生，浸淫古籍善本拍賣一行二十餘年，對於市面上流通過和沒流通過的古籍善本都如數家珍，對很多古籍本子和它們背後的故事也極為熟悉，他們講述這些故事時流露出的情感，讓人頗為動容。拓曉堂至今還對宋版《文苑英華》念念不忘，此書為南宋宮廷舊藏，雍容豐美為他多年來經眼的古籍之冠，二十年前拍出後至今再無音信，惹得拓先生像丟了自己的孩子一樣遺憾和心疼。

韋力作為中國第一藏書家，他的書齋「芷蘭齋」中所藏古籍、稿本、書札、碑帖、印譜，數量之豐、檔次之高，可謂琳琅滿架。他強調古籍收藏的體系性，很難選出少數幾種來「代表」，如果非要挑出「心愛」，他介紹了清代大藏書家、版本校勘學家黃丕烈的親筆批校本，以及宋版書《施顧注蘇詩》。《施顧注蘇詩》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部書，刻於宋嘉定六年，是現存最早的蘇東坡詩集的刻本。此書歷代流傳有序，名家遞藏，從清初著名藏書大家宋犖，到納蘭容若之弟揆敘，再到大藏家翁方綱。翁方綱在乾隆四十年得到這部書，高興之至，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蘇齋」，此後每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這一天，他都會請很多名士到家裡共同祭奠這部書，在書上寫跋語和題記，稱為「祭蘇會」。晚清時袁思亮用三千兩白銀買下此書，這在當時可算是天文數字。

「假貨」？「托」？「結賬」？解析拍賣三大難題

主持人拋出一般的古籍拍賣的幾大難題，比如如何辨別真偽的問題和怎樣解決「托兒」的問題。但在執掌嘉德古籍善本部二十餘年的拓曉堂先生來說，這些問題似乎並不難解決，拿辨別真偽來說，拓先生覺得，辨別古籍真偽並不是十分難的問題，難的是，難的是人心，要心正才能談買賣。拓先生理直氣壯地說，通過嘉德賣出去的古籍，雖不敢保證價格是最合理的，但一定是對的，這個「對」就是對來源有考察、藏品成批次的。再說「托兒」的問題，或許有個別地方存在這種情況，但拓先生的原則是，要讓古籍善本在拍賣場上以適當的價格出售。如果因為人為的因素把某部書價格炒得過高，那麼後續同等品質古籍的交易價格就會受影響，市場無疑會被搞亂。當然，拍賣時偶然因素很多，就算沒有虛假操作，也會有某些古籍成交價與實際價值不符的情況出現，但這是無法避免的正常現象，這種不到最後時刻不知道商品能以什麼樣的價位成交的現象，也是拍賣的魅力所在。所以，嘉德古籍拍賣，既不會幫助賣家請「托兒」，也禁止賣家自己參與抬價。很多大名鼎鼎的藏品原主，甚至都不會親自到拍賣現場，正是因為相信嘉德和拓先生的運營水平。

提到虛假交易，拓韋兩位先生還提到很多年前一個趣事。當年，韋力先生對拍賣一事還不甚看好，其中一個擔心就是擔心虛假交易。拓先生為說服韋先生，自請「考試」，即請韋先生拿出幾件藏品，交給嘉德拍賣，看實際操作情況如何，好給嘉德古籍拍賣打分。結果韋先生不僅給出了高分，還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年如一日地通過嘉德購買古籍。這也是作為藏書家的韋力先生唯一一次出售自己的藏品。

活動結束後二位老師應讀者要求特別增設為讀者自帶圖書題上款環節

文化傳承是有能者當有之義

前面提到，大陸古籍拍賣市場的興起，對海外收藏界和古書經營界也產生了震動和吸引，讓很多散落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在更能理解和體現古籍價值的中國市場價格召喚下，向國內迴流。拓曉堂先生帶頭的嘉德古籍善本部，把赴海外徵集拍品當成非常重要的工作來做，二十餘年間，促成了大量海外古籍善本的迴流。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宋劉仕隆宅刊本《鉅宋廣韻》，日本五山時代覆宋興國軍刊本《春秋經傳集解》和明弘治年間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等等。

拓曉堂先生和韋力先生，不只是古籍圈兒里的買賣人，還一直在從事古籍版本方面的研究工作。對兩位來說，對版本研究通透些，自然有利於在買賣古籍時不看走眼，同時沒有古籍善本的研究做基礎，古代書畫作品和其他傳世文物的價值就沒法估量。用拓先生的話說，古籍善本的拍賣流通，是其他古文物拍賣的基礎。除了在工作和市場上的實用價值，做古籍收藏和研究，也是希望能夠傳承和發掘傳統文化。韋力先生不無深情地說，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挺有意義的，而這個意義讓我快樂，所以才能往深了做下去。我個人更推崇黃丕烈，嚮往這種走自己的路，並快樂著的人。二位先生補充道，其實古籍收藏一方面可以說是國家集庫保護的一個補充，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古籍能分散到不同民間藏家手中，才使古書得以流傳下來。將來，只要這些古籍還能傳承下去，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不會丟。

除了做版本的研究工作，韋力先生還一直在從事古代藏書樓的尋蹤工作。十幾年來，他走訪了浙江、常熟、揚州、鎮江、蘇州、寧波、南京、湖南、廣東、山東等地著名的藏書樓，如曝書亭、潛采堂、采衣堂、文宗閣等。他記錄實地尋訪經過，拍攝藏書樓照片，探訪藏書樓的故事，等等。目前在中國，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從事這項工作的，恐怕只有韋先生一人。韋先生說，雖然還有很多藏書樓保存完好，但絕大多數已經蹤跡難尋，他就是要做這種搶救工作，在古代藏書樓的蹤跡消失之前，把他們的樣子和故事保留下來，讓後面的人不忘中國文人傳承下來的藏書文化，感知歷代藏書家的拳拳之情。

小貼士：

哪裡能買到最好的古籍？

古籍善本開始走向拍場，標誌著它徹底變為了一個商品。拍賣的好處在於買賣雙方可以面對面的交流，對於古人來說，由於得到古書的資訊非常艱難，其收藏過程極具挑戰性，而今天的收藏過程已經演變為靠金錢來說話，藏書的過程在於錢的多少，因此其中的樂趣與人文情趣也減弱了很多。

從競買會到拍賣會古籍價格一路走高

1993年在中國書店的第一場古籍拍賣，嚴格意義來說並不算拍賣，因為並沒有拍賣執照，所以被人們稱為競買會。真正意義上的古籍拍賣會是1994年秋天的中國嘉德拍賣，從最初的一家，演變為現在全國的30多家，古籍拍賣的走俏原因在於字畫瓷器等門類的價格太高，與之相對，古籍就顯得便宜許多。

什麼決定古籍善本價值

「三性九條」：三性指的是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歷史文物性，善本的「三性」指書籍應具備較高的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

善本的「九條」則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寫的圖書；明代刻、抄寫的圖書；清代乾隆以前流傳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國及歷代農民革命政權所刊印的圖書；辛亥革命前，在學術研究上有獨到見解，或有學派特點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時期、某一領域或某一事件資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傳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學者批校、題跋或過錄前人批校而有參考價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術上能反映古代印刷術發展的各種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畫、插畫的刻本；明代的印譜、清代的集古印譜、名家篆刻印譜的鈐印本，有特色的親筆題記等。

附二十年的惦系：宋本「文苑英華」

編者按：從1995年到今天的二十年間，中國嘉德資深專家、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的心底，始終惦系著一本書，這本書就是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近期，拓曉堂專門撰文記述了這段廿年的牽掛。

《文苑英華》史稱為宋四大書之一，編輯成書於宋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纂。全書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為多。全書錄作家2200人的約兩萬篇作品，可視為《昭明文選》之後的文獻巨著。

古人常說人生百年，這是天假。人的一生真的不知有多少年，或長或短，而二十年肯定不是短時間，尤其是在人生的壯年時期，那是多少夢想成真、最有生活質量的時間段哪。然而，從1995年到今天的二十年間里，我的心底始終惦記著一本書，就像一位父親無意中離去了自己的心愛女兒一般，令他在漫長的生活里無休止的惦系。這本書就是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

天賜見時易

1995年初，我去香港公幹。其中約辦的一件事，就是與吳子健先生碰面。他請我到府上小坐，說有些古籍資料讓我看看。我如約到半山吳先生的公寓，豪華闊大，但是屋裡的地上和桌子上都堆滿了書籍資料，一望便知吳先生是讀書用功的人。吳先生依他的爽快和達觀，笑言亂亂亂。我也從吳先生的話中了解到他已經常居美國，香港不時回來小住而已。我記得還沒有坐下，吳先生便遞給我一本書讓我看。打開一看，心中暗自一驚。這是一本世人未曾知曉的複製本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以下簡稱《英華》）。我問怎麼回事。吳先生告訴我，這是香港中文大學校慶，王南屏先生出此書為底本，影印四百五十部，是為校慶貴賓紀念。吳先生問這本宋刻原本可否參加拍賣，低價如何。我雖未在此之前見到這本書，但這部書對我來說確實太熟悉了。

《英華》史稱為宋四大書之一，編輯成書於宋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纂。全書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為多。全書錄作家2200人的約兩萬篇作品，可視為《昭明文選》之後的文獻巨著。南宋寧宗慶元初年，身居相位的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組織力量對《文苑英華》進行全面勘補，並親主持完成刊刻。《英華》自此始有刻本。此本開本宏朗，刻成後進呈內府，內府用黃綾裝封，一派皇家氣息，庋藏於南宋皇家藏書樓「緝熙殿」，書內鈐有「緝熙殿藏書印」印記。當年千卷巨帙，每十卷裝為一冊，共計百冊。刻成56年後，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內府曾檢查書品，在書冊上鈐有木記，木記內容為「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裝褙臣王潤照管訖」。宋宮大內舊藏宋版書記載裝褙人姓名，存世者僅此一例。這部當年千卷巨制，於今世存不過十餘本而已。且此書宋刻宋印，開本擴大，宋宮原裝，大內收藏，數百年間世人無緣一睹芳容久矣。故此書素為收藏界視為國之重寶。《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中，此書闢為洋洋數百言的辭條，可見分量之重。

我第一次看到這部書，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偶然機會。記得那在1988年，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到北京圖書館，那時我在北圖善本組工作。顧先生點名要看幾部書，其中就包括《英華》。由於當時善本書庫技術上留有問題，正在翻修，從文津街搬遷到新館的善本書，臨時存放在白石橋新館基本書庫的十七樓。我奉命到書庫里調取藏書，而後送往在北圖館長任繼愈先生的辦公室，顧先生在那裡看書。這使得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到這部宋本《英華》。這部中國古籍善本第一豪華的書，給我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1989年之後，我有機會應約參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蜀刻唐人集》，為其中的《丁卯集》、《新刊權載之文集》兩部撰寫後跋。這兩部書民國年間都是著名藏書家陳澄中先生的舊藏，從而接觸到了陳澄中藏書，並對其藏書進行了考察。知曉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國家高層決策，在國家經濟非常困難情況下，動用庫帑，兩次從海外購買陳澄中藏書回國的傳奇故事。那時學界都以為陳澄中先生的藏書全已回歸大陸。

誰曾想，竟然能夠再次遇到陳澄中先生的藏書，而且是這部國寶級的善本書《英華》。吳先生給我的這本複製影印本內，赫然看到了「荀齋」、「祁陽陳澄中藏書」等熟悉的印記。於是我驚問，這是民國時期號稱「南陳北周」的「南陳」陳澄中藏書，王南屏先生雖是上海的著名收藏家，主要是收藏中國古代繪畫，此書怎麼會轉在王南屏先生手裡？吳先生不知其中原委和流傳經過，王南屏先生已赴道山，現在其後人手中。我對吳先生講，這是一部重要的古籍善本書，將是中國古籍善本拍賣場里的重量級拍品。吳先生問我如何定價，我說可以參考宋拓《淳化閣》。1994年，美國佳士得拍賣會出現一本宋宮舊藏的宋拓本《淳化閣帖》，我當時雖注意到了，可惜那時我初入拍賣行業無能為力，後被美國知名的收藏家安思遠先生競拍得到。當時這部拓本估價十萬美元，成交價差不多也是十萬美元。這本拓本就是若干年後在北京故宮展覽，後來又為上海博物館巨資購回的四本《淳化閣帖》之一。那時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大致八比一，因此我建議的此書估價為80到100萬元人民幣。吳先生以為合理合情。大體商定後，吳先生答應將此書送往北京。

人間別時難

吳先生將這本《英華》送到了北京，那時候我是在民間第一次接觸到如此高等級的古籍善本書，興奮之情自是難以言表。我拿到這本書以後，立刻就尋找了國內有關的專家來鑒賞。包括我的前輩丁瑜先生。丁先生是我在北圖善本組工作時的同事。他是王重民先生的門下掌門，北圖的研究員，也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古籍組鑒定委員，最要緊的是他在六十年代曾經親歷國家第二次購買海外陳澄中藏書事，曾經涉知此事者，今已世無幾人了。在北圖工作時我曾經就此事專門請教過丁先生，所以知道丁先生對此事稔熟，也一定有興趣。當丁先生看到此書時，高興非常，滔滔不絕的講起了往事。於是我順勢就請丁先生將這段塵封已久的往事寫出來，丁先生沒有推辭接受了下來。於是就有了後來情意文辭並茂的《荀齋攜港藏書回歸知見雜記》一文。丁先生的這篇文章後來成為北圖、上圖和嘉德合編的《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序言。

興奮過後的難題也來了。當時的環境，文革過後不久，文化斷檔，社會中人對古籍善本書認識和了解程度極低。再者拍賣形式在中國也是剛開始起步，社會與國家還沒有對這種文物交流的認識。因此這書誰來競買就成了一個問題，更何況近百萬人民幣的估價，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小數目。許多年以後，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大道至簡上善若水》，介紹丁先生幾十年的往事，文中說道：「1995年某拍賣公司上拍一冊宋版《文苑英華》，起價100萬元，上拍之前請丁瑜先生鑒定。他認為，此宋版書與北圖舊藏為同書散出之本，應參拍競購，而最終此書被印尼人以121萬新加坡元拍走」。那我真的不知道丁先生曾主張國家參與競拍之事。但是結果這本國寶級的善本為海外的收藏家購去。為此丁先生在文章中深切的說道：「此次嘉德公司從海外徵集的23種陳澄中藏書，就是他當年攜港之剩餘部分，內中宋元佳刻、黃跋毛鈔居其太半，均為罕見珍本。惟望這批善本，勿若《文苑英華》曇花一現，而能留之鄉梓，此乃國家文化學術之福祉也」。

如此說來，我當時的憂慮有點多了。就這樣輕易的拍賣轉手，又出流海外了，真是讓人感到別時難，又別時易。苦樂兩重滋味，一時並存。

八十年的公案

關於這部宋刻本《英華》存世究竟有幾冊，多少卷的問題，從清末開始，就存在一段數不清理更亂的公案。這段公案與一位著名的藏書家有關，這就是在《英華》上下功夫頗深的傅增湘先生。傅先生在他的《藏園群書經眼錄》和《藏園群書題記》中，對存世的這部《英華》有過多次敘述和記錄，認定這部千年巨著的周必大刻本，僅存十四冊，一百四十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己巳（1929）十二月記:

《文苑英華》「存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記十卷一冊」；

同上，庚申（1920）四月記：

「存二百五十一至六十，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即二十卷二冊」。按：此系傅增湘先生在寶應劉翰臣家所見，其中傅增湘先生於庚午年將其中第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一卷一冊，收歸藏園。

《藏園群書題記》卷十八《校本文苑英華跋》記：

「嗣於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見宋刊本一百卷，為內閣大庫舊物，……其後數年之中，又得見宋刊殘本四帙，余幸分得一帙十卷」。

「館（京師圖書館）藏之百卷為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卷二百六十一至七十之帙為余所藏（己卯1939年九月）」

同上書《范履平臨葉石君校本文苑英華跋》：

「適聞文友堂書坊收得校本一部，乃商之書坊主人魏經腴，長期假我，…先後置余几案者三年。昨歲七月，校訂之功告成，乃舉以返之」（庚辰1940年十一月）。

由此可見，傅先生所見實為十四冊，共一百四十卷，分別為：

京師圖書館一百卷十冊，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己巳見十卷一冊，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庚申見二十卷二冊，二百五十一至六十，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庚辰見返文友堂書坊一冊，此冊傅先生沒有記錄卷帙。

此乃傅先生所謂世間僅存宋刻本《文苑英華》的十四冊，一百四十卷。值得注意的是傅先生著錄的文友堂魏經腴所收得一冊，沒有記錄存卷，留下了導致後來出現問題的埠。

1955年中國政府從香港收回陳澄中先生的藏書中，其中有一冊宋刻本《英華》，為卷二百九十一至三百。這裡就出現了差錯，學界將這一冊定為傅先生所說的僅存十四冊之一。於是199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卷著錄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條，將存世的這十四冊卷數定為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周叔弢先生捐贈；二百五十一至六十，傅增湘先生捐資；二百七十一至八十，國家購回陳澄中藏書；卷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卷六百一十至七百。至此內閣大庫直接撥京師圖書館十冊一百卷卷六百一十至七百，內閣大庫移送，計一百三十卷，十三冊已歸北京圖書館所有，而其中傅增湘著錄的一冊卷二百七十一至八十，不見海內外書目著錄，稱「下落不明」。學界顯然是誤將傅增湘先生未著錄卷數的一冊，與國家購回的陳澄中藏本混為一談了。

95年當我拿到這本宋刻本《文苑英華》時，核對其卷帙，為卷二百一至二百一十，發現其與《中國大百科全書》所稱的下落不明的一冊卷數不吻合。這給當時的學術界提出了一個難解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在這一冊里，內有傅增湘先生的題跋，藏園經眼錄和題記中均未收錄，摘錄如下：

按此書為內閣大庫之物，宣統三年清查閣書，移送學部，都十冊，自卷六百一至七百，凡一百卷，今存北平圖書館。此外為淮陽潁川君得四冊。此四冊中，近時歸秋浦周君叔弢者為卷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歸藏園私篋者為卷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此冊潁川君本以寄余，緣其二百七卷首損失三葉有半，別易一冊。此冊遂歸經腴。經腴屬寫生鄭姓影摹殘葉補入，字畫精雅神妙獨到，宛如無縫天衣，不見補綴之跡，亦足異矣。曾取明刻本校之，此十卷中改定凡八百五十七字，其餘館中及周氏所藏，余鹹得假勘。聞潁川君尚存留一冊。蓋天壤所遺只此百四十卷矣。其內府諸印，余藏宋內府寫本《洪範政鑒》亦有之。此必為蒲叔獻蜀中初刻進御之本。故紙墨精麗如是。經腴其善寶之，要當敝？自珍，慎毋明珠暗投也。庚午（1930）七月。傅增湘記。

此行文中所謂經腴者，即文友堂主人魏經腴。由此題記與庚辰傅增湘先生題跋相參，知傅先生必見此本。傅增湘先生所謂天壤之間僅存十四冊，十三冊已在北京圖書館，此冊在外，當屬第十四冊。然而其卷數與《中國大百科全書》著錄不符，因此我當時懷疑是否卷數著錄有誤？於是在當時的嘉德古籍拍賣的宣傳折頁上提出這個看法。此事直到1996年春夏之交，北京圖書館的李致忠先生赴台灣參加學術會議之時，偶然在中研院歷史與研究所發現了一冊宋刻本《文苑英華》，卷帙為二百七十一至二百八十，正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所稱不知下落的一冊。1997年《文獻》第一期發表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的文章，宋版《英華》存世數量至此可知為一百五十卷十五冊由此學術界才知曉，五十多年來所謂僅存十四冊一百四十卷的著錄是錯誤的，實際上應該是存十五冊一百五十卷。

歷經從1911年內閣大庫移送《英華》十冊起，歷經八十餘年的宋刻本《英華》的存世公案，至此學界才真正搞清其存卷，畫上了句號。

難說文姬歸漢

我常在想，也許這本《英華》的命運不好，回歸也不逢時，註定了要漂泊在異鄉。當然這麼想也許有點狹隘，也許它註定要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使者，尚未完成使命，這將是未曾完結的故事。

這本宋刻本《英華》拍賣之後，以一百四十三萬元成交，創造了一個神話和記錄。會後我曾經與購得此本的委託人交談過。他是一位新加坡華人。在交談中，我得知這本書又被海外人競投所得，心中自是一種莫名的遺憾，千辛萬苦從海外徵集所得，如今又將漂流域外，自恨國人不識。這種心情不只是我一人，丁瑜先生事後在一篇文章說道「然此書最終並未珠還合浦,回歸故園,令國人深以為憾」。但是在交談中，我得知他不過是一位代理人，真正的出資人是馬來西亞的一位華人。我問道，他懂中國古籍善本書嗎？對曰不懂。我很擔心，問道那為何要競買這本書呢？對曰，出資人與馬來的總統是好朋友，而馬來總統當時計劃要訪華，他可能將此書送給總統，把它當做國禮贈送中國政府。我聽此言，心中頓時一樂。心想這可是天大的好事，鬱悶之情隨之煙消。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馬來政局發生了變化，當任總統下台了，這事因此擱淺了。而此書自此也再次離開了我的視線。

通過這本《英華》，我得到了一個啟示，那就是雖然國家曾經兩次購買陳澄中先生的藏書回國，但是陳先生的藏書並未全部回國，還有可能留存。於是從那時起，我就一直通過香港的關係，四處打聽和尋找陳先生及其後人的下落。功夫不負人那，竟然真的找到了荀齋陳澄中的後人，並將其所藏宋元名刻二十餘種帶回國內，終為國家圖書館收藏，續寫了一段新的故事。此系後話，日後分解。

此事已經時過二十年了，但在這二十年里我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這本宋刻本《英華》，就像丟失了孩子的父親一樣，那種心情難以忘懷。既然命運讓它漂泊異鄉，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祝福它，依然受到榮寵，依然平安無恙。就像漢時的蔡文姬，遠出異域，她是命中帶有使命的，何必一定要歸大漢朝的故地呢?

陳紅彥：文苑英華（善本故事）

被稱為宋四大書之一的《文苑英華》，成書於雍熙三年（986年），宋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纂。全書一千卷，收文上起自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以唐代作品為多。全書錄作家2200人的約2萬篇作品，分賦、詩等38類，各類中又分若干門目，因選材、體例與《昭明文選》相類，時限與《文選》相銜接,可視為《昭明文選》的續作。編修時訛誤較多，體例亦嫌駁雜，後又幾經勘校。南宋寧宗慶元初年，周必大致仕，退居林下，閑暇親自組織力量，對《文苑英華》進行全面勘補，並親自主持完成刊刻。《文苑英華》自此始有善本。《文苑英華》從成書至定本梓行的過程，周必大在校刻之《文苑英華序》中多有交待，收在其《平園序稿》卷十五中。

《文苑英華》成書之時，板印初興，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而此書於柳宗元、白居易、權德輿、李商隱等或全卷收入，令唐人諸集多趨散佚後，成為後人的賞鑒、輯佚、校勘、考訂之依據。《文苑英華》所輯文獻豐富，清修四庫全書，不僅76家唐人文集，多輯自此書，全唐詩、全唐文及嚴可均全六朝文，亦多取資於此。而且書中所收詔誥、書判、表疏諸篇，足以訂載籍之是非，補史傳之闕漏，自清代以來，治唐史者已多取材於此。此書可謂著作之淵海，史料之府庫。

周必大刻《文苑英華》是此書第一個刻本，也是宋代唯一的刻本。此本開本宏朗，刻成後進呈內府，內府用黃綾裝封，庋藏於南宋皇家藏書樓———緝熙殿。當年千卷巨帙，每十卷裝為一冊，共計百冊。刻成56年後，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內府包背臣曾檢查書品，在未發現問題的書冊上鈐有木記。據國家圖書館現存的十三冊看,木記內容為「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裝褙臣王潤照管訖」（各處時間略有不同）。宋版書記裝褙人姓名，僅此一見。

近一個世紀以來，凡有關記載此書存世狀況的文獻典籍均稱原千卷大書，現存世僅有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一百三十卷十三冊（卷二百三十一至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二百九十一至三百、六百〇一至七百）。這十三冊中十冊為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接收內閣大庫撥交,三冊為藏書家周叔弢、傅增湘先生或捐贈或轉讓而來。十三冊上均鈐有「緝熙殿藏書印」、「內殿文璽」、「御府圖書」三枚南宋皇宮藏書的印章，我們藉此得窺宋代藏書印面貌。明代此書曾是文淵閣插架之物,後經晉藩收藏,有「晉府圖書之印」、「敬德堂章」、「子子孫孫永寶用」、「晉府書畫之印」等印。入清後書歸內閣大庫。遞藏關係非常清晰。此書還保留了宋代的蝴蝶裝原有裝幀形式。為我們研究宋代的裝幀留下了寶貴資料。

1995年,嘉德秋季拍賣會上這部書的另外一冊出現了,書原藏著名藏書家陳清華之郇齋,近代著名藏書家傅沅叔跋於其上。當時文化界、新聞界和收藏界引起極大轟動。然此書最終並未珠還合浦,回歸故園,令國人深以為憾。後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有文稱：「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尚有宋版《文苑英華》十卷一冊，恰為此帙中所缺之卷冊。」（1997年《文獻》第一期），宋版《文苑英華》存世數量至此可知為一百五十卷十五冊。千卷巨帙，今僅此而已。

唱春蓮：施顧注蘇詩（善本故事）

宋代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即世間所謂《施顧注蘇詩》的宋嘉泰淮東倉司刻本，流傳至今有存二卷本、存四卷本、存十九卷本及宋景定三年鄭羽補刻的存三十卷本等多部，不見全本傳世。由於其文獻價值和版本價值的珍貴程度，自清以來令歷代藏書家及學者為之追捧，即使吉光片羽，終當希世之寶。這其中，黃丕烈收藏兩卷殘本的故事最為典型。

黃丕烈，乾嘉時期著名的藏書大家，嗜藏宋版書，因收購宋本百餘種而名其藏室「百宋一廛」，自稱「佞宋主人」。嘉慶十六年（1811）冬，黃丕烈與同好潘奕雋出遊，順路造訪周錫瓚。兩人早知周氏藏有宋刻《施顧注蘇詩》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內容為蘇東坡追和陶淵明詩。而為蘇詩作注的施元之、顧禧，又深得宋代大詩人陸遊賞識，親為該書作序。此書至清代，宋刻原本已經流傳稀少。因此，二人商量趁此機會一睹此本風采，潘奕雋還極力慫恿黃丕烈購為己藏。早在三年前，黃丕烈為擁有兩部陶淵明集新築「陶陶室」時，就想將這部和陶詩並儲其中，以成「宋廛盛事」，只因當時財力不足，未能遂願。如今，潘氏建議正合己意，於是決定以議價欲購為由，將書借出。還是在康熙年間，時任江蘇巡撫的宋犖藏有一部宋刻殘本，經請人補綴殘卷，自己又摭拾遺詩加入其中，重新鏤版刊行。此時，黃丕烈找來這部重刊本，兩本仔細比對，發現新刊本中注語內容多有殘缺，已非原本風貌，相比之下，周氏所藏二卷存本既為原本，又卷帙完整，實屬難得，購求之心更加強烈。

七十高齡的周錫瓚收藏這兩卷東坡和陶詩已有四十年，一直認為該書已有重刻本，自己這區區兩卷宋本不過尋常之物，未予特別珍視。經黃丕烈借校勘核之後，方知此書「雖尋常習見之書，而為絕無僅有之本，當珍之重之。」認為黃丕烈是「藏書又能讀書者」，「以書歸之，勝於余之徒藏而不能讀者遠矣。」於是慨然出讓。

得到這部宋刻珍本後，黃丕烈心愛有加，將書重新裝幀，特製木質書匣存放。同年臘月十九，恰值蘇東坡生日，欣然登門尋訪潘奕雋，準備共同為東坡生日修拜祭之禮。不巧，潘氏赴友人之請不在住所。靜夜寂寥之時，想起早年京城著名藏書家翁方綱為藏有《施顧注蘇詩》宋刻殘本，特名藏書室曰：寶蘇齋，年逢東坡生日，還焚香設宴，與親朋同好通宵鑒賞暢談的情景，禁不住感慨萬千，隨即小心翼翼捧出這部和陶詩諷誦一遍，並即興題寫絕句四首於書後：

東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與奠椒。卻羨蘇齋翁學士，年年設宴話通宵。

東坡生日是今朝，一老沖寒赴友招。聞道春風來杖履，凌雲意氣正飄飄。

東坡生日是今朝，我獨閑居苦寂寥。但把和陶詩熟誦，樽無濁酒也愁消。

東坡生日是今朝，助我清吟興轉饒。誰復景蘇同此意，縣橋人又憶花橋。

潘奕雋後知此事，深為感動，於是奉題和韻四首：

東坡生日是今朝，薊北蘇齋歲奠椒。何似宋廛人獨坐，和陶一卷詠深宵。

東坡生日是今朝，有客城南置酒招。早覺春風來杖履，篆煙濃傍鬢絲瓢。

東坡生日是今朝，可有朝雲慰寂寥。想到六如亭下路，蠻風暖處雪全消。

東坡生日是今朝，斗室長吟興自饒。善本流傳期共賞，一瓻擬致縣東橋。

如今，斯人已故去，詩句永留存。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中，保藏著這部珍貴的文獻，一函二冊，記載著這段藏書故事，古籍珍本流傳中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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