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摧毀了潘金蓮的人生？

潘金蓮是小說《金瓶梅》中僅次於西門慶的重要人物，其形象的複雜性可見一斑，豈可籠統地視其為「淫婦」。要想全面了解這一人物，就必須從各個角度、各個側面進行分析及透視。統觀潘金蓮的整個生命歷程，她作為一個文學形象，其悲劇源於她出生在小門小戶的窮裁縫家，還源於其自身性格的弱點以及受到封建勢力的重重包圍。

《金瓶梅》全書的背景被安置在北宋末年，從《水滸傳》中的故事情節「武松殺嫂」出發，看似寫宋朝，實則是描寫明代中晚期的社會現實生活和風俗人情。這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赤裸裸地毫無忌憚地表現著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著「世紀末」的最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景象。而這個充滿了罪惡的畸形社會，雖經過了好多次的血潮洗盪，至今還是像陳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奄奄一息地掙扎著生存在那裡呢。小說不僅塑造了西門慶這一形象，還著力塑造了在錯綜複雜關係中的各種女性形象。

說到女性形象，不得不提的是小說第一女主角潘金蓮。從她的身世、處境、種種人生遭際去分析，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封閉的社會和家庭結構、單調和卑微的生活，把一個生命力旺盛的女性的全部活力擠壓到人生最低層次的追求，這便是潘金蓮人生悲劇的底蘊。這一人物，在我國古典小說的女性形象中具有獨特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地位。

《金瓶梅》中的潘金蓮已成了「壞女人」的代名詞，她就像一朵搖曳不定、風情綽約的罌粟花。它是最迷人的植物，又是最危險的毒品，同時也是最頑強的植物，就像長在濕潤沼澤地下的一株野草。然而，這樣一個一直在被醜化中沉浮的女性的背後卻蘊藏著濃重的悲劇色彩。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她的悲劇人生呢？美學悲劇理論認為悲劇性就是指人對死亡、苦難和外界壓力的抗爭本性；悲劇美就是指主體遭遇到苦難、毀滅時所表現出來的求生慾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後迸發以及自我保護能力的最大發揮，也就是說所顯示出的超常的抗爭意識和堅毅的行動意志。她真的是罪不可赦的惡人嗎？黑格爾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惡人，因為沒有一個人是為惡而惡，即希求純否定物本身，而總是希求某種肯定的東西，從這種觀點說，就是某種善的東西。在這種抽象的善中，善和惡的區別以及一切現實義務都消失了。」

透過潘金蓮的出身究其悲劇原因

潘金蓮的身世其實是很可憐的。作者在第二十四回中，用概括性的寫法描寫了潘金蓮的身世、容貌及婚姻狀況。她是南門外潘裁縫的女兒，在家排行第六，自小聰明伶俐，天生一副好姿色，又纏得一雙好小腳。因生活所迫，九歲就被賣到王昭宣府中；主人死後仍無法擺脫束縛，出了虎口又進了狼窩；到十五歲時，她又被賣到張大戶家當使女，她依然是不自由的，可以說更加悲慘。在張大戶家，她不僅成了洩慾的工具，還要忍受張大戶老婆的打罵欺凌。後來，由於張大戶害怕老婆，迫於無奈，他只能把金蓮嫁給了一個「每日牽著不走，打著倒退的」醜陋無比的武大郎。此時，一組矛盾擺在眼前，貌美如花的潘金蓮和三寸谷樹皮的武大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此不匹配的婚姻，對潘金蓮無疑是一個打擊。武大郎不僅醜陋無比，更讓潘金蓮無法容忍的是他的懦弱行為和不解風情。彭志剛也說過：「妻子對丈夫的失望，往往比對他的憤恨更促使她投入情人的懷抱。」

因此，潘金蓮之所以會成為一束罌粟花，她的家庭、她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的環境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性格釀造的苦果

潘金蓮的悲慘人生與其說是命運的偶然，還不如說是人性的必然。在《金瓶梅》中，潘金蓮的形象的刻畫大大超過了《水滸傳》的刻畫，作者有意把她塑造成當時婦女淫行惡霸的典型。有論者指出：「一淫二妒三善罵，是潘金蓮全部性格的主要特徵，也是她全部生活的基本內容。」那麼，她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把她放在一個「金瓶梅世界」中，通過她和小說中的其他人物的交往行為和關係來塑造這一人物形象，她性格中有著太多的複雜性，她受壓迫也壓迫過別人，她被迫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人，內心嚴重地受到壓抑和扭曲。慢慢地，在骯髒的西門府里，她成了一個心狠手辣、自私殘忍的人，上演著一幕幕的悲劇。

潘金蓮在生活上極其淫亂，與西門慶一樣充滿了淫心獸行。嫁給西門慶以後，她又與琴童私通，並與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發生姦情。她與西門慶縱慾過度，導致西門慶喪命。被吳月娘趕出家門後，直到臨賣的前夜，她還與王婆的兒子王潮兒通姦。她像野獸一樣追求情慾，不講任何人倫道德。

而她的善妒之心也給別人帶來悲劇――害死了李瓶兒，驚死了官兒。

同時，潘金蓮更擅長罵架，言辭極其尖酸刻薄，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是最突出的。第六十回，李瓶兒之子死後，非常悲傷，潘金蓮卻是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指著丫頭罵道：「賊淫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卻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斑鳩跌了彈了，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卻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裡，分明聽見，不敢聲音，背地裡只是掉淚。

在看似豪華富貴的生活中，卻是一種壓迫人性的環境。這壓迫首先來自家國同構的封建宗法文化及其制約下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性別文化。封建性別文化把家庭建設成為女性的牢籠，斷絕了女性從政、經商、治學等一切家庭之外的社會性發展之可能，使得像潘金蓮這樣極富創造欲、佔有慾的美貌聰明的女性，也只能在家庭範圍內構建自己的人生，施展自己的才能。

正因為如此，她對性慾的變態式追求才發展到了極致。

毫無疑問，她是一個淫婦，但她也是普通女性形象！張愛玲說過：「通往男人心的路是胃，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陰道。」自從相識了西門慶，她就像中毒了一樣，她以為這就是愛情，而西門慶只是把她當玩偶般看待。她不是個逆來順受的女人，她的性格使她不肯甘居人後，於是，在求愛不得後她便轉向求性。但是她的慾望從來沒有得到滿足，對性的追求給她的生活埋下了危機。最終，她就像一團烈火，既燃燒了西門慶，也燃燒了自己。 　　三、生不逢時

潘金蓮的悲劇，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社會的悲劇。在「天下騷然」的晚明時代，人們還要求婦女恪守三從四德，「存天理，滅人慾」成了一道套在廣大婦女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鎖。毋庸置疑，有壓迫就有反抗，婦女的各種各樣的叛逆意識和違規行徑就像熾熱的熔岩一樣，潛伏在地表下，隨時都有可能奔涌而出。作為潘金蓮，她的反叛意識首先衝破地表，在她荒淫的表象之下也體現出了婦女自主意識的覺醒。人不可能分為絕對的好人和壞人，當我們拿起道德的武器批判她時，是否也應該對她的遭遇給予同情呢？余銀娟是這樣評論她的：「這一形象的全部深刻性和鮮明的真實性就在於她表現出了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絕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她的身上，真的、善的、美的追求與假的、惡的、丑的慾望是這樣緊密地水乳交融地交織在一起。」很遺憾的是，她的覺醒和反抗與那個時代不相容，她的反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是難以與男權社會抗衡的，等待她的只會是不可避免的悲劇，到最後也只能留下「生不逢時」的感嘆了。

正如鄭振鐸所說的，「人是逃不出環境的支配的；已腐敗了的放縱的社會裡很難保持得了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物。」在這種種的不幸中成長出來的潘金蓮便不能片面地被理解為惡人了。

潘金蓮的悲劇人生為我們深刻地展示了：社會的黑暗、環境的污濁是如何強化了一個人性格中的弱點；而在情慾膨脹的境遇中，人性的弱點又是如何導致一個人的毀滅的。

在晚明「騷土」中，潘金蓮成為一朵罌粟花是必然的，在壓抑人性的社會中，她只能開出了一朵惡之花，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別人。真是可恨、可嘆又可悲呀！

不可否認，潘金蓮形象具有其本身的劣根性，但是在她身上卻體現著人性的覺醒，其悲劇結局又是令人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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