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識 | 三次在滬開的黨代會，會址是怎麼找到的
歷史留下來的一處處紅色會議會址，既是一份貴重的革命文物，更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再過幾天，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在北京召開。
從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輝煌的96年。其實，從中共八大開始，黨代會的會址才固定在北京，而此前的中共一大到七大的大會會址都因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盡相同。其中，有三次大會在上海召開。
這三次黨代會為何選址上海？建國後它們又是如何被一一確定和保護的？
陳毅提議尋訪「一大」舊址
中共一大之所以選址上海，其實有著多方面的考慮。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工業化、現代化和國際化，為黨代會的召開提供了最適宜的環境。
1920年5月，維經斯基攜帶李大釗的介紹信赴上海會見陳獨秀。雙方達成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資助，在上海正式展開建黨大業。直到1922年底，中共上海組織的活動幾乎都在法租界運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的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正式開幕。儘管是在法租界，但危險仍然時時存在。7月30日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會議被迫中斷。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警覺地說，這人一定是「包打聽」，建議立即停會，大家分頭離開。會議轉移到浙江省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
1950年夏末，根據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提議，並經上海市委討論同意，為紀念建黨30周年，展開了尋訪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
這項任務由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漆承擔，他召集軍管會文藝處沈子瑜和市委宣傳部楊重光，具體研究尋訪一大會址的方案和步驟。尋訪小組通過上海公安局找到了仍留在上海的「一大」出席者、後來叛變革命的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又從其子周之友那裡得知周佛海曾寫過一本回憶錄，書中記載，一大會址在「貝勒路李漢俊家」，而代表住宿則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貝勒路解放後改為黃陂南路，在1950年大體北起延安東路，南至徐家匯路，兩側約有2000棟房子。這樣就大大縮小了尋找範圍。沈子瑜和楊淑慧在黃陂南路邊看邊走，但沒有找到李的住宅。又經過幾天的反覆查訪，終於打聽到，與貝勒路交叉的一條橫向馬路，原名是望志路，當時已改為興業路。她凝視著交叉路口寫著「恆昌福麵坊」大字招牌的一所房子及白牆上一個巨大的「醬」字，覺得這就是李漢俊家。
後又了解到這一排五棟石庫門民居自東向西門牌分別為望志路100、102、104、106、108號（解放後改為興業路70、72、74、76、78號）。而李書城、李漢俊兄弟當時租下的就是106、108號這兩棟房子。1924年，李氏兄弟搬走後，董正昌把這五棟房屋全租下來，辦起了「萬象源醬園」。
在沈子瑜尋訪李漢俊住所的同時，楊重光通過上海教育局，從解放前的教育檔案中了解到博文女校創辦於1917年，校址曾三次搬遷，並於1932年關閉。楊重光來到太倉路尋訪當年的老居民，終於找到一棟二層的青磚樓房即當年的博文女校。
上海市委立即派人為這些舊址拍了照片，派楊重光專程送京審定。兩天後，楊重光被告知：毛主席和董老（董必武）都看了照片，說博文女校是「一大」期間代表們住宿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裡。
因為李漢俊早已去世，楊重光又直接找到在京任農業部部長的李書城核對，李書城證實：「那時我家是法租界望志路106號、108號，現大路名和門牌都改了。」至此，一大會址已基本確定。
為了把一大會址考證得準確無誤，中央又委託「一大」的參加者李達專程到上海實地考察。李達進入「恆福昌麵坊」後認定：「這是漢俊的家，黨的一大就在這裡召開。」於是，中共一大會址得到正式確認。
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的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里二號的《新青年》編輯部和太倉路的博文女校三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舊址闢為革命紀念館。1952年冬，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提出，「一大」紀念館的再布置應該完全恢復當年原狀，使參觀者能看到當年的情景。
1953年6月，「一大」會址模型送到北京。毛澤東看了模型後交待，讓包惠僧到上海實地看一看。1954年3月，包惠僧和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一同前往上海，會同有關部門著手布置會址。他們對當時的情景作了詳盡的回憶，力求儘可能地接近原貌。
1956年春節，董必武來到這裡。回顧往事，他感慨萬千，當場揮毫題詞，寫下了《莊子》中「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八個字。
延安高架為「二大」舊址讓路
「一大」以後，關於舉行「二大」的地點是在上海還是廣州？中共中央最初並未確定下來。但當時已決定，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共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再舉行「二大」。1922年5月上旬，上述兩個大會相繼在廣州舉行，黨組織派陳獨秀和張國燾指導這兩個大會，並考察廣州的政治環境。後來，由於陳炯明叛變革命，廣州政治形勢相當複雜，中共二大仍選擇在上海召開。
「二大」會址依然選在法租界，會議更加註意保密和安全防範。具體地點是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現為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即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開時，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抱著孩子在門口放哨，警惕地注意著來往行人。12名黨代表熱烈地討論了中國的時局及對策。大會決定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盡量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且每次會議都要更換地址。這次大會共進行了８天，舉行了3次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從規劃、保護到重新開發，有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細心的人路經延中綠地老成都路、延安路口時，會發現，延安中路高架路在這裡有個細微的轉彎。當年造高架時，有關部門考慮到「二大」的重要意義，因此延安高架建設時也特地為會址讓道。
從展館的舊址模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老成都路同期建造的石庫門建築共4排，「二大」會址位於深巷中的第2排，現在卻成了沿街樓房。
原來，為了保護「二大」會址，高架拆遷方案實施到「二大」舊址所處的那排石庫門建築時便戛然而止。1999年，為配合延中綠地一期工程建設，靜安區動遷了這一地塊上的670戶居民，並把這片建築保留了下來。
一波三折，「四大」遺址終確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當時中央要求，開會地點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離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生問題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因此，會址選在了閘北淞滬鐵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華界與租界毗鄰之地（即今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這是一幢三層樓的石庫門房子，比較隱蔽，不易被警探注意。會議在二樓舉行，會場布置成教室模樣作為掩護，三樓房間則作為部分代表的臨時宿舍。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四大會議會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
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曾發函給武漢大學李達、江西省委黨校、中央文化部等多處，併到中央檔案館等單位查訪，又訪問了一些與中共四大有關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書面調查或訪問資料。然而，並沒有得到一個確切的說法，「四大」會議會址仍下落不明。隨著許多當事人相繼去世，會址的查找更成為一個難題。
在「四大」會議會址的查找確認中，鄭超麟是個關鍵人物（時任中宣部秘書，「四大」召開時由大會秘書長彭述之指定其擔任記錄）。他在《鄭超麟回憶錄》中回憶了「四大」的經過：「會場設在閘北廣東街背後鐵路邊上一幢三層樓的弄堂房子，外地來的代表住宿其中；他們睡在三樓，二樓開會，布置成課堂形式，以便代表們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書之類。」
1984年，鄭超麟到虹口區進行實地辨認。走到川公路與東寶興路之間的一段鐵路時，他指著鐵路軌道東邊的新工房說：「就在這個地方。現在新工房的地點，可能就是當年的『四大』的會場所在地。」並說，當年會址北面還有一座教堂。隨行人員指著印度錫克教堂問他是不是這座教堂，他遙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說，具體樣式記不清了，只記得有一座教堂。鄭超麟還回憶，當年他除了負責會議記錄外還擔任嚮導工作，曾多次帶領出席會議的同志前往會場，因此對當時的地點和路線印象較深。
後來，又經過多次的實地勘察，終於確認上海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就是「四大」會址遺址。然而，由於原址房屋在抗戰中被日軍炸毀，虹口區於2006年在附近的多倫路215號，建起了一座「四大」史料陳列館。2012年，位於上海四川北路公園內的中共四大紀念館建成開館，為上海新添一處黨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歲月無聲，而這些曾群英匯聚、承載榮光的地方，卻銘記著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歷史留下來的一處處紅色會議會址，既是一份貴重的革命文物，更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本文綜合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文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