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導致了德國分裂？

剛剛結束不久的德國大選對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而言是「輸贏參半」：兩個主流政黨得票率創下 1949 年來新低，而新極右勢力政黨德國選擇黨（AfD）以 12.6％ 的得票率首次進入國會，成為國會第三大黨。

德國社會的分裂程度比人們之前預想的要深。有人認為這是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惹的禍，對難民和外來移民的「過度慷慨」不僅撕裂了民意，也連累了執政聯盟的得票率。

將德國社會民意的分裂和族群矛盾的加深都怪罪到默克爾身上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分裂和矛盾的種子多年以前即已種下，只不過人們低估了它開花結果膨脹壯大的可能性，雖然此前近三十年間已不乏族群衝突事件來提醒人們問題的嚴重性。

不過，至少有一個人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即已體認到德國社會深深的裂痕，並對其事關民族主義的前景感到憂心。這個人就是加拿大學者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他在後冷戰初期來到剛統一不久的德國，通過自己敏銳的觀察發現了在德國圍繞民族主義的兩種烏托邦的坍塌：

一邊是一個德意志人的德國的烏托邦，另一邊則是一個向全世界開放的德國的烏托邦。

兩德統一帶來的西部和東部德國人以及從海外回歸的德國人的親密接觸，讓德國人第一次深刻意識到彼此間的差異和隔膜，也讓那些憧憬「一個德意志人的德國」的右翼人士感到巨大的失落。而對於德國的自由派而言，由前南聯盟和前蘇聯地區的戰亂導致的難民危機，讓他們在戰後第一次感覺要被迫放棄後民族主義國家的烏托邦，更加冷靜地思考德國的民族利益。即使是對自由派而言，某些民族主義的對話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不得不討論配額、限制、遣返、對德國失業率的優先考慮，這些話題並不因為其與右翼的聯繫而可以視而不見。換言之，戰後基於愧疚和補償心理構建的一種後民族主義身份已經無法應對現實衝擊，還有害於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觀念的構建。

令情形更加紊亂的是當時還在德國實行的的種族民族主義國籍法。德國第一部《國籍法》誕生於 1913 年，由於當時皇帝威廉二世推崇血統論，這部法律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血統決定國籍」成為鐵律。二戰以後，聯邦德國一直沿用了威廉時代的國籍法，這使得非德意志人加入德國國籍成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一個出生於德國、成長於德國的土耳其人不能成為德國公民，而一個來自西伯利亞、從未在這個國家居住過、甚至不會說德語沒有語言優勢和工作競爭力的德意志族人，卻可以被授予公民身份，獲得廣泛的定居協助，這在很多德國人自己看來都是非常荒謬的。

後來出於促進族群融合的現實需要，德國通過了新《國籍法》，在歷史上第一次有條件地承認了雙重國籍，將傳統的確定國籍方式由「血統論」改為了「出生地論」。按照新《國籍法》，從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凡是在德出生的外籍人子女，只要其外籍父母中一方在德已連續且合法居留 8 年以上，並已獲得在德永久居留權至少 3 年，其自出生之日起自動享有德國國籍；待其成長至 23 歲後，必須在德國國籍和其外籍父母國籍中選擇其一：如果選擇德國國籍，必須放棄其它國籍，但只有當其擁有的非德國國籍不可能放棄的前提下，才允許其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此外，10 歲以下的在德外籍人子女自 1 月 1 日起可享受與上述新生兒同等入籍標準。與此同時，新《國籍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了外籍人申請加入德國國籍條件。

這部法律來得太晚，存在多年因不公正而引發的族群間敵意，很難因為一個法律規定的改變而一夕消除。與此同時，它似乎又陷入了兩面不討好的境地。

土耳其和其他外來族群認為自己即使歸屬於德意志國家，也絕不會歸屬於德意志民族。類似的詰問和失意葉禮庭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已遭遇過。當時一個名叫胡賽因的在德國長大講德語的土耳其年輕人向他抱怨說，即使最終能在德國獲得公民身份，他懷疑也不會有多大差別，一張護照會讓人們不再叫他骯髒的土耳其人嗎？一張護照會讓德國工人在工廠的車間里跟他一起抽煙嗎？他有一張土耳其人的面孔，一張護照授予的正式權利不會改變德國人看到他的樣子。

對於那些在東德長大，以痛苦的心情體認到西部同胞居高臨下的憐憫的中青年人士而言，讓外來族群享有公民身份，無異於一種民族背叛。這反而讓他們更加敵視外來族群，並把自身的一切不幸都歸因於外來族群，他們或是吃白食者或是搶奪工作崗位者。總之，他們不該來。

在葉禮庭看來，德國關於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歷史陰影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可以被輕易拋在腦後。德國社會關於民族主義的分裂自現代德意志帝國形成起就開始存在。1848 年席捲德意志各公國的革命之後，法蘭克福議會如此開明豁達，以至於其集會是依據德意志公民身份，不僅僅是那些種族上的德意志人，而是「所有那些在德意志居住的人......即使按出生和語言他們並非德意志人」。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保守派試圖通過召喚「浪漫」的德意志「人民」構建的種族民族主義。此外，還有俾斯麥等人著力打造的「國家民族主義」，即力圖首先形成一個民族國家，來創造對帝國機制的集體性公民依附。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左翼工人支持的黨派拒絕表達民族性的言論，認為它是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另一方面，傳統的保守主義未能在德國工人中為憲法民族主義贏得支持。希特勒乘虛而入，一方面將公民民族主義打翻在地，一方面把國家也即帝國民族主義與人民民族主義強行捏合在一起，轉向一種極其惡毒的種族民族主義，並利用它來進行大眾動員以建立極權體制。

葉禮庭在當時就指出，德國的未來既不是右派罔顧多元族群現實的種族民族主義，也不是自由派提出的超越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基於民主價值認同的公民身份基礎上的公民民族主義。

近三十年過去了，德國離這一目標更近了，還是更遠了呢？

在關於德國民族主義考察之旅的文章中，葉禮庭還訪問了一位匿名的因不滿法蘭克福的多元城市文化而移居鄉間的 K 先生。這位 K 先生似乎比光頭黨少年還令人不安，因為他出生於戰後，不認為自己應該為德國歷史上的黑暗時刻負責，並痛恨不能為德國民族「感到自豪」的挫敗感。他認為德意志民族是「乾淨的民族，一個自尊獨立的民族」。他想要一個德國人的德國，一個遵守法律、乾淨、有序、女人留在家裡、電視不向年輕人宣揚色情和暴力的德國。

二十多年前在面對少年光頭黨時，葉禮庭並沒有視其為威脅，因為他覺得德國中產階級還沒有「利用」他們。而現在 K 先生們做好與東部憤怒人士聯手的準備了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比一二次選舉的結果更能揭示德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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