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扉重啟 珍品再現：賽克勒美術館中國書畫特展
編者按：
聞名世界的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麾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一的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以下簡稱弗館）自2016年1月起閉門整修，其姊妹館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以下簡稱賽館）也於2017年7月關閉修葺，觀眾翹首以盼的開館典禮訂於今年金秋時節的10月14日。我們有幸請到亞洲藝術博物館的中國書畫部主任、策展人安明遠（Stephen Allee）先生與雙語講解員劉嫄博士於第一時間為我們揭開特為開館設計的中國書畫展之帷幕，讓《書與畫》讀者得以從萬里之遙先睹為快。
（南宋）梵隆 十六應真圖（局部）
弗賽兩館有四萬多件亞洲藝術珍品，時間縱貫六千年歷史，地域橫跨整個亞洲大陸，種類涵蓋金屬器、玉器、瓷器、書畫、雕塑等。館藏中的歷代中國書畫，在世界博物館之林堪稱翹楚。此次利用高科技重整館容之後的中國書畫展，策展人安明遠先生特意從館藏中精挑細選出眾多罕見的宋元明清書畫，以饗廣大觀眾。同時展出的還有中國古代瓷器，與書畫對照呼應，以凸顯宋元以降的中國藝術之瑰麗。
展品中年代最悠久的是繪於12世紀的《十六應真圖》，為南宋僧人畫家梵隆所作。梵隆，字茂宗，號無往，浙江吳興人，擅畫佛像與人物。對其生平，今人所知不多。據載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趙構（1127-1162在位）對梵隆頗為欣賞，曾詔其入內殿，並賜庵居。
「應真」即佛教中的「阿羅漢」（簡稱羅漢），由於羅漢形象無定型，歷代畫家雕塑家充分發揮想像力，創作出紛繁多姿的羅漢造像。早起五代貫休、北宋李公麟，晚至明代仇英、近代齊白石均曾以《十六應真圖》為題入畫。梵隆的《十六應真圖》， 效法了前輩李公麟（1049-1106）之白描手法，三十多尺的手卷上，前九位羅漢分別坐在高背椅上接受信眾拜見，後七位則身處松竹山林之中，從事各種活動。其中一位與頭戴儒士帽的文人且說且行，圖上的猛虎與頑猴則是常現佛典故事的神獸；另一羅漢依樹而立，笑望銜草前來的對鹿，身後若隱若現的魚竿斗笠透露了他正處在垂釣間隙；不遠處幾名侍童有說有笑地在竹林中布置檯面……這段畫面，白描筆法細膩，人物栩栩如生。與其說是一幅宗教說法圖，更不如說是一幅民俗寫生畫。畫面上，肉眼幾乎難以辨識的「梵隆敬寫」四個小字巧妙地隱藏在一塊山石下的草叢間。據弗館專家考證，此圖是梵隆目前已知的唯一傳世之作。
同室展出的還有另兩幅宋代畫作， 同屬一套佛畫系列。此套圖共百幅，每圖五位羅漢，構成《五百羅漢圖》。是南宋孝宗淳熙五至十五年間（1178-1188），距天台山十數里之遙的東錢湖畔富戶委託兩位名不見經傳的畫家繪製的，也是已知流傳於世的宋畫精品中數量最多的一套。
位於浙江寧波附近的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之發源地。這套南宋五百羅漢圖據推測在元代左右流入日本，今藏於京都臨濟宗的大德寺。十九世紀末大德寺為籌款修廟，套圖的一部分流出日本，其中十幅今藏波士頓美術館。此次弗館展出的兩幅羅漢圖，為弗利爾先生購於二十世紀初。留在日本的八十幾幅，約三分之一仍在大德寺，其餘由東京和奈良的日本國立博物館收藏。
（南宋）周季常 天台石橋圖
第一幅為《天台石橋圖》，由周季常畫於1178年，描繪一個有趣的中國佛教故事。早在天台宗創立之前，即有傳說天台山崖上築有精舍，有聖僧（羅漢）居住，僧人如能到此修行便能成正果。然而通往精舍的道路要經過一座狹隘天然石橋，橋上不僅「莓苔青滑」，且有「橫石斷路」，「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據成書於南北朝的《高僧傳》載，生活在陶淵明時代的東晉僧人曇猷決意跨越石橋前往精舍朝聖修行，聖僧們為其誠意所動，移開橫石為其讓路。然而儘管曇猷最終得以過橋，聖僧認為他修行尚未到家，指示他：「卻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此圖描繪的就是幾位羅漢關注曇猷過橋的場景。
畫面中景是高懸溪上的狹窄石橋，後景兩位聖僧在高霄雲端不動聲色地俯視，前景三位羅漢在險峻崖邊聚精會神地仰望，橋中間則行走著小心翼翼、舉步維艱的曇猷……古老宗教傳說在畫家筆下極其生動地展現在觀者眼前。
第二幅是《羅漢洗滌圖》，也成於1178年，由另一位畫家林庭珪執筆。此圖表現的是五位羅漢攜一名從者到河邊洗衣的場面。畫家在構圖上頗有巧思，精心營造。幾位聖僧年齡不一，表情各異，洗滌、擰絞、晾曬自行其是，在畫面上構成一個大大的U形。各人穿著不同，衣履色彩青綠黃紅，與背景淡勾濃墨的奇樹怪石形成巨大反差。頭頂上飄然而至的烏雲則有壓境之勢，更給畫面增添戲劇色彩。這幅作於八百多年前的畫作寫實意味如此濃厚，幾可與現代攝影藝術比美。畫家對羅漢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彰顯了他們既是聖者又是凡人的雙重性，很自然地將說教寓於讓觀圖信眾感到親切的氛圍之中。
更有意思的是，在研究這兩幅羅漢圖的過程中，策展人與日本科學家合作，用先進的熱釋光攝像機，揭示了暗藏在絹畫上肉眼難見的題識，為畫作提供了珍貴歷史背景。《天台石橋圖》的題識是：「翔鳳鄉、滄門裡、北滄下保居住顧椿年妻、孫廿八娘合家等，施財畫此，入惠安院常住供養，功德保安家眷。戊戌淳熙五年，干僧義紹題。周季常筆。」《羅漢洗滌圖》的題識是：「豐樂鄉、故干里、古塘保將仕郎陳景英妻口廿四娘，施財畫此，入惠安院常住供養，功德[保]妻口口口口。戊戌淳熙五年，干僧義紹題。林庭珪筆。」（註：方框中的字已模糊不清，無法辨識）
（元）趙孟頫 二羊圖
另一間展室里展示了十多幅自元以降的書畫珍品，其中多數曾為清朝王室藏品，最醒目的是弗館「鎮館之寶」之一，元代書畫大家趙孟頫（1254-1322）的《二羊圖》。
眾所周知，趙氏以畫馬聞名於世。為何此圖以羊為題材？圖左方的畫家題識解釋了個中緣由：「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為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於氣韻有得。子昂。」畫家在這裡僅將此圖稱為應友人之邀的戲作，並無暗示有何更深背景。然而欣賞過這幅畫作的幾位明初文人，在其題詩中均聯想到寧在塞外牧羊廿載，也不肯降於匈奴的漢臣蘇武。例如義陽偶武孟寫道，「王孫長憶使烏桓，因念蘇卿牧雪寒。落盡節旌無復見，寫生傳得兩羝看。」兀自推斷趙孟以畫羊暗喻蘇武。儘管趙氏本人也曾有「誰向夜深吹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的詩句，泄露出自己身為宋室皇裔卻不得不為元廷服務的無奈心情。然而此畫是否真隱有如此深厚的政治背景，恐永不為後人所知了。
有意思的是，《二羊圖》為清朝皇室擁有之後，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曾在這幅他倍加珍愛的畫上大做了一番文章。他不僅在畫上鈐了十四枚收藏印，還題引首，題詩文，甚至在1785年元旦還模仿《二羊圖》畫了一幅添加了一隻捲毛羊的《三陽開泰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乾隆引首的四字「寢訛神肖」源出《詩經·小雅·無羊》篇的「或寢或訛（或睡或醒之意）」。讀罷引首，再細看圖，只見二羊，種類一綿一山，體型一團一尖，毛皮一短一長，毛色一亮一暗，頭頸一昂一俯，姿態一靜一動……想來「寢訛神肖」的比喻倒是十分恰當，讓人對這位滿族皇帝的漢學底蘊不得不刮目相看。
皇帝的題詩則有更深含義。詩曰：「子昂常畫馬，仲信卻求羊。三百群辭富，一雙性具良。通靈無不妙，拔萃有誰方。跪乳畜中獨，伊人寓意長。甲辰新正月，御題。」詩中「跪乳」一詞來自漢代學者何休對《春秋公羊傳》的注釋：「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後人將「跪乳」喻為孝義遜順之意。乾隆在此引用跪乳之典的良苦用心，很有可能是讓觀畫者不要再去聯想忠於大漢的蘇武，而是做個恭順異族大清王朝的良民。
與《二羊圖》比鄰而展的是趙雍繪於1347年的《臨李公麟〈人馬圖〉》。趙雍（1289-1369），字仲穆，趙孟頫之次子。子承父教，書畫均佳，尤精於畫人物與鞍馬。將趙雍仿作與李氏《五馬圖》之一的《鳳頭驄圖》相較，可以看出：兩圖中人姿馬態，人冠馬韁，人髯馬鬃，均有多分相似。不同之處在於：李公麟僅靠寥寥數筆的細線白描和淡墨渲染，駿馬豐潤的肌膚，圉人（也稱奚官，即馬倌）瀟洒的衣著、纖毫畢露的鬍鬚、炯炯有神的目光便躍然紙上。而趙圖靠的是多彩填色，以凸顯人物與駿馬的鮮明對比。不過如將趙雍的《人馬圖》與趙孟頫的《二羊圖》相比，二者在畫馬和畫羊的手法上，倒有不少雷同之處。用此畫法，趙馬比李馬似乎身尾更加圓潤，毛色過渡也更加柔和。
乾隆皇帝顯然對趙雍的《臨李公麟〈人馬圖〉》也鍾愛有加。與對待《二羊圖》一樣，他不僅在圖上蓋了十六枚御印，而且題詩，題引首，連繫縛手卷的褾帶上的「玉別子」（又稱玉躞，音xiè）上都有其御題。
乾隆題詩：「性是龍媒形鳳姿，于思左立控鞿羈。貢呈哈薩尋常事，乃信王孫非炫奇。」也深有寓意。在李公麟生活的宋代，西域諸國常向中原進貢寶馬。例如據《五馬圖》題記載，鳳頭驄就是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自於闐國進貢的。乾隆在題詩里則說，中亞哈薩克人向我大清王朝貢呈駿騎更乃尋常之事，頗有幾分傲視前朝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展室里，還展出了明代一位佚名畫家創作的《番圉呈馬圖》。這幅圖與宋元人馬圖的相似性，充分展現了中國曆朝歷代對西域駿馬的喜愛，以及中國與絲路鄰國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
（明）王紱 萬竹秋深圖（局部）
展室里另一幅引人注目的畫作是王紱的《萬竹秋深圖》。王紱（1362-1416），字孟端，別號九龍山人，江蘇無錫人。是明初集詩書畫於一身的文人藝術家，尤以墨竹聞名於世，被稱為「明代第一」。他少年即聰明過人，在洪武年間曾被詔進京。後不幸受逆黨之事牽連，發配北方多年。之後還鄉隱居九龍山，寫詩作畫，教授弟子。永樂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修《永樂大典》，因王紱書法出眾，詔其入文淵閣參與編纂，後官至中書舍人。
在長達二十五尺的《萬竹秋深圖》手卷上，畫家巧妙地布局、構圖、運筆、用墨。圖上縱橫交錯的濃墨竹葉，挺拔俊秀的淡墨竹節，重筆皴擦的層岩疊石，輕毫勾描的山澗水流，對比鮮明，動靜有序。畫尾一款題識，道出畫家微醺之際，一揮而就後的暢快心情：「仆厭倦作畫久矣。一日俞君行[簡]攜此卷過予徴墨君。時小酌微醉，即欣然一揮，不覺紙盡。其韻度雖不能盡合古人繩墨，然一種林野散逸之氣，出自家意思者，似亦可取。俞君天趣甚髙，鑒賞之餘，其必舍形似而得於驪黃牝牡之外矣。永樂庚寅仲夏望前三日，九龍山中人王孟端識。」
此圖曾為清宮所藏，上鈐有十枚皇家御印。例如王紱題識左上方的「乾隆鑒賞」白文圓印與題識右側的「宣統鑒賞」朱文方印。據推測，《萬竹秋深圖》很可能是被這位末代皇帝帶出宮後流落民間的。
展品中還有乾隆皇帝收藏的其他精品，其中可能最為人知的是被稱為「乾隆四美」之一的《蜀川勝概圖》。這幅畫相傳為宋朝李公麟所作，與《女史箴圖》《瀟湘臥遊圖》和《九歌圖》一起曾為明末收藏家顧叢意（1523-1588）所藏。1746年乾隆在細讀《瀟湘臥遊圖》上董其昌（1555-1636）題跋時，意識到這四幅顧藏珍品在流散兩百多年後重聚清宮內廷，頗為驚喜。於是借唐人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二難並」之句，賜以「四美具」之名，並命將四軸用康熙年代仿製的宋錦重新裝裱，鈐上特製橢圓形「四美具」印，移至建福宮花園之靜怡軒西室藏存。
（清）丁觀鵬 宮女嬰戲圖（局部）
丁觀鵬服務清皇室近五十年，擅長道釋人物，頗得乾隆賞識，被譽為清宮十大畫師之一。其繪人物的功力在同室展出的《宮女嬰戲圖》中更為卓著。這幅表現後宮生活的三尺手卷上共有二十六個人物，居中而坐的后妃手持書卷，顯然是在考問面前皇子學過的功課，她膝下和身邊繞以眾多孩童及抱嬰執扇的宮女，不遠處幾個少年自成一群在津津有味地合覽手卷……整幅圖畫，雖然人物眾多，然而構圖簡潔，設色淡雅，布局妥帖，人物描繪靈動、衣飾刻畫精緻、表情栩栩如生，不愧為人物畫中之傑作。
這個展室的大部分展品均與皇室主題相關，最後兩幅書畫更與乾隆皇帝直接相連。一幅五尺巨軸是乾隆御筆《行書律詩一首》，寫在飾有金箔及花卉圖案的桃色絹本之上。詩曰：「煙霞朝暮傳心印，泉石古今愜性靈。不二殿旁法松郁，成雙門外剎竿亭。風來簷角虛鈴語，春入山根新水渟。此是色空無著處，作么更覓梵王形。——靈岩寺再疊前韻，御筆。」
展區最後也是最奇特的展品，是一幅《乾隆御容佛裝像》唐卡。畫面中心乾隆皇帝頭戴桃形尖頂黃色僧帽，右手作文殊菩薩手印，左手托轉輪王的金輪。頭頂上的圓圈裡是章嘉三世活佛，四周則圍以一百八位包括釋迦牟尼、觀音、普賢、地藏、藥師佛、宗喀巴等在內的佛教人物。
乾隆行書
這是一幅融多元文化於一身的藝術作品。唐卡是興自松贊干布時期的藏族繪畫形式，多用於宗教畫；黃色僧帽是宗喀巴創建的藏傳佛教格魯派的特徵；文殊菩薩是大智大慧的四大菩薩之首；轉輪王是印度教中的宇宙之王；章嘉活佛是專轄內蒙古的藏傳佛教四大領袖之一。而圖中這位章嘉·若必多吉活佛曾是乾隆身為皇子時的同窗，後來又成為其佛教導師，據說此幅唐卡就是他為乾隆設計的，想來是用此圖昭示天下，乾隆皇帝就是位居宇宙中心的大智大慧之王。
這次別具匠心的展覽，不僅向觀眾展示了美輪美奐、多彩多姿的中國古代書畫，展品後面的故事也是對中國曆朝歷代錯綜複雜歷史的精彩說明。
弗賽兩館的中國古代書畫收藏有千幅以上，此次兩館整容後門扉重啟時的中國書畫展僅是其館藏珍品的滄海一粟。而且除展覽中國書畫和瓷器的兩間展室外，弗賽兩館還有其他二三十間展室，屆時將會有中國青銅器、玉器、佛教藝術及來自東亞、南亞、東南亞、西亞地區和埃及的古老藝術精粹以及美國近代藝術作品的展出。可訪問館方的網站（http://www.asia.si.edu/collections/），有四萬多件藏品的數字化圖片供您欣賞。
本文刊登於《書與畫》雜誌2017年第10期
圖片由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弗利爾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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