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始終是最感動我的愛情電影，每看必哭

作者：羅傑·伊伯特翻譯：天娜校對：apokatastasis

探訪一家養老院時，我在重度阿爾茲海默症老人們專用的樓層中穿過一條走廊。那些病患們有的看起來焦躁、有的憤怒、有的只是簡單地坐在那兒。

對他們腦海里正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我琢磨著那些焦躁和憤怒的老人對於自己是誰有沒有概念，能不能發覺有的東西出了錯。

我在看《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時想起了這些被動無力的人們。記憶被抹除得一乾二淨，令他們一直存在於當下——當下是僅剩的一切，因此他們只得接受。

在電影的劇本中，查理·考夫曼讓一個角色引用了亞歷山大·蒲柏的幾行詩：

純潔的維斯塔處女是多麼快樂！

（How happy is the blameless vestal's lot! ）

遺忘了世人，也被世人遺忘，

（The world forgetting, by the world forgot. ）

美麗的心靈閃爍永恆陽光！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

每次祈禱都被接受，每個願望都可以放棄。

（Each pray'r accepted, and each wish resigned…）

這段文字取自一首相當長的詩，我很懷疑瑪麗這個角色是否能記得全篇。觀眾無需知曉；雖然她把作者說成是「教宗亞歷山大」（Pope Alexander），但許多人大概並不比她知道得更多。

她引用這些詩句是為了給她愛慕著的老闆留下深刻印象。考夫曼就是有這種本領，能在銀幕上不費吹灰之力地為他的主題作出解釋。想想他在《改編劇本》（Adaptation）的劇本里塞進了多少關於演化的知識。

考夫曼是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最有天分的編劇，他一直以人們思想和記憶的進程為創作對象。他給斯派克·瓊斯《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Being John Malkovich，1999）寫的劇本，涉及一種可以進入他人意識十五分鐘的方法。

《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

米歇爾·岡瑞的《人性》（Human Nature，2001）則是關於人類行為的理論中「天性」（Nature）vs.「養育」（Nurture）的問題：我們是生而如此，還是學而行之？

《人性》

瓊斯的電影《改編劇本》（2002）將蘭花的自然演化（為求生存採取了種種奇特的形式）與同卵雙胞胎相比較，其中一人的寫作是出於天性而另一人出於教育培養。

《改編劇本》

在喬治·克魯尼的《危險思想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2002）中，他描繪了綜藝節目的主創查克·巴里斯，此人過著作為中情局絕命殺手的雙重生活（巴里斯本人相信這個故事是真實的）。

《危險思想的自白》

考夫曼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紐約提喻法》（2008）則最具挑戰性。他所做的不亞於試圖戲劇化地描繪我們的意識用以處置自身不同人格的方式，並且設法把我們經驗的各個方面組織成可控的不同隔間。

《紐約提喻法》

這些聽起來像是演化論或神經科學的課題，但是考夫曼和他的導演們組織這些元素，使電影沿某種我們似乎能跟得上的路徑順暢行進，直至到達個人同一性認知的極限。

《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像《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一樣，在奇思妙想中發明了異想天開的裝置，而且明智地拒絕對其進行解釋。就我們全部所知，波士頓有一家鮮為人知的小公司，可以為你提供抹除特定人事記憶的服務。僅此而已。

電影的開場像是浪漫邂逅。確實，這是一部圍繞著浪漫邂逅來建構的電影，雖然有些部分不那麼可愛喜人。嚴肅而苦悶的男人約爾（金·凱瑞飾）漫無目的地坐上了一趟火車，在某一站遇見了克萊門汀（凱特·溫絲萊特飾），她覺得彼此之前似乎遇到過。

約爾不這麼認為，但她堅稱如此。他和她一起回家，一起過了夜。事實上，他們之前確實相遇且相愛過，但是不歡而散之後兩人都把記憶清除了。

這些已經足夠清晰。而劇情隨後更加明確，當受傷的約爾發現克萊門汀清除了記憶，出於報復，他也想要把她從記憶中抹除。

他的頭上固定著一種鋁製橄欖球頭盔狀的裝置，連著一台看起來小得不太靠譜的電腦，由一個叫斯坦的技術員（馬克·魯法洛飾）操作，而這個傢伙還和同事瑪麗（克爾斯滕·鄧斯特飾）喝著啤酒。他們穿著內衣在約爾的床上亂蹦，而此時他的意識正在「逃離」清除範圍。

手足無措的斯坦打電話叫來了老闆，米爾茲威亞克醫生（湯姆·威爾金森飾）——他也為此感到很憂慮。在頭盔控制下的約爾正在拚命地抵抗有關克萊門汀記憶的流失。他確確實實改了改變記憶的想法。

至此，考夫曼跳出常軌，將我們拋入了一座時間與現實的迷宮之中。我們看到約爾和克萊門汀在不同時間中現身：兩人抹除記憶之前、克萊門汀的記憶抹除之後、約爾的記憶抹除之時——此時他甚至試圖將他們兩人偽裝成童年玩伴，以極力藏起要被抹除的記憶。

一些觀眾對電影在時空順序與場所中的自由運動感到困惑，但我認為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切都只發生在同一個地方，即約爾的腦海，那種種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情節的斷裂可以被解釋成在清除過程之前（那時他們尚在一起）、之中與之後約爾的記憶碎片；電影開場火車站的段落其實更接近於電影故事時間線的末端。

這並不是要求我們把所有碎片拼接在一起。當使用其他形式的呈現也只會使人困惑時，岡瑞和考夫曼運用電影本身的性質來讓它產生情感意義。我們知道自己的意識能輕易地理解和接受閃回、幻覺以及相互衝突的現實。

即使是小孩子第一次看到一段閃回，也能理解其含義。當不可能的事件發生時，我們便明白它們是主觀的——在觀看者的意識中生成。這就解釋了《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中坍塌的海邊小屋和《紐約提喻法》中不斷燃燒的房子。

我們知道彼時它們不是「真實的」，而之後我們如果要求獲得一個解釋，那就是不得要領。這些電影的完成依賴於對意識如何轉化信息的深刻洞察。

考夫曼不僅是一個才思過人的編劇，而且懂得精打細算。注意他如何運用圍繞著約爾、克萊門汀和帕特里克（伊利亞·伍德飾）——那個茫無頭緒的辦公室助理——的喜劇性次要情節，作為其悲痛的主線故事的對照。

以及米爾茲威亞克醫生是如何成了普洛斯佩羅式的形象（譯註：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的主要人物，在劇終時放棄了強大的魔法，釋放了由其法術統領的精靈僕從），把嚴肅莊重變成荒誕的前提。

如果我們對這些「附加角色」加以抱怨，我們或許也會抱怨它們在莎士比亞作品中的相應形象。持續三幕聚焦於兩個身處極端窘境的角色是很難的事，使其娛樂化就更難了，而一部像這般的電影必須如此。考夫曼運用喜劇性調劑元素作為其建構故事的重要手段。

他的眾多劇本需要能在離奇的鬧劇中心保持不動聲色的演員。沒有比演員自己暗示故事很搞笑更致命的了。那應該由我們觀眾來決定。對於角色而言，這是他的生活，根本沒什麼好笑的。

巴斯特·基頓從來不允許自己微笑或使眼色；卓別林偶有笑容，但是已經太多了。金·凱瑞在《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里從始至終都是一個悲苦的廢柴；約翰·庫薩克在《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里誠心誠意地想做好事，而馬爾科維奇自己本來就已過著體面正直的職業生涯；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在《紐約提喻法》里則是想方設法去維繫自己的精神機制（而且這部電影本身一點也不好笑）。

我對這一題材反應強烈，必然是因為我對於「我們是誰」和「我們認為自己是誰」的著迷。與人溝通的秘訣，我想，也許就在於要和對方以為自己所是之人溝通。做到這個，你就能逗弄一個大人物，也能以深深的敬意對待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們會相信你有敏銳的洞察力。

《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的智慧在於它如何闡明記憶與愛互動的方式。比起痛苦我們更容易回憶起歡愉。關於醫院，我記得開懷大笑的護士們，而不是無眠的夜晚。

醉漢更清晰地記得享樂的時光，而絕非宿醉。失敗的政治候選人記得歡呼喝彩。不成功的浪漫情人記得那些浪漫奏效的時刻。

約爾和克萊門汀緊抓不放的是那些完美的時刻，彼時兩人的生活像是被上天賜福，並且將永遠沐浴著陽光。我希望這就是那些阿爾茲海默症病人凍結於其中的時刻，他們看起來平靜安詳。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