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胡適，你選擇「粉」誰？

文史 10-15

總第909期；歡迎關注。

魯迅與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戰友，他們的共同目標有兩點：一是「重新估定價值」，即對傳統文化、文學進行重新估價；二是要廣泛吸取西方思想資源，實行「拿來主義」。

錢理群先生認為，我們這個民族好不容易有了孔子，在現代社會又有了魯迅、胡適，都是民族文化的精華、寶貴遺產，我們沒有必要將他們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選擇。但與此同時，他也指出了二者之間不可迴避的重大分歧。

一、講師與教授

魯迅說得很清楚：「五四」文學革命是胡適「提倡」的（見《無聲的中國》），而他只是響應「前驅者的命令」吶喊助威的。胡適自己則在《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的《導言》里，詳細地談了他提倡文學革命的經過；同時又說，光有指導不行，還得要有新文學創作的成績，「人們要用你結的果子來判斷你」。而魯迅正是用自己的創作來顯示新文學的實績的。

一個倡導，一個顯示實績，他們之間就是這樣的關係，胡適是居於主導地位的。他們在北大的地位，也是如此：胡適是教授，和蔡元培、陳獨秀一起位居北大的中心位置；魯迅只是講幾點鐘課的講師，處於客串的、邊緣的位置。後來，毛澤東說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說一定有主將，那是陳獨秀和胡適。

二、演說家與沉思者

這首先是在對青年的態度上。胡適和魯迅都和青年有密切聯繫，同為最受北大學生歡迎的老師，但他們與青年關係的定位與引導都不同。魯迅曾寫過一篇《導師》，批評一些知識分子以青年導師自居，這其中就有胡適。魯迅說，「我並非將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要他們指路，就有點危險。因為他們常常「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當年大喊「干，干，干」（見胡適《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現在又號召「進研究室」，其實他們自己就不是「真識路」者。魯迅公開承認：「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至今有時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的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偏愛我的果實的人」，「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因此，魯迅說：「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

胡適在北大的演講

魯迅在人群中演講

魯迅與胡適對青年的期待也不一樣。1920、1921、1922年胡適連續三年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講話，提出北大要成為「新文化的中心」，學生要做「學閥」，「造成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對人民思想、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簡單說就是鼓勵青年做精英，當天才。魯迅1924年在北師大附中校友會上作了一個《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講，說「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山荒野里的怪物，是由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他還說：「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培養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還貼近。」可見魯迅並沒有否認天才，但他更鼓勵青年做更為貼近的泥土。

我曾經比較過胡適與魯迅演講的姿態和效果。胡適的演講有很強的鼓動性，因為他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意氣風發地指導學生路應該怎麼走，學生聽了以後也很激動，目光閃閃：跟著胡先生走就行了。魯迅則不然，總是猶豫不決，講完一個觀點，又立刻進行質疑。比如，他講《娜拉走後怎樣》，剛剛講「經濟權最要緊」，馬上就說：「可惜我不知道這權如何取得。」也就是說，他不但講自己「知道」什麼，更說自己「不知道」什麼，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現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尋路者，一切都不明確，要每一個聽眾自己去想。因此，聽魯迅說話大概比聽胡適演講要累得多。

三、平民立場與政府諍友

魯迅在1927年有一篇《真正的知識階級》的講話，把自己定位為「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站在平民階級這一邊的永遠的批判者，因此，也永遠處於邊緣位置。而胡適則強調具有良心、知識、道德優勢的知識分子精英，應該對政府起「監督」與「指導」作用，也應是民眾和青年的「導師」。他提倡「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專家政治」。胡適並不迴避：他所提倡的「專家政治」就是「開明專制」。他把自己定位為執政者的「琤友」與「琤臣」。胡適也看到了知識分子參政有成為獨裁政治的幫凶的危險，因而提出了「議政而不參政」的原則。

魯迅在廈大平民學校講話

魯迅與胡適不同的自我定位，是基於他們對於國家發展道路的不同體認。胡適強調自上而下的改革，重視國家和政府的地位與作用。他希望通過對政府的監督與相應的國家制度建設來變革中國社會，所以要當諍友與諍臣，鼓勵青年當精英與天才。魯迅則看重自下而上的變革，強調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更注重國民精神、國民性的改造，主張以「立人」為中心，也鼓勵青年和民眾一起，做泥土。

這也表現了他們對現行體制——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的不同態度。魯迅說過，一列車要倒了，一種做法是「扶」，這是胡適的選擇，而魯迅說，我既不扶，也不推，就看著它倒下去。胡適要扶，在魯迅看來，就有為統治者「幫忙」之嫌，所以他要批判。

（胡適與蔣介石合影，攝於1958年4月10日）

四、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兩種範式

他們都基本上堅守了「五四」「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傳統，又有不同的選擇。胡適是體制內的批判者，他既堅守在體制內，因此，不免有許多妥協；但他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最終還是守住了自己的相對獨立性與批判立場。魯迅是體制外的批判者。他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他對體制批判的徹底性，還在於他在與民間反抗，包括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關係中，既有許多妥協，最終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批判性。他們的批判態度也有許多不同。如前面提到的，胡適是充滿了自信與希望的批判，而魯迅則是不懷希望的反抗絕望。胡適更是外向的，魯迅更趨於內向，等等。

作為個人，由於各人的處境不同，文化背景、趣味、氣質不同，立場、觀念不同，在魯迅與胡適之間，魯迅與孔子之間，會有不同的傾向性選擇，這是正常的。其實，大家從我剛才的敘述里，也不難看出，我是更傾向於魯迅的，我也不否認這一點。但是，說得更準確一點，我的選擇是以魯迅為主，但對胡適的選擇也有同情的理解，並且有所吸取。另外一些朋友則可能是以胡適為主，也尊重與理解魯迅，也有所吸取，而絕不是用一個否定一個。這或許是一個更為正常、合理的態度。

在今天，強調這樣的有傾向而避免偏頗的態度，是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的。因為在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年輕人也有不同的選擇。有的人成了魯迅的粉絲，有的是胡適的粉絲、孔子的粉絲，彼此之間也有爭論，甚至很激烈的爭論。這是正常的，必然的。但我希望，彼此之間不要成為絕對不能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對立面，而應該在追求知識分子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立場上尋求最大的共識，然後又有不同選擇，採取不同立場與態度。在作出某種傾向性選擇，並相互論爭時，對不同於己的選擇，也要有同情的理解，並有所吸取。這樣，就可以有更為健全的立場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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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觀點資料來自

《魯迅與當代中國》

錢理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