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瑋《啟蒙與自贖——魯迅<吶喊><彷徨>的思想與藝術》
國家瑋《啟蒙與自贖——魯迅的思想與藝術》，
人民出版社，2017年
述評
穿越形式與超越虛無
《啟蒙與自贖——魯迅的思想與藝術》是國家瑋2017年3月出版的一部魯迅研究專著。
從《吶喊》問世的時刻起，對魯迅小說的評論和研究就從未間斷，從民國時代的成仿吾、李長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李何林、王瑤，對魯迅小說的解讀從零碎的感悟逐漸走向理性和成熟。1986年，現代文學專業第一位博士研究生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論文出版，題為《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綜論》。這部論著率先衝破了將魯迅研究納入政治革命的研究模式，並提出了「回到魯迅那裡去」的口號。與之同時湧現出了錢理群、汪暉等著名的研究者，奠定了新時期魯迅研究的基本格局。進入21世紀，魯迅研究成果不斷，但亦趨於飽和，在龐大而深入的前研究面前，再想有所突破無疑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但國家瑋知難而進，大膽地提出：「對於我們這代學人來說，魯迅更可能意味著『問題』而不是『方法』。」配合新理論、新材料、新方法的運用，國家瑋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前研究展開了豐富的對話，最終實現了相當紮實而深入的創新與推進。
羅蘭·巴特在《寫作的零度》中說：「寫作在本質上是形式的道德。」國家瑋對魯迅小說的研究正是從形式開始。論著的第一編題為《啟蒙的邊界：第一人稱的敘事功能》，在吳曉東老師《魯迅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基礎上繼續深入挖掘，進而發現了小說《祝福》中存在的兩個第一人稱敘事者——二者的彼此對話與抵牾使知識人引以為豪的「道德與事功」遭到挫敗。
「反諷的第一人稱敘事者」，是吳曉東老師魯迅研究中的一大發現，國家瑋論著中的第三、四、五章，均以「反諷」為理論基底。不同的是，國家瑋從理查德·羅蒂的《偶然、反諷與團結》中找到了更為豐富，也更貼近魯迅的理論資源——「反諷主義者」。在羅蒂看來，「反諷主義者」：「知道任何東西都可以透過再描述而顯得是好或是壞，而且他們也不再企圖把終極語彙間的選擇判准羅列出來。……由於始終都意識到他們的終極語彙以及他們的自我是偶然的、纖弱易逝的，所以他們永遠無法把自己看得很認真。」（理查德·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這樣一種態度，或許較「懷疑主義」更接近魯迅對自我、對文學、對世界的看法。國家瑋從此出發，以引用、批註、列表等形式，對魯迅小說進行了充分的文本細讀，發現了魯迅小說中的修辭性反諷、情境反諷、性格反諷，並從《阿Q正傳》中發現了超越其上的一種「纏雜著凝重的歷史/文化思考並以狂歡化的戲劇色調為載體的反諷」。在國家瑋看來，最後一種反諷是魯迅小說反諷的真正風格，它不僅屬於「士大夫與新的『知識階層』之間形成明顯斷裂」的新文化運動時代，而且「因為其承載了亞洲歷史/文明轉型中所有複雜而深刻的命題而足以與世界一流的反諷名作對話。」
與《孤獨者》《阿Q正傳》中表現出的強悍的反諷相比，第五章轉而分析一種「弱化的反諷」，國家瑋認為針對知識分子糾纏著慾望、道德的複雜心態，這種「弱化的反諷」反而更具表現力，也更能見出魯迅「技巧的圓熟」。第六章筆鋒再轉，回到了《吶喊》與《彷徨》的「前史」——《懷舊》上，同樣通過對「嵌套結構」的形式分析，勾勒出魯迅白話小說創作的「前景」。
可貴的是，國家瑋的探索沒有止步於形式。詹明信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一書中說：「我歷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決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後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 「我更願意穿越種種形式的、美學的問題而最後達致某種政治的判斷。」相信國家瑋與詹明信有著同樣的抱負，他的研究試圖「更深刻地理解人稱/視點何以在現代小說中承載起意識形態的重量這個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或許在於魯迅及其文學形式從一開始就無法與政治割裂，最終也必然要回歸政治。身處20世紀初葉，魯迅不僅親眼目睹了儒教傳統道德事功的挫敗，土俗世界「由知識硬化構築的儀規」的無法撼動——「被壓迫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僅與壓迫者共享價值/道德觀，且往往在堅守的程度上明顯更為絕對化、放大化」，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啟蒙理性自身的矛盾和缺陷也日漸浮現，甚至暴露出了在「強制性」與「終極語彙」等方面與舊道德的共通之處。面對這樣的「政治」，魯迅小說中的知識分子無不染上了悲觀甚至虛無的色彩——且不說孔乙己、陳士成這樣落魄的傳統知識分子，已經覺醒的「狂人」們或者在「病好」之後選擇「候補」，或者重新教起了「子曰詩云」，如同穆旦的《裂紋》所說：「那改變明天的已為今天所改變。」《祝福》中那個「明天決計要走」的第一人稱敘事者，面對傳統秩序的強大慣性只能選擇逃離；《傷逝》中的涓生在子君死後陷入無涯的低徊感慨：「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卻全都逝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虛空的存在。」在國家瑋看來，《傷逝》是「涓生以手記的形式道出了自我存在的虛無狀態。」小說中大量出現的「空虛」與「虛空」使我們最終發現第一人稱敘事者與隱含作者魯迅人生經驗的同構性，國家瑋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在魯迅的生命經驗中，在空虛中唯一能夠把握住存在/實有的方式，恰恰是對空虛的人生經驗的確證：一旦他試圖以向上超越的方式開始意義的探尋，空虛感就會很快襲來，唯有對空虛經驗的不斷撫摸才是暫時獲得存在意義的有效方法。」在得出魯迅虛無主義的底色後，很多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比如國家瑋認為《阿Q正傳》就是「以虛無的形式記錄一個虛無的存在，以『正傳』的名義出現的小說文本也就同時成為了不是知性建構的歷史而是真實存在的歷史/時間的過客。」
一個對社會、歷史、人情、甚至文學形式本身都如此悲觀虛無的作家，為什麼還在堅持用文學延續著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使命？這說明魯迅是不能被虛無主義整除的。林毓生就敏銳地發現：「從被魯迅毫不猶豫地應用於他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敏銳的邏輯觀點來看，更令人吃驚的卻是他不再進一步得出一個虛無主義的邏輯結論……這是他進行在此時此地探求生活意義的實踐的一部分，表現了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林毓生：《關於知識分子魯迅的思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瑋發現並肯定了魯迅的反諷主義態度：「將小說歷史地置於變動著的文化場域中，魯迅藉此將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由對啟蒙理性的形上思考轉換成真正具有現代性的反諷主義維度，為知識分子在啟蒙神話淪落後如何重新安排自我與世界的關聯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的思想支點。」此時的「反諷」早已遠遠超越一種修辭，而成為現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一種新的倫理支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論著的第七章《反抒情與魯迅小說的「風格化」》與前六章建立起了充分的關聯，並帶有了某種總結意味。在本章中，國家瑋將《吶喊》《彷徨》中的大部分小說重新做了梳理，最終得出如下結論：「小說（《故鄉》）結尾那個關於希望的有名的比喻（『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超越了啟蒙理性以線性/進步史觀對未來的召喚，而成為在深透理解了希望之虛無之後仍要直面現實的絕望之反抗。……以反抒情……召喚出的抒情場景所具有的超越單純抒情風景的深刻意蘊，救贖了作為知識人的小說第一人稱敘事者對啟蒙理性的信仰危機，小說的開放性結局朝向的不再是抒情主體經常重複的懷舊主題，而是面對當下在場的堅實的行動慾望。這與同樣以晦暗色調營構小說抒情氛圍的《孤獨者》的結尾『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的亮色如出一轍。」這樣的「亮色」同樣體現在《餘論》的結尾，在以精練的語言高度概括了魯迅反諷主義式的多重顛覆後，國家瑋指出：「思想、文學、行動（革命）在魯迅這裡具有了互文性，彼此支撐，構築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嶄新形象。」相信這樣的魯迅形象也是今天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共同嚮往的。
豐富的理論素養和高度的人文關懷，使國家瑋的論述語言具備了磅礴的雄辯氣勢與體貼的悲憫情懷。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個別地方理論與文本的結合還顯生硬，一部分富有洞察力的觀點在與理論進行對話後沒有用更加清晰的語言表達出來，反而醬在了概念術語的糾纏之中，文字表達也顯得有些「歐化」。正如國家瑋對成仿吾的批評：「成仿吾的藝術感覺似乎還是相當敏銳的，當他放棄那些套路化的理論批評範式進入魯迅作品的時候，其藝術感覺往往可以使他得出一些相當有效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國家瑋自己的論述也沾染了類似成仿吾的「學院派」特徵，相信在未來的寫作中作者能夠逐步克服這一問題。
（李超宇）
作者簡介
國家瑋，男，1983年出生，祖籍山東掖縣，吉林人。2014年北京大學畢業，文學博士。供職于山東大學文學院。出版專著兩部，編選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多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等發表文章多篇。近期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與現代精神關聯與差異、魯迅思想及文學與現代中國的關係、民國時期濟南及青島雙城的「文學生活」等方面。
目錄
引論
第一編 啟蒙的邊界：第一人稱的敘事功能
第一章 碎裂的鏡像：「兩個」第一人稱敘事者如何統一
一、第一人稱敘事與「閑文」
二、「啟蒙」的挫敗
三、「行動」的悲劇
第二章 「空間」的現代性
一、人稱的意識形態
二、會館的隱喻
三、「空間」對「時間」的救贖
四、情緒流帶動敘事流的技巧
第三章 作為反諷的「再描述」與第一人稱限制敘事
一、小說人物：作者自我之投影還是介入歷史的能指
二、俗世傳統與啟蒙理性：相類的思維圖式
三、去寓言化的小說結構與無法逃離的「故鄉」
四、絕望、希望與生命實存的在場感
五、減少侮辱別人的機會與此時此地的意義探尋
第二編 強化與弱化：作為歷史
第四章 反諷越界的限度：在純粹記述與文明興衰漲落節奏之間
一、結構斷裂的意味
二、「序」的功能
三、內面自我的取消與階級性的超越
四、對土俗世界的「隔岸觀火」與「端坐苦笑」
五、道德
第五章 弱化的反諷：慾望之海及其道德轉義
一、慾望如何發現：浮動的視點
二、作為知識人心理機制的儒教道德之失敗
第三編 抒情與反抒情
第六章 從「故事」到「事件」——《懷舊》的嵌套結構
第七章 反抒情與魯迅小說的「風格化」
餘論
參考文獻
後記
2007年的一個夏天，我在靜園五院中文系二樓的會議室第一次聽到了錢理群老師的講座，記取了「沉潛十年」的教誨。十個年頭過去了，先生未見老態，剛剛從貴州趕回北京，第二天就趕來中文系參加我的論文答辯並且給予我的研究以莫大的讚許和鼓勵。其實，我心裡清楚，那是為了讓我保持學術研究的銳氣。晚來回去的路上，錢老師一再囑我，治魯迅研究必以個體生命境界的闊大為依託。我笑說，也許我們這一代學者註定要匠氣偏重些，對於這番道理，雖能記取，但尚需時日，恐怕還要再沉潛十年才行。
夜闌人靜，想起這幾年的論文寫作，的確頗有些感喟。在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了解到這種以形式分析入手進而深入到思想問題的做法曾經是錢理群與高遠東兩位老師想做但最終卻未做的課題。但就魯迅小說的形式研究來說，成果早已汗牛充棟，推進一點已屬難事，又想在此基礎上再做形式與思想之間的溝通，這對學術視野及研究能力的要求已大大超過我的水平，如果做不好，極有可能成為過度闡釋的反面教材。凡此種種，使得此書的寫作耗費了不少時間和心力。最先的設計，是以「通向心靈與行動的自由——魯迅與中國思想、文學的現代化」為題，研究是割裂式的。計劃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純粹的思想史研究。解決五個問題：「文化主體性與生命主體性：傳統如何轉化」、「突圍『知識硬化』：慣性如何終結」、「道德潔癖與啟蒙主義：知識人如何『現代』」、「生命哲學與實踐哲學的衝突與和解：行動如何自我確證」、「第二種傳統對「立人」理想的瓦解：心靈與行動如何通向真正自由」。下篇則將文學形式問題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課題單獨提出來，即「從『故事』到『事件』：魯迅小說的反抒情特徵」、「反諷的力道：如何從修辭性反諷中走脫」、「『死水』與『微瀾』：差異化的生存策略與魯迅小說敘事的視點與人稱」、「遭遇自我與他者：文類選擇與創造中的現代性」。顯然，這種充滿野心的格局在具體寫作時便遇到了無法將上下編打通的問題。況且，由於每章設定的論域都過大，全而不精，這些獨立成章的論題更像是一本本彼此割裂的小書。結果是這一稿的寫作被否定，完成了不少單篇論文，但不成體系。積累了好問題，但缺乏整體性的視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重讀《魯迅全集》，遵高遠東老師之囑，尤其注意一字不落地將全集中的注釋作為重要參照，逐條閱讀、整理、擴充、考辯。我漸漸形成這種借形式研究突圍進思想問題的自覺。這樣思考的結果，是將第一稿上編中對思想問題的討論融入到下編的形式分析之中。實話實話，從一開始我就意識到這種做法的限度所在，也因此，我為自己的研究設定了這樣的界限——借重對魯迅小說文本進行分析的邊界在不逾越文本自身所能提供的信息及與之相關的歷史語境。用高遠東老師的話說，我們這代人可以算作是魯迅研究的第五代學者，我與諸多同道一樣，曾經也深埋在前輩學人建構的一個個研究範式之中難以自拔。與其苛求創新，不若在與前輩學者的對話中探索新的學術路徑。我在本書中選取的形式研究角度，都是老生常談。不過藉助對文學修辭的討論，我想探測的卻是魯迅精神世界中關於人生的絕望與希望、文明的頂端與底層、歷史的真實與虛無等複雜問題的思考。在世界文學中，很少有像魯迅這樣賦予其短篇小說文類風格在修辭之外以一種關聯著民族歷史/文明及人類普遍問題的具有厚重感的功能，他的小說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觸摸不但沒有絲毫損傷藝術質感，相反地卻賦予它們獲得多重意蘊的可能。從最淺層的故事層面到最深透的靈魂探索層面，魯迅賦予現代中國短篇小說文類風格以一種最精微同時又最深廣的特徵。
以上是本書寫作過程的簡單介紹和結論的簡要說明，可直到本書完成為止，不少困惑仍沒有解決。我總是說，我們這一代人的魯迅研究與前輩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首先把魯迅看成「問題」而不是「方法」。套用現象學的經典表述，這意味著，回到魯迅本身。倒過來說，這首先意味著避免個體生命經驗過度與魯迅精神世界融合以及在警惕功能論意義上將魯迅刻畫為「反現代的現代性」的代表等等。魯迅帶給我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或者說，魯迅思想的限度究竟在哪裡？首先是他的時間觀。作為基督徒的木山英雄以為「魯迅不可能成為那種根據自身的知識與經驗全面塗抹未來的賢人智者，應與他這種有限的時間意識有關」，「他的思考與想像均以遙想痛苦和懷疑的凝聚終將『化為塵埃』時為極限的。」這顯然不同於進化論視域下「歷史中間物」這一概念蘊含的積極價值。自然，標榜「未知生，焉知死」的文化土壤中不會發育出基督教意義上的末世時間觀，但魯迅對死亡的頻頻凝視與對死後世界的遙想以及背後投射出的時間觀的確值得注意。很少有人注意，對《吶喊》到《彷徨》轉變過程的描述除應包含「五四」落潮及其對作家心境的影響之外，還應關涉對傳統/歷史的批判從倫理視角到時間觀的轉變這一線索。如果說狂人在史書中讀出「吃人」二字這一驚心動魄的細節點燃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星星之火，那麼祥林嫂對死後靈魂有無的追問或是涓生生命中無時無刻不在的「虛空」或「空虛」則在對舊的宗法社會和新的社會道德進行雙重批判之外探求存在的意義。涓生離開會館與子君戀愛，而子君的死亡使他終歸回到了會館。家，只是暫時的住所，象徵無根漂泊的「會館」才是涓生最終的歸宿，而這歸宿終究是虛無。將這種虛無感放大一些，置身於魯迅的時代，則是一方面「全盤反傳統」繼而決絕地對待歷史，另一方面則是對未來「黃金世界」的懷疑，似乎對意義的召喚就來自當下。這難免不讓人聯想到海德格爾對「此在」（Dasein）意義的探索。「存在者的本質在於它去存在（Zu-sein）。如果竟談得上這種存在者是什麼，那麼它『是什麼』（essentia）也必須從它怎麼去是、從它的存在（existentia）來理解。」如果說Dasein畢竟還只是在用法上偏於中性的話，那麼錢理群先生對魯迅這種執著於當下的時間觀則賦予了更為積極的意義。過往是虛妄的，未來亦是虛妄的，只有「此在」才是唯一可把握的，但因為未來的虛妄，人對當下的把握最終將化為虛無，而「過客」卻仍然在這絕望境地中前行，哪怕不知道來路，更不知道為何繼續前行，最終獲得「絕望中的希望」。錢先生的解讀由此賦予魯迅生命觀一種古希臘悲劇般的色調，當魯迅的心靈史與沉浮於20世紀後半段中國歷史中那一代人的心靈史化合，「絕望中的希望」就成為苦難人生中最好的座右銘。這當然不錯，不過聯想到《野草》「題辭」中魯迅體驗「存在」的方式，魯迅思想中這種「積極」的意義就值得懷疑：「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這裡，對己之生存的證明依靠的卻是「死亡與腐朽」，證明存在的同時存在恰恰消亡了。就好像涓生只有在對子君的悼亡中似乎才證明了自己曾經戀愛過，但此時愛情已經消失，愛人已經離世，最終只剩下虛無。魯迅的思維方式：消亡即意味著曾經的存在，死去即意味著曾經的存活，實有藉助其變得虛無這一動態證明了自己的存在，但實有也恰在藉助虛無證明自己存在的瞬間化為虛無。上面說過，在匱乏末世意識的文化土壤中，能夠在「拚命做」這種生之意識的背面扣問存在的意義已是難得，可若說這種以消亡來證明曾經實有的虛無體驗真有什麼積極的價值，恐怕也有言過其實之嫌。我在本書寫作中多次提及給我巨大影響的理查德·羅蒂，他將人劃歸為「形而上學家」與「反諷主義者」兩種類型。前者是前現代精神遺產的繼承者，他們執著探求人類共通的原始語彙（ur-vocabulary），以一整套終極話語把握世界；後者則「由於始終都意識到他們自我描述所使用的詞語是可以改變的，也始終意識到他們的終極語彙以及他們的自我是偶然的、纖弱易逝的，所以他們永遠無法把自己看得很認真。」對啟蒙理性的召喚是魯迅生活時代知識人對終極話語的普遍追求，魯迅思想的超前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上的苦悶則源於他正是那種懷疑終極話語有效性且始終「無法把自己看得很認真」的人。本書第三章徵用了羅蒂對反諷主義者思想特質的概括——「再描述」。「善於再描述的反諷主義者，事實上暗示人的自我和世界是一文不值的、落伍過時的，或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們對個人的終極語彙，以及個人用自己的語言來了解自己的能力，構成莫大的威脅。再描述往往帶來侮辱。」「娜拉走後怎樣」這樣的追問正是魯迅用以對「自由」這個啟蒙關鍵詞「再描述」的思想方法。這種彼時超前的思想方法時至今日並不難在後現代主義者那裡找到共鳴——擊碎意義就是最大的意義。可對於置身在自己時代的魯迅來說，體認到擊碎意義後的虛無是一回事，坦然接受並從中發現積極的面向則是另一回事。在我看來，魯迅靈魂深處的痛苦正源於其思想擺盪於「形而上學家」與「反諷主義者」兩間時產生的矛盾。時時可見魯迅的這種猶疑，「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一方面要為阿Q作傳（書寫歷史），另一方面卻又篤定這傳將像阿Q一樣如微塵般迸散；一方面要解放自我、追求真正的愛情（涓生從會館來到衚衕），另一方面卻又覺得自由與愛情乃是虛無（涓生從衚衕回到會館）；一方面引進化論為支援高喊「救救孩子」，一方面卻又放下希望之盾，引裴多菲的詩作——希望是娼妓，「她對誰都蠱惑」。我實在無法說魯迅衝決了這層層矛盾，時至今日，以反諷主義者姿態擊碎意義的做法難道不是時時與社會倫理學意義上對終極話語的要求常常在個人的生命經驗中對抗嗎？魯迅精神世界中的苦悶未嘗不是身處21世紀今天的我們的苦悶：碎片化的生存狀態似乎並沒有發育出擊碎意義的思想追求，就在本文寫作的前兩天，2017年10月7日，十位自稱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歐洲知識分子聯合發表了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聲明。「傳統價值觀、審美觀和道德觀的被質疑」被認為是「虛假的歐洲」的典型特徵之一。看來，「形而上學家」與「反諷主義者」的論爭在今日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而只要這些論爭還在，魯迅精神深處的苦悶就有其價值，只不過，這價值並不在魯迅解決了什麼，而是其矛盾與苦悶作為一種文化「癥候」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面照見自己的鏡子。
除了時間觀，作為魯研史上最為經典的命題——「立人」——同樣需要被重新拷問。無論「立人」這一概念多麼接近魯迅思想的真實，都必須在其是被「建構」的意義上來查考。既然是「被建構」出的概念，就必須回到其生成的歷史語境。1981年，王得後先生在《致力於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中對「立人」概念的提煉、1990年林非先生對此一概念的系統闡釋再到1997—1998年關於「立人」、「人學」在北京、丹東兩地舉辦的研討會，不同時代對「立人」的「再描述」必然有其現實關懷。問題的另一面則是，改革開放以降的市場經濟實踐，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伴隨技術飛速進步帶來的社會發展與人的整體文明素質的躍升，使自清末開始即成為現代中國最激烈論爭話的話題再次浮出：真的是「人立而後凡事舉」，還是制度鼎革而後人立？我無意也無力在此細辯，可問題擺在那裡：「立人」自然必須，但「人」能否在不變革於其有害的壞制度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立」起？當然，還有更為棘手的問題：誰來立人？立什麼樣的人？人類在20世紀走過的歷程警示我們：建基於技術進步和物質大發展之上的人的精神維度的改變是一種立人的方案；建基於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式立人是另一種方案，後者一旦走向極端，的確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但立起的還是否是有批判能力、明辨是非的真的人則是成問題的。我這樣說，並非意味著否定魯迅「立人」精神的重要性，我是從其歷史實踐的有效性來談的。所以也必須指出，我對由技術鼎革帶來得對人的重新塑造所能達到的效果亦多有懷疑，人可以因此變得更文明，但是否可以由此獲得真正的自由，恐怕亦難有定論吧。我也曾一度對「人類由科技主導的新文明和新文化抱有期待」，覺得「那是可能粉碎資本主義和消滅極權體制的人類解放新路。」（高遠東語）可有時又覺得，技術進步同時也可能被資本主義和極權體制利用，成為阻礙人類解放新路的利器。總之，如果說「立人」是20世紀最後十年中國知識界對抗市場化洪流帶來的價值失范的「方法」，時至今日，至少對於我來說，它乃是重新思考並溝通社會制度與人的精神之間的某種具有「癥候」意義的問題。
以上都是困惑我許久卻不曾寫在這本書中的話。也是對2014年我博士論文答辯會上錢理群先生「你為什麼覺得魯迅對你來說更多時候是問題而非方法」這一追問的回答。
臨了，我還要再次感謝我的博士導師孔慶東老師、博士後合作導師溫儒敏老師以及參加我博士論文答辯的錢理群、商金林、高遠東、王風、解志熙、劉勇諸位老師，吉林大學王學謙、張福貴老師，山東大學現當代文學研究所的鄭春、張學軍、劉方政、葉誠生、叢新強、程鴻彬、史建國等老師，以及太多來不及一一提到名字的前輩學者。我要特別提及邱煥星兄，從相識以來每一次交流都讓我對不少擱淺很久的問題有了深入下去討論的思路，他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極富洞見的觀點給予我太多啟發。他也是首先注意到這本書並給我提出不少極有分量的意見的學者，他執著不附流俗的學術追求亦讓我十分感佩。王家平、劉春勇、孟慶澍、陳潔、遲蕊、楊姿、王賀、李哲、李松睿、李斌、李瑋、宋聲泉、李浴洋等近年來對我的學術研究工作多有幫助，亦要表達誠摯的感謝。
本書要獻給我的母親，姥姥和已在天堂的舅舅。我三歲喪父，母親含辛茹苦將我養大。少時在東北，寒冬臘月中，每每八九點才從學校趕回，路上寂靜，漫天星斗靜看人間，此時，每每能在自家結霜的窗子上望見母親在昏黃的燈影中為我做飯時的剪影，矮矮的身形，這剪影長久地印在我的心間。姥姥作為教師，從小到大我為的一切操心不已，我的每個點滴的進步在她生命中都是大事。在天堂「卧聽海濤閑話」的舅舅，也以他東北男人的胸襟讓我很早理解了土俗世界中人們許多美好的品質。感謝妻子佳婧一直以來對我的理解和默默地支持，我不會忘記在孤燈下與你一起讀《傷逝》的情景。
夜，正長，我想起魯迅先生在《這也是生活》中說起的那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是的，我承認，在看似技術化或形式化的研究姿態中，我的生命從未拒絕與魯迅精神的接近。
2014年5月28日於京北西三旗寫
2017年10月9日改定
（感謝國家瑋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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