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松喬筆下的大雅堂：真實、傳奇與文化

伍松喬筆下的大雅堂：真實、傳奇與文化

世人熟知「大雅之堂」，卻未必知道它出自黃庭堅的《大雅堂記》；縱然知道《大雅堂記》，也未必熟悉這座大雅堂的原址所在地——四川丹棱；縱然知道大雅堂建在丹棱，也未必盡知其中蘊含的精神與故事。坦率地說，筆者對此就缺乏認知。拜讀完伍松喬老師新著《千古一夢大雅堂》（文匯出版社）後，忽然覺得，這部全方位呈現大雅堂所在及其來龍去脈的著作頗有正本清源、重振大雅精神的象徵意義。

這部著作首先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它的邏輯優先性和全面性。

作者不僅僅圍繞大雅堂這一建築展開寫作，也不是簡單遵循邏輯與時間一致的舊做法，而是按照邏輯結構勾勒了一個整體的、全面的立體圖景：作者先後講述了大雅堂為何在北宋出現及其由來，《大雅堂記》作者黃庭堅與杜甫、楊素的關聯，丹棱與大雅堂的修建，大雅堂的消失與存在，黃庭堅的川南貶謫歲月及其影響，丹棱的文化建設與大雅堂的重建努力等諸多內容，為此甚至不避免時空交錯乃至穿越。學界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人往往有一種整體化、全面化的思維，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人有一種引物連類的思維（參見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但是，本書作者這樣寫顯然還基於更多考慮並作了通盤的考量，其呈現的豐富內容的確可以令讀者從中受益。例如，第一章第二節談杜詩在宋代被推崇，由此回顧了唐宋史、唐宋文化的變化；第三節從2010年拍賣《砥柱銘》說起，論及黃庭堅的人生信念、大雅精神，由此追述黃庭堅的家世、仕宦、師承、黨爭對他的影響，黃庭堅的尊杜，以杜甫為祖、黃庭堅等為宗的江西詩派的形成；第二章則分述杜甫的蜀中經歷，黃庭堅貶謫川南期間對杜甫巴蜀詩的推崇，義士楊素拜訪黃庭堅、約定在丹棱建大雅堂及楊素的生平等內容。總之，作者對涉及到大雅堂的方方面面，按照邏輯優先的順序原原本本娓娓道來，可以看出作者用心之細密、認識之深入。

其次是作者採用的方法。

「後記」稱這是一部非虛構紀實作品，追求的是真實、準確，相對削弱了通俗性（頁326）。從書中可以發現，作者不僅爬梳了史書、詩文集、類書、方誌等諸多文獻，參考了諸多學界研究成果，而且對丹棱文化、大雅文化作了諸多實地考察，提供了墓誌、碑記、題刻等堪稱一手的材料（集中體現在前五章），這都需要時間、精力的長期投入才能做到。不能不說，作者是以嚴謹的態度來撰寫大雅堂前世今生的。雖然如此，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書卻並無學究、書獃氣，保持了全書的散文筆調，頗具可讀性，諸如「舟行、岸泊，江邊的送別、宴飲，臨行的賦詩，常常是以船為家，天不見亮出發，直到夜幕降臨。在空曠的江面感受孤獨，在起伏的波浪中沉浮心境，一路村莊、原野、市集，沿途風景、名勝、古迹」、「詩人現在來到的地方是長江三峽的西大門」（頁44）、「黃庭堅與眾人在鎖江亭上，一邊喝酒，一邊放眼：遠處青山、近處草木，江面被風捲起雪浪花，江邊的水草隨之起舞。酒喝了一杯又一杯，鼎中的茶水沸騰，發出了嗡嗡的聲音。直到落日餘輝散盡，大家才載醉而歸」（頁174-175）這類描述比比皆是。這樣的筆觸往往有相關詩句或記載的藍本，但又不是對歷史原貌的簡單迻譯，而是恍然賦以現在時的自然狀態，不禁令人猜測這與作者的才力，作家、媒體人、研究員等多重身份及其相關工作之間的關聯。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則是在一個龐大的邏輯結構下，作者採用了講故事（或曰敘事）的方法來寫作。

因為是講故事，所以作者長用「花開兩枝，各表一朵（乃至數朵）」（頁93）這樣舊小說的手法來創造性地分說形勝和人文。既然是講故事，那麼追求悅讀性、生動性也是題中之義。從書中可以看到，作者善於把相關的古代散文、尺牘、詩詞等材料轉換成一幅幅生動的場景，往往融議論、抒情、描寫乃至考據於一爐。耐人尋味之處還在於，作者不僅經常刻畫黃庭堅、楊素等古人的思維、言語、行動，而且試圖說明這種思維、言語、行動的必然性，諸如「黃庭堅不可能沒有想到李白著名的《古風》」（頁61）、「他（黃庭堅）一直沒有說出口，一直在等待一個人的出現，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頁63）、「當他踏上巴蜀土地，決定要書寫杜詩、刻碑傳世，當他斟酌自己心中大雅堂的所在時，黃庭堅不可能不把目光投向成都與眉州」（頁79）等等，這類句子在書中並不少見。這又並非戲說式的空穴來風，的確有證據支持作者的這類描寫，比如黃庭堅曾引用李白的《古風》「大雅久不作」、自述構想「屬一奇士」盡刻杜甫東西川及夔州詩、筆下多次提到成都和眉州，這都表明作者的確下過功夫而出之以敘事筆法。這裡稍有爭議的地方在於作者沒有給可能性留下餘地，看起來歷史人物都處在一種沒有選擇的位置上。事實上，儘管黃庭堅提到「大雅久不作」，但是否必定與《大雅堂記》相關則在有無之間；第三章第一節對成都、眉州政治、經濟、文化的描繪則存在超出黃庭堅乃至整個宋代人視野之嫌。當然，這樣說並非否定作者筆下經常流露出的歷史意識。例如，作者在本書開始就有「在說大雅堂之前，不能不先說大雅」（頁3）這樣追溯源頭的說法；作者也意識到宋人對杜甫的推崇在於後者「終身流落而憂國憂民」（頁18）、宋人多用《六經》《詩序》來衡量和評價杜詩，而杜甫也是那些吟詠大雅的詩人中「最直接傳承、弘揚大雅精神的標杆人物」（頁10）。可以說，無論從主題還是內容，本書都需要歷史的背書。只是，仍然有更多的理由來期待作者以不拘泥於歷史記載的方式寫作，用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這是一個真實故事，更是一樁人間傳奇」（「前言」），對後者顯然已有意識。

其實，一位歷史人物的視野究竟達到何種程度，即便對一位專門的研究者來說也常常不是能夠完全意識到並輕易說清楚的——這不僅取決於材料多少，也取決於如何思考歷史人物沒有寫出來的東西，如何看待無與有的關聯，如何理解那些沉默的但卻可能飽經歷史變遷的古迹，如何解讀歷史記載中那些正言若反的、典雅麗則的、一筆帶過的、濃墨重彩的、樸拙率真的語言……作者傾向於大力渲染，更突出的原因恐怕還在於，知道大雅堂來龍去脈的人不多，黃庭堅川南生涯的價值也被嚴重忽視、低估了（頁165）。

筆者總體上贊同作者的寫作手法，也讚賞作者翻空出奇的論證風格，第四章對大雅堂為何消失的辯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一般來說，人們樂於言說「有」，而作者卻考證「無」：他先後論證大雅堂可能毀於黨爭、毀於宋元戰亂、毀於明末清初。無論哪種情況，大雅堂的劫難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再次表明作者有深信必然性的思維。但是，作者接下來就論證了大雅堂的「有」——它存在於文獻、物質建築、文化形象、人心豐碑中，就此而言作者不是一位悲觀主義者或宿命主義者，而是認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相信物質和文化的力量。這反映在對「大雅」方方面面的敘述中，比如說丹棱先後數次重建大雅堂，說川南是一座「沒有圍牆的大雅堂」（頁165），說「大雅之風與崇文重教相交融」（頁213），並在第七章詳細敘述了21世紀之初大雅堂「重光」的「圓夢行動」。

很少有人會像作者這樣以整整一節的篇幅（第七章第三節《大雅堂+ 下筆如有神》）來對「（重建）後大雅堂時代」的丹棱、川南、四川，直至全局意義上的大雅文化重振大抒己見，但讀完之後你會發現，它與全書主旨如此契合，甚至可以說非有不可，由於這本身就是作者在丹棱大雅堂專題講座上的原版內容，它又顯得如此得體。其實，這在美譽度頗高的四川日報副刊隨筆專欄《記者行吟》中，這樣介入、干預、建設性的作品，就是作者「史態+時態」寫作的一種老常態。就此而言，前可見古人，後當有來者，古人與今人處在一種類似於相互扶持、共同延展的動態關係中：黃庭堅等「三人行」為我們提供了文化建設、城市建設的寶貴資源，川南人對黃庭堅有念念不忘的情義，而丹棱城鄉新貌大雅家園則告慰了先賢。由此也可以發現，作者反覆說明「必然性」、反覆說明古人言行心理的深層用意：既不是一種散漫的隨意型想像，也不是一種拘泥於文獻檔案或田野調查的刻板型想像，而是一種帶有一定先在性和目的論色彩的傳奇型想像——這種想像不僅指向大雅堂千古一夢的史實，也指向作者的家園情懷、民生情懷，最終，它浪漫而堅實地落足到了文化傳承、文化建設的廣闊大地。

（作者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與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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