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莫言、馮小剛身邊那個趕不上飯點的男人

他是莫言的同學，馮小剛的御用編劇。他的小說《英格力士》風靡一時，編劇的《甲方乙方》和《天下無賊》也成為經典。

他曾經年輕，充滿野心。他熱愛文學，但更把文學當作通往名利場的捷徑。當他老了，只有文學收留了他。

這是真實故事計劃的第3篇特稿

一

2012年10月，一場秋雨剛過，一輛中巴車載著九名作家的採風團從北京出發。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河南南陽的陶岔渠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起點，丹江口水庫的水就是從那裡被導引到了大渠中開始北上的。

還有兩天，諾貝爾文學獎就會正式公布，大家在車上再次聊起了一個老舊的話題：莫言會得諾獎嗎？從1985年發表《透明的紅蘿蔔》以來，莫言就成為當代文學圈公認的重量級人物，關於莫言有可能得諾獎的傳聞也有很多年了。

邱華棟說，莫言得獎是早晚的事，甭著急。他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這次作家採風之旅就是由他所在的單位組織的。年齡最小的作家徐則臣神神秘秘地接了個據說是從歐洲打來的電話後，告訴其他人：「百分之九十九。」小說《桃李》的作者張者說，他昨天晚上夢到莫言得獎後宴請各位好友，唯獨王剛沒有收到請柬，十分生氣，夢裡的張者說莫言肯定是忙昏頭了，請邱華棟去「勾兌勾兌」（重慶方言，意為「協調」）。

張者講的這個夢讓王剛噁心壞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多歲的王剛帶著「要做中國最好的作家」的野心從新疆來到北京，進入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和莫言、余華、劉震雲、遲子建、嚴歌苓、畢淑敏等成了同班同學。儘管算不上班裡最受矚目的學生，但王剛也接連在《當代》、《收穫》、《北京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了好幾個中短篇小說，受到了不少批評家的關注。他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叫《博格達童話》，被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李陀看到後評價說：「這是寫文革最好的小說。」

但是，從魯迅文學院畢業後，王剛「堅決不再寫小說了」。為了留在北京，他先是加入了一家民營公司「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簡稱「亞視」），打著拍攝電視專題片的幌子，拉貸款、搞地產、做金融，還和馮小剛合作編劇了電影《甲方乙方》、《天下無賊》。

直到十年後，王剛離開「亞視」，無所事事的他決定還是要寫小說。2004年，王剛發表了長篇小說《英格力士》，竟然在國內外收穫了不少好評，還被翻譯成英文、韓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土耳其文，那時，他也做過拿諾獎的夢。現在，這個夢可能要由他的同學莫言實現了。

想到這兒，王剛認真地回了一句：「我就是個總趕不上飯點兒的人」。

10月12日，傍晚，採風團結束對渠首工地的探訪，乘車前往賓館駐地。7點多，邱華棟接到了瑞典《北歐時報》記者的電話，請他談談對這屆諾貝爾文學獎的感受。放下電話後，邱華棟向大家宣布：莫言得獎了。

車上頓時一陣喧嘩，每個人都開始歡呼起來。幾分鐘後，採風團到達賓館，王剛一聲不吭地下了車，走進房間，關上了門。他注意到，天快黑了。

在房間里洗了一把臉後，王剛就下樓和大家喝酒去了。邱華棟記得，在酒席上，王剛不停地念叨：莫言都拿諾貝爾了，莫言都拿諾貝爾了……

諾獎過去許久，有一次，王剛想著熱鬧應該都過去了，老莫也該寂寞了，就借著酒勁給莫言打了個電話，但莫言沒有接。王剛生氣了，轉手就在電話簿里刪掉了莫言的號碼，從此再也沒有聯繫過。

二

今年7月，當王剛回憶起莫言得獎的事時，依然顯得滿腹委屈。

那天，我們約在洱海邊上的一家餐廳見面。距離上一次在北京的見面已經有一個多月，因為他之後就去旅遊了，先是到日本，後來又到廣州、香港，這次是從海南來的大理。

大概從2007年開始，王剛就過上了雲遊山水的生活。在全國各地，他總共有十幾處房產，我們見面的餐廳就離他在大理的別墅不遠。但他不願意告訴我們別墅的具體位置，他對中國的社會形勢有自己的判斷，他想，哪一天中國亂了，這裡可以成為他的一個藏身之地，誰也找不到。

「中國現在的作家太可憐了，」王剛說。畢竟，諾貝爾獎不可能發給每一個人，中國每年出版至少4000部長篇小說，絕大部分根本沒人看，更沒有人會在乎一個非著名作家的牢騷和尊嚴。他坐在我們對面，談及此，身體不由地向前微傾，雙頰和眼眶都開始泛紅，許是喝多了梅子酒的緣故。

他認為自己沒趕上好時候，錯過了文學的黃金年代。一些人的名字反覆出現在他的講述中，王蒙、劉心武、莫言、余華、劉震雲，他認為他們之所以享有盛名就是因為趕上了文學最好的時候。等到他的《英格力士》開始真正引起文壇注意的時候，嚴肅文學的讀者已經是小眾了。

「你認為有可能和作品本身的質量有關係嗎？」我問。

「沒有一個作家會認為自己寫得比別人差。」他說。

天空開始飄起細雨，伴著微風打在碧綠的樹葉上，我們吃飯的位置臨著窗，漸漸開始有雨滴打在餐桌上。餐廳的外部是一整面玻璃幕牆，灰色的洱海被隔在窗外，遠遠地分不清水和天的界線。正值盛夏，此時卻頗有涼意。

文學的黃金年代確實過去了。

1958年，王剛出生於新疆烏魯木齊。在他成長的歲月里，文學曾經被整個社會認為是最重要、最時髦的東西。他記得，1977年，作家劉心武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大討論。後來，小說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影響就更大了，經常能看到行人在馬路上忽然停下來，專心聽廣播里播放劉心武的作品。和許許多多人一樣，19歲的王剛被劉心武小說的語言和故事所吸引，更見證了一個作家所能獲得的最大的榮耀。他在心裡暗暗下定決心：成為一名作家。

高中畢業後，王剛憑著吹長笛的特長應徵入伍，成為南疆軍區文工團的一名文藝兵。在部隊里，王剛的行為方式總是顯得格格不入。他的頭髮比一般男兵的要長，還會用一把燒紅的鐵剪刀燙成波浪，一雙尖頭皮鞋總被他擦得特別亮。他喜歡賣弄文學，一天到晚說各種怪話，這一切都讓他成為最不受待見的一個人。

他依然愛讀小說。白天走在沙土上，拿著那本《青春之歌》，晚上出去散步時，拿著那本《遠離莫斯科的地方》，路過領導的辦公室時，則會拿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一天晚上，宿舍已經熄燈了，他還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看契訶夫的《變色龍》，不覺得就笑了起來。笑聲惹怒了早就看不慣他的戰友們，他們把他的被子拉開，然後抬手就給了他一巴掌。

像他這樣的人在部隊是混不開的，王剛早就明白了，但他那時沒有想過怪罪文學。因為他知道，中國馬上就要不一樣了。

1980年，南疆軍區文工團戰士王剛，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車來到北京。他是被部隊送來學習的，但他更想趁這個機會完成一個夙願：他要見王蒙——整個八十年代全中國最耀眼的文學明星。

眼前充滿了白色的雪野，22歲的王剛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想要找到王蒙。他先是來到《北京文學》編輯部，在那裡遇到了李陀，通過李陀拿到了王蒙的住址。然後，他去了崇文門，又在王蒙家門口等了兩個晚上，終於見到了這位大作家。他問王蒙：你身上有劉世吾的影子嗎？（劉世吾是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里的人物，一個官場里的老油條。）

不過，和王蒙的談話並沒能給軍人王剛帶來任何現實幫助。1982年，在部隊始終提不了乾的王剛離開了文工團，被分配到烏魯木齊的一家加氣混凝土廠當化驗工人。

加氣廠的位置在遠離市中心的東南角，工廠的主要產品是用來填充建築牆體的加氣混凝土砌塊。王剛的工作就是用電鋸把一整個砌塊鋸成十厘米立方的小塊，然後再用儀錶去測小塊的壓強。第一天去加氣廠報道，正是烏魯木齊的春天，下班後，王剛看著地上到處都是一灘灘融化的雪水，在心裡安慰自己說：作家就要到社會的最底層去體驗生活。

廠區外面有一座三層小樓，王剛在裡面擁有一間宿舍。但他下班後更喜歡騎著自行車走上10多公里的路程去城裡找他的好哥們，他們總是坐在西公園裡的一張椅子上，一人手裡拿著一瓶三毛錢的亞洲牌汽水，沒完沒了的聊天。晚上，兩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睡覺，繼續聊文學，聊藝術，聊女人……

他時刻想著怎樣才能離開工廠。眼看著以前的同學們一個個都考上大學了，王剛的內心更加絕望，他去參加同學聚會，對著那些考上大學的同學們說：看誰笑到最後。

三

一年後，王剛通過夜大考試拿到了一個專科文憑，從工人身份變成了幹部身份，再通過他的父親的戰友的關係，調入《綠洲》雜誌社，成為一名文學編輯。

《綠洲》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下屬刊物，在整個自治區來說，地位比不上《新疆文學》。他的小說終於開始發表了，但也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對於新疆的文學圈子而言，王剛依然是個邊緣人。

那時大家談論最多的青年作家是曹永正，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也是王剛最嫉妒的人。

曹永正當然也有作品發表，但他更會做人。參加作家筆會時，曹永正的發言總是分外得到老作家們的歡心，他會說：聽了X老和X老的話，受到啟發震動，對於他這樣的新疆的青年文學愛好者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寫新疆卻不了解新疆。需要補課，需要領導組織我們下去體驗生活。

曹永正是新疆文壇一號人物周濤的徒弟。還在新疆大學讀書時，曹永正曾經專門選了一個下雨天，冒著大雨步行十多公里，來到周濤家。進門後，曹永正不說二話，「砰砰砰」先磕三個響頭，要求拜周濤為師。等到他的詩歌被新疆大學傳抄的時候，曹永正又敢對自己的師傅周濤說：有一天，我會把你的詩歌徹底放翻。

曹永正不光在文學圈裡如魚得水，他還會中醫，會氣功，會算命。八十年代末，曹永正漸漸離開文學，變成了「新疆三大仙」之首，之後又來到京城，成為周永康的座上賓。在一個精心維繫的高官名流圈裡，他被人尊稱為「國師」。這是後話。

曹永正自然也看不上王剛。1985年，當已經有作品發表的《綠洲》雜誌編輯王剛，滿懷著激動心情見到文學明星曹永正時，卻被他幾句話就打擊得自信蕩然無存。「我聽說你去了《綠洲》了，唉，你為什麼要去《綠洲》呢？那個雜誌確實不好。」

在新疆文學圈裡鬱郁不得志的王剛，開始尋找別的出路。聽說上海的一個堂姐要去美國了，他也跑到上海，看看堂姐能不能把自己也帶出去。美國沒去成，王剛又從上海去了北京，在那裡，王剛遇到了自己的指路人。

新疆作家唐棟當時正在魯迅文學院學習。兩個人在北京見面後，唐棟對王剛說：你和曹永正他們這些人在一起混有什麼意思？他們有什麼文學才能？那天筆會大家發言，我聽了，有點意思的還是你。你這個人比較真實，那些人不行。你還在《新疆文學》、《綠洲》發什麼呀？要發就發全國性的。《收穫》、《當代》、《人民文學》算全國的，《解放軍文藝》、《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算準全國。

王剛說：在全國發表，那怎麼可能呢？

唐棟說：不這樣你還搞什麼文學呢？

王剛又問：你現在在北京做什麼呢？

唐棟說：我在魯迅文學院，做文學交流。

王剛問：什麼叫文學交流？

唐棟說：就是國外作家也來，國內作家也來，大家聚在一塊兒。

王剛問：那能看見王蒙、劉心武嗎？

唐棟說：他們就來這裡給我們上課呀。

唐棟的一番話給青年王剛打開了一扇門，他驚訝地發現，原來在北京還有這麼好的地方！他騎上一輛自行車，開始在北京城裡四處尋找魯迅文學院。他一會兒聽說在紅廟，一會兒聽說在小庄，一會兒又聽說在南八里庄，最後花了三天時間，終於在十里堡找到了魯迅文學院的所在地。他進到學校的教務處，找到一位老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渴望學習的決心。老師讓他留下自己的地址，回去等消息。

1987年，王剛接到北京來信，通知他去魯迅文學院進修。那時他剛剛結婚不久，和朋友們吃完婚禮飯後，他就去北京了。

四

《當代》雜誌前主編周昌義和很多作家都有過交往。他說，人們往往認為出身邊地的作家天生帶有一種豪情，但情況恰恰相反，他所接觸的邊疆作家，尤其是其中的漢人，性格中都有極端的敏感和自卑。因為，無論他們的父輩是怎樣從內地過去邊疆的，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字：流放。對於「中心」的嚮往，在很多邊地作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王剛也同樣如此。他的父親當年跟隨王震的大部隊入疆，母親是響應「八千湘女上天山」解決官兵婚配問題的湖南女子。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嚮往北京，現在終於要去了，「幸福得沒有辦法」。

「開玩笑，要在北京待半年！」在和別人聊起來時，王剛已經把在北京的時間延長了兩個月，因為「四個月和六個月有巨大差別」。曹永正不止一次問過他，他是如何能夠去魯迅文學院的，但王剛從沒告訴過他真正的原因。北京，多難得啊，這樣的好事萬一被別人取代了怎麼辦呢？

坐在火車上，王剛心想：只要有可能，就留在北京，絕不回新疆，把曹永正他們永遠甩在烏魯木齊泥濘的春天裡。

一到北京，他就愛上這個城市了。不知為什麼，王剛印象中那時北京的天空不光特別藍，還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色彩。北京人說話都是索緒爾、德里達、喬姆斯基，年輕人討論的話題更新鮮、更刺激。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別的男人睡覺怎麼辦？」

——「無所謂！」

朋友專門帶他去西直門看新中國第一座三層轉盤式立交橋，他在心裡感嘆：中國已經完全變了，我們怎麼還會衰老呢？我們怎麼還會苦悶呢？不會了，美好的時代已經來了，這個時代怎麼可能更美好呢？

王剛開始抓住機會。四個月的進修班結束後，王剛又順利進入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研究生班，正是在那裡，他結識了莫言、余華等一大批當時風頭最勁的青年作家。

那時也是王剛的文學作品發表最為密集的階段。他先是在《當代》上發表了中篇小說《冰涼的陽光》，打響了在全國性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的第一槍。緊接著，又接連在《北京文學》發表了《博格達童話》，在《收穫》發表了《紅手》，在《作家》發表了《秋天的男人》，在《當代》發表了《遙遠的陽光》。當時，《收穫》、《花城》、《十月》、《當代》被稱為文學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能在這些雜誌上發表作品，已經足以證明一個作家的地位。當然，王剛也明白，作家要出名必須要靠評論家寫文章，李陀就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作家推手。在音樂廳，在地鐵里，在李陀的家中，王剛也抓住一切機會努力向李陀推薦自己的作品。

生活不可能永遠只有寫作，即使是在魯迅文學院里，對於王剛尤其如此。他愛喝酒，愛美食，更愛跳舞。國標、交誼舞、迪斯科，他都能行。他先是組織魯院的同學跳，後來又騎著自行車去拉外校的女孩來跳。女孩兒聽說是去魯迅文學院，那裡有很多發表過小說的青年作家，個個都很高興。

舞會的地點就在學校食堂，把餐桌全部併到一起後，就能留出好大一塊空地，再把燈光調暗，支一個大號收音機，王剛走上台去，用英文向女孩子們致辭。之後，音樂響起，舞會開始。

Why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The End of the World

在當時魯院同學的印象中，舞會上很少能看到莫言的影子，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悶頭寫作。余華有時候會來，看到王剛在台上用英文致辭，就悄悄地問外校的女孩：他的發音怎麼樣？女孩回答：特別好。

一天，王剛照例在食堂開舞會。同學徐星走進來，一把掐掉了錄音機，然後結結巴巴地對王剛說：北大在流血，清華在流淚，你們竟然還在這裡歌舞昇平

王剛反問他：你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為了自由？自由就是有的人要革命，有的人要跳舞、要跟女孩調情。我就是那個要跳舞的人，請你不要妨礙我的自由。

沒救了！徹底沒救了！徐星說。

五

那場風波過去後，整個八十年代也結束了。時代風向的轉換之快令人詫異，似乎是一夜之間，文學潮就變成了經商潮。北京的路邊開始有卡拉OK，街頭跑起了賓士轎車，追女孩子時說自己是青年作家再也不管用了，要去建國飯店。

1991年，還沒過春節，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學員就畢業了。按照當時的培養制度，班裡的同學畢業後應該回到原單位，但王剛再也不想回新疆了，他想留在北京。這時，北京吸引他的也不再是「索緒爾」、「喬姆斯基」，而變成了建國飯店和賓士轎車。但他沒有北京戶口，沒有哪個公家單位能夠接收他，他在北京無處可去。離校很久後，他手裡還藏著一把魯院宿舍的鑰匙，有時候他就偷偷溜回原來的房間睡覺。

北京的冬夜，寒風刺骨，王剛騎著自行車走在大街上，周圍的樓群里映照出溫暖的燈光。想到自己當下的處境，憤怒的王剛「恨不得把所有的大樓都給炸了」，讓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挨餓、受凍。

文學無法解除他的困境，王剛堅決不要寫小說了。

正是在那時，王剛經人介紹進入了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簡稱「亞視」）。這是一家民營公司，但為了方便做生意，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對外就自稱是中宣部的下屬單位。

亞視的老闆名叫靳樹增，河北雄縣人，早年在部隊說快板，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複員後從四川起步，做起了獨立電視製片人。八十年代末，製作電視劇或者專題片基本都要靠財政支持，所謂「獨立電視製片人」，就是自己去企業拉贊助、拍片子，自負盈虧。那時正值鄉鎮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很多手裡有錢的鄉鎮企業老闆，都對電視行業感興趣，靳樹增的亞視正是藉此發展起來的。

王剛進入亞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電視專題片《民魂》的撰稿人。《民魂》主要講改革開放後發展起來的優秀企業，王剛寫起來毫無難度，老闆很滿意。第一個月，王剛就拿到了295元錢的工資，這相當於魯院作家班導師童慶炳教授的工資的兩倍。

後來，王剛很快摸清了，在亞視拉贊助比撰稿來錢快。只要能拉來錢，你就能拿到10%-20%的提成。對於他來說，這也不是什麼難事。他跑到鄉鎮企業繁榮的江浙一帶，跟企業老闆們先說一通大話：什麼中華民族呀，什麼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呀，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你們的企業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秀代表……把老闆們說動心後，再跟他們提贊助的事：我們做這個事情還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能不能贊助一下……

之後，從企業拉贊助變成了從銀行拉貸款，王剛照樣得心應手。據他說，亞視的第一筆價值300萬元的銀行貸款，就是在他手裡辦成的。在王剛後來寫成的長篇小說《月亮背面》里，他幾乎照實記錄下了自己當時在銀行行長面前的一番演說：

「我的第一印象是這兒富麗、高貴、氣度不凡，但通過透過這些外在的、當然也都是極為重要的方面，我卻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錯，人們首先都看到了這座富貴的大廈，然而我卻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總。」他沉穩地拿出一支煙，慢慢點著後，才思索著說：「我所用的『大廈』這個詞實際是一種象徵，它不僅僅指這幢樓，它更代表你以及你所領導的這個金融集團。」他邊說邊觀察著秦總的表情，應該說這種目的性極強的談話使他興奮而又緊張，「總之，你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儘管那麼宏偉，那麼具有征服力，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如果把這一切比作一個大廈的話，那麼我現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塊奠基石，它可能因為歲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應該讓世人所看到……」

聽完這番話後，行長的眼圈就有些紅了，先是推脫一番「宣傳個人不好吧」……之後的一切就都順理成章了。

碰到一些聰明點的企業或者機構，事後想想不對勁，殺到北京來想要摸清楚亞視的底細，王剛就和同事一起把他們「收拾掉」：帶他們去玩、去唱歌、去見「王老」——王震，靳樹增早年拍的電視專題片多是歌頌革命前輩，由此結識了很多高級領導人。

王剛很擅長拉錢，這當然讓老闆很高興，他自己也有了不少收入。到了1992年，王剛畢業不到兩年，就花了40多萬元在北京大興買了一套帶車庫的商品房。

有了一點資金積累之後，王剛開始謀劃著自己當老闆。他不滿足於只拿提成，他要拿全部。

這時，他已經完全熟悉亞視的「贊助」模式了。他先是跑到北京電影學院下屬的音像出版社，交了5000塊錢換了一枚公章，然後叫了一幫哥們，大家坐在一起邊喝二鍋頭，邊想用什麼「主題」才能打動那些手裡有錢的企業家：肯定還是要歌頌這個偉大的時代，但他們認為《民魂》這個名字起得不好，拉贊助的時候還要解釋半天，不如直接一點——就叫《鄧小平與中國改革》。

王剛迅速拉了一幫博士為這部專題片做撰稿人。靠著同樣的一套說辭，他們的方案引起了廣西自治區政府的注意。1929年，鄧小平曾在廣西領導發動過百色起義，自治區領導認為這樣的一部片子如果能去廣西取材肯定是一件好事，所以邀請王剛一行人到廣西具體商量。沒想到，在廣西卻發生了驚險一幕。

王剛到達廣西後，自治區政府設宴款待，一位副主席帶著好幾個宣傳口的領導都到場迎接。一陣寒暄過後，副主席要求先看《鄧小平與中國改革》的拍攝批文。王剛哪裡能拿得出來，他的手頭只有一張蓋著「北京電影學院音像出版社電視片部」公章的介紹信。副主席當場就發怒了，質問王剛：你們拍這麼重要的電視專題片，為什麼連「重大辦」（重大歷史題材辦公室）的批文都沒有？

王剛冷靜了一下，回答道：誰能阻止一批青年知識分子有感於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的好處，自發地去拍這樣的一部片子呢？我從來沒有說過我們有什麼尚方寶劍，我只是說我們是一批青年知識分子，我們想拍是沒有錯的。我的想法特別簡單，你特別希望我們到廣西來，我們就來了，我覺得這是個對等交換。如果你們確實需要的話，回頭我補上。

副主席說：好的，你回頭補上，但是我等著。飯我不吃了，讓他們陪著一塊兒吃。

即使發生這樣的事情，王剛仍然拉來了足夠多的贊助，拍出了10集專題片。之後，他通過朋友找到了時任中宣部領導的秘書，想要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但片子沒能通過審查。當初，王剛在和各種企業、機構拉贊助時，是允諾過專題片一定會播出的，這樣對方才願意掏錢。現在沒辦法播了，但王剛也不可能再把錢退還給他們了，在時常擔心贊助方找麻煩的恐懼中，王剛攢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這時，王剛最嫉妒的人，曹永正，又出現了。

六

在新疆，人們已經在傳說曹永正發了，王剛也發了，但這兩個同在北京的新疆人卻還沒有見過面。王剛不願意見曹永正，每當聽人說「曹永正發了，真的發了」，他的心裡就很不痛快。

1992年的一天，王剛正在西單電報大樓排隊，等著打晚上9點30分過後的半價長途電話。突然，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走了進來，那人站在隊伍的最後，也開始排隊。他反應了一下，很快就知道了：曹永正，竟然是曹永正。

王剛忍不住好奇，走到曹永正面前，伸過手去。曹永正也伸過手來，兩人握手時，王剛看到曹永正臉紅了。

王剛說：你怎麼也會到這兒來？

曹永正開始解釋，說：我是偶然路過的，過去從來沒有來過這兒。

過了一會兒，曹永正借口有事，就先走了，臨走前給王剛留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

王剛沒有想到，這兩個在烏魯木齊文學界傳說中，早已發大財的人，竟然在北京電報大樓營業廳里，在9點30分之後的長途話費半價時間不期而遇了。幾天後，王剛決定去找曹永正。他穿上皮爾·卡丹西裝，從床下的鞋子里掏出一沓錢，整整一萬元，放進西裝口袋裡，他準備一會兒不經意地敞開西裝，讓曹永正看見這些錢。

曹永正的家是個一室一廳的舊房子，王剛進去後，注意到房角柜子上放著一摞中醫書。曹永正請他坐下，然後說：你知道嗎？昨天晚上楊偉光（時任中央電視台台長）就坐在你這個位子上。

王剛幾乎要笑出來了。這幾年，他走南闖北拉贊助，靠的就是自己的語言。現在，輪到他被曹永正「語言」了。他說：別人說你已經是百萬富翁了。

曹永正蔑視地說：百萬算什麼，我們前幾天，在無錫太湖裡，拿下了一個島，你難以想像那是一筆多大的財富，說出來會嚇死你。告訴你，我掙的錢，十輩子也花不完了。

王剛被嚇住了。他去無錫拉過贊助，見識過太湖波濤汪洋中的島嶼。曹永正的話讓他感到頭暈。

之後，曹永正開始給王剛指路：有錢投資的話，可以去朝鮮，我算過，過兩年朝鮮就會發生巨變，那兒機會比當年的深圳還多。要麼，就去海南炒地皮，北海也行。

王剛問：什麼叫炒地皮？

曹永正說：你如果能弄上批文，搞幾百畝地，或者幾十畝地，那你轉手把土地批文給別人，也許一把就能掙上千萬，下輩子的錢都有了。

曹永正的啟發讓王剛的眼睛亮了，他拍攝專題片時確實認識了一些地方官員，他想自己說不定真的能一夜暴富。

王剛迅速拿了一筆錢，南下海南，過去後發現海南的地都已經被圈完了。他又去了廣西北海，通過一位土地局的領導，順利拿到了四百畝土地的批文。然後，他就想等待一個最好的時機，大賺一筆。

轉賣土地批文，本質上就是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據媒體記載，當時在北海有1000多家房地產公司，全國各地駐紮在北海的土地炒家達50餘萬人，而這座小城的人口原本只有10萬。政府幾萬元/畝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萬元/畝，北海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多達80平方公里。

但是，只要是泡沫就不可能持續，不管是北海的房地產，還是王剛一夜暴富的野心。1993年6月24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一路高歌猛進的房地產熱頓時被釜底抽薪。北海的爛尾樓面積超過了三亞，沉澱資金高達200億元，這座城市後來被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所有的開放商都跑路了，王剛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那時他租住在一個二層小樓里，離莫言很近，他整天在家等電話，期待著房地產形勢可能會有轉機。最後，他徹底失望了。他又回到了亞視。當時，他連個招呼都沒打就離開了，現在還是老闆靳樹增收留了他。

回到亞視以後，王剛做的還是跟從前一樣的事情，但他再也沒有跟從前一樣的野心和鬥志了。亞視越做越大，涉足酒店、餐飲、寫字樓、地產、金融等多個產業，對外號稱有40億資產，靳樹增雖然對王剛很好，但從來沒有讓他掌握過可以分錢分物的實權，王剛在公司里也做得三心二意。他感到無聊，迷茫，他又想寫小說了。

圖｜王剛

七

這些年，王剛在商海里浮浮沉沉，看遍了人間的奢華和凄涼，喪失的是信心，留下的是仍然貪婪的胃口。當他順風順水的時候，恨不得把文學永遠拋在身後，可當他委屈無助的時候，他總是想：我要寫小說。

他當然願意跟著老闆大吃大喝，可每當老闆向眾人介紹說「這是王剛，青年作家，文學碩士！」的時候，他總是羞到無地自容。飯桌上聽大家說說笑笑，「這一輩子給錢還沒有見到一個不要的，還沒有見到一個女人那東西是橫著長的」，他也總覺得不舒服。老闆最喜歡找他聊天，他也懂得怎樣跟老闆聊天，但他覺得自己就像老闆身邊的一個女人，像慈禧太后身邊的「小安子」。

為了拉貸款，要和銀行搞好關係，開車帶領導的孩子去看病，可他自己的孩子卻遠在新疆，都快忘記他的樣子了。擔驚受怕是家常便飯，每拉成一筆貸款，都要給中間人一筆好處費，他擔心那些人之後反悔，總會在包里偷偷藏一個小錄音機。他還要緊緊盯著公司的賬，一旦發現賬上有錢了，就趕快通知銀行的人來取，他不想讓自己經手的貸款最後還不上，給自己找麻煩。

每天都是這樣的事，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呢？他想。

王剛總是記得1996年的一天。那天，陽光燦爛，他一個人坐在朝陽門地鐵站旁邊的台階上，等著老闆從中顧委借的車來接他。那是一輛超大的紅旗牌轎車，最早是朱德的座駕，後來成了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專車，他要去銀行拉貸款，坐在這樣的一輛車裡勝算總是更大些。看著大街上人來人往，忽然想到自己曾經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他感到一陣心酸。過了一陣兒，他就跟老闆提出，要請假去寫一部長篇小說。

老闆說：寫長篇小說，扯什麼淡！那個東西值什麼錢！你現在比寫十部長篇小說都強，那種東西都是下三爛乾的事情，你怎麼能幹那種事？你要想靠文化出名，你就當導演，看哪個女演員好，你就把她搞了，你把她搞了，她才能當女主角，她不讓你搞，你就不讓她當主角！大哥給你說這話，投資不就是幾百萬嗎，但你不能給我回家。

王剛說：我還是要回家寫小說。

四個月後，王剛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月亮背面》。小說的主人公叫牟尼，一個和佛陀同名的、有文化的商場騙子，身上有不少王剛自己的影子。

《月亮背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第一版只賣了2萬冊，並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小說被馮小剛看到了，改編成了同名電視劇，後來也因有人舉報被限制發行。不過，這也促成了馮小剛創作的全面轉型。從那時開始，馮氏喜劇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成為中國賀歲片的標配。《月亮背面》之後，馮、王二人又合作了電影《甲方乙方》、《天下無賊》，都曾是紅極一時的佳作。

王剛去亞視越來越少了。一方面，和馮小剛的合作帶給他一些寫作影視劇本的機會，他和魯院時的同學合作成立了一個編劇工作室，寫出了《尚方寶劍》、《皇上二大爺》等電視劇；另一方面，他也漸漸感受到了亞視的危機，表面上風光無限，但所有的項目都不賺錢，全靠銀行貸款維持，新貸還舊貸，總是不會長久。

一次，他去找靳樹增辦事。老闆的房門是關著的，裡面的人問清是誰後，才給他開門。進房間後，王剛看到裡面坐著不少黑衣人，操著南方口音。王剛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他聽到老闆對他說：特殊時期得用特殊的人啊。

王剛問：真的是黑社會？

靳樹增說：反正這些人都是土匪，都是畜生。兄弟，沒辦法。

這一幕場景讓王剛深受震撼。他承認，他們之前也算是騙子，但都是小騙子，而且還是穿著嶄新西裝的小騙子。亞視發展壯大以後，他們來往的就都是達官貴人和明星名流了，現在怎麼淪落到和這樣一幫人打交道呢？他決心離開。

此後不久，靳樹增就因涉嫌金融憑證詐騙罪被批捕。2003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靳樹增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八

在王剛的記憶中，靳樹增的手總是軟的。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香山飯店，一家五星級酒店，靳樹增過來了，說話非常謙和，他讓飢腸轆轆的王剛點菜，「隨便點」。後來，靳樹增安排王剛住在玉泉公寓，吃在芙蓉飯店，全部不用他自己花錢。王剛為專題片《民魂》做撰稿，為靳樹增本人寫傳記，老闆對王剛的文字總是特別滿意，除了每個月將近300元的工資之外，王剛寫一集專題片還能拿到800元的稿費。

他喜歡名牌，有一次在老闆的床底下找到一雙好皮鞋，很高興地就穿上了，卻被傳染了腳氣，但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雙義大利皮鞋。當暴發戶們還拿著大磚頭打電話的時候，王剛手裡已經有了一部全球通手機，那是他從老闆手裡搶來的。他人生中的第一部車，桑塔納2000，也是老闆給他配的。靳樹增樂意給他。

靳樹增住在釣魚台國賓館的16號樓里，每天晚上都很孤獨。他當然有很多女人，但他對女人的興趣「最多是半個小時」，他最喜歡的還是和男人聊思想、聊政治、聊經濟，他最喜歡的還是和王剛聊天。

現在，老闆忽然就被抓了。王剛想：怎麼可能？以前都傳過好多次了，大家都當笑話聽，為什麼這一次就偏偏成真了呢？但是，千真萬確。

「還是喝粥吧，」王剛想。連這麼厲害的人都能被抓，你還要做什麼呢？九十年代末，靳樹增的名望和權力達到頂峰，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他上過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的節目，他作詞的歌曲《想約九八》在央視春晚由王菲、那英演唱後，傳遍了大江南北。

從前，他總是想好好寫點東西，也確實寫過不少，但心總也不能完全靜下來。現在，他終於死心了。

靳樹增入獄3年後，王剛在監獄見到了他。一進門，遠遠地王剛就看到玻璃牆後面站著一個比當年的感覺矮得多的老人，穿著灰藍色的囚服，頭髮已經全白了。走到跟前兒，王剛突然意識到有點兒不敢看他的臉，也不太敢看他的頭髮。過了一會兒，王剛開始號啕大哭。兩人隔著玻璃，王剛手拿著電話，反覆地只能說一句話：「你怎麼變成這樣了」、「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靳樹增只是搖搖頭，看著王剛，他說：「我們在監獄裡邊能定二三十份報紙，我老是能夠看到你的消息，我真高興。」說著，他從懷裡邊掏出了一份報紙，是《北京日報》，上邊發了王剛一個整版的採訪，配著王剛的照片。他把報紙高高舉過頭頂，看著王剛，說：我就是想見見你，你隨便說幾句話。

王剛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九

王剛徹底離開亞視是在2000年，那時他42歲，距離從魯迅文學院畢業將近10年。

他不願意再去經商了，他對於商場上的一切感到厭倦。他也攢了一些錢，「也不是很多，但和一般人相比，確實是不少了」。人生還很長，總要干點什麼吧，他想，還是要寫小說，也只能寫小說了。

大興的別墅里，他每天早晨七八點鐘起床開始寫作，寫到十點多，就出去和朋友們玩去了。離開文學圈子這麼久，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會受歡迎，他只是很懷念新疆，懷念烏魯木齊，懷念那個當年他曾想盡一切辦法想要逃離的地方。

四年後，這部講述「文革」時童年經歷的小說在《當代》發表，取名《英格力士》。讀者看過了太多關於「文革」的控訴，王剛的作品用一個孩子的視角折射出一個時代的豐富性，不光有苦難、血淚，還有友誼、師生情、學習英語的渴望，這讓大家感到驚喜。

2004年，《英格力士》入選《當代》雜誌的「長篇小說年度獎」。在華僑大廈的投票現場，《英格力士》以2102票獲得讀者最佳獎，再以4:3獲得專家最佳獎，成了媒體眼中的「黑馬」。王剛眼泛淚花，激動地說：「我從事文學創作二十年，沒有獲得過任何文學獎項。上個世紀80年代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甚至希望我的爸爸是王蒙，可是從來沒有這樣的榮幸。」

《當代》前主編周昌義是最早對《英格力士》作出高度評價的人之一，也是王剛最信任的編輯。在他看來，王剛與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深入參與了當代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獲得了大量鮮活而獨特的經驗。他對王剛說，一定要把當年在亞視的經歷寫出來，它的價值堪比《子夜》。王剛也激動起來，並且提前想好了一個得意的書名：《福布斯咒語》。

回憶令人傷情。有一次，王剛和周昌義在新疆飯店吃飯，聊起了當時還潛伏在王剛構想的《福布斯咒語》的故事。王剛迫不及待地講著，他先講男主人公以後要遭遇的坎坷，說著說著，王剛哭了。「不只是流淚，更不只是兩眼發潮。先用雙手捂住臉，把哭聲捂在胸腔里，終於捂不住，噴薄而出，成了肆無忌憚的號啕大哭。」接著，講到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波折，王剛又哭了，又是一陣號啕。也不知哭了多久，稍息，王剛繼續講一個拆遷釘子戶的故事，這次王剛不僅號啕，連椅子也坐不住了，差點癱倒在地上。

五年後，王剛交出了76萬字的《福布斯咒語》，但這部讓他「掏心掏肉」的小說只賣了約10萬冊。之後，他的另外兩部長篇小說《關關雎鳩》、《喀什噶爾》也都反響平平。

2016年，王剛的作品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全套共7冊8本。之前，作家出版社曾出版過《余華作品集》，王剛特意叮囑編劇要用和余華一樣的樣式：都是32K的開本，封面上都有手寫體的作家簽名，封底都是作家簡介配照片，封面、封底都是壓紋紙。他甚至提出，封面、封底的顏色都要和余華的一樣，用黑色，被編輯制止了，換成了現在的紅色。

十

王剛終於沒有成為自己眼中的「大人物」。

馮小剛的電影《一九四二》上映時，王剛去電影院里看了，這部電影的編劇是他在魯院的另一位同學劉震雲。他被電影巨大的悲劇性感染，更想起自己這麼多年來的倒霉、不走運，他想：劉震雲又成了，我和馮小剛也合作過，為什麼就沒拍出這麼好的電影呢？他的眼圈紅了。電影落幕後，王剛走過去和台上的馮小剛打了個招呼，準備離開。馮小剛叫住了他，約他一起去喝酒。後來，在馮小剛的車上，王剛又哭得一塌糊塗。馮小剛只是摟著他，說：哎呦……王剛……

2015年，當年魯院的一位女同學在導師童慶炳的葬禮上見到莫言，莫言擁抱了她，勸她不要難過，但還沒等到兩人「哭明白」，幾十台攝像機就涌了上來。「他出名之後就不歸他所有了，他歸國家所有，歸黨所有」，這位女同學說。

今年夏天，我見到了靳樹增。兩年前，他被特赦，結束了13年9個月的牢獄生活。他的新辦公室裝修豪華，有各種水晶、奇石。他滔滔不絕地談起直播、正能量、傳統文化這些詞語。談起曾經的下屬，靳樹增讚不絕口，說王剛是「中國頂級的大作家」，但他補充，王剛「絕不是商人」，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商人。

十一

雲遊山水的人都是失敗者。

2013年春天，為了把自己徹底推向邊緣，王剛在天山腳下的花兒溝里建了一個小院。他有時在那裡寫作，推開窗就能看見雪山。

漫無目的地走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他總會想小時候的同學們，周晏，黃旭升，劉長江，王兵，牛建十，謝達……他們都還好嗎？他被邀請過好幾次參加同學聚會，但他不願意去，他害怕看見那些在記憶中還是小孩子的面孔，現在都變成老人了。

連他自己都變成老人了。一天，他坐電梯下樓，猛然間在電梯間的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竟然老成了這個樣子，這讓他有些難受。這些年，他為了抵抗衰老，有意識地開始鍛煉身體，抓緊時間去自己去想去的地方，喝自己愛喝的紅酒，甚至還買了一輛哈雷肥仔摩托車，但就在那一刻，他覺得一切東西在時間面前都是無效的。

還有一次，他去洛杉磯的中國城，發現那裡的建築蓋得就像北京的藍色港灣一樣。在一個瞬間，他覺得在中國城裡走來走去的都是熟人的臉，好像都是當年在亞視的新世紀酒店30層酒廊里出現過的人，官員、銀行家、企業家、男男女女……

遠遠地，有一個烏魯木齊的小孩，每當看到這些大人物經過時，就抬起右手，彎下食指，比成一把手槍，瞄準他們——「砰！」

作者：康路凱，媒體人攝影：李松鼠

部分資料來源：

王剛，《你給兒子寫信了嗎》，作家出版社

周昌義，《新疆飯店，王剛三哭》，《當代》2009年03期

魏城，《所謂中產》，南方日報出版社

邱華棟等，「南水北調採風活動專題」，《人民文學》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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