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大明思想文化：千古一人王陽明與三部流傳千古的小說

編者按：本文由讀史縮編自著名史學家柏楊所著《中國人史綱》，為通讀中國史第41篇文章。

今天，讓我們暫時拋下使人昏眩的大明政治軍事，走到另兩個寧靜的領域，一是學術思想領域，一是文學創作領域。學術思想領域中，十六世紀興起一種新的思潮，即陽明學派。文學創作領域中，則進入了小說時代，連續出現三部偉大的小說。

一、陽明學派

我們先敘述陽明學派。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獨尊儒術起，中國的正統思想就只剩下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為儒家思想的正統。明朝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為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為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為伯爵。

王守仁於十六世紀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時，因為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1700公里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

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裡，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

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1、致良知

2、知行合一

致，即實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覺。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行合一。僅僅自命為知道了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敗壞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識離不開實踐。

自從十二世紀朱熹利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傳播理學思想，講學即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講學跟學校不同，講學是公元前五世紀孔子式的（在西方，柏拉圖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因而被稱為柏拉圖式的），純以教師個人為主，沒有肄業年限，也不限定授課的場所。這種講學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對自己的理論建立嚴謹的課程，教師只是隨時隨地的，想到那裡，講到那裡。學生們固然可以追隨教師數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談幾句話，即恍然大悟，滿載而去。

王守仁即用這種儒家學派的傳統方法，傳播他的學說。當1519年，寧王朱宸濠在南昌（江西南昌）叛變時，王守仁正擔任江西省南部軍區司令官（南贛巡撫），他率領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進攻南昌，把朱宸濠擒獲。

即令在如此軍事倥傯之際，他仍然講學不輟，從各地投奔他的學生，跟他的衛士一樣，他走到哪裡，學生們跟到哪裡。

陽明學派對理學學派是一個正面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並行有兩支主流。但使理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只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理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實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為僅次於秦始皇的第二號魔鬼。

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學方法獲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樣，完全靠領悟獲得。佛教中觀音菩薩可以用一句話點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為神仙，陽明學派更注意這個契機。而領悟是獨佔的，不能公開驗正。於是，到了後來——王守仁逝世一百餘年的十七世紀中葉時，陽明學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墮落的陽明學家跟酒肉和尚一樣，認為貪贓枉法，照樣可以使自己成為聖人，引起理學家的反擊，遂轉衰落。

二、三部小說

其次，我們敘述三部小說。

中國文學的發展，像一列車廂分明的火車，從紀元前五世紀的《詩經》，發展到紀元前四世紀的《楚辭》，再發展到紀元前二世紀的漢賦，然後發展到八世紀的唐詩，十一世紀的宋詞，十三世紀的元曲。到了十六世紀，則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小說時代，有三部代表中國文學高度成就的長篇小說，先後出現。

三部小說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有人說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說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們不知道正確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文學，描寫第三世紀三國時代——曹魏帝國、蜀漢帝國、東吳帝國，對抗的經過和最後終於統一的故事。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間流傳。第十世紀後，曾出現講述這些故事的稿本，那時還沒有「小說」這個名詞，只稱為「評話」。到了十六世紀，羅貫中用他的才華把它們加以整理組織，遂成為一部有文學價值的巨著。在這部小說中，蜀漢帝國的宰相諸葛亮，被塑造成一個會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巫師式人物。大將關羽，因他對義兄劉備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稱為忠義人物的典型，被世人尊為神抵。另一位大將張飛，以直爽魯莽、粗獷聞名於世。中國古典戲劇中有太多的主題，取材於這部小說。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羅貫中一樣，歷史上沒有確實的記載，據說曾當過錢塘（浙江杭州）倉庫的管理員。我們姑且猜測他生在羅貫中之後，因為他寫的《水滸傳》，用的是流暢而成功的白話文（《三國演義》還是用文言文，雖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這是他大膽的革命創舉。

十二世紀初葉，宋王朝酒肉皇帝宋徽宗趙佶在位時，曾經有36個像西方騎士一樣的人物，以山東省梁山泊為根據地。梁山泊是山東省梁山縣梁山之下的窪地湖，古代鉅野澤的遺址附近。十二世紀時，黃河潰決，遂成為一片汪洋。這36個行俠仗義的騎士人物，縱橫華北大平原，專殺人民所最痛恨的貪污官員和土豪惡霸，搶劫富家的財物，救濟貧民。這種行為被廣大的群眾歌頌為「替天行道」。騎士們生龍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已達數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組織成為一部文學價值和社會史價值同樣高的巨著，而36個騎士，也增加三倍，成為108位梁山泊好漢。點擊可查看：《水滸傳》的「水滸」原來是這個意思，豁然開朗！

全書精神是一種「官退民反」的痛苦吶喊，施耐庵用無懈可擊的布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個騎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為官員心目中的萬惡匪徒。他們轉變的過程，都有細膩的描繪。每一個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樣，但不甘心死於迫害，鋌而走險的結局卻是一樣。我們可舉出書中第一個出現的主角之一的林沖作為說明：

林沖是宋王朝政府禁衛軍的一位中級軍官（八十萬禁軍教頭），太尉（禁軍首領）高俅的乾兒子看上了林沖美麗的妻子，在調戲強暴失敗後，太尉即拿出傳統的「誣以謀反」的冤獄手段，把林沖逮捕判刑，貶竄到邊荒地區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絕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團聚。太尉為了斷絕她的盼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是當地負責的軍區司令官，派了兩個爪牙，乘著大雪之夜，到草料場中縱火。

這是一個毒計，如果把林沖燒死，固然達到目的。即令不能燒死，林沖焚毀了軍用物資，也逃不了軍事法庭死刑的處決。林沖在大火中死裡逃生，正要去司令部報告時，卻聽見兩個爪牙在興高采烈地談論這個陰謀。林沖把他們殺掉，然後發現自己「有國難奔，有家難投」，唯一的一條路是，到梁山泊當強盜。

——《水滸傳》跟《三國演義》，同是中國人最歡迎的文學作品，但《水滸傳》卻受到儒家系統的厭惡，因它暴露了中國不斷民變的內幕，太富於反抗精神。

《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確定籍貫和時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隸（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淮安市）人，生於十六世紀第一年（1500），死於1583年，活了84歲高齡。

《西遊記》也是民間流傳下來的故事，由吳承恩把它綜合成為一部巨著，描寫七世紀唐王朝高僧玄奘前往印度尋求佛教經典的故事（唐僧取經）。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個妖怪作為他的門徒。即猴精孫悟空、豬精豬八戒、水怪沙和尚，還有一匹由白龍變化而成的白馬。

孫悟空神通廣大，能力高強而心腸善良。豬八戒具有人類所有的弱點：自私懶惰、貪吃貪財、投機取巧、喜歡說讒言和挑撥是非。沙和尚則是平凡的鄉愿，既沒有特殊長處，也沒有特殊的短處。他們組成了一個奇異的武裝旅行團，從中國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災難，每次都因為玄奘或豬八戒的錯誤而發生，每次也都靠孫悟空鍥而不捨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險。

《西遊記》曾引起很多學者研究它的涵義，有人說是宣揚佛教，有人說是宣揚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說是描寫人物的善惡兩面，有人說是諷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說它只是吳承恩的遊戲之筆。我們感覺到應注意兩點：

第一，《西遊記》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屬虛構。八十一次災難，每一難有每一難的特色和情趣，從開始到結束，都不相同，這是一種豐富的想像力。

第二，《西遊記》是一部幽默作品。書中人物連篇累牘的對話和動作，都使人作會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無論他是理學派或陽明學派，所最缺少的東西。

這三部小說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歷時數百年，直到二十世紀都被愛好不衰。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書上的每一個人物和書上發生的每一個故事。對這些人物和故事，無不能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們認為說下面的話並不過分：

要想了解中國，在這三部小說中可找到寶貴的答案。三部小說在此後所發揮的力量和對中國人的影響，超過儒家系統的《四書》《五經》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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