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最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在1898年達到了巔峰

由於輿論完全掌握在士林手中，滿清最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其實是在1898年達到了巔峰。後面的庚子、辛亥，不過是多米諾骨牌的倒覆過程——1905年廢科舉，更是落井下石的災難。著史者每每訝異清亡之際，殉者如是之少，從清末對道統的破壞，也許可以找到一點說明。

近代之前的「士林」幾乎就是輿論界的全部，留給農工商三民的傳播工具幾乎只有「流言」一途。即使是流言，也必須通過御史的風聞奏事或文人的傳奇記異方得留存。輿論的傳播、價值的構建通過口碑（月旦）、交遊（青白眼）、記事（起居注）、著述等形式展開，維持著社會精神生活的某種平衡，也影響著政治決策與社會形態。

「士」在中國古代是一個既模糊亦清晰的群體。顧頡剛定義先秦之士為「低級的貴族」，在其後的一千多年中，士為四民之首，它以官僚、紳衿為主體，但也包括不仕的讀書人。漢代之後，士林面對社會，有著相對明晰整齊的價值系統，即所謂「道統」，與代表政權利益的「政統」構成或隱或顯的區隔。

明清士大夫

士林代表著道統，它的立場很固定。後人看那些前赴後繼與權力死磕的舉動，如「大禮議」之類，可能會覺得莫名其妙，但這種看似怪異的舉動，隱含的意義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價值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價值秩序。如果君不君父不父，則會帶來超越「亡國」的災難，即所謂「亡天下」。在陽儒陰法的政治格局中，無論過程包含著多少勾心鬥角陰詐權謀，價值秩序的合法性始終存在，並以士林評騭的形式加以顯示與鞏固。

當時光進入近代，政權的合法性屢屢受到挑戰，但士林本身的價值合法性卻巋然不動。晚清的清流運動，屢屢能夠參劾封疆權臣如曾國藩、李鴻章，依傍的並非另外的政治權力，而是道統賦予的價值合法性。即使權高如曾李，他們也是讀書人，同樣要在「清議」的權威之下低頭。戊戌變法前，康梁組織強學會，敢於公然拒絕李鴻章的捐款，依仗的也是道統的權威。彼時對強學會、對變法不以為然的讀書人，其實也很不少，但這種分歧是「器」層面上的。一旦六君子被朝服斬於市，則是在「道」的層面上侵犯了士林的價值合法性。變法與否，只關乎國事興廢，而用無合法性的殺戮則將政權推至道統的對面，則「天下」岌岌可危。一百年後，平面化的公民社會很難理解何以對道統的冒犯會在士林中產生如此大的震動。

戊戌六君子就義

由於輿論完全掌握在士林手中，滿清最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其實是在1898年達到了巔峰。後面的庚子、辛亥，不過是多米諾骨牌的倒覆過程——1905年廢科舉，更是落井下石的災難。著史者每每訝異清亡之際，殉者如是之少，從清末對道統的破壞，也許可以找到一點說明。

我們可以將當今的知識精英視為「士」的遺形物。雖然古代「士」的思想資源來自道統，近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思想資源來自西方，無論他們採用何種姿態面對公眾，是「民胞物與」還是「勞工神聖」，他們言說的「大眾」都是一個虛擬形象，而他們才是這一虛擬形象的救護者或代言人。

網路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這種格局。所謂「意見領袖」是不可能在傳統輿論格局中誕生的，正如民國被前清遺老詬病最烈的是「做官不講資格」，網路時代的意見領袖也沒有前網路時代那些話語權的種種取得資格。學歷、官階、單位、門第、地域，這些都變得可有可無，任何一個坐在鍵盤前的人都可能成為意見領袖。

兩者的區別或許可以簡單描述為：知識精英更依賴專業知識，他們的思路會更容易傾向於與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溝通，出發點更傾向於宏觀考量；而意見領袖主要訴諸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識與想像，更喜歡從個人本位出發。而且，後者比前者更注重表達的有效性，也不避諱表達的情緒化。前者更習慣建言獻策，後者更嫻於推動民意。

網路的聲音不等於民意，但誰也不能否認它比任何媒體都更接近民意。輿論網路化的結果顯示，這個時代的去精英化是如此的明顯，甚至是全社會的某種合謀。在2011年春節後的半個月內，無論是春晚導演回應「春晚不是辦給精英看的」，拒絕接受知識分子的批評；還是汪峰禁止旭日陽剛唱自己創作的《春天裡》，即使知名人士一面倒地支持汪峰，那些散亂的無名的對汪峰的猜疑與批評，仍然匯合成了不小的爭議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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