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潮麗：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
明
代
官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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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假
制
度
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既是當時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又是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明代官員的假期包括：例假、賜假、事假和病假。
官員的例假即法定的休息日，包括法定的假日和節日。法定的假日也稱為休沐。《明史·選舉志》載，庶吉士五日一休沐，假如他們要在休息日出行的話，還有太監和衛士隨從服侍。就明代的休假制度而言，庶吉士似乎是一個特權階層，除此之外，尚沒有史料能表明其他的階層也有五天一休沐的待遇。國子監的學生每月初一和十五休假，如《明史·選舉志》中所說，「惟朔望給假」。皇太子和諸王們同樣是朔望給假，其餘的時間都要堅持讀書寫字。明以前，有些朝代實行旬假制度，官員們十天休假一次。旬假制度對明代也有影響，《明會要》卷44記載，明宣宗曾仿照古制，在每年歲首的時候，許百官旬休。法定的節日也是國家規定的休息日。據萬曆《明會典》卷80「節假」條載，明代有元旦、冬至和元宵三大法定節日。元旦從初一開始，文武百官放假五天，冬至節從當日開始，放假三天。永樂七年（1409）春，成祖朱棣定元宵節從正月十一日開始，為期十天。元宵節放假的規定從此開始，並成為定製。法定的節日和假日里，官員們一般都要休息，特殊情形下，他們仍要辦公。比如明成祖朱棣定元宵節假十天，同時又規定遇外官進京考察的年份，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相關人員都不能休假。弘治三年（1490），全國處處災荒，明孝宗命文武百官修身反省，取消第二年元宵燈節，像這樣因為異常或災荒而取消元宵燈節的情況在明代多有發生。
皇帝賜假沒有定製，完全是一種優恤和恩寵。洪武年間，朱元璋體諒鎮守皇城城門的衛士日夜勞苦，准許那些父母俱病、家無餘丁的衛士們回家侍養，等父母病癒後仍進京鎮守城門。《皇明詔令》卷9記載，宣德年間，「寰宇肅清，時和歲豐」，宣宗曾五次在法定的節日之外賜假給文武大臣。兩次在冬至節三日假期外，賜假七天，共給假十天。三次在元宵節十日假期之外賜假，其中宣德九年（1434）元宵節假長達一個月。皇帝還經常賜假給一些得寵的大臣。張居正回鄉探母，返京後，萬曆皇帝對他百般慰勞，賜假十天讓他休息調整。張在朝廷的地位無人能及，因此所受恩寵也無人能及。
明代官員事假的範圍很廣泛，省親、祭祖、遷葬、治親生父母喪、送老親、送幼子以及完婚等都可作為事假的事由。通過萬曆《明會典》卷5「給假」條可看出，明代的事假制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有一個不斷演變發展的過程。
請假手續：洪武年間，內外官吏欲請假省親遷葬的，都要自行備文上奏，由皇帝定奪。此後的兩百多年間，明代官員請事假的手續基本如此。到隆慶五年（1571），南北兩京請事假省親、送子、遷葬的官員，改由本衙門的掌印官「勘實代奏」，方能准假。隨後又規定在掌印官中無人代奏的情況下，准許官員自行上奏。在此之後，請假手續再無大的更改。
資歷限定：明初，官員請事假並不注重資歷。宣德元年（1426），規定外官九年考滿到部聽選的，可以請假省親遷葬，升遷就任新的官職以後即不許，官員請事假開始有了資歷的限定。成化年間，對官員的事假資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官離家十年的方許省祭；兩京文職官員中離家六年的，准請假省親。嘉靖後期，對官員請假遷葬也提出了須在三年考滿之後的資歷要求。
事假期限及違限處罰：明初，對官員請事假的期限以及違限的處罰並沒有統一而具體的規定，官員得到皇帝准假後，由吏部根據路程遠近來限定時間，違限日久不回的官員，送官府審問。到弘治年間，對官員的事假期限及違限的處罰有了具體規定：兩京給假回鄉省祭的官員，除往返路程外，准許在家兩個月。違限一年以上，停俸五個月，一年半以上，送交官府審問。「官吏監生妻故，送幼子還鄉」，經查實後，許在家兩個月，違限半年以上的，送官府審問。嘉靖時議准，遷葬官員違限三年以上者革職。
丁憂：文武百官請假為父母守喪，稱丁憂。丁憂不同於其他事假，一般沒有附帶條件，也沒有資歷的限定。丁憂的期限達二十七個月，不計閏月。有些官員父母去世，但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接替他的工作，皇帝就會「奪情」，特批他在任守制。但奪情是違背封建禮教的，因此常常會引起非議。萬曆《明會典》卷11「丁憂」條專門記載了丁憂的種種規定。
明代官員的病假制度分類之細緻、手續之繁瑣、防範之嚴密都是前所未有的，萬曆《明會典》卷13「事故」條對此有詳細敘述。首先，針對不同的職務和職位做了細緻的分類。明政府對京官、御史、五城兵馬司官員、進士、外官等分別實行不同的規範，他們所享有的病假權利也是完全不同的。
京官：明政府在建立之初，就明確了京官患病休假的權利，京官患病經查實之後，一般都能准假。
御史：明初舊例，在京的各衙門官員患病，都可以回原籍調治。天順初，英宗下旨：今後御史再不許養病、省親。此後，其他官員生病可以回鄉休養，御史患病的，只能留在京師自行請醫調治，不能請假回家養病，他們的病假權利基本被剝奪了。御史在京任職，大多沒有親人跟隨，患病之後無人請醫送葯，不少人因而病死。到成化年間，情況越發嚴重，湖廣道監察御史李麟、龔謙，河南道御史伍驥，都因患病不能回鄉，或者缺少醫藥費用，或者無親人照料，導致身亡。成化初，政府終於允許御史患病可以還籍調理，但只限於「久病」之人，御史病假權利只是部分地得到恢復。
五城兵馬司官員：按舊例，五城兵馬司官員患病，只准退休，不許請假。到隆慶五年（1571），准五城兵馬司官員養病，此時明王朝已建立二百多年了。
進士：進士患病，弘治時令在京調理，兩個月後仍不愈，經太醫院診斷後，由各辦事衙門官員會同辦事進士和醫士提供擔保，許請假回鄉調理。萬曆初，令患病進士在京調理三月，如果真病，由各辦事衙門掌印官親自驗實，才能准假。
外官：外官患病請假的權利有如曇花一現。洪武間令在外大小官員不許養病。成化六年（1470），奏准外官稱老病的，只能辭職。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准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養。萬曆三年（1575）再次規定，外官有病的照舊例辭職，外官患病休假的權利前後只維持了三十年。
其次，請病假的手續十分繁瑣。明代官員請病假的手續有三個重要步驟，即上奏、查驗和保結。患病官員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請休病假，然後由有關部門核實病情，有時是先查實病情，後向皇帝上奏，有的還要由同鄉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擔保。當然不同的人員請病假的手續也有所不同。
京官告病：嘉靖年間規定由吏部查驗核實，隆慶時改為先呈送本衙門掌印官，經查勘屬實後，由同鄉和同僚官共同擔保，方准上奏。
各邊督撫、兵備等官患病：不許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轉奏。
御史養病：御史養病的權利於成化年間得到認可，到嘉靖年間，其請假手續多次反覆。先是，巡按並別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許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員具實奏聞。後又規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須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撫官員代奏的不準假。不久又改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撫或巡按官員代奏的，仍然准許回籍調理。萬曆時令巡按御史養病，由巡撫官代奏的，必須由都察院查勘屬實後，方准上奏。
最後，嚴厲禁止官員詐病混假和病癒不赴任。明代官員常常以休病假為借口，企圖獲得較高的職位或是逃避不願就任的職務。《典故紀聞》卷17記載，嘉靖初有人指出，讀書人多沽名釣譽，以退為進，「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都是為「異日拔擢計」，並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針對這種現象，明政府從事先預防和事後處罰兩個方面採取了強硬的措施。
事先預防：成化初奏准內外文武官員患病三個月以上，即日停發俸糧，等復職之後才能繼續領取。萬曆年間，明政府又規定京官請病假次數達到三次，就只許告休，不再准假。雖然對那些確屬久病不愈的官員，以上措施難免不公，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減少了借病混假、不辦理公務的現象。
事後處罰：即使政府嚴厲禁止，官員借病混假的行為仍然無法杜絕，因此事後處罰的規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間，官員借病混假的現象特別嚴重，明世宗不得不親自過問，處罰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員凡是借故養親、養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願就職，都要革去職位，不許起用。後來乾脆實行追問連帶責任的辦法，京官託故詐病，和病癒不肯赴任的，連同當初提供擔保的官員，都要罷職。除京官外，各處御史患病請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慶時又規定，各邊督撫、兵備等官託病避難的，由該科和巡按御史參奏處治。
綜上所述，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備，特別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員的權利，同時也有效地減少了不法行為的發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02年第8期「文化史知識」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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