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京「老城復興」的 7 個問題，以及「房間里的大象」

創意 10-01

大柵欄勸業場的一場論壇

9 月 25 日的北京大柵欄勸業場中庭，立著一塊黃曆似的背板。右上角是個兔兒爺，右下角是碩大的九個字「老城復興的中國之道」，這些字的斜上方還有句口號「未來的城市，更新的美好」。

這九個字是這一整天的講座主題。 2017 年的北京設計周，規模比去年翻倍，官方宣布全城共有 42 個分會場參與，包括大柵欄、白塔寺、什剎海、朝陽門、751 DPark……幾乎每個會場都開設了論壇討論「老城復興」的命題。

北京設計周魚龍混雜，大柵欄是個參展質量相對有保障的地方——這裡的楊梅竹斜街等地塊早在 2011 年就開始了「微循環有機更新」的軟性規劃，也就是避免南鑼鼓巷和前門「假文物」式的生硬改造，在遷出一部分居民之後，依靠設計師和專業機構讓老城區逐漸活躍起來。因為資源豐富，這裡也是北京設計周 7 年前開幕時的主場。

不過這場「老城復興的中國之道」論壇，卻像一個政府工作內部培訓班。這一天，上下午共 12 場，上午參與人數大約七八十人，下午不過十幾個。參與者除了西城區政府領導、西城區政府下屬國有房地產公司廣安控股領導之外，大多是街道辦事處的負責人或者論壇的工作人員。原本應該與會的媒體被帶去參觀導覽。下午開場時，由於觀眾稀稀拉拉，「大柵欄更新計劃」負責人賈蓉不得不打電話讓同事叫人來撐撐場面。

人們措辭謹慎，不少人發言都會帶上「習主席說過」這類的字句。十幾位演講者試圖探討北京這個城市未來可能的規劃方向，一個宜居城市合理的規劃邏輯，以及，應該把北京當下的變化放在多長的歷史維度里去觀察它——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副院長王昀看起來挺樂觀，「我們今天的這點小變化，20 年、30 年這點小變化，在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這個歷史長河當中，能不能數得上我還不知道。我個人還是一個積極的態度，我們應該把眼光著眼於現實。」

王昀的講話自有其語境——不過，至少 2017 年這一年，對生活在北京（以及上海）的不少普通人來說，「這點小變化」意味著生活徹底調整重來，也意味著城區面貌的顯著改變。

被稱為「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三年專項行動大刀闊斧地推進，封堵「開牆打洞」的行動讓不少衚衕、街巷的店鋪都被紅磚砌死。在北京，每個月，你都能在媒體報道中看到各區關於封堵的最新進展：2 月 9 日，東城城管開始對東四十一條 14 處違建和 9 處「開牆打洞」商戶進行拆除和封堵；2 月 14 日，北京西城區金融街街道在新文化街啟動封堵「開牆打洞」行動，76 戶沿街門臉得到整治；3 月，東城區安定門街道對方家衚衕內的 90 處「開牆打洞」也開始了集中整治……

「老城復興的中國之道」論壇上，沒有人直接評論「疏解整治促提升」三年專項行動，也沒有人提及封堵「開牆打洞」。

9 月 27 日，被簡稱為「北京新總規」的《北京總體規劃（2016 年 - 2035 年）》正式獲批。這份文件一個更為準確的稱呼應該是《首都總體規劃》——它再次強調北京作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並且提出到 2020 年前要將「北京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 2300 萬人以內，2020 年以後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與上一版規劃相比，這份新規劃中最顯眼的關鍵詞之一是「疏解」：「疏解非首都功能，騰籠換鳥」。

「老城復興的中國之道」每 3 個演講之後便設有一場對談。在論壇每一場對談的最後，主持人賈蓉都會宣布進入問答環節。不過，從來沒有人提問。

所謂「房間里的大象」，就是「對於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集體保持沉默」，又稱「合謀性沉默」。

老城為什麼衰落？

2015 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關閉了旗下所有實體交易大廳，穿著馬甲的交易員們跑來跑去、互相嘶喊的交易場景一去不復返。在曾因住滿基金經理而勃勃興起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鎮，房價從數千萬美元跌至數百萬，但仍無人問津。基金經理被網路高頻自動交易所代替，賴之生存的小鎮也就此淪為鬼城。

這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周榕在論壇現場舉的一個例子。他想藉此描述一種「雙衰格局」：當城市不再作為文明的組織樞紐，衰落的不僅僅是老城，新城也一樣，而且還會更快。

格林威治

周榕認為，城市是人類最早發明的互聯網，以高密度的人際空間為單位。它使得更大規模的人群可以相互協作，讓文明的複雜程度能夠大幅度提升。在過去的三次技術革命中，城市思維始終是跟著技術走的，而現代城市這個新物種跟老城之間的戰爭，實質上是空間組織效率和認知效率的戰爭。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老城的空間結構遠遠不如通過理性規划出來的、以交通的順暢連接為代表的城市互聯效率。認知效率也是一樣：我們今天都在談千城一面對人類起到多大的推動作用。你在北京學到的經驗到紐約、到任何城市仍然適用，這也就是我們的簡化協議。在簡化的基礎上我們才得以順暢地接入全球化城市網路，這不是問題。

但老城不行。你在北京舊城得到經驗，到巴塞羅那可能就不適用，在羅納舊城也不適用。因為舊城的組織是特別當地化的，沒有一個理解和認知協議，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老城的衰落不可避免。」

「但現在我們碰到的問題是，當互聯網出現之後，人類文明出現大規模的空間遷徙，從城市作為文明組織的樞紐，遷移到互聯網的虛擬空間裡面。所以你們會逐漸發現，這個城市不再作為文明的組織樞紐。這很可怕，是幾千年里都沒有碰到的事。人民廣場沒有人了、城市博物館沒有人了，大量的實體商業倒閉。我前年在北京二環和三環中間做過一個調查，大量的實體空間處在非常荒涼的狀態，沒有人去買東西，沒有人在城市中活動。

我們今天談老城復興，我們談的不是老城絕對的復興，因為絕對的復興很困難，你必須把它和我們互聯網時代的所有硅基（cyber-based，即虛擬）以及碳基（carbon-based，即實體）放在一起去看，看老城能不能在某種程度上扮演著這個文明組織的新的一種樞紐。它可能不是主流樞紐，而是在邊緣性的組織更新。

在很大程度上，老城復興是相對於新城而言，也就是那個著名的笑話——兩個人碰到熊，其中一人換跑鞋。一方問，你為什麼換？你跑得再快也跑不過熊。另一方答，我只要跑過你就可以了。」

老城，實際上是無數個碎片的合體？

互聯網帶來的一個有趣變化是，它改變了傳統的城市思維。

周榕解釋說：「我們傳統的城市思維是基於實體空間的，所以城市規劃也好、城市引導也好，都習慣用空間作為治理城市問題的基本工具。但是你知道空間這個工具是很不好用的，因為它具有唯一性。」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當你走在一個百萬人遊行隊伍中，你是被一個大的集體緊緊束縛在裡面，所以難以避免就會出現集體對於個體巨大的個性壓抑。為什麼現代年輕人完全不喜歡集體主義？我們今天出現微信群、QQ 群，變成虛擬的群體，這時集體壓抑你的力量就會消亡、泯滅掉，所帶來的信息還有情感等各種各樣的優勢就會出現，所以這個時候問題就會發生逆轉。」

今年大柵欄楊梅竹斜街中的一個展點《軟組織，衚衕中的即時健身系統》，圖片來自」大柵欄「公眾號

「老城最大的資源對於新城來說是什麼？新城是烏托邦的規劃思想，要求城市是統一整體；但是到了老城，城市規劃和管理部門會網開一面，因為已經是既成事實，所以允許你進行碎片化的改造。

碎片化在城市化進程中本來是特別差的一件事，但是有了互聯網，它反而成為一種優勢，這是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在北京開一家咖啡館或者餐廳，你會選擇什麼地方？你一定會選擇主幹道邊上，甚至兩條主幹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因為空間是主幹的角色，你放在中間讓更多人認識、然後來消費你。但是現在北京的咖啡館不會在主幹道，一定會藏在某個衚衕的深處，某個大院的七拐八拐的地方，但是你仍然可以找到。為什麼？因為城市把它認知的智能讓渡給互聯網，你可以用大眾點評，可以用微信推送。所以你一旦發現認知和功能這個二元使命分離之後，事就好辦了。

我覺得老城的當代活力一定存在於城市碎片裡頭。我們的目光焦點也不要放在一個統一的老城概念上，要放在這些非常細微的這些具體的吸引力的這個點位上，這個才是在這個時代老城應該有的道路。

關於認知切換，我們完全可以把老城的承載記憶的這部分功能，外包給互聯網，外包給一些新的技術。比如說增強現實技術，對吧，至少我們不需要去偽造一個新的實體去承載這個記憶。我們當然要保留老的這種文物建築，這樣一些遺產。但是我沒有必要新造，像前門大街、琉璃廠這些都是假古董，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改造後的三里河，圖片來自住建部

都市實踐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合伙人孟岩過去幾年和北京市東城區政府合作，針對 500 多個衚衕提出了 500 多套改革方案。他的觀點和周榕類似，認為改造後的社區應該是遵循「高像素、高解析度」的改法，從細處一點點調整。

「大柵欄的這種發展模式，我覺得它最大的智慧是對自己不自信，對自己乾的這件事不太確定是不是 OK，始終處於自我懷疑（的狀態）。過去這幾年每次設計周也都會進步，但是它永遠處在進行時的狀態。如果有一天真的有自信了，終於找到一條中國城市復興的道路，我反倒覺得有點懸了。

東區很大程度上拆太多，包括對三里河的改造。這件事你攔也攔不住，我當時最大的疑問是就是為什麼花這麼大的代價，一定要以幾十個四合院的代價挖出一條河。

美不美呢，美，但是進入大清之前這個河就沒了，這就是有點怪，為了一條不著邊際的事就規劃恢復原狀。那你是恢復到元朝還是宋朝為止？所以我覺得還是一點點試，不做大的動作，也不會犯更大的錯誤。你縱觀中國的這個城市，但凡如果還有一點地方讓你覺得這個城市還能待，它一般都是像素高、像素點小。

像北京三里屯，不是說這個地比其他的地好多好，是因為其他的地太差了，這個地還能活，僅僅它的尺度基本正確而已。因為好多都拆光了，最後就剩這個。」

要不要恢復老城？恢復多老的城？

北京規劃院的副院長馬良偉臨上場前改了演講題目，去掉了《新總規下的北京老城的發展和復興》前的那個前綴「新總規」。

「為什麼改這個題目呢？老城整體保護的 10 個重點，在 80 年代的總規裡面就已經提出來，到現在也還是這 10 個重點。我從事這個工作大概 30 多年，經歷兩屆市政府，兩屆都提出一個口號『我們要在 5 年之內把北京的危舊房全部改造完』——老城在當時領導的概念里就是危機房。

還好兩屆政府都沒有完成這個任務，我覺得幸虧沒有完成。這個認識的歷史階段不一樣，那個時候沒有這麼重視四合院、衚衕，只想著把它拆掉蓋樓，讓老百姓住上樓房。

回想一下，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在『發展』這個口號下進行的。後來過了 10 年、20 年之後，我們發現後悔了，有些事情好像不應該去辦。」

」身體記憶「在大柵欄茶兒衚衕的門店，圖片來自「大柵欄」公眾號

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副院長王昀帶著自己團隊參與了對衚衕院落的研究。在後來的座談環節中，他談起「老城復興的中國智慧」，表示，「我們就應該面對現實」。

「我們總是要推出某種記憶的東西。那麼這個記憶回到什麼地方？這個事情確實是不同時代的人完全不一樣。你比如說我們大柵欄這個地方，或者說北京現在這種狀態，可能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講，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小時候生活的場景，特別是玄武門那一帶，基本上就看不到以前的狀態了，全都拆光了。

可是我在想，對於面對蓋起來的這個玄武門的狀態這一代的年輕人，他看這個鄉愁的時候，他看那個他家這個環境的時候，一定會認為這是他小時候生活過的環境。如果你把那個玄武門拆了，現在是拆了，恢復到我們小時候的那個狀態，我們高興了，但年輕人會問你們為什麼要拆？你說我恢復了我那個時代的東西，年輕人會說不是，你把我的夢給拆了。所以拆夢這件事，最好不要做，因為你每一個舉動，你恢復了你的夢，就把別人的夢給拆了。

我們就應該面對現實，在緩慢的過程中解決問題。如果要說中國智慧，那就是用大歷史觀來就看世界。那我們今天的這點小變化，20 年、30 年這點小變化，在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這個歷史長河當中，能不能數得上我還不知道。我個人還是一個積極的態度，我們應該把眼光著眼於現實。」

表達同樣觀點的還有周榕。

「空間不堪承受之重。我講到虛擬慾望和實體慾望，我們對老城的預期也是這兩點。實體的是希望它復興，有很好的功能和運轉系統，虛擬的是希望它能夠承擔我們人類文明的記憶，雖然這些記憶可能一個都沒有。

對於老城這樣的一個虛擬慾望，以前被迫讓它用實體來承擔，所以才會出現什麼前門大街——被迫用實體去模仿，大概是清末明初幻想出來的，然後用大量的實體資源滿足我們承載記憶。那麼承載記憶就變成老城發展的一個巨大桎梏，因為你承載記憶以後，這個記憶就報復你。只有切斷它跟現實之間的隔絕度，這個鴻溝越寬，它的記憶才越真實。」

誰的城市，誰的遺產，誰來發揮核心作用？

數位演講者均提到」公眾參與「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性。

北京規劃院副院長馬良偉把這看成是城市更新精細化管理的一種工作方法。「一般會有兩種想法，一種是覺得這個城市是我的，我把城市規劃好了，我給你提供房子，提供就業崗位，你來住、來工作就可以了，你沒有必要對我原先的規劃說三道四；另一種是覺得，城市本來就是老百姓的，我委託你來做規劃。」

前 10 年左右我們就開始搞公眾參與，那個時候還是半推半就的，從政府層面來說還有點施捨的感覺。5 年前我就反對這些觀點，跟政府開會的時候就說，我反正不太贊同，本來這個城市就是人民的。《琅琊榜》里有句台詞：『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你梁王的天下』。道理這個話誰都會說，決定要不要搞公眾參與，最根本上的是法理上的決定因素，不是政府的施捨，而是政府你必須要完成的任務。

東城區朝陽門街道今年設計周的一個口號，是『為眾設計』。為人民設計，與人民共同來設計，由人民自己來設計。我覺得這個口號，對所謂精英在社會當中發揮的作用，是一個小小的質疑。我們這個社會裡面基本上靠精英、政府和所謂的專家學者。但是精英的作用，到底能夠有多大的作用？我覺得不全部否定精英的作用，但是我覺得也應該重視一下，老百姓底層的一些思想。」

751 DPark 國際設計節中的裝置之一「摺疊城市」，圖片來自 751 DPark 國際設計節

去年，鼓浪嶼和大柵欄一起被列入住建部、國家文物局對外公布的第一批「中國歷史文化街區」。負責主導鼓浪嶼申遺工作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中國古迹遺址保護協會副主任呂舟，也因此受邀發言，陳述的觀點和馬良偉類似——過去，遺產申報關注的是建築的價值、歷史的價值，但現在，它更強調自己是一個由居民組成的社區，是一個活態的遺產。

「以前我們在保護當中，可能我們是大政府，習慣政府來包辦一切，居民好像發言權很少，但是在鼓浪嶼這裡是行不通的。講鼓浪嶼的傳統和文化，鼓浪嶼就是有極其強大的社區力量的。所以我們講的是圍繞社區體系，政府只起引導的作用，很多的事情需要社區來決定，社區來推動。

鼓浪嶼申遺的過程當中，我們從 08 年 09 年開始介入這個項目。當時鼓浪嶼的居民甚至廈門的居民，對鼓浪嶼有一種深深的痛惜。他們覺得隨著時代發展，鼓浪嶼沒有變得越來越好，反而變得越來越差，越來越糟。而申遺最關鍵的收穫，是讓鼓浪嶼經營自己的文化自覺，感受到自己文化的力量、文化的魅力，他們才能真正珍惜它，才能喚起它今天的文化自豪。

講城市保護，我們過去講古城風貌，今天講設計講規劃。但是我想所有的一切其實回到根本，都是在為了人。沒有人，沒有社區，就沒有文化。即使我們保留了這些建築，即使我們保留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新的建築，但是你看到的仍然只是一個物，沒有生活，沒有文化。」

為什麼「舊城改造"不算是一個好詞？

我們在之前的報道中提到過茅明睿、他 1 年前成立的城市象限（UrbanXYZ）公司，以及這家公司如何通過研究人的行為，用大數據來開展城市治理，試圖去影響城市的管理者。

今年，茅明睿和他的團隊也在大柵欄的楊梅竹斜街設立一個小展館，記錄楊梅築斜街行人的行為數據。數據顯示，496 米長楊梅築斜街，每個訪客會停留 45 分鐘，主要的停留和拍照行為集中在前 300 米，購物行為在中間 200 米到 300 米之間。茅明睿認為，這些數據從側面表現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些有趣變化。

楊梅竹斜街，圖片來自「大柵欄」公眾號

「我們過去所秉承的理念叫做舊城改造。其核心要素就是空間怎麼產生資金，資金怎麼去改造空間，以及通過空間的改造和變現來實現資金去購買服務，以及空間承載度。遵循這樣的邏輯，過去在改造時為了資金的平衡，我們必須要提升容積率（即地上總建築面積與用地面積的比率），我們要把低的平房改成樓房。

但是現在楊梅築斜街的模式叫微更新，增加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內容。它不再依託空間變現，而是依託內容變現，空間的價值主要是用承載內容。一方面通過內容變現獲得資金，通過資金孵化內容，通過內容產生影響力和服務，通過影響力去招募內容。而內容相伴的就是影響力。

互聯網改變了每個人，城市生活要如何跟上這個變化？

龍元 2000 年前後在日本名古屋大學讀博士，研究社區營造，現在是華僑大學建築學院院長。2002 年回國時，他發現完全沒法跟同行交流，因為那時候沒有社區的概念，只有行政概念。

但現在，即便是「社區營造」這個概念誕生的日本，社會系統、家庭結構和社會空間也都在發生變化。龍華舉出的例子是 1983 年日本電視劇《家族遊戲》中的一個經典場景：一家 5 口人吃飯並排坐在一條長桌上吃飯，而不像過去那樣圍著圓桌或者方桌面對面交流。

1983 版《家族遊戲》中一家人並坐吃飯的場景，圖片來自豆瓣

「過去傳統上我們其實財產是分開的，但是我們的人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們叫人聚財分，房子是一個一個一樣，但是人在一起，是結在一起。

我們今天是財聚，30 個家庭疊在 100 平米上，但是人是分開的。現代社會把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分解成一個功能單一的零件，然後就像組裝機器一樣把它重組拼貼起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關係性被切斷，所有的分享消失；土地和時間被徹底細分化、私有化，空間被商品化；傳統地緣共同體被打破，家族和家庭的職責弱化。社會進入個體時代，從大家庭到小家庭，或者我們叫做互聯網家族。越來越多家庭的責任好像慢慢被虛化。在日本，這被稱作是無緣社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建築也變成個體時代，城市也是如此，也變得封閉。在大都市，標準家庭的佔比已經降到 30%以下，也就是說一大半都是一個人的家族，或者帶孩子不結婚的、單親的家庭等等。」

標準營造改造設計的「微雜院」，圖片來自北京坊

「新的努力是針對個體社會，營造社會緣的場所，提倡共同生活意識回歸。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個案例，是在老街區里把一個樓房改造成三層的綜合體，最上面是居住區，中間是小的工作空間，一層是食堂。食堂的廚師由社區來指派的，居民也可以自己做。居民跟業主每個月還會開 1 到 2 次會議，討論食堂擺設的變化。

所以說，老城復興其實也是結緣與再結緣的過程。再結緣不是回到傳統，是一種弱連接，尊重個體的獨立性、選擇、差異和權利，在個體主導的多樣性基礎上尋求社區的共識。沒有所謂的大眾，只有眾多的小眾。商業空間促使人們消費，但卻無法結緣，這就需要小民小業者的開發、小空間的微改造、傳統商家的教育及轉型、露天集市和街頭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