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國救難被稱「英勇僧侶」，遭日本忌恨被捕入獄，他一生備受尊重

文｜ 解宏乾

20世紀50年代，位於上海市寶山區西南部的大場老鎮，曾被闢為全市的佛教公墓區。但由於世事變遷，原佛教公墓區早已不復存在，這裡建起了工廠及居民區。2008年8月，原工廠進行改造，圍牆被拆除後，被廠房的圍牆圈起來的圓瑛大師紀念塔重見天日，讓人們再次回憶起這位曾經浴血奮戰，在戰場率領眾僧侶救護抗日戰士的高僧。

由於身處亂世，圓瑛大師一生都在為爭取和平保衛和平而奮鬥。身為中國佛教會會長的他，代表中國佛教會致書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為主義，貴國號稱信奉佛教，則對國際間，應實施慈悲平等主義，而造成東亞和世界之和平。」他希望日本佛教徒，本著釋迦牟尼的慈悲救世主義，「各出廣長舌相，共奮無畏之精神，喚醒全國民眾，條陳貴國政府，制止在華軍閥之暴行，遵守國聯之議案，即日撤退。免喪兩國之邦交，免遭各國之公憤，免壞東亞及世界之和平」。1932年2月，圓瑛又通告全國各寺廟、各佛教團體啟建護國法會，旨在喚起全國佛教徒奮起抗日。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圓瑛立刻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由他親任團長，並緊急通知京（南京）滬地區各寺廟派出200多名年輕僧眾，往上海玉佛寺報到，成立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第一京滬僧侶救護隊，由弟子宏明任隊長，在該寺集訓。隨後，第二漢口僧侶救護隊、第三寧波僧侶救護隊相繼成立。淞滬戰爭持續三月，僧侶救護隊深入前線，穿梭於槍林彈雨之中，救死扶傷，護送難民。本為不染血腥的清靜之地的寺廟，也闢為收容戰地傷兵的佛教醫院和接納難民的佛教收容所。

圓瑛大師在上海淪陷後，又與弟子明暘先後兩次趕赴南洋各地籌募經費、支援抗戰和救濟事業。他們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怡保、馬六甲等地，勸導華僑籌組「華僑籌款救國委員會」。同時利用講經說法的機會，作抗日救國的宣傳，發動海外同胞踴躍捐獻，提出「一元錢救國難運動」，募捐到十餘萬元，所得之款全部匯交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以作救國救難之用。

1939年夏，圓瑛從南洋回到上海。卻不料他募款抗日的事情被日軍得知，同時日本人勸他出任所謂的中日佛教會會長，圓瑛大師嚴詞拒絕。日本人惱羞成怒，1939年農曆九月初一，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的圓瑛和弟子明暘法師，以抗日的「罪名」遭日本淞滬憲兵隊逮捕，並押解往南京日本憲兵總部。

1937年12月圓瑛法師前往南洋賑災募款

在獄中，圓瑛受到嚴刑審訊和利誘，乃從容陳辯，義正詞嚴。明暘法師回憶道：「憲兵們面目猙獰，虎視眈眈……夜闌人靜，萬籟俱寂時刻，日本憲兵就對先師進行嚴刑審訊，態度野蠻，幾瀕於危。師以從容陳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堅持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民族氣節。」圓瑛大師威武不屈，在嚴刑審訊面前仍做道場，連打三個「凈七」，並以絕食與日寇做鬥爭。

圓瑛大師被捕的消息引起了民眾的公憤。1939年11月，日寇釋放了圓瑛師徒二人。圓瑛大師出獄後，致函福州鼓山湧泉寺辭去方丈之職，走上了更為堅毅的抗日之路。

圓瑛一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1942年，在圓明講堂舉辦了圓明楞嚴專宗學院、上海圓明佛學院、圓明法施會，刊印圓瑛法師所著《楞嚴經講義》等20餘種經書，並設蓮池念佛會，培植僧才，使圓明講堂盛極一時。他在給北平中國佛教學院師生贈言中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教徒有責。」

曹王禪寺內的圓瑛大師紀念塔

1953年，圓瑛大師圓寂後，其肉身安葬於寧波天童寺。同年，由趙朴初等人提議，中國佛教協會在大場公墓修建了圓瑛大師的紀念塔。圓瑛大師紀念塔，是一座八面形的指發塔，系用水泥澆鑄而成。由於長年嵌於水泥牆內，加上風雨侵蝕，現已殘破不堪。塔高約2.5米，底座為蓮花座，上面分為三層，上層為塔頂（已殘），中、下層分別用鋼筋固定，形成分隔的八個平面。在下層八個平面中，正面刻有「圓瑛大師紀念塔」七個大字。其餘從左到右七個平面，鐫刻著大師弟子明暘撰寫的《圓公師尊略傳》。

這座紀念塔，現在已被請到嘉定區徐行鎮曹王禪寺內，準備修復之後，奉安於此，供人們憑弔與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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